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让中央委员争相购买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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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让中央委员争相购买的小说
原创 2017-12-04 赵刚 独立作家
引子
20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风云变幻。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利用“导弹危机”在加勒比海相互对峙剑拔弩张；社会主义阵营中两个最大的执政党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亚洲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为了各自疆域在喜马拉雅边境兵戎相见；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德意志民族为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柏林修建了水泥墙阻隔了世代交往；东南亚丛林里，美与苏、越、中浴血奋战；中东西奈半岛，阿拉伯诸国与以色列生死相拼；欧洲掀起了“布拉格之春”；东北亚爆发了“珍宝岛冲突”；美国的“性革命”叫人眼花缭乱；中国的“文化革命”令人头晕目眩；美国总统遇刺案扑朔迷离；苏共总书记下台黑幕重重；这边社会主义阵营欢呼苏联载人飞船上天；那边西方自由世界庆贺美国“阿波罗号”登月； 中国宣布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南非完成全世界首例心脏手术移植……整个世界陷入了一场难以预测的冲突与动荡之中，回看蜿蜒奔腾的历史长河，有时会发现其中异样的浪花，恰恰这不经意激起的浪花引发了后来者不断地探究和思索……
一
我们将永远铭记：他是一个苦行僧、受难者，是俄罗斯悲剧存在的悲剧式的英雄。
—— E.格罗莫夫
1962年10月，正当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古巴导弹危机所引发的核冲突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克林姆林宫高墙内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放下手头诸多令他焦头烂额的繁务，专门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研究一部小说，而且会后（20日）他又专门召见了《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亲自“向他宣布了可以出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决定。”
由于赫鲁晓夫的肯定，《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爆红，知名度随之提高，一时间莫斯科洛阳纸贵。两天之内，刊登这部作品的《新世界》杂志被抢购一空，销量高达九千四百本，另外还有许多人跑到编辑部争相订阅。面对不断涌来的读者，杂志社只好出版单行本，一版不够，再加印一版，先后发行达八十万册。
与索尔仁尼琴有着相同遭遇的俄罗斯著名作家沙拉莫夫在写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兴奋地告诉他：“小说是十分精彩卓越的。”“莫斯科全市都曾企盼着它的出版。甚至就在前天，当我买了一本第11期《新世界》杂志，拿着它走到普希金广场时，在20-30分钟时间内竟有3、4个人问起：‘这是第11期吧？’‘就是描写劳改营的小说的那一期吧？’‘您是从哪里搞到的？在哪里买的？’”（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31卷 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8月出版）
以至于后来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正参加苏共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们也纷纷跑遍莫斯科大大小小的书店抢购此书。为了照顾领导们先睹为快，计划在莫斯科零售的《新世界》杂志，也被紧急调运到会议的服务点。结果是出席会的各方诸侯会上会下几乎人人腋下都夹着红蓝两本不同颜色的书：红的是全会文件，蓝的是《新世界》杂志。这种情况在苏联文学史上确实算得上从未有过的奇观。
到底这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小说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其作者又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又会让上上下下都争相阅读呢？
二
“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索尔仁尼琴
对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直至今天也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赞赏者还是异议者都心悦诚服地承认：“真实”。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有必要首先了解“真实”一词在俄罗斯民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在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回忆录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在叶若夫恐怖时期的可怕年代，我有17个月，经常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面排队等候探监。一天，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我。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位嘴唇冻得发紫的女士，此前可能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她立刻从我们大家常有的那种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低声（那里的每一个人说话都是低声细语）问我：
“你能描绘这里的情况吗？”
“我能。”我回答道。
