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考察新教主义对早期美国社会之影响的学者是法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这位法国贵族出身、信仰天主教的年轻人,曾经在自己亲戚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决之后,萌发出要访问新大陆美国的好奇想法。靠贵族身份,他获得法国政府一份官方介绍信,说托克维尔是带着访问美国监狱系统的任务去的。三个月的旅行,让托克维尔写成了一本影响后世直到如今的《美国的民主》(我们更愿意译为《民主在美国》,因为托克维尔是以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案例来讨论民主)。他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写到,新教为美国社会和民主共和制带来强大的塑造力,不仅“调节民德(mores),而且其影响力甚至延展到人们的智性上。”他特别强调乡镇自治和教会作为中层组织(intermediate institutions)是政教分离的根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韦伯命题有一定道理,因为清教徒们的确有一种很强烈的呼召感或蒙召感。正如学者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指出的,在清教徒参与社会秩序的观念中,“呼召“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呼召”一方面让清教徒成为激进的社会批判者,另一方面又让他们积极进入世界,要让世界成为门徒操练的场所。历史学者摩根(Edmund S. Morgan)提出,对于清教徒的时代而言,在出版著作、讲道和日常生活中,这群清教徒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呼召”。但是同时,韦伯命题的“呼召”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但千禧年主义的呼召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层面:他们都想要协力在一个新世界中生活、预备迎接千禧年的来临。
在1639年1月14日,新英格兰地区的三个镇[温莎(Windsor),哈特福德( Hartford)和韦琴斯菲尔德(Wethersfield)]共同发表被认为是第一个美国的成文宪法(the first written constitution)《康涅狄格基本秩序》(The 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这一条例从开篇就指出,新世界的公共法律和秩序要按照上帝的律法和命令来执行。
千禧年主义也成为当时新英格兰神学家们用来理解社会政治最重要的视角之一。它使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在理解新大陆和英国之间的关系、社会变迁、社会问题以及殖民地目的等问题上,很自然地将这些社会问题和政策都与上帝的国和末世使命联系在一起。早在英国内战期间,新英格兰地区的神学家和治理者梅瑟(Increase Mather,1639-1723)并没有将这场战争视为是一场单纯的内战;相反,他认为这是上帝和撒旦在欧洲的长期战役,而且他相信上帝不久就要在这场战争中得胜,然后就是千禧年的开始。梅瑟还尽可能地收集一切关于欧洲的新闻,从教会、政治、社会到军事的消息,并且将这些新闻和美洲殖民地的状况联系在一起,试图寻找到理解上帝末世计划的钥匙。在1669年,他在新英格兰发表了一系列讲座,题为《打开以色列救恩的奥秘》(The Mystery of Israel’s Salvation Opened)。他 认为新英格兰地区是启示录中所提到的七个阶段中第五个阶段,之后就是以色列人的归信(这点也是美国对于中东政策特别是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思想起源之一)。 在此后几年的讲道和讲座中,梅瑟坚信,虽然新英格兰地区并不完全等于降临到地上的上帝的国,但是,他却认为新英格兰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在1674年的讲道《患难之日临近》(The Day of Trouble in Near)中还解释,即将要来到的末世会如何展现在新英格兰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然后他用上帝的国度将会降临到新英格兰地区,以此来激励这个地区人的道德和信仰的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连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58)这位被公认为是塑造早期美国神学和哲学思想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的人,并且是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也很热衷于千禧年主义。爱德华兹对千禧年主义的浓厚兴趣,和他同时代的美国思想家非常相似。尽管他认为千禧年尚未开始,但他也相信千禧年会在美洲首先开始。正如历史学家马斯登所说的“他[爱德华兹]的确说过,新英格兰发生的事,可能会被证明是‘荣耀日之临近’或‘某种伟大事物的开始或先兆’。” 之后,爱德华兹在他的《末世论笔记》(Notes on the Apocalypse)中,甚至估算出千禧年大概会在公元2000年出现于新英格兰地区,并且他还按照千禧年主义的观点去推动他的社区生活实践。对此,历史学家马斯登指出,“虽然爱德华兹并不觉得他能亲眼看到千禧年,但他为自己的乡镇所提供的一份宪法,就已经描述出了千禧年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情况。”
在一些教育水平不高、缺乏神学训练的群体中,千禧年主义则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去理解十八世纪社会结构的变动,并且也为他们提供了扩展群众运动的动力和指导。一方面,在这种千禧年主义的推动下,卫理公会(Methodist)这些主要由草根民众组成的教派的事工和人数大幅增长(这是川普的总统竞选对手希拉里宣称归属的教派)。同时,美国还产生了其他一些侧重末世论和千禧年主义的教派,如“基督门徒会”(Disciples of Christ),以及甚至如摩门教(Mormans)等持不同于传统基督教的末世观的新兴宗教。例如,《摩门经》中也表达出千禧年主义的观念,其中指出目前美国正处于一个新世界的转折中。在千禧年主义的刺激下,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1782-1849)等人创建了“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 Day Adventists)。他们在教义上很强调千禧年要来临与宣教和伦理的关系。关于这些新兴教派和宗教的思想,哈齐说,这些人认为“如果他们真实地持守自己的特殊呼召,上帝的国就会在美国被建立起来。这股拉力来自于他们对上帝护理和对信仰单纯的信念,以及他们要将文化征服,而不是退出文化。他们的呼召包括要传讲、写作、带人归信、呼吁全国回到那些最初不证自明的原则上。”
在美洲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美国人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也随之增加。尽管一些人将民主化的出现和法国大革命的狂热联系在一起,但是,更多美国人认为,这是千禧年即将要实现的一个标志,也就是人将获得更多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例如,当杰佛逊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时,伊利亚.斯密斯(Elias Smith ,1769-1846)就认为,是上帝兴起了像杰佛逊这样的政治领袖,这就是千禧年的预兆,而基督国度的基础就是建立在美国和法国这两场革命的基础上。他说,“时候将至…地上不再会有佩戴冠冕之人。任何要保持一个君主制政府、要撤出一个共和制政府的努力,都…是要毁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