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汉普顿(Wolverhampton)的撒母耳•S•曼德(Samuel S. Mander)先生以“我们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为题,将他自己撰写并曾刊登在当地报纸上的一系列信件整理成册,重新发表。对所有宣传这种贸易的可怕的努力,我们都非常欢迎。许多人对贩卖鸦片的不道德性只具隐约模糊的概念,通常民众对这一罪恶的可怕程度都认识不足。一旦普及这一认识之后,英国的基督徒就会以无法抗拒的呼声,要求英格兰的国名与这可怕的罪孽永远斩断关联。我们母国之人的贪婪之心实已无以复加(所有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有同感),但相比之下,中国鸦片吸食所导致的后果更为糟糕,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神难道不会因此鉴察我们吗?我们恳请读者们尽己所能地全面了解这个问题,并常常为此祷告。不幸的是,已造成的伤害覆水难收,中国受苦的日子遥遥无期。从人类的角度而言,还将有数百万人肯定会沦为这一可怕咒诅的受害者,受尽摧残、悲惨地死去。我们认为,即便这一贸易能在我们英国方面马上叫停,也无法改变这一趋势,我们岂非应有更多的理由抓紧时机、竭尽全力地阻止我们的国民参与这一罪恶贸易?在得到曼德先生的许可后,我们荣幸地将以下这些信件转载如下——
最近被《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称为当前在世者中最了解中国的欧洲人的理雅各博士(Dr. Legge)如此说:“鸦片吸食在中国人身上造成的恶果是毋庸置疑的。所谓有百害而无一益。我听到过有些外国人试图为此狡辩,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中国人这么说过,也从未在自身吸毒成瘾的人口中听到过赞美之词。”不仅如此,“吸毒会普遍地剥夺人的品格,对身体方面的影响向来也都属伤害性的。若家里有钱,饮食丰润,身体的衰弱相对慢一些。鸦片在穷人中造成的毁坏是最触目惊心的,吸毒者身体变得极度羸弱,正如中国人所说的‘面色如土’。你告诉他吸毒就是自杀、羞辱父母、毁妻灭子,他都承认,但就是无力自拔,以贫弱之躯继续直奔黄泉”。
德贞医生(Dr. Dudgeon)是一位在北京行医的宣教士,每天都有充足的机会发现鸦片的毒效。他也证实说,鸦片正在逐渐摧毁中国人繁衍后代的能力。美国的马尔科姆牧师(Rev. Howard Malcolm)[12]说:“鸦片贸易之可怕实在难以描述,英属印度政府乃是这一可憎买卖的主要帮凶,实在是十九世纪的奇事之一。骄傲地宣称反对奴隶贸易的英国精英代表们,因而承担了比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都更深远、更黑暗的污点。”
威妥玛爵士(Sir Thomas Wade)是我们的驻华全权公使,他在写给政府的信中说:“除了我们在母国谴责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酒的滥用外,我想不出更恰当的比方来思考中国的鸦片滥用习俗。就国家层面而言,中国鸦片问题的有害程度远远超过了英国的酗酒问题。我没有听说过有任何根本性的疗法。我所知道的所有瘾君子,德行和健康都在每况愈下。”
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更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基督徒。他在加入内地会之前,就以义工的身份积极投入反奴隶制协会(Anti-Slavery Association)的事工,一干就是近二十年。后来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奴隶制在西方国家逐渐式微,反奴运动人士,开始转向反鸦片运动。1875年,海班明成为内地会英国总部的干事,不久又接手《亿万华民》主编,协助他的好友兼妻舅戴德生动员英国教会投入赴华宣教事工的同时,也不惜余力地加入这场属灵的“鸦片战争”。就在海班明加入内地会前一年(1874),英东遏止鸦片贸易协会(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刚刚成立,这个协会即是本期转载的《我们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一书的资助者。该协会的执行干事丹拿牧师(F. S. Turner)原为伦敦会赴华宣教士,在香港和广东宣教十年,1870年“尽载中国戒烟之书回国译为西文,立会劝人勿吸勿种勿卖”[20]。海班明后来也成为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1882年,伦敦举行了一次以“吸食鸦片的真相”为题的宣教联会,海班明将与会者的报告和发言摘录成册,并在翌年的《亿万华民》上连载。1888年宣教大会期间,海班明又与返英养病的宣教士医生马雅各(James L. Maxwell)结为密友。由于大会最终不愿采纳戴德生提出的禁烟动议,海班明和马雅各在大会结束仅六日后发起成立了“促使大不列颠帝国弃绝鸦片交易之基督徒联盟”(Christian Union for the Severa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theOpium Traffic),由海班明出任干事,并借用圣经箴言14:34“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之意发行《邦国公义》(National Righteousness)之会刊,1904年又推出《英国的罪恶与愚蠢》(Britain’s Sin and Folly)一书。海班明还发公开信给英国四万五千名牧师以及所有国会议员,竭力推广反鸦运动。至1893年,该联盟已有六千名会员。1895年,海班明从内地会总干事一职退休,时年66岁,并继续为“英国的禁烟运动”出力奔走十多年。1911年5月8日,英国政府终于同意在1917年终止出口鸦片。当他的儿子(也是内地会宣教士)在床边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海班明用余力说:“感谢主,我活着看到了!”二十来天后,海班明去世,享年81岁。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内地会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戒烟所,作为传福音的平台。