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美国人竟然是这样教育小学生   

　当我把九岁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我就象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终日忧心忡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至少让学生玩二个小时，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没有教科书。  

　　那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教师看见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以前，他的数学不用学了！”面对她充满善意的笑脸，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的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伤。在中国，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他没了负担，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给我一句美国英语：“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致此？也只能听天由命。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借来的书一边打着电脑，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这叫作业吗？一看孩子打在电脑屏幕上的标题，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吗？  

　　于是我严声厉色地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我听了，连叹息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真不知道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做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只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就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来的是一本二十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成，也没批评，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楞，一是因为我看见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式，那时，我三十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篇作文又出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范围可循，这次真可谓不着边际了。儿子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耽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费了一番气力，我们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覆覆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电脑前煞有介事地作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么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无疑是把文章作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十页，又是自己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一本本的参考书。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超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安排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  

　　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感到骄傲，但是她为我们感到震惊。“是不是？”儿子问我。  

　　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孩子怎么一下子懂了这么多事？再一想，也难怪，连文化的题目都敢作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敢断言的事吗？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时，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原子弹持什么态度？”“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里是作业，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已经能平心静气地循思其中的道理了。  

　　学校和老师正是在这一个个设问之中，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孩子们学习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看着十二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样子，按照年代事件死记应背，书中的结论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电脑和微缩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象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目光引向校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作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中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就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记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所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的整整五年，他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觉得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的感受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旅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慌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信息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呢.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
文／晨清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就不会像从前那么卖力地死读书。我不会仅仅为了分数就拼命去学那些我不感兴趣的课程。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会更自觉地去掌握学习方法，而不再只是灌输知识。我现在才懂得，死记硬背的人聪明一时，寻找方法的人聪明一世。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背书，因为我已经明白，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而是理解。……”
走到三十岁的门槛，读出《成长》中的这段话，“如果”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如果”而已。学生时代，小学、中学、大学时代已经被远远抛在了身后，不堪回首。
记忆中，小学和中学充满了紧张和忙碌：每天7:30开始早自习，然后是满堂灌的4节课；午休的时间用来写数学作业，下午的课上又忍不住瞌睡，好不容易下了课，还有背书默写的作业，还有复习预习功课的任务；晚上时常会趴在桌上，用头枕着课本，沐浴着台灯暖暖的光睡去，直到被大人唤醒：糟糕，十一点了，书还没背完！
为了考上好中学好大学，我不得不像机器人一样每天背着十几本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在学习这件事上，我从没有Happy过。
在阅读《成长》之前，我以为，学习本来就是苦差事，每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十年寒窗”苦读出来的。可是，《成长》却给了我新的发现：其实你能够在成长中享受学习的快乐，你不需要成为最优秀的，你只需要成为优秀的“你自己”。
从小到大，我们多生活在别人的眼光和价值取向中，比如父母的期望，老师的要求，同学的攀比，还有朋友的好恶。以前只想当一名好学生，包括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因为这是周围的人对我的期望。可是，我何曾扪心自问，我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直到高考之前，我还是不知道我的未来和我的梦想。大学也是以好好学习作为指向标，懵懵懂懂看不清前行的方向。现在回想起来，最感到遗憾的是，我不曾真正成为优秀的“我自己”，顶多是一个别人眼中的好学生而已。
如果早一点倾听自己的声音，了解自己的好恶，每个人都应该成长得更健康，更愉快。首先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专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仅这一点，就可以节约很多不该浪费的精力。死板生硬的课程只考及格就行了，何必门门都要90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利于个性发挥的课程上。其次，如果有了明确的目标，可以自主、自由地学习，而不会糊涂度日。清晰的方向带来清晰的思路，我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心中有数，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知道力气往哪里使。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E学生”的概念：高情商EQ、快乐地学习Enjoy、优秀Excellence。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里发现了这样一群“E学生”，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张益肇、张宏江……读了他们从小到大成长的故事，最感动的不是他们的优秀和杰出，而是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轨迹，自信快乐地走出自己的路。
谁都想成为一名E学生，都想使自己的人生绚烂，但最重要的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发挥个性，在快乐中学习成长。推而广之，如果在职业中也能够发挥个性，感受快乐，那你离成功就不远了。
掩卷回眸，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已成历史，可是学习并没有停止，只要继续前行，我的未来仍然可以有“如果”…….

