地下党赴台盗绝密情报遭捕杀 家属2002年向台索赔遭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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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5日 08:33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黄加佳
核心提示：不出预料，基金会驳回了他们的申请。刘玉平说：“这个补偿条例有一个规定：‘罪大恶极的共匪不予赔偿’。他们把我父亲归到这里面了。”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4年3月11日第17、20版，作者：黄加佳，原题：《寻找父亲》
2014年2月4日，正月初五。
北京金融街附近行人稀疏，鞭炮声此起彼伏。金宸国际公寓门口，不时有来人询问“刘光典烈士追思会”在哪里？按照习俗，“破五”这天人们本该早早回家吃饺子，可受邀前来参加追思会的来宾却一个不少。
1959年2月4日，前往台湾执行任务的刘光典，被国民党杀害于台北马场町，距今已经55年了。55年来，他的名字不为人知，他的故事湮没不闻，他的追思会也是第一次举行。举办这场追思会的是刘光典的三个子女——刘玉芳、刘玉胜、刘玉平。在他们的人生中，父亲一直是个朦胧的背影。他去哪儿了？做了些什么？他牺牲了吗？为了寻找答案，刘氏姐弟展开了一场历时几十载、跨越海峡两岸的追寻。在还原那段残酷历史的同时，他们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爸爸哪儿去了？”
四五岁时，看见别人都有爸爸，自己却没有，刘玉平曾好奇地问妈妈：“爸爸哪儿去了？”面对儿子的追问，妈妈含糊地回答：“等全国都解放了，你爸爸就回来了。”当时，年幼的刘玉平还不能领会，妈妈口中的“全国解放”指的是“台湾”。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父亲刘光典突然离开了家。大姐刘玉芳记得，1950年父亲从长沙寄来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时间会比较长，事情结束马上就回家。这是刘光典与家人的最后一次联络，此后便音讯皆无。
刘光典去哪儿了，去干什么？家人一无所知。刘玉芳记得，小时候他们家门口挂着一个蓝色的铜牌，上面写着“干属”。年幼的她，当时并不理解这两个字的含义。前些年，为了弄清父亲的经历，刘玉平曾到原来他家所在地的派出所查档案。“档案上没提我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只写着‘常驻上海’。生活来源一栏写着：政府补贴。”刘玉平说。虽然刘光典的去向是保密的，但从小刘家姐弟隐约知道父亲被派去了台湾。
父亲离家的头几年，组织上对刘家照顾得很好。母亲王素莲有心脏病不能工作，组织上每个月都派专人给他们送生活费。过年过节，叔叔阿姨还会带着几个孩子出去玩。刘玉平记得，有一次一个叔叔带他们在北海公园吃饭，给他喝了半杯香槟酒。小刘玉平以为是果汁，竟然喝醉了。
可是，到了1954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先是从钱粮胡同搬到了条件不太好的王大人胡同。尔后，常来家里的叔叔们也不怎么露面了。刘玉平记得，从那以后母亲整日忧心忡忡，身体一落千丈。1955年10月，他们年仅32岁的母亲撒手人寰。当时，刘玉芳12岁，刘玉胜10岁，最小的刘玉平才7岁。不过，比成为孤儿更为可怕的是敌人制造了离间计，散布：刘光典叛变了。
“当时，组织上也不确定我父亲是不是真叛变了，所以定性为‘失联’（即失去联系），但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心理压力还是很大。”刘玉平说。父亲在哪儿，他真的叛变了吗？这些问题像大石头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降至冰点。正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刘玉平，更有黑云压城之感。此时的刘玉平更迫切地想知道父亲的下落，他用刚刚架好的军线给父亲的单位打了一个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我爸爸的消息。”刘玉平说。负责联系他们的那位叔叔对刘玉平说：“有了新情况，组织上会尽快告诉你们。”然而，此后的20年，父亲依然音讯全无。
一份名单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88年。
前一年，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海峡两岸的接触也渐渐多起来。1988年春节前后，在北京市政协工作的刘玉芳得到一个消息。据说，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后被派往台湾，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且坐了十几年牢的老地下工作者回到大陆。同时，他还带回了一份多达百人的牺牲名单。
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刘玉芳和刘玉平辗转找到了有关部门。姐弟俩终于见到那份名单。名单中都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刘光典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三十多年来，刘家姐弟第一次得到父亲的确切消息。虽然他们对父亲的牺牲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这份名单，仍不禁黯然神伤。父亲终于有了下落，可此时他们早已阴阳两隔。
