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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新作：鐵磨鐵，磨出刃來：懷念與王怡在一起的時光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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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新作：鐵磨鐵，磨出刃來：懷念與王怡在一起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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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新作：鐵磨鐵，磨出刃來：懷念與王怡在一起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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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余杰、李柏光、王怡在訪美途中
一家香港媒體在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時，從一個小故事寫起：2009年秋天，在中國開辦家庭教會的兩位年輕學者受邀到香港，做家庭教會在中國合法化和社會民主化的講座。他們一個是來自北京方舟教會的余杰，一個是來自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的王怡。迎接他們的，一個是香港大學法學院的戴耀廷，一個是香港中文大學神學院的邢福增。
邢福增本人在《中國宗教自由愈益收緊的這十年》一文中回憶說：“王怡第一次到香港演講，是2009年11月。那次講座安排在11月6日，是由宗文社、崇基禮拜堂及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合辦的，題目是「夢難圓？——家庭教會公開化與合法化再思：成都秋雨之福教會個案」，除了王怡外，余杰也是講者之一。可以說，我跟王怡的認識，也是因為余杰的安排。”
數年後，中國的人權狀況急劇惡化，中國家庭教會遭到習近平政權空前嚴厲的管控和打壓，同時香港的自由與法治也被北京摧毀殆盡，四名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的命運在大時代的洪流中發生劇變：我於2012年流亡美國，之後入籍成為美國公民，仍是中國體制的激烈批評者；王怡因在教會講道中公開批判習近平，於2018 年12月9日被捕，2019年12月30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非法經營罪」判監9年；戴耀廷因帶領香港「佔領運動」，在2019年被判入獄16個月，服刑 4 個月後獲准保釋等候上訴，2020年7月，被香港大學校委會決定即時解僱；積極參與香港逆權運動並一如既往地尖銳批判中共暴政的邢福增，雖然順利完成神學院院長的第二個任期，卻對香港和中國的現狀憂心忡忡，「我也變小心了，問自己可以承受多少，我說不怕說得多大聲都無用」。
王怡被捕、秋雨教會被查封時，我寫過文章抗議中共的迫害。王怡被判重刑時，我還想寫文章，一時間卻無從下筆——不是沒有可寫的，而是一旦打開記憶的閘門，我們過去十年間親密交往的種種細節便如洪水般湧出，可寫的故事實在太多，不知該摘取哪一朵浪花。正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老師所說，回憶是甜蜜的，也是痛苦的，王怡是我在中國時交往的友人中，交情之深僅次於劉曉波的，若要寫王怡，我可以寫成一本書。