微软叫板北大
——微软全球副总裁李开复与北大副校长陈章良的对话

我对中国的中小学不是很了解，但我对中国大学的老师还是很失望。
                                                                ——李开复

     2001年夏天，中央电视台邀请李开复到《对话》节目上去谈一谈，话题是围绕“当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展开的。这话题在李开复心里盘桓已久，本来就想一吐为快，于是他欣然从命，之前还特意换了一套笔挺的西装。
《对话》通常都是两个人的舞台，另外一个人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陈章良。陈是很多中国学生熟悉的生物学家，又有一个教育者的名分，他穿了一件红色的体恤衫，色彩鲜艳。
    于是，一个正襟危坐满脸认真的美国公司老板和一个衣着随便满脸笑容的中国大学校长，在主持人的撮合下开始“对话”。一大群学生坐在旁边倾听，他们看到媒体上把这两人都叫做“青年才俊”，就以为他们是一样的，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所有人都发现，除了“少年得志”这一点，这两人几乎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两个人的辩论首先从“人品第几”开始。让人惊讶的是，这个美国老板把“人品”排列在人的所有素质的第一位。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却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创新第一”，而“人品”在他的素质排序中，被排在三名之外。
“如果一个人的人品有缺陷，从公司的立场来讲，是不可以雇佣的。因为我要把公司的重要的钥匙交给你，所以我必须信任你。”李开复如此阐述他的“人品第一”的理念：“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要做圣人，我也不认为我们要做圣人公司，这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且，我个人也不喜欢人格不好的人。至少我们不能犯基本的道德规范的错误，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关键是看这个人能不能干活儿。”陈章良反驳道。这位校长虽然承认人品也重要，但他相信，培养孩子的人品是父母的事情，而学校的责任是让学生更聪明。有人故意把“聪明”和“人品”这两种素质分割开：如果一个人不够聪明但人品很好，另一个人很聪明但人品不好，该选择谁呢？陈的回答既坚定又含糊：“我还是重视这个很有创造力的人。”
两个人的分歧在很多方面都很大，但是，显然李开复对“人品第几”的这段争论印象最深。“关于这次对话，我感觉很糟糕。”他后来这样评价这次对话，“我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心里很不平静。我本来以为学生在学校应当受到正面的影响，可是我发现他的想法会误导中国学生，幸亏他的很多话在节目播出的时候被剪掉了。”
“对话”之后的很多天里，李开复的心里始终不快，就好像被一片乌云压着：“这样的人在学校里‘为人师表’，能不令人担心吗？”他这样想，不免把自己在中国的经验回顾一遍，结果发现今日中国的学校里，教师的问题相当严重：
我对中国的中小学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对中国大学的老师还是很失望。你刚才说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缓慢的第一个原因是被盗版挡住了，虽然你是对的，但是这不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的第一个反映是，如果决定中国技术发展方向的人是这么无能的一个阶层，那它为什么会有希望呢？
     人人皆知中国的教师有很多毛病，尤其大学教授令人失望。事实上，我们一直认为这是学生成长之路的一个大问题，想要揭示，可是现在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还是觉得意外，忍不住打断他的话，问道：“是不是有点绝对了？”
他的回答语气平和，态度坚定：“不,一点也不。偏激是偏激，但这是实话。中国为什么要容忍一批无能的人占着位置？这个我无法理解。”
尽管他说自己无法理解，但还是绞尽脑汁试图去理解：

       我觉得有些东西和教育有关系，跟文化也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考状元”什么的。在那一刹那，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人们就认可了他，让他有了举足轻重地地位。也许一个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东西，也不是世界级的，只是中国最好的，从此他就有势头，从那以后就不再管他的人格、知识、能力、成果是怎么样的，他反正一辈子都是举足轻重。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有时候你听李开复说话，会忘记他是一个西方大公司的老板，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科学家，你会强烈地感觉到你对面是一个满腔热血的中国学生。张亚勤曾经说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自己也承认他“对一些事情的容忍度是有限度的”。
现在，在与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对话之后，他就强烈地感觉到，有很多想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忍不住打开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