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时期，对倪柝声灵命成长影响最大的当属来自英国的自由传教士和受恩（Miss Margaret E. Barber）。两人经余慈度介绍而彼此相识，此后和受恩成为他的属灵导师，在各方面教导倪柝声，指导他看书，帮助他解决属灵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不久，倪柝声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如王峙和王载兄弟俩、王连俊、缪绍训和陆忠信等人，他们不仅仅在学校内传福音，还经常敲锣打鼓地到街上去布道、唱诗及散发福音单张等，在福州颇为轰动。此外，他们也时常利用节假日到四围乡村去传福音。
1927年底，倪柝声来到上海，与其亲密同工李渊如、汪佩真和祝康宁（Charles H. Judd）等人在辛家花园汪佩真家中聚会。在倪柝声领导下，聚会人数迅速加增，于是他们就在哈同路文德里租了房子开始聚会，称"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也把福音书局搬到这里来，改称为"福音书房"，从而成为其文字宣教和推展地方教会的基地。1928年2月1日，倪柝声在这里为来自各地的五、六十位同工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聚会，栽培、造就他们的灵命，为他们指明道路。
1938年7月，倪柝声开始去欧洲之行。在英国期间，他拜会了其属灵密友史百克先生，与他有深刻的属灵交流。还结识了史百克的女婿金弥尔（Angus I. Kinnear），数周之内，二人成为知己，倪柝声给他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金弥尔后来为倪柝声写下一本传记《中流砥柱----倪柝声传》（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
1930年，王明道开始在小报胡同四号葛嘉先生的地方举行聚会，每周定期两次。1933年春，由于聚会人数多起来，先后租借隆福寺街5号社交堂，和前炒面胡同甲23号举行聚会，每周聚会亦增至四次。为长久之计，从1934年8月开始，王明道鼓励会众为建堂之事奉献。1936年春，他们募足款项，购下史家胡同42号地方，开始建堂。1937年7月底新堂告竣，8月1日举行献堂聚会。王明道为其取名"基督徒会堂"（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向政府立案。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一个典范，其教会事工完全是本色化模式，在行政上与西方任何差会无关，一切经费全靠信徒自由奉献。
1930年冬，宋尚节被教会差往北方考察平民教育运动。他先赴湖州参加华东基督化家庭大会，期间，经广学会西籍女传教士梅立德夫人（Mrs. F. R. Milican）的发现与推荐，他受邀在大会上演讲。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湖州各教会、学校和医院等纷至沓来，邀他前去布道，由此打开了宋尚节远赴各地巡回布道之门。湖州之后，宋尚节继续北上，先后到杭州、上海、南京、北京、保定等地访问，最后到达河北定县，拜访了著名平民教育运动领袖晏阳初。虽然他对晏阳初的工作十分敬佩，但他却认为此等运动并非乡村教会之必需。归途中经上海时，宋尚节又应邀到各教会讲道，他还特意拜访了石美玉和胡遵理所创立的伯特利教会。此时的宋尚节在讲道内容上，已不再是风行一时的社会福音，而是紧紧扣住"十字架"、"重生"和"耶稣宝血"等基本要道。宋尚节的布道恩赐与风格深得伯特利布道团的赞赏，彼此甚为相契相通，这些为他们日后的同工合作奠定了基础。
一、戴德生的祖辈
戴德生（Hudson Taylor）于1832年5月21日出生于一个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James Taylor），原居住在英格兰南约克郡的洛士顿（Royston, South York）。在他结婚之日早晨，圣经中的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进入他的内心，使他大受感动，生命得到重生。从此后，这句话就成为戴家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世世代代一直守约到今日。
戴雅各夫妇婚后，移居到邦士立（Barnsley），成为戴家世居之地。不久，戴雅各成为邦士立循道宗教会的传道。1786年，83岁的约翰卫斯理到邦士立布道时，就住在戴雅各家。五年后，戴雅各带领当地信徒，在附近针叠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礼拜堂。
戴德生的祖父戴约翰（John Taylor）是长子，父亲去世后即担负起家庭重任，以纺织为业，养家糊口。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轻时开始学医，19岁时即担任循道宗教会的传道。24岁学成后回乡开设药房。1831年与贺雅美（Amelia Hudson）结婚。婚后，两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并读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贺尔舰长（Captain Basil Hall）所写的《游记》(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产生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愿望。他们在祷告中许愿：如果神赐他们一个儿子，愿将他献上为神使用。结果神遂其所愿，赐给他们儿子戴德生。从孩提到年少，父母对戴德生的成长影响很大，戴德生后来追述说：“就我自己和我对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对我的双亲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们都已进入安息，然而，他们对我的影响却永不磨灭”。
戴德生年少时，就时常跟随父亲到附近乡间传道，从而使其对穷人富于同情心。父亲还常常带领家人一起阅读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一书，其优美的文字和插图深得孩子们喜爱，故戴德生自年少时起就立志长大后到中国去传福音。
二、戴德生的得救与献身
戴德生年少时也曾经历不信与反叛，为此，母亲和大妹贺美（Amelia Hudson Taylor）常为他迫切祷告，甚至贺美立志每日三次为哥哥祷告，直到他得救为止。1849年6月的一天，母亲到五十哩外的巴顿（Barton-on-Humber）拜访自己的妹妹Mrs. Mary Hudson。午后，她为戴德生得救的事恳切祷告，并决意除非蒙神应允，绝不停止祷告。数小时后，母亲内心得到平安，禁不住讚美神。同一时刻，刚满17岁的戴德生正在家中书房读一福音单张，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工”一文所感动，日后他说:“圣灵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开朗，明白再无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又说:“两周后母亲回来了，我告诉她，我有好消息报告给她，她说她已知道，并已高兴了两周，因为神已经告诉了她”。