2012年1月11日，我們全家離開中國時，王怡給我發來一則手機短訊，這是我在中國收到的最後一則短訊，是一句聖經經文——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一刻，這句經文莫大地安慰了我，我意識到，我所走向的，不是一片未知的大陸和一段未知的生活，而是上帝指引的更美的家園。
王怡被按立為牧師，是2011年年底，也就是說，在2000年至2011年我與他交往最多的11年間，他並無牧師身份。我記憶中最鮮活的王怡，不是“王怡牧師”的那個王怡，而是作為作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王怡。
人生若只如初見
在與王怡見面之前，我已經在當時中國最火的論壇“關天茶舍”上看到王怡不少精彩的文章和論述，那種感覺，就好像獨自秉燭在黑暗的隧道中走了很久，突然發現迎面有一束光，原來是另一個秉燭行走的人。我心裡暗暗讚歎說，同齡人中，我第一次發現寫作才華勝過我的人。王怡當版主那段時期，是“關天茶舍”言論最大膽也最具人氣的時期，那也是中國網絡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各方英雄雲集，關天論劍，百家爭鳴，讓人目不暇接。
與之平行的是，正是在那幾年，中國諸多官方控制的平面媒體走向某種程度的市場化，這樣就為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開闢了一定的言說空間。王怡在此縫隙中脫穎而出，先在“關天茶舍”成名，然後進入平面媒體如南方報系等開設專欄，他的文章一時洛陽紙貴，人人先睹為快。
那時，我們這些異見者還有少許公開出版自己著述的空間。我在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隨筆集《鐵磨鐵》，書名來自於聖經經文：“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時，我和妻子正在走向基督信仰的途中。我看到了人性普遍的敗壞——即便是反對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群體中，彼此的勾心鬥角、造謠誹謗亦比比皆是，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很多反對共產黨的人，在精神上已被共產黨所毒化或同化；當然，我更看到自己的全然敗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虛空的虛空”，靠著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那一套修養功夫，無從遏制個體的罪性和鋪天蓋地襲來的虛無感。對自己和對世界的絕望，便產生了謙卑和敬畏，歸向上帝乃是一條必然路徑。
《鐵磨鐵》出版後，銷量很好，編輯覺得這本書的書名很有意思，建議將其作為一個書系的名稱，再多約幾位作者的書稿，出成一個系列。當時，編輯的手上已有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的書稿，問我還有什麼可推薦的作者人選，我立即想到王怡和另一位四川學者肖雪慧。於是，我給王怡發去電郵，王怡很快就整理好一部書稿，那就是我最喜歡的他的一部作品《不服從的江湖》——正如書名所呈現，生長在帝國邊緣的四川人天生就有一種“不服從”的氣質，四川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哲學家弗洛姆說過，人類究竟是否有未來，文明究竟是否會終結，端賴我們是否能秉持懷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從的能力。而為了不服從，一個人須有勇氣忍受孤獨、忍受愆誤、忍受罪咎。在這本書中，王怡通過對武俠小說中江湖的全新解讀，展開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現狀的深刻的批判以及對自由的無比嚮往，他的文字如黃霑創作的《笑傲江湖》主題曲《滄海一聲笑》，讓人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之歎。