1991年前后，刘光典所在单位为刘光典落实了政策，并做出正式的政治结论，认为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值得后人永远怀念。”民政部门也为刘光典补办了“烈士证”。刘家姐弟为父亲买了一个骨灰盒，将他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然而，骨灰盒里既没有父亲的骨灰，也没有遗物，只是一个空盒。
虽然父亲的下落找到了，政策也落实了，但对刘玉平来说，这还远远不够。那份名单上，关于刘光典只有短短几个字：“刘光典，旅顺人。”他去台湾执行什么任务？他是怎么被捕，又是怎么牺牲的？全都没有记载。“在台湾那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能搜集到这么多牺牲同志的名字，并把它带回大陆，真是很不容易。”刘玉平感慨。不过，作为儿子，他还想知道更多。从此，他便更加留意收集中共地下党在台湾斗争的情况。
功夫不负苦心人。1992年，刘玉平得知李敖出版发行了一套名为《安全局机密文件汇编》的书。据说这部书的原始资料，来自曾任职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长的谷正文。谷正文在岛内有“活阎王”之称，曾参与策划过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由他提供的资料，则更显权威性。这部书分上下两册，汇编了1949年至1960年十几年中，国民党在台湾镇压、残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的164个案件，皇皇50余万字。
刘玉平发现，书中涉及父亲的案件有好几处。其中《匪东北局社会部潜台匪干王耀东等叛乱案》中记载得最为详细。书中写道，王耀东是刘光典来台的联络人。刘光典两次来台都与他接洽。王耀东的职责是搜集情报，刘光典负责把这些情报传递回去。1950年2月，刘光典的上线洪国式被捕，刘光典身份暴露，身为台湾人的王耀东将他掩藏起来。几个月后王耀东也因为另一中共地下组织被破获而暴露，从此王刘二人开始了长达4年的逃亡。1954年，王耀东的亲戚胡苍霖被捕，供出了刘王二人的藏身之处。
保密局在此案最后对刘光典的评价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人的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
读罢这段文字，刘玉平不禁肃然起敬。这是他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父亲在台湾的经历。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父亲仍能不改初心，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这让刘玉平说不出地感动。透过这段文字，他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
然而，对于一个儿子来说，这还远远不够。父亲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怎么去的台湾？要执行什么任务？在台南深山里躲藏的4年，他又经历了什么？刘玉平想知道的，还很多很多……
一千美元十两黄金
1945年，对于刘光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遇到了革命的领路人——洪国式。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
遇到洪国式之前，刘光典是一名成功的商人。1922年，他生于旅顺，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成年后，他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工学院。毕业以后，做起了医药生意。1942年他与王素莲成婚。刘玉平手中还保留着一张父母的结婚照。父亲高大英俊，母亲温婉可人。他们衣着讲究，神态安详，是一对令人艳羡的小夫妻。刘光典日语、英语俱佳，而且长得一表人才，事业上顺风顺水，他奔波于北平、山西、内蒙古、上海等地从事医药、毛皮生意。刘光典很有经营头脑，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家里也颇有积蓄。
抗日战争结束那年，他结识了东北老乡洪国式。洪国式是一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入党后一直在党的情报部门工作，是中共社会部的一员。1947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爆发。中共驻南京、上海的办事处被迫撤离，洪国式也转到沈阳工作，受中共东北社会部领导。当时，共产党的大量工作转入地下，急需发展能胜任地下工作的人。洪国式相中了颇有才气的刘光典。在洪国式的介绍下，刘光典加入中共大连社会部。随后，他与洪国式一起重回上海筹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
刘玉平在一份资料中看到，在党组织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刘光典拿出了一千美元、十两黄金支援革命。按照当时的金价计算，一千美元能折合30多两黄金。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笔巨款。
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神速。1948年6月，组织上命令洪国式与刘光典转移到平津做情报工作。刘玉芳记得，当时他们一家是坐飞机来北平的，可见当时生活的优渥程度。到达北平后，刘光典在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租下一个独门小院，作为情报站。那一时期，洪国式是刘家的常客。刘玉芳记得，来北平不久，父亲曾带她到东四牌楼附近的红星电影院看电影。在黑暗的放映厅里，父亲一直在与身边的洪叔叔低声谈话。
