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总是替加害者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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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总是替加害者说话？
原创： 境界君 ijingjie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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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热点时评】
文丨细拉
播音丨文君
为何我们总是替加害者说话？
来自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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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热衷推销一个巨大的谎言，就是“公正世界假设”：世界是公平公正的，灾难不会无缘无故临到人，受了伤一定意味着你本身有错。人们泯灭自己感受罪的能力，藉着批评受害者来获得安全感和优越感，藉着为加害者辩护而想要成为恶者的同谋，幸存并参与掠食。
刚入八月，浙江慈溪公安发布一则血淋淋的新闻，一个22岁的女孩在商场被一男子割喉身亡。随后，有消息披露，受害人和凶手曾是情侣，女孩是舞蹈老师，并曾在某短视频App上发过一段舞蹈视频。
随即，网上出现大量谴责受害人的评论，“女方出轨被抓所以才被前男友杀害”；“那女的开奔驰，刷了男友6万，就是爱慕虚荣”；“想当网红想火”；“卖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看了她这个视频，我对她的死内心毫无波动”……
这个女孩不是唯一被污名化的受害人，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也并非所谓网络暴民才有这样的思维逻辑。就连号称入选“中国百名公知”的媒体人章文，在被曝性侵之后的辩词也是指责受害女孩给他发过“令人想入非非”的艺术写真、“大学时就换过好几个男朋友”。当同为媒体人的蒋方舟、易小荷加入对他的指责后，章文继续前进，进而指责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借用网友的评论，其言下之意就是“你不自重，休怪我下流”。
当不公义占了上风
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成为人们谴责的对象，这种现象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在古希腊神话中，美杜莎以蛇发女妖的形象而臭名昭著，传说人只要直视她的眼睛就会变成石头。不过，美杜莎原本不过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一个普通而美丽的女祭司，海神波塞冬觊觎她的美貌将她强奸。怒气冲冲的雅典娜没有去找波塞冬理论，反而归咎于美杜莎长得太漂亮。于是，美杜莎受到雅典娜的咒诅，从美女变成了野兽。
美杜莎的故事向我们揭露了古希腊社会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让我们发现施虐者主导的文化，并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渐渐改变，除非施虐与受虐的关系被打破。
德国心理学家格鲁恩一直关注社会普遍存在的为施害者辩护的现象，在《同情心的丧失》一书中，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77岁的老人从电车上下来，发现一个男人正在和司机说话，挡了他的路。老人拔出手枪，从两三米的距离外朝这个男人开了四枪后走掉了。四周后，他在一家饭店被认出并逮捕，警察在他家里发现了一个武器库。他承认是自己开的枪，但辩解说他是在被对方惊吓后情绪激动才这么做的。
负责该案的女检察官认为，当时这个老人处于一种“不能辨别事实”的状况，所以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对侵略性的语言和行为有过激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在格鲁恩看来，女检察官对凶手展现令人费解的同情之时，真正的受害者却被遗忘了。当罪很赤裸地亮出自己既凶又丑的样子，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替罪穿上遮掩的外套。
下面的场景或许你更熟悉：孩子在学校受欺凌后回到家，父母一开口就质问：“这么多孩子，为啥他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或许你就是这样被父母管教长大的，以至于现在的你毫无感觉地把同样的话复制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当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有人被性侵或强暴，我们很容易就会听到——“她怎么穿得那么少”“谁叫你行为不检点”“这么晚了，还一个人走”。自杀的台湾女孩林奕含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一语道破加害者如何利用谴责受害者的文化去控制和虐待受害者，小说中的性侵教师李国华发现“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
当不公义之事随处可见，人们又无法离开或不愿离开这个环境时，通常会选择指摘受害者的问题，以便缓解心理压力、增强自身的安全感。谴责受害者和为施害者辩护，两者往往成双成对出现在公众面前，文人在历史上多从事这类帮闲的角色。例如，同为“中国百名公知”之一的鄢烈山跳出来为章文的性侵辩护，一方面继续强化蒋方舟的“荡妇”形象，另一方面称章文“不是韦小宝”，会“顾点颜面”。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透彻入骨的认识，在他眼中，历史上中国人不过身处在两种时代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满纸写着无非“吃人”二字。这是典型的虐待文化，小到家庭、大到社群，人们在当中大体上有五种角色“施虐者、共谋者、促使者、受害者、被逐者”，想要生存、想要“幸福”，就要竭力避免落入后两种人的命运，竭力靠近吃人者的行列。