那一年寒假，我與妻子回成都探親，約王怡夫婦見了第一面。正如有人說現實中溫和的我跟我筆下凌厲的文字相差很大，王怡其人和王怡其文的差異更大：王怡長著一張圓圓的娃娃臉，雖比我年長四個月，卻顯得比我更年輕，他說話偶爾有妙語驚人，大部分時候卻慢條斯理，有如太極高手。王怡的妻子蔣蓉嬌小可愛，性情溫和，沒有一般四川女孩身上的那種火爆及麻辣氣息。我們兩對夫婦一見如故，很快無話不談。
記得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家名為“紅錦天”的火鍋店，後來那裡成為我們常常聚餐的地盤。冉雲飛和廖亦武陸續加入進來，我們成了名副其實的“四人幫”。這家館子裝修簡陋，只能算是一家比路邊攤稍好的“蒼蠅館子”，其火鍋味道極辣，食材極為鮮美。我離開四川多年，已承受不了如此辣度，每次都汗如雨下，如同蒸桑拿一般。王怡則面不改色，先風捲殘雲一番，再開口說話。我和王怡均不善飲酒，喝兩杯啤酒便滿臉通紅；冉雲飛和廖亦武則喝酒如喝水，非一醉方休不可。廖亦武常跟王怡鬥嘴，冉雲飛聲音最大，一桌人吵吵鬧鬧，讓鄰座為之側目。那段大塊吃肉、無辣不歡的日子，當時是如此尋常的“小確幸”，如今回憶起來卻如同一段溫暖的童話，今生今世，我們四家人還能再聚集在一起開心地吃吃喝喝嗎？
每次到成都，我和妻子都會去應邀王怡家做客，他們夫婦偶爾親自下廚做川菜，如芋兒燒雞、夫妻肺片等，比外面的餐館做得還好。王怡是超級影迷，收藏了數千部電影碟片，常在家中放映外面看不到的禁片請我們看，他寫的影評有時候比電影本身還要好看。王怡也喜愛攝影，為蔣蓉拍攝了很多美麗的照片，掛滿整整一面墻。我妻子觀察到王怡對蔣蓉的小心呵護，悄悄對我說：“原來以為你是最好的老公，認識了劉曉波和王怡之後才發現，就對老婆的好而言，你只能排名第三。”我妻子有一個特別的交友理論：交朋友，一定要交疼愛妻子的朋友。一個人如果對他的妻子都不好，又怎麼會對朋友好呢？一個人如果連妻子都要背叛，又怎麼不會背叛朋友呢？多年經歷證明，該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在中國，說真話的寫作是一條通往監獄的道路
美好的日子總是轉瞬即逝。2004年12月13日，中國知識界與“胡溫新政”的蜜月期尚未結束之時，我和劉曉波同時被北京警方從家中抓捕，雖然只是被短暫傳訊一天，對劉曉波來說是家常便飯，對我來說卻是第一次與直面“專政鐵拳”。我們被抓捕的原因，只是因為我們企圖起草一份中國民間自己的年度人權報告。
在那個北京滴水成冰的夜晚，我在警局接受訊問，王怡在千里之外的成都寫了一篇題為《冷兵器時代的政治：抗議北京警方傳喚余杰、劉曉波先生》的文章，我讀到這篇文章時已是數日之後回到四川老家的時候了。王怡寫道：“當我剛聽見這個消息，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國家的政治文明回到了冷兵器時代。對付革命者大概需要衝鋒槍和導彈，但對付手無寸鐵的知識份子，對付一個以言論為武器的作家、學者、記者或編輯，只需要冷兵器就足夠了。”他也準備好被破門而入的警察抓捕：“我要抗議北京警方對余杰、劉曉波的傳喚，抗議他們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無恥罪名去構陷兩位作家。抗議他們對言論自由的強姦，抗議他們對未來的扼殺。抗議他們的霸道，也抗議他們的愚昧。……我在此時和余杰、劉曉波站在一起，站在獨裁者拚命想要忘記的地方，站在獨裁者看起來最醜陋的那個位置。”
王怡當然知道，在海外網站發表這樣的文章，會讓自己也步上劉曉波和我的後塵——被媒體全面封殺、在中國境內再也無法公開發表文字。而那時，王怡是媒體的寵兒，他在好幾個媒體都開有專欄，稿費收入比當大學法學老師的薪水還高。在九零年代中期以來有限的市場經濟改革中，中國很多自由派公知都是受益者。一旦受益，就會被利益鎖定——作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如何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首要考慮的事情，當然不會做那些損害自己好不容易才獲得的知名度、言論權的事情。中國知識分子也迎來了一個一個大分化的時刻。王怡則不然，他願意為朋友兩肋插刀，他更要堅守自己“不服從”的信念——自由和不服從的能力是不可分割的兩部分。他也願意為此付出代價：果然，他的專欄很快被中宣部下令媒體停掉，他的稿費收入不斷減少直至歸零。他與我一樣成了不能在中國任何媒體上發表文章的“隱形人”，只是我們有三五年的時間差而已。
