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后知后觉者对“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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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后知后觉者对“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想法
原创 2018-05-04 秋歌 派头一落
秋按：关于“五四运动”，其实最应该看看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由于这个运动对近代中国的重要性，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会纪念它。此外，还有在“五四”之前就萌发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也影响巨大，而有时它们往往又混为一谈。哄娃入睡，忽思约九年前，曾撰一小文，略谈我对“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想法，可以说是非常自由派了，至今有些地方已修正，有些则一仍如旧。2018.5.4
5月4日到家之后，难得正好翻到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会客厅，李小萌傻傻的样子很是可爱，而这一期的嘉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则多少显得有些拘束，大致也没有怎么发挥，以与官方基本同调的“爱国运动”云云收束访问。
当日，在北京，“五四精神”的主流言说，依然以“爱国”为主，以“进步、民主、科学”为辅。而在台湾，马英九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时，有意抹去自己的政治身份，而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并说“五四精神中的民主科学素养，到现在仍然具有很强而且历久弥新的历史意义”。
“五四”是一个话题，各种政治力量都以不同的方式自觉去继承其传统，并以正统自居。即使是激烈反对者，也要借助“五四”话题来为自己设立标靶，阐述自身主张。
我不喜热闹，天性对人多之处有排斥心理。所以，虽然90周年很热闹，官方的，民间的，海外的，但迟至现在，我才决定写作这个帖子。它也仅仅是一个帖子而已。
一、“五四运动”及其代表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不知出自谁口来自何时，其实，“五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要将“五四”生拉硬扯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缀？难道除了这一场新文化运动之外，20世纪的中国还有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个概念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1919年5月26日以“毅”为笔名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三种关系民族存亡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到了1967年5月，罗家伦比较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这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用央视新闻会客厅的言说方式，罗家伦是“新闻当事人、事件亲历者”，我倾向于认可他对“五四运动”的狭义解释而不另行铺陈加以引申甚至最后变为一种政治隐喻。特别是罗家伦所说的“民族自决”，的确是发端于“五四”。在此之前，民族—国家的概念不曾在中国出现过。主体为汉族的中华民族有权利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而不能仅仅沦为一个被建构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对“五四运动”的背景描述如下：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而在1919年5月4日当天，基本状况如下：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不管其间的过程多么复杂，参与“五四运动”的社会阶层多么广泛，运动实际上达成了它的部分目的：6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自此以后，学生运动几乎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同时也意味着被利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虽然有年轻的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势力操控“五四运动”，然而我不同意一些论者将当时的学生与21世纪的专业反法青年等同起来的说法，“五四愤青”矛头所指，不仅在列强，更在于北洋；新世纪“奉旨反法粪青”，精神猥琐更兼神经衰弱，乃伪崛起之前锋，无力提供任何正向价值。
二、新文化运动的“惟我独是”倾向
现在一旦有人说新文化运动具有“激进”倾向，并给出证据，很快就会有人说这个运动其实并没有全面反传统，并也会很快给出一些与前者相反却足以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余英时1987在香港中文大学作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演讲中，借柏克（Edmund Burke）《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引出保守主义的话题，并认为保守与激进均有程度问题，极端保守与极端激进均属例外。所以激进与保守这一对概念，可以暂时弃用。