1948年至1949年，国共双方在战场上此消彼长，很快解放军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国民党军队打到了长江以南。1949年上半年，除了台湾、金门等岛屿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全都解放了。中共中央把下一步作战目标瞄准了台湾。
自1948年底，中共情报工作的重点，开始向南转移。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台湾及周边岛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社会部命洪国式、刘光典等人做向南方开进的准备。
两度赴台
1949年6月，刘光典离开北京前往香港，准备赴台。此时，中共中央已经确立了1950年夏天解放台湾的计划。跨海作战，情报工作尤为重要。当时，中共在台湾还没有建立电台，只能靠交通员赴台湾取回情报。这个任务落到刘光典身上。
刘光典所在的情报小组，由洪国式负责。赴台工作前，组织上给他们进行了详尽的分工。洪国式负责收集、汇总、处理各种军事情报。台湾籍共产党员王耀东负责联络工作，他的任务是将整理好的情报交给交通员刘光典。刘光典除了负责取回情报外，还肩负向在台地下工作者传达上级指示和考察在台地下工作者的任务。
为了能让刘光典和洪国式顺利进入台湾，中央社会部通过中共安东省政府主席刘澜波联系到其堂兄——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多荃。刘多荃立刻给在台湾的儿子刘全礼写信，让他落实此事。当时，刘全礼正在国民党军队内工作，他不但可以掩护洪国式等人赴台，还能为洪国式提供军事情报。
在刘全礼的安排下，洪国式成为刘天民开办的北方企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并通过该公司办妥了身份证和入台证。刘光典则以刘天民堂侄的身份，办理了身份证明。与此同时，潜伏在台湾《扫荡报》的地下党邹曙，为刘光典办理了入台证。
1949年10月25日，刘光典从香港出发，渡海赴台。这是他第一次去台湾。刘玉平了解到，父亲曾在大连接受过系统的训练，训练的具体科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刘光典赴台前做过相当充分的准备工作。
就在刘光典赴台的当天凌晨，叶飞将军指挥一万解放军登上金门岛。刘玉平告诉记者，这是解放战争中一次重要的渡海作战战役。无论从渡海历程，投入兵力，还是作战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由于海潮突变，解放军后续部队没能及时跟进。国民党守军占有地利优势。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近万名解放军指战员和船工牺牲和被俘在金门岛上。此战惨烈异常，蒋经国在日记上记载：现场“遍地尸体，血肉模糊”。这次海战的失败，证明了包括气象、海潮涨退时间在内的军事情报的重要性。
刘玉平告诉记者，刘光典第一次赴台的工作相对简单。到台湾后，他马上与王耀东接上了头，顺利拿到第一批情报。11月27日，在台工作一个月后，刘光典接到上级指示，准备返港。刘光典用米汤将这些情报写在一张包茶叶的纸里，带回了香港。据《安全局机密文件》记载，这批重要的军事情报包括：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军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基隆的通讯密码。这些情报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第一批重要情报。
为了搜集更多情报，1949年12月10日，中央有关部门派洪国式进入台湾。1950年1月6日，刘光典再次前往台湾取新收集的情报。
刘光典第二次赴台，虽然与上次仅间隔了两个多月，但此时岛内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1949年底1950年初，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投入大量人员进行调查，掌握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及相关下属组织的详细情况。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号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抓获。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1924年，16岁的蔡孝乾来到大陆，在瞿秋白的熏陶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1928年他返回台湾组建台湾共产党，不久又回到大陆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蔡孝乾是惟一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后，身为台湾人的蔡孝乾回到台湾，成为了中共在台湾的最高负责人。
不过，这位最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并没有经受住考验。被捕后，蔡孝乾很快叛变，并供出了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组织和人员名单。蔡孝乾的叛变使得中共在台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80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就包括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交通员朱枫和她联系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刘玉平告诉记者，当时中共在台的地下组织主要分为三支。其一是以蔡孝乾为书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其二是中共华东局派到台湾的地下工作者，朱枫便属于这一系统；其三是洪国式和刘光典所属的中央社会部派遣至台湾的地下组织。
