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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也被租房折磨过

鲁迅当年也被租房折磨过

鲁迅当年也被租房折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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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也被租房折磨过

原创 梁捷  看理想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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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们已经谈过关于长租公寓头部企业蛋壳公寓的“暴雷”事件。

蛋壳公寓作为中介,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同时拖欠房东的租金和租客的退款。

由于房东无法向蛋壳讨到租金,所以很多房东只好将矛盾直接转向租客,强行收房,驱赶租客。就在几天前,已经不幸发生了有租客因此而跳楼身亡的事件。

看理想的朋友之中,有许多人依旧十分关心此事,还有一些朋友本身就是蛋壳事件的受害者。

今天,我们想分享看理想主讲人梁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在他的节目《别怕,这就是经济学》里为此事件录制的一期番外,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有关“租房”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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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 梁捷
来源 | 《别怕,这就是经济学》
(文字经删减编辑)

01.
租房,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一大难题

关于租房,我还是先把结论提出来,那就是“没有结论”。

无奈的事实是,租房只能看运气,听天由命,目前并没有一套完善的解决办法,长租公寓也不可能完全解决潜在问题。

我们可以列举一长串租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陷阱,即所谓的“坑”,但是即使注意到所有这些坑,也仍然不能保证你必然租到称心如意的房子。

租房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地最大的难题。

随着技术进步,有些租房中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但还有一些恐怕永远无法解决。所以,租房的朋友还是要沉住气,心态平和地去找房和租房。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陌生的外来人需要租房。外来人到一个新城市,长住的话也必须租房。房客和房东互不相识,其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那么到底房东占优势,还是房客占优势?在我们的既定想象中,肯定觉得房东有优势,但其实真的不好说。应该说,双方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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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房子的角度看,房东肯定更为熟悉。房子是否有些漏水,门窗是否关不严,空调是否有些失灵,这些问题房东心里比较清楚,而房客一时半刻搞不清楚,往往租下以后才发现房子存在很多毛病。

更有一些因素是房客看房时不可能搞清楚的。比如楼下的邻居是否会在半夜两点开洗衣机,搞得地动山摇?楼上的邻居是否会在早上五点开始拖桌搬椅大放音乐?这种情况恐怕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尤其今年疫情,很多家庭的孩子被迫在家上网课,甚至体育课也要上网课。这对于居家办公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但租房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是双向的。房客是什么背景,他会怎么使用房子,这是房东最为头疼的事情。比如房客是否会把房子拿去转租,摇身一变成为“二房东”?房客又是否会在租下房子以后,塞进五六张双层床,改造成集体宿舍?……如此种种,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如果房子原本的装修不错,经过这么一折腾,那肯定全毁了。甚至有房客在房间里做一些地下的、灰色的、违法的生意,房东对此也都头疼不已。

很多租房合同都很简单,没有把房客这些可能破坏房子的行为都考虑在内,这就叫做“不完备契约”。当然这份契约也不可能完备,因为房客使用房子的方式必定会超出房东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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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租公寓本身是一种不错的想法,认准了这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通过减少其中的信息不对称来盈利。但是长租公寓也存在很大问题。

第一,具体房子的不确定性。长租公寓的装修设计是标准化的,但仍和房子本身的质量有关。而邻居的素质,人的问题,也是长租公寓所无法控制的。

第二,那就是长租公寓本身的风险,系统性风险。长租公寓的企业一手收取租金,一手交付租金,而它一定会利用这个时间差做一些运营甚至金融投资,这其中就蕴含着风险。但租客和房东其实无力监督中介这些行为。

基本上,租房市场里免不了矛盾,事先的合同也不可能完备。事后如何通过调解、诉讼的方式,解决租房市场里的各方矛盾,这也是重要的一环。

我在国外读书时,有一次跟几位朋友聊天,发现大家都有打官司的经验,都是为了租房纠纷而打官司,很快就能出结果。这种有效率的法律制度也算是解决租房矛盾的最终保障。

02.
资深租房住户,鲁迅

说了太多令人泄气的分析,下面我们还是聊聊“八卦”,说一说绍兴人鲁迅当年在上海长达九年的租房经历,可与我们今天的租房生活进行一下比照。

今天有好几处地方都被称为“鲁迅故居”,北京八道湾胡同的房子,确实是鲁迅故居,这是他在1919年花了3500块大洋买下来的房产。但是后来鲁迅漂泊各地,尤其最后九年都在上海度过。

