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宣教学院1936年编撰的中国传教士名录
近年来,笔者与士嘉堡传教团的首席主持苏孟仁神父(Fr. Brian Swords)虽有过几次文墨交流,但这次用英文电话预约,对方竟用纯正的国语问道:“你什么时候能来?”令我大吃一惊,在加拿大遇到为数不多讲中文的西人中,苏孟仁的中文堪比大山兄弟的水平。见面之后才知道,苏孟仁神父先后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很熟悉中国应在情理之中。他曾在医科大学毕业,后来修读神学,又到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修读语言学和中文。1978年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国大连的高校教授英文。1986年返回多伦多,到士嘉堡传教团任职,1987年当选最高职位的首席主持至今。上世纪末他又再次到中国大连、西安、北京、长沙、成都、包头、乌鲁木齐等高校教授英文,直到2010年才回到多伦多,如果说他是一个中国通,应是恰如其分的。
当年,苏孟仁神父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在中国各地的天主教会,参加他们的礼拜,实地了解天主教在中国的开展情况。作为加拿大天主教海外传教工作的一把手,能花这么长时间长期在第一线工作,其工作精神和态度着实令人赞叹。苏孟仁神父告诉笔者,近百年的历史仿佛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说早在1920年,士嘉堡宣教团成立之初,宗旨就是致力于将基督福音传入中国,岁月流逝,曾经有过宣教工作顺畅的年代,尽管那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不期90多年以后,如今可去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传教,惟独中国再也不能去了,那里已成为一个传教的禁区。因此,不得已只有将原来“中国宣教团”的名称改为“士嘉堡宣教团”,主要面向亚洲国家和地区,然而他们对中国的眷恋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苏孟仁神父表示,他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天主教会重返中国。
中国宣教团成员的历史镜像。
历史的遗韵沉淀在这里,让我还能捕捉到过往的岁月痕迹。如今的士嘉堡宣教团位于Guildwood公园里,靠近安大略湖畔的峭壁,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去处,多年来成为了婚礼和婚纱拍摄点,因为那里除了站在峭壁上眺望浩渺的安大略湖之外,还有充满古典气息的城市雕塑和建筑遗迹,有点像中国圆明园遗址的感觉。据说这片土地的几任主人都是加拿大历史上的名人,包括加拿大首任总督John Graves Simcoe,加拿大1804年的国会议长Alexander MacDonnell 以及加拿大安省政府秘书长Duncan Cameron等。
据史料记载,加拿大传教士 Francis Xavier 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教的加拿大牧师,可惜他于1898年在中国广东省台山的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因病去世,最终未能深入到内地。当时,他的去世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欧天主教改革和北欧的新教改革和环球航行传教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在中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 Francis Xavier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Valignani, Alexandre)站在澳门海岸,眺望北方呼喊:“哦,顽石, 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他的呼喊代表了西方世界面对中华帝国长期闭关锁国的焦虑和无奈。
那时候,加拿大传教士们经历了中国内战、抗日战争之后面临新的挑战。起初的和平过渡对传教士们影响并不大,解放军非常有礼貌,只不过传教工作受到影响,城市之间不能走动。神父McGettigan记载道,几个城市之间的传教士几个月都无法联系上。与此同时教会内也住进了解放军工作组,负责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韩战的爆发使中国军队和加拿大军队首次兵戎相见,也直接影响到在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和修女们。彼时,加拿大人已经是中国的敌人了。传教士们也在所难免,在中国的噩梦开始了,他们曾遭受的恐惧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中国传教工作自此戛然而止,樊国柱于1950年东渡日本,开始了新的传教生涯,那时他已经73岁高龄。他在日本一直传教到1962年,最终因病客死他乡,终年85岁。
据苏孟仁神父介绍,最后一个加拿大传教士是在1954年被中国政府赶出大陆,他的名字叫做Louis Arthur Venadam。这些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之后,大多没有走远,就近在印尼、日本、孟加拉、菲律宾、台湾等地停留下来,继续传教为生,因为他们都以为那次离开中国不过是个短暂的休整,也就没有刻意留下回忆录之类的文字记载,如今看来非常遗憾,早已无法弥补这段历史。他们没有想到,近70年前的那一别,就再也没有机会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
苏孟仁神父说起,早期加拿大传教士都很年轻,大多不到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笃信天主,之所以决定毅然飘洋过海,前往中国传教,是抱着一种拯救与博爱的神圣使命。他们相信,如果中国人不信主,死后就要下地狱,因此他们一定要去中国传教布道拯救他们,对此信誓旦旦。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精神可嘉,亦无可厚非。然而,经过近百年的社会文明与发展,他们也意识到中国人或有自己的信奉,虽然敬拜的神灵不同,但其内在理念都是可以互通的,因此目前传教的观念也应有所改变,互相取长补短,融合汇通才是应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