如果你堅持說真話，你必然從萬眾矚目的“才子”變成“黨和國家的敵人”。你可以選擇劉曉波的道路，也可以選擇余秋雨的道路。後面一條道路上人山人海，前面一條則是少有人走的路。那一年，我獲釋後即遭到警察寸步不離的跟蹤、監視，於是便離開北京回成都老家暫時避開風暴眼。剛到成都，成都國保的一名官員立即約我喝茶——無非是警告我在老家不要“亂說亂動”，我是北京人，本來不歸他們管，拜託我不要給他們增添麻煩。比起北京那些滿臉橫肉、凶神惡煞的傢伙來，成都的這名國保官員如中學老師般文質彬彬。談話快結束時，他突然說：“我知道你跟王怡是好朋友，不知你是否可以帶話給他，我們想約他談談？”
我以在北京的經驗考量，跟國保見面談談並不一定壞事，像我和王怡這樣的寫作者，文章全都是公開發表的，沒有任何秘密可言，國保提出談話，我們可以坦坦蕩蕩地陳述我們的立場和觀點，當然我們不會天真地認為能說服國保警察，但至少當人被抓走的時候，家人知道該找哪個部門。
我將這名成都國保的意思轉告王怡，王怡說當然可以跟他們見面。改日，他們在茶館有了一次面談。後來，這位國保官員對我說，“王怡原來比你還溫和啊。”我笑著回答說：“難道你以為我們是青面獠牙的猛獸嗎？”
作為作家，不能出書是最大的痛苦。不能正式出版，地下出版如何呢？比起我和王怡來，廖亦武是老江湖、具有袍哥氣的異議作家和地下作家。老廖說過，在這個時代，沒有自己偷印過禁書的作家，即便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也基本無足觀。於是，王怡的新書便在廖亦武的幫助下，自己投資、自己找地下印刷廠印成“黑皮書”，在朋友之間販賣和傳播。那個過程，簡直可以寫成一部間諜小說。
王怡的第一本簡陋的“黑皮書”就是那本名為《美得驚動黨中央》的文集。談不上有什麼設計、排版，素面朝天，紙張和油墨都很差，看完之後手上會有油墨，但比起市面上那些精美絕倫的“傳世藏書”來，書中的內容卻是真金白銀、字字珠璣。黨中央缺乏審美能力，不會被被美所驚動，卻會被書中的自由氣息所震撼——所有的獨裁國家、極權政權，都將自由的心靈和文字視為顛覆性的力量。
劉曉波為這本書寫了一篇萬字長序，這是劉曉波為他人寫的最長的序言，可見他對王怡這個年輕後生的厚愛。劉曉波讚揚說，王怡“在‘知識的自負和罪感’的平衡中寫出的文字中，有種與其年齡不成比例的廣博、睿智和美感，所以才獨具超越通行網文的魅力。”他也指出：“王怡等青年一代自由知識份子通過網路而現身，從屠殺的血腥中，他們覺悟到自己也生活在制度性的欺騙和殘忍中；從反抗奴役的民間維權中，他們逐漸獲得了內在的勇氣和明亮。在我而言，王怡們的崛起，絕非‘後生可畏’，而是‘後生可敬’。”劉曉波不會輕易對他人作出溢美之詞，他說王怡“後生可敬”，那就說明王怡其人其文真有打動他的地方。
一路同行的人，比抵達之地更重要
王怡每次來北京或是出國經過北京，都會來我家一聚，也會與曉波等北京友人一聚。北京因為是中國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自然聚集了一群不為官府所喜的“牛鬼蛇神”；而成都自古以來就是“不服從的江湖”，是北京之外“異端邪說”最多的地方。王怡由此成為北京與成都異議人士之間的紐帶與橋樑。
劉曉波帶著我和王怡一起去拜訪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我能理解曉波特別的用意——對六四念茲在茲的，不單單是天安門一代，還有像我和王怡這樣的“後天安門一代”，追求公義的心靈是代代傳承的，中共的遺忘政策之下仍然有“漏網之魚”。這對逐漸老去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來說，必定是霜刀雪劍中溫暖的安慰。