鲁迅在上海并没有买房,所以上海的好几处鲁迅故居,其实都只是鲁迅租过的房子而已。

鲁迅在上海一共租过四处房子,但这四处房子距离都很近,都在一平方公里之内。他所住的地块叫做虹口,原本属于华人的华界,但紧贴着公共租界,是英国人“越界筑路”偷偷开辟出来的地区。后来鲁迅有一本杂文集叫做《且介亭杂文》,就是取租界两个字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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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3日下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先住在共和旅馆。当时鲁迅并没有想过要在上海常驻,但他在上海几天,接待了许多朋友,发现他的主要业务合作伙伴北新书局已经扎根上海,他的三弟周建人也住在上海,而且上海文化氛围非常浓厚,书店众多,许广平也有很多同学生活在上海。于是鲁迅这才动心,开始想在上海住下去。

1927年10月8日,鲁迅的日记里记载:“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

鲁迅在上海的第一处住房,就是虹口横浜桥的景云里23号。鲁迅为什么会选择租住景云里,原因很简单,因为三弟周建人就住在景云里。此外,还有不少文化人也住在景云里这条弄堂里,如茅盾和叶圣陶等。

当时在上海租房,有一项比较特殊的制度,就是除了房租以外,还要交一大笔“顶费”。顶费既不是房租,也不是押金。

因为当时上海一般都是租地造屋,土地属于土地所有者,而房地产厂商只拥有这片土地上房子的20至30年的经营权。所以当时上海绝大多数房屋是无法买卖的,只能长期租赁,这笔长期租赁费用就叫做顶费。

支付顶费以后,房客就获得合同规定年限内的房屋使用权。支付顶费以后,房客就可以把房子转租出去,自己做二房东。当然也可以把房子直接转租给别人,问他们收取顶费,这样房屋的支配权就转移到支付顶费的人手中。顶费一般是很贵的,动辄几百大洋,也有些房东只收金条做顶费。

而鲁迅为了入住景云里23号,支付了55元大洋的顶费,算是极便宜的,也能看出景云里当时的位置一般,并不是当时上海最为热闹繁华的地段。鲁迅后来搬走以后,曾把房子租给柔石居住,并没有问他收取顶费,可以看出对年轻人的关心。柔石去世以后,鲁迅才收回景云里的顶费,和这套房子彻底切断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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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同被租房问题困扰的鲁迅

鲁迅在景云里住了近一年。虽然当时上海的文化生活还不错,但物质生活不怎么样。夏天太热,冬天太冷,这些在鲁迅的日记和书信里都有反映。鲁迅抱怨上海的冬天太冷,没有火炉。夏天则有很多蚊子,不能做事,这些方面就没法和北京相比了。

同时,景云里还非常嘈杂,男女老幼的声音混杂在一起,还一直有人打牌,即使到了半夜还有人听无线电。鲁迅最害怕无线电里的国粹戏,里面一段“唉唉唉”,“呀呀呀”,正在写文章的鲁迅觉得头脑发昏,一点都写不出来了。

鲁迅在景云里23号的时候,和邻居的关系也不好。许广平回忆说,他们后门对面住着一户挂牌大律师。大律师家的孩子非常顽皮,经常在鲁迅他们家煮饭时,在饭里投入石头、泥沙。

鲁迅没办法,跟人家说了,结果律师家的孩子变本加厉,按照许广平的做法,就是做出“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在墙上用白粉笔画大乌龟,在后门口撒尿。许广平觉得这简直就是噩梦,最后不得不搬家。

搬到哪里去呢?鲁迅先是搬到同一条弄堂里的景云里18号,与周建人一家合住。但是两户人家口味终究不大一样,合住在一起多有不便。周建人夫妇的孩子太小,对于一直要写作的鲁迅来说也太吵。

最后一个原因,1928年12月,许广平怀孕了,考虑许广平安胎的需要,鲁迅决定搬出去,在旁边另租一套房,这就是景云里17号。

但是搬到景云里17号以后,鲁迅过得仍旧不太开心。最主要问题是,水和电供应不稳定。

我们之前说到,景云里处于租界边缘。当时的自来水和电力供应,租界内是由工部局提供的,华界内是由闸北水电公司提供的。工部局的水和电质量较好,价格又比较低廉,所以虹口很多住户都会安装租界的水管和电线。

但是久而久之,工部局认为,这些地区既然使用我们的水电,就应该收取管理费。而上海市政府对此无法容忍,这是主权问题,不容争议。所以上海市政府要求,虹口这些地区不能再使用工部局的水电,只能使用闸北水电公司的水电。鲁迅搬到景云里17号以后,就经历了这场大改造。

改用国有水电以后,最大问题就是自来水时有时无,电灯电力不足,亮度还不及蜡烛。鲁迅的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再加上周围的嘈杂仍和过去一样,没有丝毫改善。鲁迅在和朋友的通信里大吐苦水,甚至考虑是否要搬家回北京。

1929年5月,鲁迅回了一次北京去探亲。但是他看到八道湾的住所已经被占,即使回到北京也要租房。同时,北京的文化氛围也很糟糕,他的宿敌顾颉刚也刚刚回到燕京大学教书。想想许广平生产在即,鲁迅也就放弃了回北京的打算。

