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长泽挑剩的一万多册善本,则被归入“乙部图书”,计划用来应对中方的追索,1944年12月移至帝京博物馆的地下室。但也正是这批被长泽视做“乙部”的古籍,为中方提供了追讨的线索。这得从英军少校博萨尔(Charles Ralph Boxer)的被劫图书说起。博萨尔既是军官,也是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物研究的汉学家,1941年12月他被日军俘虏之后,家中藏书也被抢劫一空。日本投降之后,博萨尔立即写信向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询问其藏书下落,陈君葆“坚信博萨尔的书应当与中央图书馆那111箱珍稀古籍一起,存在于日本某处”[56],遂建议博萨尔向日本文部省负责接收香港图书的关口教授和田中教授询问。1946年1月10日,博萨尔以英国派驻远东委员会官员身份抵达东京,他从文部省获得线索后急赴上野帝国图书馆,1月21日,果然在地下室找到他的627册藏书,同时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57]。博萨尔立即通知在东京的中国代表团,这是中方得知被劫善本下落的第一条线索。长泽后来提到:“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的团员根据英国人的通报,来信询问我整理的接收图书,并且派人来到馆中察看。”[58]
[56][77]Chan Kwan Po,“Book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during the War”, 1946年6月1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民间财产管理局档案(下称GHQ/SCAP文件), Box No.4219/16: Hong Kong BooksBrit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