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hout the untiring and generously given help of Mr. C.C. Shu, who, when I made the first draft of this translation, was Lecturer in Chinese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于是就顺藤摸瓜去查了这个中文讲师,果然不出所料,初相逢还是旧相识。
1924年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的年轻讲师,Egerton的好基友好室友C.C.Shu同志,全名Ching Chun Shu,中文即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
不过这个时候帮着室友翻译《金瓶梅》的中国留学生还不是老舍,他甚至还没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这位大龄青年C. C. Shu每天都在纠结我们现在一样纠结的问题:没钱啊没妹子啊家里的老妈啊没房子啊。
当年的留学圈大概也和现在一样分为三档:康奈尔大学的普通青年胡适期中考试狂飙GPA后还能给自己煮碗鸡丝面然后继续打牌;
高帅富徐志摩出入各种大师的宅邸犹如逛自家花园,动不动还更新条微博说我今天又碰见宅男女神林徽因了;
而二逼青年C. C. Shu呢,穷得叮当响,每年挣250磅花300磅;吃食堂吃出胃病,养不起,只能去廉价的中国餐馆喝一碗一先令的汤。
当时的C. C. Shu穿着长年不换油光闪闪的唯一一套衣服走在伦敦街头,那种超然脱群的程度绝对不亚于宅男秋裤外穿游荡在上海外滩。
更悲剧的是:身边连个妹子都没有还老被那个奇葩的英国室友抓起来半夜一起研读《金瓶梅》……于是,二逼青年就这样被活生生地逼成了文艺青年。
这位C. C. Shu同志就是在留洋的时候开始动笔杆的,“二十七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就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了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我的创作经验》老舍)
让有病君格外好奇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孤身在外的大龄青年是用怎样的心态去翻译《金瓶梅》的。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新东方,留学生之间牵线搭桥的鹊桥业务还一片荒芜。即便是现在,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姑娘恋爱也并不是主流吧。可以想象热情如火的美国女郎看见穿着长年不换的过时衣服的宅男C. C. Shu也绝不会是一张看见了东方王子的花痴脸孔。
在C. C. Shu成了老舍之后,他开始写一部书叫做《二马》,讲的是一对中国父子在伦敦和一家寡妇的暧昧纠葛。有趣的是批评家总说这部作品是“不写实的”,这幻想的华人与白人的罗曼史中,藏了几多辛酸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并非人人都是徐志摩,能一掷千金在欧洲名媛之间吃开一个小圈子。
C. C. Shu及其同道者大概是羞涩而自卑的,郁达夫在《沉沦》里描述留日的男学生在路边碰到结伴走的日本姑娘,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们咯咯笑成一团,他被这笑声挠得心里一痒,旋即又有几分羞怒:她们定是猜到我是中国人了……
我不知道当时的C. C. Shu是否也是同样的心境,但是老舍本人绝口不提他在英国和人一起翻译《金瓶梅》的故事,至少文革时候这一条本应被大张旗鼓批斗的罪名并没有被揪出来。我猜想,当他跳湖自尽前徘徊那一整天的时候,心里可曾记起那个在破公寓的落魄青年,一边读狄更斯的小说一边翻译一本淫书──男女情爱,世事无常,黑黑白白翻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