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十九世纪的英文文献,凡言及《圣经》研究,总会出现“Higher Criticism”一词。这个当时学术界和文化圈所使用的高频词,译自德文,与“Lower Criticism”相对。这一高一低的两种批评,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看当时人的界定。美国《圣经》学者布里格斯(Charles Augustus Briggs)曾著有一部通论《六经考辨》(The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Hexateuch, 1893),甫一开篇便谈到“高”与“低”这两种研究的异同:
对《圣经》的怀疑与批判,源远流长。自基督教兴起之初,就有教外的学者攻击《圣经》不是信史,揭露其中的记述前后抵牾,充满时代错乱。十七世纪以降,批评火力渐猛,疑问也越来越多,主要聚焦于“摩西五经”的成书问题。《圣经》研究史上常常引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例子。在《利维坦》第三十三章和《神学政治论》第八章,两位哲学家都认为五经虽传统上冠以“摩西”之名,却不可能全部由摩西撰写,而是后人所为。从十八世纪末开始,以往相对零散的怀疑和猜想,逐渐由德国学者加以更细密和更严格的分析。十九世纪初最具原创力的德国学者德维特(W. M. L. de Wette,1780-1849),在其博士论文中,根据《圣经》文本的内部证据,已提出“摩西五经”中的《申命记》,成书必定晚于其他四卷。他的后续研究证明,五经中的律法部分不可能来自上古,而可能晚至公元前七世纪才写定。
《圣经》考古学始于朝圣和圣地探险。十九世纪早期,有少数虔诚的基督徒到巴勒斯坦地区勘察,目的在于确定《圣经》地名的具体方位。比如美国牧师罗宾森(Edward Robinson)曾于一八三八年游历巴勒斯坦,他依靠通晓阿拉伯语的传教士帮助,将当时的地名与《旧约》记载相对照,共找出一百余处《圣经》地名的旧址。当时他所依赖的不过是圆规、望远镜和尺子,外加希伯来文《圣经》和英译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法两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大规模的挖掘,尤以英国人雷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1894)的发现最为知名。雷亚德在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一年之间,雇用当地人在摩苏尔附近的古代亚述遗址进行挖掘,并将出土的部分雕像以及大批楔形文字泥板运回英国,存放于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陆续收藏的上万件泥板中,有一部分经过专家的释读,陆续刊布,加速了对楔形文字的破译,对《圣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在埃及和近东地区又陆续有重大发现,比如阿玛纳书信和汉谟拉比法典等等。所有这些地下出土的实物,都对于以文献为基础的《圣经》考据构成极大的冲击。
考古学这门新兴的学科,与传统的语文学相比,其方法和旨趣可谓大相径庭。当时重视最新考古发现的学者,开始对过度依赖文献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这其中声音最响亮的是英国亚述学家塞斯(Archibald Henry Sayce,1845-1933)。塞斯的著作如今已无人问津,但他在《圣经》考古和亚述学领域是十九世纪后期卓有建树的学者,特别是抬高考古发现、贬低文本考证这方面,他是当时的急先锋。根据他晚年出版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1923),我们可以大致勾勒他的生平和学术。塞斯从小喜欢古代语言,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十岁已能读维吉尔和色诺芬的原文。十二岁时,他的兴趣转向希伯来文和其他东方语言,开始了解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的比较语文学。他十四岁首次去伦敦游览,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在埃及和亚述展厅内逗留良久,仔细观察陈列在玻璃柜中的楔形文字泥板,描摹上面的古怪字体。从此,他开始了对于古代东方文明一生的迷恋。塞斯中学时开始学习埃及象形文字,还初步接触楔形文字,购买了英、法两国博物馆出版的楔形文字图册。他于一八六五年入牛津,跟随马克斯•缪勒学习梵文和比较神话学,也兼习亚述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出版过比较语文学和亚述语法方面的著作,还参与大英博物馆所藏楔形文字泥板的释读工作。
塞斯在一八八九年的著作《“圣经考证”与古迹之裁断》(The “Higher Criticism” and the Verdict of the Monuments)中,对语文学的贡献,先有一番相对公允的评价,承认考证家正是运用语文学手段,才能将“摩西五经”分解为不同源流的残片。但是,塞斯又批评考证家妄自尊大,以为Higher Criticism之“高”真的表示品级的高下。他认为语文学分析的局限,在于“所依赖的材料不必超出文献自身,所汲取的证据主要是内证,所依据的事实与外部证据少有关系或者完全无关”(8页)。而他心目中理想的“外证”只能是考古学所提供的实物,因而必须以考古学来检验和“控制”语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成果。
《“圣经考证”与古迹之裁断》(Forgotten Books, 2015)
到了一九〇四年,塞斯出版了一本小书《考古物证与圣经考证的臆测》(Monument Facts and Higher Critical Fancies),对于以语文学为主导的《圣经》考证提出尖锐批评,火力之猛,是前所未见的。虽然塞斯在书中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会发现,他攻击的靶子就是威尔豪森。塞斯在开篇就指出:《旧约》乃是古代东方文献的合集,但现代学者却把它当作欧洲人的作品来看待。要理解古代东方人,就先要把自己变成东方人,不可盲从不可靠的理论,而要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而能够经受科学检验的,只有直接来自古代的证据,或者是文献和铭文,或者是出土材料和器物。最能精要概括塞斯观点的,是下面这句话:“证据越实在(more material),得出的结论就越可靠。”(12页)塞斯继而又说:“文字证据可以被自圆其说,铭文可能破损、残缺,但陶片和器物的证据,一旦得到,就永远得到,构成坚实的事实基础。”这里的表述清晰有力,表现出塞斯对物证、器物、考古实物的绝对信任和依赖,以及对文字材料和文献解读的怀疑。我们不妨说塞斯所推崇的是一种“考古至上论”,或者也可称为“唯器物论”。他坚持将地下掘出的实物和“硬证据”,置于文字材料之上,让考古学和语文学有了高下之分:“我们的证据如果考古成分越多、语文学因素越少,则其权威性就越高。”(12页)他甚至说:和历史研究有关的,恰恰是考古学,而不是语文学。这不啻将语文学逐出了古代历史研究。
与塞斯同时代的学者切尼(T. K. Cheyne)在其《旧约批评的奠基者》(Founders of Old Testament Criticism,1893)一书中对塞斯多有批评。他一方面批评塞斯出版通俗书籍过多,无形中传播了很多不尽准确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不住感叹,塞斯竟会与正统的护教神学家成为同道。切尼在书中写道:“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既为塞斯本人,也为进步的事业。他将很多值得怀疑的理论予以通俗化,同时他对于毫无批判精神的传统神学做了很多让步。”(233—234页)塞斯的这位同行在表达了惋惜和批评之后,又希望他能回到二十年前更富有批评精神的学术道路。但对于塞斯来说,重返语文学的旧路,是绝无可能了。因为他的“考古至上论”和维护《圣经》权威的决心,无论在信仰还是在学术方法上,都已让他提前告别了十九世纪《圣经》考证主流的批评精神和批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