2004年六四屠殺十五週年前夕，丁老師等六四難屬被中共當局拘押。王怡和我立即聯名發表了一封抗議信。這份由王怡起草的公開信，在最後一段如此寫道：“三位被拘捕的母親，以及其他六四死難者的寡母與遺孀，在中國知識界和市民社會的沉默和旁觀中渡過了一生最艱辛的十五年。在官方的謊言和打壓下掙扎了一生最沉重的十五年。在我們心中，她們不僅是死難者的母親。她們也是天安門前整整一代人的母親，是在六四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知識份子的母親。是這個在政治罪孽中沉淪的民族的母親。我們願意在此莊重的宣稱——我們是每一位「天安門母親」的兒子。我們為自己曾經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們願以眼淚、筆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議這個政府對每一位母親的摧殘。”這段話也啟發了我，以《天安門之子》作為下一本新書的書名。
那幾年，我和王怡常常共同起草各種聲明和抗議，或者共同簽署類似的文件。我寫作速度很快，王怡更是快手，他起草的文字比我更多，對於他的文稿，我幾乎提不出什麼修改意見，就好像他的筆說出了我的心裡話。我們的名字通常排列在一起。此類文件雖於事無補，但至少可以顯示出中國不是萬馬齊喑、鴉雀無聲的國度。
我們對很多事情都有一致的看法，甚至不必征求對方的意見便知道對方的心思意念。有一次王怡和蔣蓉夫婦經過北京短暫停留，正好企業家孫大午有一個會議，邀請北京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去他的農莊。我驅車帶王怡和蔣蓉夫婦去位於河北徐水的孫大午農莊。然而，我們發現龐大的農莊中，處處懸掛著孫大午的語錄，並要求員工背誦。王怡小聲說了一句：“小毛澤東。”我們很快便離開了，不再像很多前輩自由派知識分子那樣對孫大午寄予厚望。
那幾年，為了若干獨立中文筆會筆會和教會的活動，我們一起奔波在世界各地。在飛機上，在汽車上，在酒店房間裡，我們有充裕的時間促膝長談。王怡是我見過的最勤奮的寫作者：在漫長的國際航班上，我通常覺得頭腦昏沉，無法寫作；王怡卻能用筆記本電腦，一連寫作好幾個小時。
王怡的那篇可以跟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媲美的、載入史冊的文字，就是在旅途中完成的：2005年，王怡作為獨立中文筆會的代表，參加在斯洛維尼亞布勒格舉行的國際筆會第71屆年會，作了題為《我們不是作家是人質》的大會發言。他在發言中譴責了製造無數文字獄的中共政權，也對西方的麻木和冷漠提出直率而嚴厲的批評，他說：“我在這裡，缺少時間，也缺少勇氣，去一一講述發生在中國自由作家身上的案例。但容許我用不卑不亢的語氣說，在中國，每天都有一個雷德福斯，在呼喚全球化時代的左拉，呼喚全球化時代的索爾仁尼琴和哈威爾。他們呼喚的，不但是自己的任何一個同胞，也是全世界任何一個被稱之為作家的自由人。我來到布勒格，希望作為一個作家。其實還是一個人質。”
在我們一起訪問香港時，善樂堂主任牧師林國章請王怡去主日講道。早上我們剛洗漱完畢，酒店門口就響起了敲門聲，打開門一看，是一位身穿制服的年輕男性警察，我們面面相覷——基於在中國的經驗，警察上門必定沒有好事。看到我們神情有異，這位相貌英俊的警察開口說：“我是善樂堂的弟兄，是林牧師安排我來接您們去教會的。”我們這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到了教會後，林牧師告訴我們，他知道我們身份“敏感”，特別安排這位警察弟兄來接，以保證我們一路的安全。
這個經歷以後再也不會有了：數年之後，因為林牧師長期致力於宗教自由和人權活動，成為中共定點清除的對象。作為創會牧師，林牧師遭到中共派來的特務的暗算、篡權乃至被趕出教會。而香港經過血腥的逆權運動，昔日備受尊敬的皇家警察變成嗜血黑警，我不知道那位曾經來接我們的警察弟兄，如今如何在奉命鎮壓的警察職務與愛人如己的基督信仰之間做出選擇。
也是在那次訪問香港的時候，龍應台正在香港大學當駐校作家，她很欣賞王怡的才華，特別約我和王怡到她的工作坊見面。那次談話的內容我已記不得了，只記得分別時，龍應台說，你們身上有一種很“篤定”的東西。我心裡想，這種龍應台無法理解的東西，就我們的基督信仰，它讓我們在面對中共的種種迫害時始終保有從容而安穩的心態。