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际,内地会只有两三家戒烟所;但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增幅达到各赴华差会之冠。黄智奇博士认为原因有三:第一,戴德生在1880年代中期推出的事工计划中,希望每个宣教站都配设一家戒烟所,这样福音传到哪里,鸦片就戒到哪里;第二,基于内地会发散型的宣教策略,使得其医疗配备虽然不及大城市的教会医院,却更能深入内地、深入民间;第三,内地会的宣教士愿意甘居副手,将领袖管理之权柄交给中国信徒。[21]1886年,戴德生专程前往山西,按立依靠圣灵大能戒除烟瘾的席胜魔为牧师,支持他在当地建立本土教会,并安排剑桥七杰中好几位英国才俊在他手下配搭服事。其中何斯德(D. E. Hoste)和席牧师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何斯德后来娶了海班明的女儿为妻,并继戴德生之后成为整个内地会的属灵领袖。戴德生去世那年,内地会所属戒烟所已经增加到101家,其中71家在山西。而其他赴华差会至多只有五所。[22]官办和民办的禁烟会都晚于宣教士设立的戒烟所。
[1] “Opium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No.30, December 1877, pp. 147-148.
[2]这封信是写给宣教士的,原文是teacher。
[3]这封信转载自《中国邮报》(China Mail)。《中国邮报》又作《德臣西报》,是香港的第二份报纸,也是香港发行时间最长(1845-1974)、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乃该报第二任主编Andrew Dixson。
[4] “Our Opium Trade with China,” China’s Millions, No. 33, March 1878, pp.31-35. 该小册子是由英东遏止鸦片协会资助,Samuel S. Mander执笔,并于1877年伦敦的 Simpkin,Marshall & Co.出版。(参看电子影印本:https://books.google.co.nz/books ... e&q&f=false)这位曼德先生很有可能全名为Samuel Small Mander,来自伍尔夫汉普顿著名的曼德家族。该家族于1773年成立公司,专营涂漆产业,与美国和中国都有贸易往来。曼德兄弟以热心公益、慈善、艺术品赞助著称。(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nder_Brothers)
[5]疑为误拼,当为RobertClive (1725-1774),陆军少将,又被称为“印度的克莱夫”(Clive of India),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军事与政治霸权的关键人物。
[6]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发生于1757年6月23日,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亲法的印度孟加拉国王公之间的战争。该战役的胜利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国取得霸权,从而也获得商机。
[7]莫卧儿帝国(1526-1858)是由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自阿富汗南下入侵印度建立的帝国。
[8]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设在伦敦市的利德贺街上。
[9]黑斯廷斯(1732-1818)乃是英国殖民地官员,1773-1785年为首任印度总督,卸任回国后,被弹劾在印度供职期间治理失当,并卷入贪腐丑闻,1787年英国国会就此展开长达七年的聆讯,最终裁定指控不成立。
[10]此处原引用三位中国人的论述,鉴于篇幅,中译在此处删去。
[11]《中国总论》是卫三畏的传世之作,也是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1848年首版,涉及晚清中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文艺和宗教等方方面面。
[12]马尔科姆牧师(1799-1879)为美国教育家和浸信会牧师,曾写过关于缅甸宣教的著作,后因失声停止讲道。
[13]又称邸抄、宫门抄,特指一种公告性的通报,用于传达朝政消息,最早出现于汉代。朝报的作用相当于现今的驻京新闻机构,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发行。
[14]当为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1825年来华,英国首任驻广州领事、首任驻福州领事及首任驻厦门领事。
[15]历史上有父子两位乔治•斯当东男爵,这位当为儿子: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俗称小斯当东,1792年时随身为副使的父亲与马嘎尔尼使团一起来华,长大后成为旅行家及东方文化专家。
[16]德贞医生全名John Hepburn Dudgeon (1837-1901),伦敦会(LMS)宣教士,1863年来华,汉语造诣精深,中国友人中不乏官僚及宫廷人士。
[17]包尔腾主教全名John Shaw Burdon(1826-1907),英行教会(CMS)宣教士,1853年来华,1874-1897年任第三任香港教区维多利亚主教,曾娶Burella Dyer为妻,故与戴德生为连襟。
[18]奈益先生很有可能是一位全名Gideon Nye的美国商人。
[19]黄智奇:《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香港:宣道出版社,2004年,第89-94页。
[20] The Globe Magazine, Vol.IX, 4 Feb 1877, p.351.
[21]黄智奇:《亦有仁义》,第102-103页。
[22] D. Mac 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in China (1807-1907), p.147.
[23] Eugene Stock,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ts Environment, Its Men, and Its Work, Vol.II. p.307.
[24]黄智奇:《亦有仁义》,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