从立志献身之日起，戴德生将自己所有的舒适用品送给别人，以度简朴生活；加大运动量，以锻练身体；外出佈道，慰问病人，以操练爱心。当他读过宣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所写的《中国：现况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之后，得知医药对中国宣教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学医。19岁时，戴德生离家到赫尔(Hull)，从师于哈迪医生(Dr. Robert Hardey)，同时学习度一种简单、刻苦的生活。母亲为其健康担忧，他回信说：“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 我们岂可置之不理? ……我觉得若不替中国作一点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后，戴德生转到伦敦医学院，专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红热，医生判定他必死无疑。他后来作见证说: “我起先觉得忧愁，因为不能到中国去；一会儿又觉得我在中国有工作，不会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见证说，我欢喜离世见我的主，可是因为我有使命在中国，无论病况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结果正如他所相信的，竟至痊癒。
促使戴德生远赴中国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国宣教士郭实腊（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郭氏原为“荷兰宣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派，到爪哇宣教，不久他脱离该差会而独立。1831-1835年，当中国仍门户紧闭时，郭实腊穿华服，操华语、七度游历中国沿海各省，派发数十万福音单张和圣经小册。1844年他创立“汉会”(Chinese Christian Union)，专门雇用华人深入内地散发福音单张及书册。同时他为欧美各种报刊撰文，介绍中国，鼓动宣教，从而在欧美掀起来华宣教浪潮。1850年，郭实腊返欧期间，于伦敦创办并发行了《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戴德生从始至终都是这一杂志的忠实读者，并深受激励。1852年5月“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成为该会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日后，当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时，他曾如此说: “郭实腊乃中国内地会之祖”。
经过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费士号”终于在1854年3月1日抵达吴淞口。戴德生登岸后，暂时住在伦敦会雒魏林医师（Dr. William Lockhart）家中。半年后，他才在北门外租到房子，开始宣教工作。但仅三个月，租屋就被炮弹炸毁。当时正逢“小刀会”起义军占据上海，与清军对峙。戴德生身处战火之中，不但生活艰苦，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1854年10月19日凌晨，他在睡梦中被火光惊醒。黑暗中，他迅速穿好衣服，祷告祈求神的护佑。当他爬上屋顶察看时，眼见火藉风势，就要烧到他所住的木屋。在这危急时刻，天竟下起雨来，这才使他幸免于难。日后戴德生回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说:“(那时我)寒冷、飢饿、在危险的黑夜守望无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无助。……但有什么比这样的环境，更能显出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实，以及神帮助的可贵呢？事实上，这正是我倒空自己，学习谦卑的时候。经历这些，不是叫我蒙羞，乃叫我信心更加坚定，在祂带领之下，勇往直前，并经历衪应许的可靠……”。
1854年11月，“中国传道会”差派巴格尔医师（Dr. William Parker）夫妇到上海与戴德生同工。在1854-1857年间，戴德生以上海为基地，曾18次到江浙两省旅行布道。在其第八次，临去杭州湾宣教之前，为便于接近中国人，他特地叫理发师为他剃发染发、编辫子，并穿上华服。不出所料，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显。在他给妹妹的信中，谈到这次剃发、梳辫的经历:“生平第一次剃光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皮肤容易长痱子的人，……染发五六个小时，……到梳头之时，痛苦达于极点。……就因为受苦，才显出这条辫子的可贵”。
戴德生也曾与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Burns)同工，到江浙及广东汕头布道。他尊宾惠廉为其属灵的父亲；宾惠廉也受他影响，改穿中国服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1861年1月，经伦敦医院克拉克医师（Dr. Andrew Clark）诊断，戴德生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已严重受损，必须留在英国休养，几年内不得出国远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医嘱留在英国有四年半的时光。但他一点都没有闲着，这段时期反成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时期。在此期间，戴德生成就了数件大事：（1）1862年，顺利通过考试，取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资格，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学院助产资格证书，成为合格的产科医生。（2）1861年5月，完成宁波语《赞美诗集》，1863年10月，与高富牧师（Frederick F. Gough）合作，在王来君的协助下，翻译、修订罗马拼音版“宁波语新约圣经”。（3）如其祷告所求，于1862-1865年间，先后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宁波宣教，他们是宓道生夫妇（James & Martha Meadows，仅一年后宓夫人因霍乱死于宁波），乐曼小姐（Miss Jean Notman），白克敌（Stephan Paul Barchet），江郎笔（George Crombie）与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