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内容是提倡白话文。1917年1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在美国寄回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以“八事”入手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更为激烈的“文学革命论”，力倡“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1918年5月，现代中国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开始在国民小学一、二年级中采用白话文教学。仅仅三年的时间，这场语言的平民化运动便以新青年诸子的大获全胜而告一段落。
其实，关于白话与文言孰优孰劣的问题，即使到了今天，也难以下定论。正如邵建在《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中说的那样，“在文化的普及上，白话比文言更方便”，除此之外，何必非此即彼？
在更为激烈的《文学革命论》出台后，尚在美国的胡适委婉地致信陈独秀，“然也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不料，陈独秀的回信更为激烈：“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这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惟我独是”、容不得半点异议的文化倾向，实在令人觉得搞笑，而且它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它宣扬自己永远正确，真理只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一切异己者进行打压。
陈独秀的专制态度引发了钱玄同和鲁迅的癫狂。据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论述，《新青年》诸子当年提倡白话文学时，并没有引发保守派人物如林纡的反对。林纡的意思，不过是古文文学不应该被革弃。而钱玄同在尚未遭到反对，也即是没有任何敌对者的情况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已经骂将出口。这甚至比堂吉诃德的大战风车更有趣：别人好歹还有一个风车可战，钱玄同面前空无一人，他却摆出了一副骂架的姿势。如果不是“真理在我手”的蛊惑，何必跳得如此不雅？
更为离谱的是1926年的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鲁迅说，“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不说1920年民国小学已开始启用白话文，鲁迅的言说等同于无的放矢，就是间或有反对白话文者，罪何以至“灭亡”？
由于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后来的巨大影响，由于这些“五四”大佬几乎不约而同表现出来的话语策略，他们身上的“惟我独是”倾向，不可能不影响到后来者。我是即你非，我是则你一定非……最后，你非则必须认错。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权力对民间的通路如此，民间对民间的言说同样如此。
所谓“激进”，在中国转求以西方的现代性取代所谓本土的“中世纪”现实的语境下，这仅仅是一例。
三、“五四焦虑”的维度及其出路
据说，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儒家知识人和技术官僚如李鸿章们的焦虑主要集中在“器物”上。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晚清紧闭的现代性大门，在被迫现代化的状况下，“天朝中心”的美梦实际上并没有立即清醒：英夷的强大不就是在枪炮上么？
及至甲午海战的惨败，康梁诸君子才猛然醒悟天朝的落后不仅在器物上，还在于制度。然而寄望于最高层自上而下的变革，由于戊戌一代的紧逼危及到慈禧集团的核心利益，维新运动在政治层面上完败。虽然稍后的晚清改良逐步采纳了维新派的一些主张，但“立宪”的缓慢进展还是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不满。
“善变”的梁启超到了“五四”前后，虽然说不上心灰意冷，但目睹1911至1919年间的变局，猛然领悟到即使在“文化”这一层面，天朝传统也处于全面落后中。僵死的“文化”必须得到更新和改造，方能早就新一代的中国人。
新文化运动在此意义上方是一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五四学运的部分领导者如罗家伦、傅斯年辈，一直认为上述两场革命才是五四的主流。在初具雏形的议会政治的鼓舞下，新文化运动要直指人心。传统儒家知识人和海归派知识分子难得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复制西方现代化过程，从“启蒙运动”开始，以“文艺复兴”为先导。
顺理成章，陈独秀扯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
对陈独秀“民主”素养的判断，我已经在前述白话文运动的观察中予以呈现，而据李敖考证说，陈独秀把“辩证法”这种似是而非的思想方法当作“科学”，完全陷入非科学的窘境。对西方传统的认识不清，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目标的实现。