此後，龍應台基金會還通過我約王怡到台灣演講，不過那時王怡已被禁止出境，無法成行。再以後，龍應台華麗轉身，當上台灣的首任文化部長，似乎實現了中國士大夫的最高人生理想；而我和王怡則屢戰屢敗，或流亡，或入獄，似乎成了在高墻前粉身碎骨的雞蛋。我卻看到，龍應台仍未找到那種讓我和王怡“篤定”的東西，在矯情與謊言中，在遊走中國、香港和台灣的精巧拿捏中，固然可以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卻不能確立心靈深處的“篤定”。而王怡即便身處臭氣熏天的中國監獄中，仍能保有那種誰都拿不走的“篤定”。
2008年秋，我和王怡一起應邀到美國舊金山參加北美華人教會的“彼岸：一代人的見證”大會——那次盛會，齊聚了數十名經歷六四、到美國留學、之後成為基督徒和牧者的一代俊傑，只有我和王怡屬於“遲到的一代”。開會期間，大家一起討論發佈一份《舊金山共識》，王怡參與了文本的起草。得到眾人的大致認可。誰知，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第二天從中國來了一個名叫趙曉的經濟學者，一開口就說要推倒重寫，因為文本提及“家庭教會”這個敏感詞，會刺激中共，危及從國內出來的與會者。張伯笠牧師很正直，毫不客氣地反駁說：“你是誰啊？中途跑出來就否定我們已經討論兩天的文本？”主持會議的人悄悄在其耳邊說：“他是趙曉，是溫家寶總理的秘書。”
那時，我正在寫《中國影帝溫家寶》，當然知道趙曉不是溫家寶的秘書，他打著這個旗號到處招搖撞騙，企業界的趨炎附勢者吃這一套不讓人奇怪，沒有想到海外華人教會也對其競折腰！趙曉不是溫家寶的秘書（他只是一個非常外圍的智囊），但即便他真的是溫家寶的秘書，他難道就該有更大的話語權嗎？這種權力邏輯居然滲透到海外華人教會之中，讓我瞠目結舌。王怡當然不吃這一套，有條不紊地一一反駁趙曉的觀點。趙曉豈是學法律出身的王怡的辯論對手，很快便收起了其囂張氣焰。然而，最後發佈的文本中，“家庭教會”這個關鍵詞仍被刪掉了，沒有“家庭教會”這個詞語，文本的價值便喪失了十之八九。
疾風知勁草，歲寒見後凋。真正的友誼是能經受時間與環境的考驗的。二零一零年十月，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我從美國回到北京，剛到家就與妻子一同被非法軟禁，家中的電話、網路和手機全部被切斷。好在我們年幼的兒子正好在老家跟爺爺奶奶在一起，逃過一劫。五十多天的時間，我的父母聯繫不上我們，每日心急如焚。很多在我少年成名、春風得意時來與我交往的人，此時此刻大都避之唯恐不及，說起我的名字來如同說起麻風病人。後來我才知道，在那段最艱難的時刻，王怡和蔣蓉是僅有的去成都郊區探望我父母的友人。我媽媽見到他們就泣不成聲，蔣蓉也在一邊陪著掉淚。王怡埋頭為我們全家禱告了許久。就連我弟弟後來也跟我說，他認識的我的朋友中，王怡是最有情義的一位。
從寫作者到牧師，如此艱難的身份轉換
我和妻子是最早向王怡夫婦傳福音的基督徒。我還記得我們在成都郊外農家樂的好幾次熱烈討論，後來王怡在見證中反復提及的那句妙語“若蘇東坡因為不信主要下地獄，我也不願進入天堂”，當時讓我難以反駁。我的老家離蘇東坡的老家只有數箭之遙，我也熟讀蘇東坡很多詩詞文章。數年以後，我們各自承續了蘇東坡部分的命運：我選擇了“此心安處是吾鄉”，王怡則成了“新時代”的烏臺詩案的受害者。中國的央視在2020年推出技法上美輪美奐的電視片《蘇東坡》，葉嘉瑩、余光中等御用文人和日本人、韓國人、美國人都在片中大談蘇東坡，蘇東坡成了大外宣、大統戰的工具，成了中國文化征服世界的先鋒，他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笨嘴拙舌的我說不過辯才無礙的王怡。不過，我相信上帝要揀選誰就揀選誰，不是靠傳福音的人有多麼出色的口才、多麼淵博的知識。中國知識分子都有對中國文化的眷戀，王怡推崇的不僅僅是蘇東坡，更是一個文化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需要上帝親手來打碎。不久，在我們北京方舟教會聚會的畫家林鹿姊妹回成都任教，恰好成了王怡在成都大學的同事。我們將林鹿姊妹介紹給王怡和蔣蓉夫婦，他們於是在家中開始了一個小小的查經班，即後來秋雨之福教會的雛形。2005年聖誕前夕，我和方舟教會傳道人鄧曉斌一起飛往成都，為王怡等多位弟兄姊妹施洗。我們將帶去的幾套受洗袍都送給了秋雨之福教會。2008年那場慘絕人寰的四川大地震，成為王怡決定成為秋雨之福教會全職侍奉的長老，並從大學辭去教職之契機。上帝的安排如此奇妙，超乎人的所思所想。
