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不可预见,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工作,我逐渐养成了料远若近的思维习惯,让我持有一股一般人们生活中不常有的“提前量”。
每当评估任何一个新的IT投资项目时,我总要提前与同事们做一个投资盈利分析,预算未来五年内的投资效益,确保这些新的IT投资项目不会血本无归后,才把正式的投资项目上报IT CIO和公司总财务长审批。
在实施已被批准的年度预算或投资项目时,我总是密切地与IT各部门的主管及投资项目负责人合作,核实每一项预算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既便这些预算已经事先通过了层层专家与上级部门的批准。在核实过程中,我常常可以嗅觉出一些潜伏的变化,从而提前重新预测年度的支出与投资的资金数字。
这个“提前量”成了我的一件秘密武器,制胜法宝。如果总财务长突然临下军令, 要求IT从已批准的年度预算中缩减几百万美元的开支来添补公司的收入,我的“提前量”可以帮助我迅速把早已提前做好的新年度预测中可以节省的各项开支报告给我的顶头上司CIO, 舒解他的压力。如果IT急需引进一项没有事先计划的新项目,我的“提前量”可以帮我把从众多项目中节省出来的资金投进这类临时项目,为总财务长与CIO排难解危。
我的“提前量”让我成了IT部门的“当红人物”。因为我经常可以解决IT各部门主管负责人的燃眉之急,有一年他们甚至提名让我荣获全公司的年度“优秀员工”奖,一种类似劳动模范的最高荣誉。我经常接到许多人力资源猎头公司打来的电话,探试我是否有意跳槽到别的公司工作。每次我去IT CIO那豪华宽敞的办公室开会,他的开场白总是一句幽默的玩笑话 “Doc. Chang, what do you have for me?” 意思是“常博士,有何高见?”言外之意,我的“提前量” 为我在CIO的心里挣得了一个“荣誉博士”的地位。
然而,“提前量”,这个让我十余年来得以在变化万端、错综复杂的IT沙场上驰骋纵横的常胜武器,在我过去与癌共舞的五年当中,竟然失了它的灵气,一点儿也派不上用场了。
我无法用“提前量”去预测我体内的肿瘤在三个月内会增长多快,按照现代医学规律,我身上的肿瘤应以每三个月倍增的速度增长,早在四年前我就该沦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我无法用“提前量”去预测我在这世界上还能活多久,因为医生五年前就坦率地告诉我,我的剩余时间只有一两年了。
我无法用“提前量”预测目前的标靶临床试验新药是否真有疗效,因为这药是一个新发明,我的肿瘤医生Dr. Pal是唯一被发明研治这个新药的公司授权临床试验的医生。医学界对这个新药仅限于理论认知。要想评估它应用在肾癌病人身上的疗效,还需从我们这些第一次参加临床试验的病人资料中搜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