但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内地会”的创立，此举可说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从1864年底开始，戴德生和玛丽亚花了半年多时间，完成《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书的写作。但就在此时，他发现英国各差会在华宣教士数目却由115人减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国沿海五口城市中，无一人在中国内地宣教。看到这种情况，一想到在中国每月都有百万人死亡，却无机会听信福音，以致灵魂不得拯救，便忧心如焚，彻夜难眠。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到柏莱顿海滨（Brighton Beach）度假。6月25日，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他独自到柏莱顿海边沙滩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国那千百万失丧的灵魂，心灵痛苦至极。后来，神的安慰与启示临到他，使他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以至于他完全降服于神，并恳求神为他预备24位宣教士，与他共赴中国，为扩展神的国而争战。从柏莱顿海滨回伦敦后，戴德生以“中国内地会”之名在银行开了个户头，存入十磅英金，“中国内地会”于焉成立。接着，戴德生到英国各地传递“中国内地会”之异象。在1865年9月第三届“苏格兰基督徒灵修大会”（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他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与会众分享信息。1865年10月25日，戴德生的《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出版，并在第二届“密尔美灵修大会”（Mildmay Conference）上分发，引起很大迴响。1866年3月12日，第一期《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创刊，报导内地会消息。直到1866年5月26日“兰茂密尔团体”启程之前，戴德生仍到各处传递异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约翰夫妇(John & Ann Stevenson)与曹雅直(George Stott)前往中国，会同先前所差往宁波的5位，共计有8位，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携四个孩子，与16位宣教士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兰茂密尔团体”(Lammermuir Party)。
内地会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于1876年到山西开拓宣教工场，适逢大旱，遂投身于赈灾事宜。随后，内地会与另外三个差会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赈灾行动。因急需从事妇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戴德生只好让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赈灾。当时珍妮已有两个孩子，但她把他们托给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照顾之后，便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宣教士奔赴灾区，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儿院，救助孤儿、弃儿。
“剑桥七杰”，即何斯德(D. E. Hoste)，施达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 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盖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与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们之中，有出身贵族、巨商，有运动明星、皇家军官，又皆为剑桥大学高材生，却为基督福音的缘故甘愿放弃锦绣前程，甚至放弃巨额遗产，于1885年2月启程来到封建落后、充满敌意的中国内地，把他们的青春、才华与爱奉献给中国人民。他们抵华后，数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肃，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会。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与洪洞县的中国传道人席胜魔成为亲密同工。席胜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鸦片成瘾，后由英国宣教士李修善牧师(David Hill)带领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鸦片，还广设“天招局”，助人戒烟。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来到平阳，席胜魔得益良深。1886年当戴德生来山西时，亲自按立席胜魔为平阳、洪洞、大宁三区的主任牧师。席胜魔与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为主内至交，直到1896年离世为止。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庆召开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谘询委员会”，任命范约翰(John Stevenson)为内地会副主任，巴子成(James Broumton)为司库，宓道生(James J. Meadows)为浙江省监督，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为副监督，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安徽省监督。