此时，岛内风声鹤唳，刘光典等人的处境非常危险。2月初，刘光典给上级发出信息“货已办妥，日内运港”，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有内奸
虽然洪国式情报小组与台湾省工委和其他在台地下组织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但是2月底，洪国式等人还是暴露了。
2月28日，洪国式正在台北车站察看车次表。这时一个无赖过来挑衅，两人发生了争执。车站警察闻讯赶来，以二人违反戒严法为名，将他们带回了派出所。开始，警察对洪国式非常客气，说核实了身份就可以放他走。洪国式称自己是台中北方企业行的副经理，因公事来台北出差，现在正准备回去。警察让洪国式提供几个证明人的联系方式，只要能证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洪国式不知道其中有诈，先后两次向敌人提供了地下组织成员的联系方式。保密局在“本案之综合检讨”一栏中写道：“就地下工作斗争技术言，稍具经验者，似即应有所怀疑与警觉，并详加以分析。乃洪犯因求离派出所心切，一再以通讯方式，泄露工作人员姓名及地址。致令重要关系，瓦解于顷刻。”
由于洪国式的疏忽，组织人员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人相继被捕。洪国式情报小组毁于一旦。
洪国式被捕以后有没有变节，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洪国式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组织成员。后来，国民党把洪国式安排到火烧岛做教官，专门劝说关押在岛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和从朝鲜战场转送过来的志愿军战俘。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抓进监狱的台湾老兵张家林回忆，他曾在火烧岛听过洪国式讲的《俄帝侵华史》和《苏俄在中国》。在大陆方面，有关部门也认为洪国式叛变了。刘玉平告诉记者，前些年他曾辗转打听到在吉林的洪国式夫人的电话。“老太太一听我是刘光典的儿子，就感叹说，他（洪国式）太不争气，不像你爸爸那样成为一名革命烈士，他的事我不想再提了。”刘玉平说。
不过，刘玉平却认为，说洪国式是叛徒太过草率。对敌斗争非常复杂，洪国式叛变的问题，可能另有隐情。“洪国式被捕后，并没有像蔡孝乾那样出卖同志，而是尽最大的可能保护革命利益。”刘玉平说。他曾通过一个朋友，查到当年国民党特务对洪国式的审讯记录。当特务问他，交通员刘光典在哪里？他说，刘光典回香港取电台去了。其实，他明知刘光典当时就住在台北天星旅社。“就是因为他的掩护，才给了我父亲逃生的时间。”刘玉平说，“后来，他被调到火烧岛，当着敌人的面假装劝关在这里的人转变立场，暗中却鼓励他们坚定信念。”
不过，敌人最终也没有放过洪国式。1960年，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被残忍的肢解后抛入河中。
刘玉平告诉记者，洪国式在台湾的经历，逐渐被组织上了解清楚。几年前，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将对他的评价更正为“因公牺牲”。
洪国式情报小组是怎么暴露的呢？刘玉平通过友人，找到了当年国民党情治机关绘制的“洪国式组织关系图”。在这幅图的最上一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下面一级是李克农；再往下是中共在台湾的地下情报组，负责人是洪国式；洪国式下面分为“情工”、“交通”、“敌工”三个部门，刘光典是惟一的交通员。令刘玉平吃惊的是，在“情工”、“敌工”两个部门中，陈琦、杨文亮二人的名字旁都被注明“本部内线”。据这份材料表示，杨文亮是一名国民党空军机械官。他与地下组织成员赵德明是同学，从而打入组织内部。1949年12月，陈琦以杨文亮朋友的名义，也打入组织。1950年2月2日，杨文亮见到了刚刚抵台不久的中共特派员洪国式。
洪国式太想得到国民党空军的情报，疏忽了对此二人的防范。最终，致使整个组织全军覆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刘玉平告诉记者，这份材料记载的洪国式情报小组中，有姓名的组织成员就有38人。
深山四年
很长一段时间，刘玉平对于父亲的逃亡生涯，所知仅限于《保安局机密文件汇编》中写的那句话：“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人的生活。”父亲是怎么躲过敌人追捕的？他又是怎么在人地生疏的台南深山捱过了四年？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刘玉平，直到一本小册子的出现。
2008年9月的一天，刘玉平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刘光典”三个字，竟然在网上搜出来一本粉红色的小册子。小册子封面正中印着《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着“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印制四十四年元月”几个字。初看小册子，刘玉平不知道它说的是哪个“匪谍”，仔细看下面的引文，他大吃一惊。这本小册子写的正是他父亲刘光典的故事。