2011年，王怡被按立為牧師。我在離開中國之前，應邀到秋雨之福教會講道，也看到教會人數迅速增長的跡象。秋雨之福教會正在與其他幾家成都的改革宗教會一起成立華西區會。但我對王怡成為“王怡牧師”始終懷有一定隱憂，儘管我知道若非上帝的呼召，人自己是不會選擇這條光榮荊棘路的。
首先，我如此喜愛王怡的文字，也相信他的寫作才華是上帝賜予的；但是，如果王怡成了牧師，勢必陷入教會紛繁複雜的日常事務之中，嚴重影響其寫作。而且，過於嚴肅和莊嚴的講道或牧函式的寫作，有可能泯滅王怡特有的幽默、從容和睿智的文字風格。劉曉波當初就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王怡怎麼現在都只說神話，不說人話了？”多一個為日常事務而焦頭爛額的牧師，少一個有望成為中國的C.S路易斯的基督教徒作家，是好事，還是壞事？我不知道。
其次，從寫作者、公共知識分子到牧師，必然經歷翻天覆地的身份轉換：寫作者必然是個人主義者，王怡比一般的寫作者更加個人主義，正如他此前在一篇文章中所說：“雖然王怡這個名字很平庸，不如西門吹雪好聽。但這個名字中蘊涵了一種傳統，一種和我有關的、亙古以來持續不斷的血統。以前有一首歌唱道‘流在心裡的血，澎湃著中華的聲音’。這是扯淡。流在我身上的血只和我的祖先有關，和別人、和任何一般人群之集合都沒有關係。流在我身上的血是個人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絕不是集體主義的。”但是，教會是一種特殊的集體，遵循某種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牧師尤其如此——即便沒有共產黨的打壓，牧師的言論自由和興趣愛好也是要受限的。王怡不可能不知道這種身份轉換的艱難與痛苦，據我有限的觀察，在其被捕之時，這種轉換仍未完成。
其實，在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時代，很多牧師兼有公共知識分子之身份。英國革命就是長老教會的改革，牧師直接充任軍官，在前線衝鋒陷陣；牧師也擔任議員，在議會唇槍舌戰。美國革命也是新教諸教派的革命，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國父當中好幾位是牧師或教會長老、執事。約拿單·愛德華茲這位牧師和清教徒神學家，同時也是美洲大陸第一位可以跟歐洲同僚抗衡的知識分子、思想家。然而，近代以來，這一傳統斷裂了，在西方，牧師被逐出或自動脫離公共領域和學術界；在中國教會上，則更缺乏能與知識界和公共領域對話的牧師。
2013年聖誕前夕，王怡受北美使者協會之邀，在巴爾的摩的宣教大會作主題分享。之後，我邀請他和蔣蓉到我家做客，我們也一同出行，到賓州觀看聖經劇、遊覽巧克力工廠和長木花園等名勝古跡。那時，習近平的政策已急劇左轉，中國變得更不安全。但王怡從未表達過離開中國的想法，我當然也不可能主動勸說他離開。那時，我和妻子也發現蔣蓉和書亞臉上偶爾流露出憂慮不安的神色，我知道轉瞬即逝的憂傷表情背後其實隱藏著驚濤駭浪的風暴。我也零星得知教會內部出現種種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分歧與紛爭——王怡是極少數在成為牧師之前已擁有知名公共知識分子身份的牧師，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一步步分崩離析和城市家庭教會勃興之際，他無疑很容易成為家庭教會中的一個亮點、一個卡里斯馬式的領袖人物。2000年後中國教會井噴式的興起，其中有一個新教入華兩百年的教會上前所未有的情形，那就是城市改革宗教會的出現及迅速發展，秋雨之福教會就是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一個。
但反過來，王怡既然成了箭垛式的人物，必然被中國當局選擇作為整肅家庭教會時首要的打擊對象。而在教會內部，因其強硬的神學立場及社會政治觀，也會使得不同神學背景及政治立場的差異趨於激化，最後演變成卑瑣的人事衝突。
