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国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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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杨鹏：为什么民国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
原创： 杨鹏 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 昨天
基督教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动力再上升的新方向，基督教是把科学理性引入中国心智的重要力量，是把两者（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收为自己盟友而不是化为敌对的力量。
感谢浩武兄和各位朋友，石门坎基金会这么多年坚持下来，让人感动。
我讲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今天听了这么多关于柏格理的讲话，我也谈一点对柏格理的看法；第二，我再讲一下，为什么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会碰到这么大的冲突？甚至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还兴起了一场“非基运动”。
柏格理：信仰行动者
苏小和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动机”。这些传教士是来干什么的？大家刚才听刘宇坤同学的研究报告，讲传教士深入云南边远地区，创制少数民族文字，开办学校，推动文明建设，柏格理是一个代表。这一类人的行为特征很清楚，但他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毫无疑问，他们是为了传教，是为了信仰。刘军宁提到，把Missionary翻译为传教士，不能传神。这个翻译是不太好，Missionary的意思是为实现信仰目标而动的人，是信仰行动者。这启发了我。心理学告诉我，人有多层动机，决定多层行为。人有生理动机，有功利动机等等。生理动机和功利动机好理解。基于生理欲望去行动，基于功利算计去行动，这是普遍人性。但是，柏格理这样的人，显然不能纳入到生理动机驱动类别，不能纳入到功利动机驱动类别去考虑，他属于基于信仰动机的行动者。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舍生忘死，我们只能把他们的动机理解为信仰动机，把他们归类为信仰行动者。
我们中国人不太能理解信仰行动者这种类型的人。因为我们现实中见得少，历史记载中似乎也不多。当我们把这种信仰行动者放到中国文化史来看，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人格形态？诸子百家中，法家商鞅肯定不是这样，商鞅是绝对的功利动机。老子好像也不这样，他智慧，看到你们傻，他走人了。孔夫子周游列国，有些信仰行动者的色彩，但也有明哲保身的一面，有为现实利害而策略的一面。谁更接近这类信仰行动者呢，那就是墨子，可惜墨家的传统没有强有力地传承下来。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基于信仰去行动的这么一种人格形态，没有发扬光大，没有形成强大传统。
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从信仰层面来的，而我们的历史榜样中，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这种人。在生理和利益的框架之外的行为动机，人们不理解，人们总要揣测他们背后的功利动机，只要找不到功利动机，人们就觉得这就不正常。会认为一定有功利动机，只不过是隐藏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攻击传教士是帝国主义马前卒，是来搞情报的，总要拿着功利的算盘算去计划，不然人们就理解不了，因为大家的脑子里没有信仰那杆秤。
我讲一个很小的例子。有一天突发想到，我读英文《圣经》，收获大，而且感到现有中文《圣经》译文，会损失一些信息甚至扭曲一些信息。于是我就约了另外六老师，建立了《圣经》英语学习群，每天早上七点钟都有一位老师带着大家读15分钟的英文圣经。我们就从5月6日开始行动了，一直坚持了下来，学员已有近2000人。有一些新群希望加入，我们计划成熟模式，缓缓生长。
我们的《圣经》英文导读是公益的，学员不交费，我们的这种行动肯定不是生理上或功利上的动机，而且还蛮辛苦。我也只是一周讲一天，但是作为主要发起人，在前期模式探索的时候，别的老师导读的时候，我也得陪着，我习惯每天写作到很晚，但每天早上六点五十分就得起来。每位老师都有动力，根本不需要我激励，他们的动力来源于传播《圣经》，我只是搭建了一个组织平台，大家一块儿来合作，共同的奉献的事业。这样的行为，源于信仰的动机，我们属于信仰行动者。
通过这个事情，我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柏格理：你必须去做，因为这是使命。中国历史上，墨子这种类型，也绝对不功利，绝对抛头颅、洒热血，就为了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去行动，可惜中国这个为信仰而奉献牺牲的文化之河逐渐枯干了，这使命精神之流断流了。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精神史，秦朝以后其实是一个不断堕落的历史，一直堕落到只有生理冲动，坠落到只有功利冲突，坠落到逐渐失去了对信仰行动的基本理解。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一个停止坠落的、精神上重新上台阶的过程。中国的民族，最起码要要够得上信仰层面，形在基于信仰去行动的新人，中国人应当有信仰行动者的力量。柏格里之所以是榜样，因为他是信仰行动者。他生活在信仰的层面。这是我的第一个体会。
基督教入华的冲突
我们刚才看了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的历史片，也讲了刘宇坤同学讲传教士对云南偏远地区文明开化的贡献，我们知道，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巨大的奉献和牺牲。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的近现代教育、医疗事业的兴起，跟传教士、跟这些信仰行动者密切相关。传教士做了这么多好事，但是，为什么传教士或者说基督教进入中国，却持续不断地遭遇巨大的冲突呢？