当时，这本小册子正在网上拍卖，定价新台币500元。刘玉平立刻给台北的朋友王锦松打电话，托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小册子买下来。王锦松不负重托，一刻也没耽搁，就买到了小册子。当年“十一”，王锦松借来北京办事的机会，把小册子交给了刘玉平。
这本小册子是当年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发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详细记载了刘光典在台湾的逃亡生涯。
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刘光典从联络人王老太太那里听说了洪国式被捕的消息。当夜他返回台北，与王耀东见面。刘光典将身上的文件转移给王耀东，然后回到居住的天星旅社门口。当确认没有埋伏后，刘光典进入旅社将行李和情报全部带走。刘光典乘一辆三轮车离开旅社，径直赶往王耀东供职的“公论报社”与他会合。可是，他并没有在报社找到王耀东。此时，刘光典已不能再住店，于是他便在三轮车夫家借宿了一宿。
第二天，刘光典给组织发了一封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表示组织已遭到彻底破坏。然后他在王耀东的安排下，搭车前往善化，借宿在王耀东友人家中。当天晚上，刘光典将身份证改为罗辅基。翌日，刘光典继续乘车来到台南。此时，王耀东也已经来到台南，并把刘光典安排在赖正亮家。
刘光典在赖家住了3个月。白天，他与赖正亮到甘蔗田收甘蔗；晚上，则住在赖家的牛棚里。在这期间，刘光典曾托赖正亮寻找返回大陆的走私船，但是没能如愿。后来，岛内突击大搜查，刘光典又先后躲在胡苍霖、李显玉、李显章、王连福等人家中。在这期间，李显玉与友人杨林酒后打架，杨林曾威胁要去告发李显玉窝藏共产党。
为了确保安全，刘光典只好这家住两天，那家住两天。最后，他在台胞王连福的帮助下，在树林里搭了一个地寮。刘玉平告诉记者，“地寮”其实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洞上面盖上茅草。
就这样，刘光典掘地为穴，以水果野菜充饥，一躲就是三年。此时，王耀东也由于另一起案件的牵涉，逃入山中，与刘光典会合。
被捕
1954年2月13日，在台南深山中躲藏了4年之后，刘光典和王耀东被敌人抓住了。据《保密局机密档案汇编》中记载，1954年2月9日，曾经掩护过刘光典的胡苍霖被捕。胡苍霖供述，1950年他的亲戚王耀东和一名外省人曾经先后躲藏在他和李显章等人家。
小册子上记载，胡苍霖是一名教师，由于与王耀东是亲戚，所以也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不过胡苍霖并不坚定，在掩护刘光典的过程中，他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劝李显章不要管刘光典。果然，被捕后，他第一个供出了刘光典。
国民党特务得知有一外省人常年躲在深山中，判断他可能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高级成员。1954年2月12日，他们包围了台南旗山。敌人准备上山搜捕刘光典和王耀东之前，一直帮助他们躲藏的警察池仁致曾给他们报信儿。刘王二人闻讯迅速转移，但是面对敌人地毯式的搜捕，他们还是在劫难逃。2月13日刘光典和王耀东被捕了。
《保密局机密档案汇编》“本案之综合检讨”中写道：“王匪在逃亡期间，因与胡苍霖属亲戚，复因未研究胡匪属于台共组织，乃遂将刘光典交其掩护，致胡案发后，牵连己身，卒遭捕获。设使能及早究明胡匪身份，而避免发生横向关系，王刘二匪或将仍可侥幸逃亡。”
这段文字所说的与其他地下组织发生横向联系，的确是情报工作中的大忌。然而在当时那种危急时刻，敌人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王耀东要掩护刘光典脱险，找当地地下组织想办法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刘玉平对王耀东一直非常感激。王耀东于1949年春来到台湾，按原计划在潜入台湾三个月后，就可以带着情报返回大陆。为了让他顺利离开台湾，组织上作了周密的筹划。不过，由于军情紧急，急需拿到王耀东的情报，又派刘光典去取情报。刘光典暴露后，王耀东完全有机会逃出台湾，但是他选择留下与战友共存亡。1955年4月29日，王耀东被台湾当局杀害，年仅48岁。
刘光典被捕以后，被敌人关押了5年，1959年2月4日英勇牺牲。被关押的5年中，刘光典是怎么过来的？他又经历了什么？刘玉平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记载。直到2010年8月他偶然在《书城》杂志上看到一篇名为《一个台湾老兵的回忆》才有所了解。这位台湾老兵是旅居美国的张家林。
1957年，台湾白色恐怖下。面对不堪的政治环境，一个战友动员张家林把船开到大陆去。当然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家林很快就被逮捕，并被判处10年监禁。在台北青岛路军法处看守所，张家林与刘光典正好关在同一个号子里。
刚一见面，刘光典就自报家门，这让张家林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因为在监狱里很多人都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张家林记得，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后来他发现刘光典很能干，会说日语和闽南语。张家林回忆，刘光典很仗义，每次发现菜里有肉片，他都会对张家林说：“小张，你吃。你身体不好。”张家林记得有一次，他问刘光典：“你干吗来台湾？”刘光典回答：“我奉命。”听他这么一说，张家林心生敬意，知道刘光典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张家林的回忆为刘光典留下了最后的人生片段。刘玉平本想亲自拜访一下老先生，了解更多关于父亲的信息。可惜那时张家林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1959年，刘光典被台湾当局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在友人的帮助下，刘玉平看到了那份《台湾警备司令部判决书》。判决书中，不但简述了刘光典在台湾的活动，而且罗列了他拿到的情报，其中包括：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军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和基隆的通讯密码。这些都是对敌人实施有效打击最有参考价值的情报。
