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数年辛勤耕耘，曹氏夫妇在温州的经营略有所成，花园巷教堂和学生宿舍陆续完工，城外的平阳、桐岭等地也建立了教会。然而，一场风暴正要降临。1884年，中法战争在东南沿海激烈展开，战争带来的财耗、劳役和紧张情绪也扩及至温州，人们遂开始将满腔怨气转移至洋人身上，并不分英人或法人。居民的挑衅也激起了信徒的火气，冲突终于在城西耶稣教堂爆发了。城西堂是由英国偕我会宣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主持的教堂，但暴动随后也波及到内地会、天主教的教堂与房舍，温州全城陷入混乱。
为了进入中国西北，他开始留意关于中国内地会的消息。1888年，在一位美国青年的极力邀请下，戴德生来到北美带领聚会。这青年名叫霍亨利（Henry W. Frost），他曾经赴伦敦申请加入内地会却遭到婉拒，但他仍不放弃，积极游说戴德生来感受新大陆对于承担宣教使命的渴望。在这次特别聚会中，借着超乎所求的供应，神让戴德生清楚他的旨意，于是内地会接纳了一批北美的宣教士，即所谓的北美兰茂密尔团体。这位霍亨利后来成为了内地会北美咨议委员会的主席。当博德恩立志前往中国西北时，他便开始写信给霍亨利，向这位热血前辈请教。霍亨利也十分欣赏博德恩：“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彼此年龄的差别，因为他的智识见解并不亚于我们其他的顾问。”1910年，博德恩被内地会推派为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的代表，他稍后也受霍亨利邀请担任北美咨议委员会的顾问。
由于小时候在中国成长，金品三很快就通过语言的课程，投身医疗工场，学习适应中国当时的医疗环境。他先是被派至开封福音医院协助柯维则医生（Dr. Sidney H. Carr）。这是个极度忙碌的医院，只有两个医生，但每年门诊人数却破万人。纵使见识了中国内地医疗资源的匮乏，金品三却没被忙碌淹没，他总是分出时间到乡村布道，因为他来中国不只是要救人的身体，还要救人的灵魂。与他一同下乡的伙伴中，有一位医学生名叫高金城，他是金品三重要的朋友与同工，这两个好兄弟日后将一同在西北大展身手。
在开封初试啼声后，金品三随即又被派至山西平阳的善胜医院，协助柯医生的弟弟柯维忠医生（Dr. John C. Carr）。善胜医院的前身是卫理森医生（Dr. William M. Wilson）开设的戒毒所与诊疗间，卫医生于庚子年殉难后，家人捐了一笔款项，希望能在平阳继续他未完的工作，于是便有了这所名字典出罗马书，彰显“以善胜恶”精神的医院。金品三在山西依然不改其志，他常与中国同工相处，也常常带医学生一起下乡布道。有一回，他为了在四个城门口张贴教会聚会的讯息，沿着平阳城墙走了一圈，路程有七公里多。他幽默地鼓励同工说这是一种“运动”。
除了经费就绪，兰州博德恩医院的创建可说是从零开始，金品三要负责买地、监工、统筹新医院的人事，平日还得行医治病，可谓分身乏术。幸好此时有一重要人物——护士夏裕恭（Miss Christina Shaw）前来帮助。这位小姐非常勇敢，从澳洲来到中国宣教，当她听到兰州有需要，更是义不容辞地亲往相助。她在前往甘肃的路上遭遇有名的大盗白狼，但她面对枪口威胁却毫无惧色，并向白狼传讲福音，最后白狼亲自向她道歉，将她安然释放。夏裕恭不但在医院事务上是金医生不可或缺的助手，次年春天，她更成为金品三的贤内助，两人结成一对大漠侠侣。而在金品三的力邀之下，高金城也放弃了在河南的医院工作，加入博德恩团队，前来西北助好兄弟一臂之力。
1905年，已逾古稀之年的戴德生，在次子戴存义（Frederick Howard Taylor）夫妇的陪同下，展开他最后一次的中国之旅。自从185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戴德生的生命就与它紧紧相连，这趟最终之旅对老先生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他们的第一站是上海，这个他最初登岸的地方，也是当时内地会总部所在地，戴德生在这里会见了何斯德（Dixon Hoste）、范明德（John Stevenson）等主要同工。他又去了扬州，这个城市曾带给他最惊险的一夜，但这回他在此欢度复活节。还有镇江，那是玛莉亚长眠之地，戴德生不能不到她的墓前探望。他们又沿着长江到了汉口，戴德生在这里与多年好友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杨格非（Griffith John）相见，他们虽属不同差会，有着不同宣教策略，但同样挚爱中华千万灵魂。河南是一个困难的省份，戴德生曾说宣教士若要进入河南，“必须用膝盖来前进”，但此行他却能探访郾城、襄城、周家口、陈州、太康等地的宣教站，见到福音结出的果子。
此行还有一个重要地点——就是戴德生心心念念，为其祷告三十年之久的湖南省会长沙。在吴立诚过世后，长江沿岸又遭逢反洋教的骚乱，各样攻击基督教的揭帖在湖南大量散布，宣教工作陷入绝境。但内地会的宣教士们依然不放弃对铁门发起挑战：1895年韩思明（GeorgeHunter）多次从湖北入湘，1897年宁德恩（T. A. P. Clinton）终于在常德立足，1901年葛荫华（F. A. Keller）在长沙建立了据点。不知道当戴德生远远望见长沙城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否充满激动？当他步入内地会在城里的宣教站，他眼前是否浮现过往？——那些老同工的脸庞、挫折的消息与不曾退却的祷告。长沙也是戴德生在世的最后一站，抵长沙后的第三天，下午他还与宣教士们一同茶叙，晚间就安睡了。美梦已经成真，吴立诚来不及看到的应许，戴德生为他亲眼见证。不住叩门、不住祷告、不住盼望，就算是铁门之城，神也将亲自开启。
1938年，和平日一样忙碌的富能仁感到剧烈头痛，不久后便陷入高烧，最后，这场突如其来的脑疟疾停下了这位忠仆的脚步。但傈僳教会的故事并未停止，在李崇德（Francis J. Fitzwilliam）、杨思慧（Allyn B. Cooke）、杨志英（John Kuhn）、杨宓贵灵（Isobel Kuhn）等同工的努力之下，傈僳教会继续成长。她不是仅仅接受宣教士带来的福音，傈僳族的传道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将福音带往一个又一个的山头，甚至翻越国境，传到缅甸、泰国。她也熬过了内战和政治的动荡，成为真正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如今依然见证并传扬神的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