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忽视了这两个斯大林的区别,不少研究者会用剧本中的斯大林来猜测演员斯大林,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个与列宁完全不同的,蓄意制造对自己个人崇拜的总设计师、策动者和推行人——为了突出自己的革命贡献,他修改了历史,他授意并准许用电影和文艺来美化自己的形象、夸张的生日庆祝让他乐不可支、“天才”和“人民之父”的阿谀颂词令他陶醉。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家罗伯特·特克尔(Robert Charles Tucker)在《掌权的斯大林》(Stalin in Power)一书里所说,“大量证据表明,斯大林需要用崇拜来支撑他的权力和精神(psyche),他渴望得到列宁所厌恶的那种英雄崇拜”。
戴维斯依据的不是斯大林亲近者的证词。例如,曾经是斯大林女婿的尤里·日丹诺夫(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的儿子)回忆说,斯大林是一个“谦虚的人”,有一次,斯大林手里拿着一份歌颂他的《真理报》,非常不屑地随手一卷,丢进了树丛里。莫洛托夫也回忆说,对个人崇拜“斯大林开始不能接受,是后来才喜欢上的”。戴维斯认为,无法证实这类材料所说的内容,“我们也不太可能知道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到底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能得到的文献资料中重构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现象的公开反应”。(《制作崇拜》30)她用的材料大多来自“社会-政治史俄国国家档案”(The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RGASPI)的斯大林卷宗。这些材料并不代表真相,但却是重构真相所不可缺少的。
第二,斯大林很清楚,有的人热衷于对他的个人崇拜,那是别有用心,至少是另有所图。1939年五一劳动节,共产国际的口号是“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斯大林就是胜利”。斯大林很不高兴,因为他怀疑共产国际的秘书曼纽尔斯基(D. Manuilskii)有托洛茨基派的嫌疑,不可靠,是个“马屁精”(toady),是在明捧暗损他。1940年,斯大林对雅罗斯拉夫斯基(E. M. Yaroslavskii)发难,指责他对领导人的吹捧“太过分,令人作呕”。缘由是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Istorik-Marksi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07-08年斯大林领导巴库布尔什维克和工人斗争》(1940年1月)。文章赞颂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当时的领导作用。后来有人写信给苏共政治局,揭发文章严重失实。斯大林于4月29日对此作了批示,批评这篇文章说,他和伏罗希洛夫的贡献有目共睹,不需要这种文章来为他们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