利玛窦入华以来400多年，因基督教引发的冲突事件不少，我在此只分析三次标志性事件。
第一次冲突事件是罗马教廷和康熙的冲突，就是17-18世纪初叶的“礼仪之争”。最早利玛窦、汤若望他们来中国，跟朝廷关系很好，跟士大夫关系也很好。但是后来发生了“礼仪之争”，一直到1721年，康熙下了禁教令。
大家知道，“礼仪之争”表现在一些教义问题上，比如说中国基督徒能不能祭孔，能不能祭祖，能不能把“God”翻译成“天”、“上帝”等等这些问题。背后更深的是中国皇帝跟罗马教皇的权力冲突，这场冲突并没有波及到社会其他方面。但是冲突的结果，是本来对基督教很有好感的康熙下了禁教令，对基督教的传播非常不利。上述这些礼仪之争的问题，如果不是采取权力冲突的方式来解决，而是采取不断互动的方式让其自然变化，可能更好。
第二次冲突就是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这主要是基督教跟乡绅的冲突。大家一说义和团就是义和拳，好像是些没文化的底层暴徒，其实后来慢慢地清理义和团后面的组织者，才发现主要是乡绅，说白了就是家族祠堂的组织者们跟基督教的冲突。拳民后面坐镇指挥的，多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
“礼仪之争”，是在教皇和皇帝这个层面展开的，基督教跟中国乡绅阶层发生的冲突，义和团的冲突，主要是在社会层面。
鸦片战争清廷被打败后，当时的满清王权已经对基督教进入中国传教采取了退让和保护的姿态，但没想到在民间兴起了屠杀教民、攻击教会、屠杀传教士的行动。传教士做了这么多好事，为什么义和团还要去烧教堂、烧学校？为什么要把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给杀了呢？
原因就是：乡绅的权力，是围绕着家族祠堂的祭祖和祠堂私塾的组织展开的，基督教的发展，正好冲击了祭祖和读书考官的乡绅社会权力结构。
第三次冲突，是大家不太了解的，就是民国时期，从1922年到1927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基督教运动。一说这些人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全是民国时期最有名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这是左派，共产党这边的；还有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右派的，国共两党重要的知识分子联手反基督教，这个行动一直到蒋介石和基督徒宋美龄结婚才停止。
这些大知识分子和学生在上海、北京成立了非基督教联盟，发表宣言，77个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头面人物的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可两全。”
这三次冲突，一次是跟王权的冲突，一次是跟士绅的冲突，一次是跟知识分子的冲突，中国社会几乎每个阶层都冲突了一次。“五四运动”是以反基督教的运动结束的，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把反基督教当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最后表现在收回有教会背景的学校的教育权上。
我最近一直在想，那些反基督教的人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康熙，是从王权的角度，是“教皇大还是我大”、“中国基督徒是归我管还是教皇管”的问题，不太涉及教义本身。康熙认为，基督教信的上帝，与中国人信的天，本质就是一个，是一神各表。康熙不认为有多大冲突，这是康熙的想法，未必是当时的教皇的想法，但“礼仪之争”过程中，教皇的想法也多次摇摆。四百年后，教皇肯定了利玛窦的重大历史贡献。
义和团反基督教，是站在保护乡村的传统权力秩序，是从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角度。
那么，知识分子站在什么角度？为什么民国时期左右派知识分子联手反对基督教发展？是苏联-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的影响？是没有留洋西方的知识分子对留洋西方的知识分子主导学校教育不满？是因为知识分子主要受反宗教的启蒙运动影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传统本来就对宗教保有敌意？这些理由，我们可以去研究，但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当时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的理由，他们公开表达出来的理由，这就是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
民国“非基运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这些著名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胡适这么一个思想偏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掺和了，只不过不太积极而已，但是他也参加了“非基”签名了。
民国知识人群像
今天，还有没有基于今天的“王权”的冲突？基于今天的“士绅”的冲突？还有没有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潜在的敌意？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仍然是有敌意的，理由其实还是民国知识分子的这两个理由：一个民族主义，一个科学主义。大家如何去思考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基督教如何面对民族主义的问题。民族主义很讨厌，但民族主义跟基因本能有关，跟历史传统有关，光讨厌它并不意味着可以消灭它，更不意味着可以引导它。实际上，当你诅咒中国人、诅咒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许多人嘴上说不过你，甚至虚伪地说你是对的，但在心里上跟你在情感上已经有疏离了，甚至有敌意了。你要再多说几句，说得过于极端了，例如我就听有的传教人说“中国人要下地狱”，听得人就跟你翻脸了，他可能说：“那是外国宗教，洋人传教这么说，是他们混蛋，你一个黄皮肤，怎么能数典忘祖，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血脉？”