判决书的最后拟判处，刘光典死刑，时间为1958年11月18日。1958年12月13日，案件的卷宗呈到了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在卷宗最后写道：“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查报。刘犯死刑照准。蒋中正。”
1959年2月4日，刘光典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刑前，国民党为他拍了一张照片。“他被国民党宪兵五花大绑地押赴刑场、即将走向死亡时的表情与神态，就如同结婚时和母亲合影时一样，自信而沉稳，头微微地偏向右侧。”刘玉平说。看着照片上的父亲，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大义凛然。
2008年，刘玉平把搜集到的判决书和刘光典行刑前的照片，一并送到了父亲的单位。看过这些材料后，单位领导才告诉他一个隐藏了50多年的秘密：1954年刘光典被捕后，曾有一个长相酷似刘光典的人到我驻港机构门前散布反共言论，表示跟共产党决裂。当时，许多认识刘光典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都以为刘光典叛变了。
“真相终于大白了，可见国民党用心之毒。”刘玉平感慨道。
魂归故里
2002年前后，刘家姐弟从友人处得知，台湾当局成立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匪谍审判案件基金会”。这个组织是专门负责对戒严时期遭受迫害者进行补偿的政府机构。成立当年，补偿金申请案就高达5000件。刘家姐弟向该组织提交了赔偿申请。虽然他们知道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们还是决定尝试一下。刘玉平说，也许在取证的过程中，他们能发现更多关于父亲的资料。
刘玉平告诉记者，申请过程非常繁琐。台湾方面规定只有被害人的父母、配偶、子女才具备补偿资格。所以他们先要证明刘光典的父母和妻子已经过世，然后再证明他们与刘光典是父子关系。为了备齐这些材料，他们还专程跑了一趟父亲的出生地辽宁省旅顺市韭菜房村。
另外，由于他们三人都身在大陆，联络不便，他们需要找一位生活在台湾的代理人。经人介绍，他们找到了“五十年代受难者互助会”的秘书长林丽锋。互助会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后人，因此他们都非常理解刘家姐弟的心情。在申诉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2002年8月2日，备齐了所有材料后，刘家姐弟致函“戒严时期不当叛乱匪谍审判案件基金会”，要求台湾有关部门对杀害父亲刘光典的罪行进行补偿。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2006年，刘家姐弟终于接到了基金会寄来的决定。不出预料，基金会驳回了他们的申请。刘玉平说：“这个补偿条例有一个规定：‘罪大恶极的共匪不予赔偿’。他们把我父亲归到这里面了。”虽然他们对这样的结果早有心理准备，但是看到决定书中仍对父亲“称匪道谍”，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他们决定继续向“台湾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诉愿。又经过两年的申诉，“台湾最高行政法院”还是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虽然没有得到赔偿，但如刘玉平所料，他们的确收获不小。台湾方面在办理此案时，查阅了许多原始档案，并在判决书中简述了刘光典在台湾从事的地下活动。这是他们第一次从台湾官方渠道，获得父亲的信息。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父亲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更令他们感到欣喜的是，在此期间父亲刘光典的骨灰竟然被找到了。2003年，在台湾岛内各方人士的呼吁下，台湾当局决定将台北市郊的马场町和六张犁辟为纪念公园。这两处是当年行刑和埋葬受难者的地方。2003年春，为了重修六张犁的灵骨塔，有关部门向社会发出公告，请亲属暂时将塔内骨灰领走，待灵骨塔修好后再行安放。互助会的王锦松等人在骨灰名单中，发现了刘光典的名字。
很快，王锦松将写有刘光典名字的骨灰坛照片发了过来。看着照片，刘玉平百感交集。父亲离家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刚1岁多的婴儿，而今他已年过花甲，看到的却是一个写着父亲名字的骨灰坛。
如今，他们将父亲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留在已改建为“人民忠魂纪念公园”的台北六张犁，另一半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离家60多年的英雄，终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