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英文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survey)、《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从1966年夏、秋季就开始发表对于文革的研究论文,它们长期、系统地追踪文革重大事件,分析和评论文革的目的、意义,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的影响,等等。
宋永毅等人工作是一种奠基性工作,为同行和后代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条件,为中国的文革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早在1998年,宋就和孙大进合作,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文献目录,1966-1976》(The culturalrevolution:a bibliography,1966-1976),他和周原等海外学者一起收集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一共3辑,共达112卷,包括了2,700种小报;他和郭建、周原合作编写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已经在2006年出版。宋永毅还和孙大进合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另一位研究者福斯特(Keith forster)看到了上面的问题,他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一省的造反和派性:浙江,1966-1976》(rebellion andfactionalist in a province:zhejiang,1966 -1976)中宣称,广东接近香港,远离北京,那里的情况代表了例外而非规律,他认为区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是对干部的评价,这个标准在全国也适用。但他不知道自己遇到的也是特殊情况:浙江的造反组织听从周恩来的劝告支援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保守派而一直受到压制,浙江的"老造反""红暴会"长期受压,而原因在于中央首长表态出尔反尔,这在全国是十分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