此外还作出两项决议: (1)征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2)在安庆成立语言训练学校。为征召宣教士，戴德生于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处奔波呼吁，足迹遍布整个英国。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应召踏上中国宣教之行程，再次超过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国多年，深深感受到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鸦片贸易的动议，并获得一致通过:“本大会在此，义正严词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谨呼吁政府竭尽所能，全面压制邪恶的鸦片贸易，否则不足以为那已造成、并且还继续造成，对中国人民身体、道德与社会，无可计数的伤害，担负起责任”。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从事反鸦片活动，不遗余力。他在内地会任职期间，担任“反鸦片协会”干事一职，编辑《全国正义》杂志，并著有《吸食鸦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与《英国的罪恶与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书。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美国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来到伦敦，邀请戴德生到美国讲道，传递内地会的异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义(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举办的学生夏令会及尼亚加拉湖畔退修会上讲道，结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内地会宣教士的奉献。由此戴德生觉得成立内地会北美分会，接纳北美宣教士的时候到了。他继续在北美领会一段时间后，志愿加入内地会的青年竟超过40位之多。经遴选后，最后选定14位，由戴德生亲自带领，于1888年9月从多伦多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北美“兰茂密尔”团体。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谘询委员会”于多伦多。到1893年底，北美分会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华宣教。
其次是海家:包括后来嫁给何斯德的长女Gertrude、长子海国禄、四女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以及四子海文启(Benjamin C. Broomhall)，先后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不但如此，海家的第三代，包括海国禄的两个女儿海宽爱(Mary Gertrude)和海宽厚(E. Marjory)，以及海文启的儿子海恆博(Alfred J. Broomhall)，也分别于1921、1924与1938年加入内地会。戴、海两家的第二代，被分别派往江西、河南与山西宣教。
再次是金家: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儿女们。先是长女金乐婷（Geraldine Guinness）于1888年来到中国；1894年她与戴存义结婚，此后，国人以戴存义师母称之。她擅于并勤于写作，为内地会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她的弟弟金纯仁医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 于1897年到河南行医传道，成为开封著名的金大夫，后因感染斑疹伤寒殉职。他的儿子金立时(Henry Guinness)也曾在河南及台湾等地服事。
此外，宓道生、路惠理（William Rudland）、鱼爱光(Charles Thomas Fishe)、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卫养生、祝名扬，与麦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陆续跟随他们的脚踪，加入内地会。其中，麦卡悌之子麦有德（Frank McCarthy），曾担任芝罘学校校长达35年之久；祝名扬的两个儿子，祝康宁(Frederick Judd)与祝家宁(Charles Jr.)，还有孙女祝美兰(Kathryn Judd)，也都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于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启程前往中国——他心中眷恋的第二故乡。他们于同年4月17日抵达上海，适逢“中国谘询委员会”召开春季大会，故得以会见何斯德、范约翰、宓道生等主要同工。随即前往扬州，度过复活节后，又前往镇江，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玛丽亚和孩子们的墓。然后乘船到汉口，与好友丁韪良（W. A. P. Martin）、杨格非(Griffith John)会面，并留下珍贵镜头，当时三人在华宣教时间合为156年。5月1至31日他们一行三人前往河南，探望教会与同工，所到之处，深受欢迎与爱戴。6月1日戴德生来到长沙，亲见福音在祷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两天后他在长沙去世，享年73岁，归葬在早他而去的爱妻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墓旁，并他所深爱的中国土地上。当他离世时，内地会宣教士已由当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国同工增至1,152位；中国受洗基督徒已达18,625人；有组织的教会有418个，宣教站、布道所与会堂合为1,424个，学校150所。而且中国内地会所奉行的信心原则，例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皆成为后来许多信心差会的典范。因此戴德生不仅被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也被视为“信心差会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