中國社會還沒有進步到接受自己的曼德拉的地步，而中國的教會還沒有成熟到孕育出自己的圖圖主教的地步。這是中國社會與教會在大轉型時代需要承受的“橄欖成渣”的代價。
在美國短暫相聚的那幾天，我並未與王怡討論這些“大哉問”的、一時半刻找不到答案的議題，因為我知道他在中國的生活，每天都處於風頭浪尖上，每天都面臨著來自教會內外的無窮壓力，我希望他和蔣蓉在美國旅行的這幾天能徹底放鬆，便有意避開這些沉重的話題。
我送他們一家去華盛頓郊區的機場的那一刻，我頗為傷感，以我在中國的經歷，我知道等待他們的是怎樣的命運。那裡是一處烽煙四起的戰場。2018年10月28日，王怡在一次佈道中說：“這個國家正在發起一場對靈魂的戰爭。在■新▲疆■，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在成都，這個國家的統治者都在發起這場戰爭，他們為自己樹立了一個永遠不可能被關押，永遠不可能被毀滅，永遠不可能被降服、被征服的敵人，這就是人的靈魂……所以他們註定要失去這場戰爭，註定要失敗……”這場戰爭不單單是共產黨與人民的戰爭（共產黨就在人民之中），而是自由人與暴君及其僕從、奴隸的戰爭，如王怡所說，是靈性生活與“奴在心者”之間的戰爭：“正因為靈性的生活是人類生活的本質，正因為基督信仰是我們最不能失去的、寶貴的、甚至是我們這些罪人唯一擁有的財富，所以當這個國家要來奪走我們的唯一財富之際，求主讓聖靈充滿我們，求主讓我們不但如此，還讓我們用我們的受逼迫，向中國社會傳達一個受逼迫的福音。讓他們來拷問自己的靈魂價值幾何？來拷問他們可憐的、卑污的生活，在這樣一個專制的、金錢的、絕對權力的統治下，尊嚴、體面、自由到底在那裡？要麼在耶穌基督裡，要麼根本沒有尊嚴……”
在這次佈道之後不到兩個月，高懸在王怡頭上的那把劍終於落下來。王怡求仁得仁，早有思想準備，但最慘的是蔣蓉和十二歲的孩子書亞。王怡如劉曉波一樣受難，蔣蓉則承受了超過劉霞的迫害——最近若干年的中國良心犯案件中，蔣蓉是唯一一個與丈夫同時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良心犯的妻子。雖然後來獲“取保候審”，但她與兒子一起被長期剝奪基本自由，成為中國式的連坐政策的又一個受害者。
我不希望任何一個朋友成為殉道者。當年譚嗣同說，要用流血來喚醒國人，但此後一百多年，中國本身成為嗜血的利維坦怪獸，絕大多數中國人依然是叫不醒的裝睡的人。
在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十週年之際，我情不自禁地假設另一種歷史軌跡：寧願沒有零八憲章，也沒有諾貝爾和平獎，只要曉波好好活著，那該有多好！如果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曉波會被中共凌虐至死，一定會死命勸阻曉波領銜推動零八憲章。
我對王怡的情感也是如此。離開中國之後，我對於最近數年間王怡的牧師生涯所知甚少，對其間的成敗得失難以做出評判。但我最不願看到的是，他成為囚徒、成為英雄、成為殉道者。我最欣賞的王怡，我記憶中最鮮活的王怡，是2011年之前笑瞇瞇的、眨巴著眼睛慢慢說話的王怡，是愛看電影、愛吃蒼蠅館子、與妻子恩恩愛愛的王怡，是有志成為中國的C.S路易斯的基督徒作家的王怡。我多麼希望，王怡寫作可以自由地寫作，用文字來傳播真理，快樂地與家人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而不是在陰暗、殘酷的監獄里背負著沉重的枷鎖。
相見時難別亦難，不知我們的下一次見面將在什麼時候，但我知道，上帝永遠與那些受苦的僕人同在。
我在大洋的彼岸，借此文流淚為王怡、蔣蓉和書亞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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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ele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