从这一点来说，早期的传教士，尤其是外国传教士非常聪明，研究外国传教士的人都知道，他们对中国人、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那种内在的尊重，是真诚的尊重，他们是希望去化解这些矛盾的。中国今天的传教人，似乎没有外国传教士尊重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者可能体会到你内心对中国人和中国传统的仇恨与蔑视，体会不到你内心真诚的爱与尊重，会视你为挟洋自重，本事不大，就靠几句《圣经》经文来满足傲慢和权力欲，坏人一个。如果许多人认定基督教是给无能者以傲慢，给坏人以权柄的，这样的结果就不是为上帝得人，而是把人从上帝推开。
第二个，就是基督教如何面对科学主义的问题。早期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为吸引人，是重视科学和传播科学的，所以他们成为文明的引导者。现在一些基督教传教人，为了吸引信众，经常说出一些不科学的话，比如“信耶稣就不生病”，或者“向上帝祷告，生意就能做成”等等，许多这种很功利的宣传。
教会中的一些见证表达，有人说想把二手车卖个高价，就向上帝祈祷，果然就是卖了高价。有一些人声称见到耶稣来他那儿和他交流了，耶稣还握了他的手。这是真的吗？还是胡说八道来抬高自己的宗教地位？
这种传教方式，如果碰到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他们一听就烦死了。记得王石跟我讲过，他有一个基督徒朋友向他传教，讲到说信了基督，死了以后身子是软的，不信基督的死后身子是硬的，王石一听就烦了，说死一段时间都会硬。一个宗教的力量，从社会现表看，是以这个宗教的信仰者的力量的集合。
如果基督徒不尊重科学，不运用科学，就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尊重。因为科学技术，是现代生活的重要基石，不尊重科学技术的人是极少数人。
从基督教神学来看，科学就是发现上帝的自然法则，顺应和运行上帝的自然法则，科学本是神学的一部分，科学与神学并不冲突。但不少传教人，为强调神迹的重要性，就故意贬低科学的作用。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理性是重要的，但唯科学主义是片面的，唯科学论是片面的，信仰与理性是统一的，这才是恰当的态度。
持什么态度更妥些？
讲一下如何面对民族主义。怎么消除民族排外的心态？其实对我们来说，上帝是唯一的，没有什么外国的、中东的、中国的，上帝是全人类的，但是怎么去解决排外的问题？
我自己做国学研究，一直希望找到国学里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具有普遍启示的内容。中国人会傻到完全不知道有一个造物主？对造物主的认知，充满在中国古代的文献甚至青铜器件上。
既然上帝只有一个，为什么在中国就一点信息都留不下来？如果上帝是公正的，为什么中国人就绝对不认识上帝？相信上帝对世界各民族是平等，相信上帝在各民族文化中以不同形式留下了上帝的信息。文化的偏差，在人不在神。
面对民族主义的问题，是把他们“变成敌人还是变成伙伴”的问题，或者说最起码形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状态。一位基督教朋友对我说：“中国古代的上帝、上天，与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不是一个，一点相同点都没有。”我说：“你认为用上帝来翻译God就错了？这也是一种观点。请问：中国的上帝，或者说上天是什么？“他说：“是假神。”我问：“假神是什么？”他说：“是魔鬼的变化。”我问：“天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孔夫子讲‘天生德于予’。周朝讲敬天保民，这个天是创生之天，主宰之天，也是正义之天。你认为是魔鬼。那么推论就是：中国文化的灵魂，就是魔鬼文化。《诗经》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创生万民，有物质、有规则。中国人就是魔鬼上天生的子民？”他不吭声。你这么看问题，有人会恨你，是不是很正常？
不吭声，就意味着不能这样回答。这样的回答等于也把他归入魔鬼子民血脉中去了。但从他最初的反应，自然逻辑推下来，就只能是这样的结论。所以，当我们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按这观点推理下去，自然会抵达的结论是什么。别人的反应，经常是从最终推理结论出发的。
讲一下如何面对科学主义。面对科学主义的问题，一定要理性，一定要讲科学，相信信仰与科学在深层上的统一性，一定要把信仰与科学统一起来。
基督教要真正在这个国家扎根，它必须团结具有爱国主义情感的人，必须团结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也应当把传统文化当成可用的资源而非要烧毁的垃圾。没有这个博大的心胸来纳入这些，未来对基督教的敌意还会以不同的方式产生。
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流
我正好跨界，我所在的一些国学群里面，一谈到基督教，基本上就是仇恨；基督教群里面，只要一谈国学，基本上就是魔鬼的话语，就是垃圾，中国人就该下地狱。如果这两个群体要放一块儿，非杀起来不可。大家想想，人类文明有差异也有共性，以摩西十戒为标准，世界上有什么文明是强调可以谋杀人、可以偷盗、可以强奸、应当不孝敬父母的？
所以，我觉得在在爱心上，在思想深度上，在对上帝的信心上，我们比保罗差远了，比从利玛窦一直到李提摩太、柏格理这么一批人，真的差远了。基督教是来爱的，是来成全的，来成全中国人的，不是来仇恨中国人的，不是来诅咒中国人的。
基于历史上的冲突教训，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心态，带着爱心去化解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排斥。其实，最核心就是回应好这两个力量：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督教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动力再上升的新方向，基督教是把科学理性引入中国心智的重要力量，是把两者收为自己盟友而不是化为敌对的力量。
今天大家讲的都是传教士的贡献，我就讲讲冲突与化解。
谢谢大家。
本文为独立学者杨鹏在“第四届柏格理精神研讨会——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发言修订稿。时间：2018年6月10日；录音整理：李清霞；图片来源：石门坎后援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