无聊的看客其实多数同样是受害者的角色，在固化的社会结构中基本没有可能完成阶层的跳跃成为促使者和共谋者，所以他们用最省力的方式，在言语上模仿虐待者舌尖带刺的样子来指责受害人，表明他们不是可欺的弱者，并向其他人释放这样的信号：我只能接受施虐者的虐待，你们这些同类可别想来沾便宜。
“你说的什么话！你是杀了人的”
黛安娜·史卡利（Diana·Scully）通过对强奸犯的研究写成了《理解性暴力》。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尽管有些受访的强奸犯坦言，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却“会用一大堆说辞来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他们会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说她们道德败坏。他们还不断捏造虚假的犯罪情节，让他们显得没那么暴力”。其中有很多受访者认为，“如果这女的本身就很淫荡，而且搭了对方的便车，或者之前就和这个男的有过性行为，那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强奸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同样的心态反映在许多新闻事件引发的评论中。一个男子在学校门口砍杀小学生，一旦被说成“生活无着落，报复社会”，似乎恶行就变得值得同情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描写了一起谋杀女高利贷者的案件。主人公拉斯克里涅珂夫实施谋杀之前，在酒馆听到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军官对这个女高利贷者的议论。大学生问道：“听着，我要问你一个重大的问题，……试想这一点：一方面是一个无意义、无价值、又愚蠢、又恶毒、又有病、又可恶的老太婆，不仅没用，反而实际对大家有害，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活着，而且反正这一两天自己就要死的……另一方面却是年轻的新生的力量因为缺少帮助而被抛弃了，而且是成千上万的，到处都是！……成百的家庭都可以免于贫困、免于败坏、免于毁灭、免沾恶习、免进花柳病医院——而这一切都是用她的钱。杀死她，拿她的钱，借着这笔钱献身为人类服务，为全体谋利益。你认为怎样？难道成千的好事不能把一桩小罪抹去吗？”
在大学生看来，女高利贷者应该为自己被谋杀负全责，凶手不仅不应为此受罚，反而是功德一件。设想这件事发生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你可以想象朋友圈对该案件的讨论如何从一开始对谋杀案的震惊和谴责迅速变成对受害者的人肉和攻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是，即便受害者恶迹斑斑，我们就能以此为自己的罪做辩护吗？拉斯克里涅珂夫杀人之后，为自己辩解道：“罪？什么罪？因为我杀了一个下贱的、害人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用的！”他的妹妹绝望地对他说，“哥哥，哥哥，你说的什么话！你是杀了人的”。
今年是越南美莱村屠杀五十周年。据媒体报道，五十年前，美军在越南美莱村曾屠杀347至504位男女老幼及婴儿、轮奸妇女和割解尸体等。事件发生一年多以后，这起以歼灭越共为名的大屠杀案件被军中人士曝光。1971年3月，美国军事法庭以最少谋杀22位平民判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中尉终生监禁。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证据确凿，威廉·凯利却得到美国民间的大力支持，人们像对待英雄一般称赞他，并要求总统赦免他。最终威廉·凯利从终生监禁改判为三年半刑期，而其他涉案官兵则全都无罪释放。
为什么人们对这样明显的屠杀行为无动于衷？凯利的战友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凯利没有必要忏悔道歉，他和其他士兵在越南时服从上级的命令执行，这是很光荣的任务”。当罪恶藉着组织化的形式运作，躲进体制里的各人，就可以用诸如“服从”之类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安抚着自己的罪疚感，以至于血流一地，却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2009年，凯利在一次私人聚会中说道：“我生命中没有任何一天不为那天发生在美莱村的事情而悔恨自责，我愧对那些被杀的人、愧对他们的家人，也愧对卷入本案的美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我真的很抱歉。”有参与屠杀的老兵说，当他年岁渐长，关于美莱村的记忆反而越强，睡觉时常被惊醒，梦中都会看到受害者的脸。这就是拒绝认罪、逃避为自己的罪负责所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恢复感受罪的能力
最近湖南台推出了一档名为“少年说”的节目，许多网友从该节目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在一期节目中，女儿埋怨妈妈总是拿自己跟“别人家的孩子”比，“你自己的孩子也很努力，为什么你不看一下？”女儿说妈妈最拿手的口头禅就是，“你看你成绩这么差，为什么她会跟你做朋友？”
这是典型的心灵虐待。妈妈却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知道我一直不断地打击你，因为我认为在你的性格里头，其实你要不打击，你就可能有点飘。”如果女儿受到伤害（没有朋友），那一定是女儿自己的问题（成绩不好）。同理可证，女儿未来一旦受到其他伤害，诸如性侵，妈妈的逻辑启动，肯定是女儿自己有问题。今天我们如此容易习惯性地归咎弱者、受害者，替强权和加害者开脱，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父母就是浸泡在这样的文化里把我们养大的。