1929年9月27日,鲁迅的儿子出生,也就是周海婴。鲁迅的两人世界从此变成三人世界。鲁迅在上海两年也没装火炉,但看到儿子出生,为了孩子的健康,鲁迅在家里安装了火炉。但即使这样,周海婴还是一直感冒。从鲁迅日记里可以看到,鲁迅一直带孩子去看病。鲁迅觉得景云里终究不行,还是要换地方。

这个时期,一个事件最终导致鲁迅搬家,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

鲁迅在1930年3月加入左联,很快被政府盯上。鲁迅走在路上,就觉得一直有人跟踪,他不得不带着许广平、周海婴到附近的内山书店以及内山完造家避难。

但是,他也不可能一直借住在别人家,必须尽快找房子。在内山完造介绍下,鲁迅搬到了附近的拉摩斯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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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拉斯摩公寓

拉摩斯公寓是英国人建造的,顶费要比景云里贵很多,一共需要500大洋。而每个月的房租也要50元。这里原本是内山完造的一个日本朋友的住处,他们因为工作需要搬到青岛,房子就空出来租给了鲁迅。

拉摩斯公寓就在内山书店的斜对面,几百米距离,鲁迅每天散散步就到内山书店了。鲁迅在拉摩斯公寓的水电都是以内山完造的名义搞定的,鲁迅后来干脆把通信地址也写成内山书店,他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也变得更为紧密。

拉摩斯公寓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朝北。可能英国人不够了解上海的情况,在上海,住房朝南很重要,朝北房间的采光会有问题。

鲁迅搬到拉摩斯公寓,也顾不了许多了。他新做了很多书架,买的那些书终于有机会能放出来。周围环境也不再嘈杂,鲁迅准备好好写作。

04.
最终的归宿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又发生了很多事。

1931年1月,鲁迅搬入拉摩斯公寓后大半年,柔石被抓,一时间风声鹤唳。鲁迅不敢住回拉摩斯公寓,带着许广平、周海婴还有保姆许妈,到外面旅馆借住避难,一直到2月底才回家。

回家住了大半年以后,到了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闸北虹口都是战场,甚至拉摩斯公寓都曾被枪击。鲁迅发现平时写作的书桌旁边的位置,已经被一枚子弹洞穿。

拉摩斯公寓无法居住,鲁迅不得不再一次携带家眷去租界里避难。

几个月以后,战事平息,鲁迅立即回到拉摩斯公寓检查情况。鲁迅已经被多次搬家折腾得疲惫不堪,他的宗旨是,只要房子还能住,就尽量不搬。

鲁迅一家回到拉摩斯公寓以后,没过几个月,鲁迅不得不又开始找房子,因为周海婴的健康又出了问题。周海婴小时候就有哮喘,体弱多病,需要温暖的环境,拉摩斯公寓不是很好的选择。

1933年4月,鲁迅与许广平、周海婴搬到距内山书店仍不远的大陆新村,入住大陆新村9号。这也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住处,今天上海的鲁迅故居就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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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大陆新村生活了三年多,这也是他在上海期间相对比较安稳的一个时期,他晚年的绝大多数著作也都是在大陆新出完成的。

鲁迅在大陆新村的房租是每月63元,这在当时属于比较贵的房子了。这套房子南北通风,建筑质量好,下雨不会漏水,还可以使用煤气炉。周海婴的身体健康在大陆新村寓所里很快得到了恢复。后来,周海婴先生一直活到82岁,成年以后身体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大陆新村的房子比较宽敞,鲁迅在一楼二楼都可以会客。鲁迅会见萧军、萧红这些年轻作者的故事,都是搬到大陆新村以后发生的。鲁迅在大陆新村的心情也有了极大的改善,日记里可以看到好几次阖家团聚、庆祝节日的记载。

但即便如此,鲁迅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些不安全感。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日本侵华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大陆新村周围住客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再加上鲁迅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日本医生也劝他,大陆新村还是过于嘈杂,往来的朋友太多,养病最好还是要搬家。

据说鲁迅又动了搬家的念头,托朋友打听住处。这次他想彻底搬离虹口,搬到法租界霞飞坊去。但是他最终没有成行,因为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不幸去世。

尾声.

鲁迅在上海生活了九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九年。

他在这个过程中搬了四次家,分别是景云里23号,景云里17号,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而暂时寄居在别人家里或者内山书店里更是有无数次。

鲁迅对于这几处住处都不满意,只有最后几年大陆新村的寓所里才获得稍许安宁。即便如此,鲁迅在这些并不令人满意的环境里,却也写出了大量杂文,成绩斐然。同时,鲁迅也在这个时期有了儿子周海婴,享受了一段重要的人生时光。

关于租房问题,很抱歉,我的确无法提供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所以只好和你讲一讲当年鲁迅租房的故事,希望你能从鲁迅的经历里获得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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