以1920年代的“非基运动”为例。据任不寐叙述，“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徳（John R-Mott）主持，有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参加。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3月19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令人诧异的是，1922年间活跃在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彼此之间口诛笔伐，但难得在“非基运动”中达成了一致，国民党、共产党、自由派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遗老遗少们……他们宣誓“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把在华传教士当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此间逻辑不晓得基于何种现实得出。
实际上，在晚清及至五四的儒家知识人及海归派知识分子中，虽然分歧巨大，但功利主义的启蒙话语策略乃是同一的。奠定西方传统的除了希腊精神，还有希伯来精神。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同为西方文化的渊薮。希腊精神用理性思考事物的本来面目，激励人们探求真理，它代表了科学与理性；而希伯来精神则在思考生命的终极价值，关心“人如何被拯救”，代表了道德与信仰。
由于启蒙运动中把中世纪视为绝对的恶，在科学理性的驱逐下，神本主义让位于人本主义，而恰恰是这一点，特别切合此岸感至为强烈甚至视此岸为惟一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于是李代桃僵，在阐释西方传统中忽略了信仰和道德的维度，出现认知的盲点。半吊子的西方，只能提前跛脚。虽然周作人等五教授发表了支持信仰自由的宣言，但其低调的文风显然不如当年支持白话文运动那样激烈，态度也很暧昧。
任不寐写道：然而这些知识分子没有预料到，几十年后，从反胡风运动开始，他们加诸于基督徒的所有这些语言暴力和多数暴政，一丝不苟地被新政权加诸己身。换句话说，“非基运动”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宗教的同时也消灭了心灵自由。
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改造”后果
不同的政治力量均以不同的手法建构“五四叙事学”，北京以“爱国主义”为中心叙述“五四运动”，这原也不是问题。不认同新文化运动走入“政治歧途”的胡适在1960年还发表了对“五四运动”的最后看法，认为这就是一场爱国运动。的确，从狭义的“五四运动”来讲，爱国是它的核心诉求。但吊诡的是，在大陆言说“五四运动”的时候，从来是将它与新文化运动合并起来看待的，如此，则等于偷天换日地将狭隘的“五四运动”内涵泛化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遮蔽了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具备的不同价值取向。所以一到“五四”，年年纪念年年陈旧，毫无新意，弄得人疲惫不堪。
杨念群在《五四运动90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反思》一书中认为，1980年代来自台湾的对“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解释，开拓了大陆知识分子的视界。“个人觉醒”被看作是“五四运动”的最珍贵遗产，甚至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才是值得维护的。
预设价值立场的历史叙述从来都指向当下现实，所谓晚清史、民国史的重建，在眼下的知识生产中，首要取向就是对当代现实进行介入。但是从完整认识某一历史时段（包括长时段和短时段）而言，此类知识生产面临的风险是：作为知识深度型构的官方意识形态说教不是作为聊备一格的模型呈现，而已经成为被刻意嘲讽和解构的垃圾。这种担心不无理由，考察网络言说现实，实际上它已经成型。对获取完整的历史知识而言，自由主义的解释不是全部场景。
如前所述，五四学运的部分成功，使得学生意识到他们可以走到前台来并影响时政大局，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五四知识人能够领一时之风潮，实在与北洋政府的不具备统一意识形态相关。到后来蒋介石的“主义”政治乃至1949年后的“超主义”政治，知识人的角色日趋边缘化。而这一切的推手，五四知识人未尝不是其中因素之一。
“五四运动”之后，大大小小的学运此起彼伏。中国各派的政治力量都看到了青年运动的威力，并试图左右和操控青年，“得青年者得天下”。政党政治兴起之后，对青年的争夺更趋白热化。台湾有学者甚至声称五四学生运动最后演变成为了“运动学生”，在历史记载及文学作品中，的确可以看到这种“运动学生”的轨迹。最明显的诸如“一二•九”学运，明显地可以看到政治势力运作的动向。及至20世纪下半世纪，学运的发生，或多或少都有政治势力的介入，成为一种常规。
中国知识分子对“制度中心主义”的迷恋以及短时间内这种迷恋和努力的不奏效，其失望最为强烈的表达便是“五四运动”，而五四退潮之后，各派知识分子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社会改造”成为一种具有不同方向的选择，主导了中国广阔的社会现实。
以鲁迅为例，他继续高扬“文艺改造”的旗帜。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他在五四退潮后的无奈和孤寂。本来，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思想和文化改造、升级的盛宴，很多五四知识人认识到，文艺改造只是社会改造的一途，而且是极为间接的一途，五四落潮后有其他选择并非“背叛”，相反，倒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选择，比如罗家伦、傅斯年两位学运领袖就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而类似周恩来这样的边缘型的政治知识分子更多的投入到政党政治的大潮中去，以实际行动进行“社会改造”。鲁迅的“荷戟独彷徨”事出有因。
在一次演讲中，朱学勤提到“毛泽东也是五四青年啊”，发掘出“五四运动”之后所谓“社会改造”的草蛇灰线。这条线索，甚至一直可以延伸到1949之后，大规模的、方方面面的、深入灵魂的“社会改造”等待着先行者们。
200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