我们以为罪行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受害者的疏忽，或是由于经济、社会、心理问题让加害者不得不如此，因此我们既谴责受害者又为加害者辩护，从根本上模糊了问题的焦点，我们是在逃避触及一个真相——这世界是属那恶者的、罪是无所不在的。甚至我们首先需要揭穿的，是罪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势力，它所带来的自私、虚伪、骄傲和贪婪。
节目中的妈妈已经自我催眠了，将自己的行为伪装成对孩子的爱。“我们不愿承认孩子有其自己的生活。我们只要一天看不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暴力性，我们就一直会这样做下去”。意思是，只要我们一天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我们就会一直谴责受害者，为加害者开脱。
为犯罪者辩护，就是为自己辩护。此前发生的性侵丑闻中，邓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特仗义地站出来为其他人的性侵辩护，结果没过几天，他自己多年数起性侵事件被实锤敲定，被迫辞去了一堆公益组织的头衔。最讽刺的是，其中一个公益项目竟然是保护女童免遭性侵的。
格鲁恩观察到人类的诸多暴行都打着光彩的旗号，他说：“我们根本看不到暴力的起因，并且为暴力辩护，理由是我们有责任维护'更高的理想'。”
这个世界热衷推销一个巨大的谎言，就是所谓的“公正世界假设”：人们倾向于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公正的，灾难不会无缘无故临到一个人。在这个逻辑之下，正确的行为一定带来好的结果，反之，受到伤害一定意味着受害人本身有错。吊诡的是，因为迫使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承担罪行的责任，人们对公正世界的美好想象却实际成为恶者的同谋，使这个世界不公正的真相被遮掩而更难改变了，而且还泯灭了人感受自己罪的能力。
圣经将强烈拥护“公正世界假设”的人称为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好行为一定会赢得上帝的奖赏，而如果在世上遭遇厄运一定意味着人自己有罪，被上帝遗弃。这种观念蔑视穷人和弱者。在耶稣的时代，罗马统治者曾将一些犹太加利利人杀害，并将他们的血混在犹太人的祭物中。有人把这件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从耶稣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犹太人对那些受害者极尽苛责，缺少同情和怜悯。
林奕含在自杀前谈到这种谴责受害者的文化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林奕含笔下的郭晓奇在网上揭露她被诱奸的过程，但网上的留言触目惊心——“所以你拿了他多少钱？”“当补习班老师真爽。”“第三者去死。”“可怜的是师母”。林奕含在书中写道，“郭晓奇每检视一条留言，都仿佛被杀了一刀”。这很可能也是林奕含自己的心路。
耶稣对那些准备用刀子般的言语捅向受害人心口的人说，他们遭遇这些并不代表他们比你们更有罪，你们也不可以藉着批评受害者来获得自我优越感，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想法，首先要检视的是自己的罪，“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谓“刀子嘴豆腐心”，是中国人替已经渗入亲密关系的虐待文化的开脱。耶稣毫不隐讳地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格鲁恩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人对罪的感受力已经被扭曲。“孩子不明不白地死去了，父母为此怀有负罪感，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失败的父母，是不完善的父母。他们不是因为失去了孩子而悲伤，而是感到愤怒，对自己的无能表示愤怒，当然他们自己是不承认这一点的”。因为我们所设想的世界是一个按照我们的行为报偿我们的世界，因此我们对罪的感受主要是由于没有做好该做之事的自责，但“真正的良心和负罪感表现在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伤害了另一个人”，更重要的还包括，他得罪了上帝。我们不能用受害者的过失或者任何理由为罪辩护，我们需要直面真实的罪。
当耶稣自己被钉上十字架，杀害他的人嗤笑说：“他若是基督，上帝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这是典型的谴责受害者的逻辑。凶手们言之凿凿地要耶稣为自己的死负责，“如果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就一定不必受这些痛苦；现在他受了这些苦，证明他不是神所拣选的，而是神所咒诅的，那么他就是死有余辜”。这种想法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推卸掉谋杀的罪责，而实际上，“他们是因为嫉妒”、因为“黑暗却不接受光”才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一天晚上，儿子被我和妻子的争吵吵醒。我们为了一件小事互不相让。儿子看见妈妈在流泪，自己也哭了起来，边哭边说，“妈妈哭了”。而我看着妻子，心里却想，“又想用眼泪绑架我，我发怒是合情合理的，你受伤全是因为自己”。儿子还能感受到受伤之人的痛苦，我却忙于谴责对方和自我辩护，丧失了怜悯的能力，也无视自己之前言语的负面力量。
不知为什么，儿子忽然趴在我耳边说：“爸爸，你哭一下我看看。”当时我已经想要和妻子和好，但理由只是为自己发怒自责，想要维持一个好丈夫的形象，也怕继续争吵伤到孩子。儿子的话对我来说好像从神而来的责备，我还能感受到罪本身的痛苦吗？除了为自己没有控制好脾气和言语而后悔以外，我还会为自己伤害了妻子而痛悔吗？
一旦发现我不再能体会妻子受到的伤害，反而通过责备她来为自己的罪合理化，我才明白在与妻子和好之前，我需要先和上帝和好。上帝所要的祭，就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的灵，这也是我和妻子和好的基础。于是我艰难地面向妻子，承认自己既得罪了上帝也伤害了她，请求她的饶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