于是，一丝像是笑意的表情在那张曾经属于她的脸上闪过。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妇女当听说一位诗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描述周边的现实生活竟然露出来“一丝像是笑意的表情”？如果不置身于俄罗斯特定的文化传统是很难理解的。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在一个非正常的社会里，坚持拒绝谎言与欺骗，书写这种痛苦的真实，注定要遭受打击历经劫难。一个作家能够敢于真实地反映这种严酷的现实就是生活的希望所在，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徒。
创作了同样题材《科雷马故事》的沙拉莫夫在读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在写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说：“您的整篇小说，是人们企盼已久的真话，不说这样的真话我们的文学无法前进一步。谁避而不谈这一点，谁歪曲这些真相，谁就是无赖。”“请记住，最主要的是：劳改营对任何人来说，从第一天起到最后一天止，都是反面学校。一个人，无论是长官还是囚犯都不应看到它。但是，既然你已经看见了，那就应当说出真相，而不管这真相多么令人可怕。”（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31卷 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8月出版）
那么，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中都写了什么呢？是什么让当时和后来的读者感到震撼不已呢？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索尔仁尼琴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为素材，描写了主人公舒霍夫在劳改营中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熄灯所度过的普通而又难熬的一天。
作者的着眼点是那些在暴力、残酷和道德腐败条件下生活和死亡的普通人，这里没有英雄，只有受难者。劳改营的生活只有一个信条：今天或是你死，明天或是我死。在这里不存在道德高尚，不存在善良纯洁，不存在天生丽质，更不存在彼此尊重；在这里只有卑鄙下流，只有告密陷害，只有丑陋低贱，只有血腥暴力。在这里并不会因为拥有了美德美貌就可以得到尊重与救赎，等待他（她）们的同样是侮辱、折磨、牢房与死亡。
在劳改营里要想存活下去，“吃”与“劳动”是每一个囚犯必须要过两道生死大关。
“吃”在古拉格的字典里绝非一般人想象中只关乎到饥饿或影响健康，它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能吃到什么，怎样才能吃到，什么人才能吃到，这些都是囚犯们通过血与泪，生与死总结出的生存体验。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不断埃打、每天干活14小时、长时间站立、经常饿着肚子，又在零下50～60度的严寒之下，把一个人搞垮并不要很长时间，仅仅三周就够了。一个完全健康、体魄强壮的人，在行家手里只要三周就会变成残废，变成一根‘灯芯’。”（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31卷 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8月出版）而劳改营中的囚犯是不是变成“灯芯”，会不会成为“残废”，这一切都是以“能吃到”和“无法吃到”作为划分或作为代价的。
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作者通过真实细致描写，将劳改营中每个人“吃”什么，以及怎么“吃”为细节，不动声色地把劳改营中各色人物以及他们所展示的人性生动地刻画出来。
无论是除了配发的口粮，没有任何额外的食物的主人公舒霍夫，还是曾经与英国海军上将为友，戴了一辈子金色肩章，最终沦落为竟为能多喝一碗稀粥而感到“幸福”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无论是抢着“舔别人饭盆儿”，甚至连丢痰盂里的烟屁股也捞起来紧嘬两口的“胡狼”的费丘科夫，还是凭借着过去的导演地位，总可以收到寄来的装有“香肠、炼乳、方糖、熏鱼、腌板油、香喷喷的面包干、带香味的饼干”包裹，并以此贿赂看守的采扎尔，在这个多吃一口或少吃一口就可以直接关乎一个人生或死的特殊情境里，每一个人都把吃饭视为对生命膜拜的仪式，吃鱼时，会整条鱼吃得干干净净，鱼头、鱼尾、鱼鳞、鱼眼睛都不放过，当然，碗底也是刮得干干净净。即使是最简陋的食物，狼吞虎咽也是一种浪费；要“一小口一小口”地享受食物“带来一份满足的感觉”。为了多得一块面包或一盆汤，甚至会互相欺骗，互相出卖，大打出手。索尔仁尼琴后来在《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7章中更进一步地描述了这种“堕落的”“牲畜般的生活”：“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厨房门口，他们以嫉恨的目光斜视的竞争者，等待着往泔水坑里倒垃圾。他们一拥而上，相互撕打，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人们还可以看到，在集中营里被坏血病折磨得的垂死者，这些人双腿浮肿，四肢着地爬着走路，脸上布满“带着比针尖儿还要小的黑紫色豌豆状的脓尖颗粒”，争抢这些垃圾，然后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洗净、煮熟、吃光。
就是这仅有的一点点可怜的口粮，还要受到食堂主任、炊事员、理发员、会计、文化教育课教员这些寄生虫们的盘剥和侵占。
在前苏联建立的劳改营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那些仇恨和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敌对分子”，以及各种作奸犯科的罪犯，通过强制性的劳动，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但是我们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劳动已经异化为一种惩罚，每天上工点名，必须要被搜身。囚衣底下不许穿老百姓的便衣，更不能偷偷把面包带在身上，因为这些都是为偷跑做准备。从宿舍到工地前要清点人数，进入工地后要清点人数，离开工地回宿舍时还要清点人数。就在索尔仁尼琴小说中描写的这天，一共四百六十三名囚犯进入工地，离开时，发现少了一个人，重新再清点，还是不够数。从上到下都慌了神，到处寻找，原来一个家伙在修护工场躲起来打瞌睡。这人被找出来后，人人喊打，为了他，每个人被剥夺了半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像平时一样，早晨5点钟便响起了起床的号令。”“舒霍夫从未睡过头，总是按起床的钟声起床。”“早晨6点半敲钟上工”，上级摊派活儿之后，一天的劳动就将正式开始。“到吃午饭的时候，还有5个钟头。”“冬季的劳动日是短促的，到晚上6点钟他们就要收工。”“日常生活除了劳动，就是一日三餐，以及晚点名。”“晚点名在9点钟。可10点钟以前从未点完过，有时要反复点上两三次。”
对每一个囚犯而言，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也就是失去了时间的自由。无论是起床、睡觉、吃饭、劳动、甚至是说话、祈祷、思想，时间都不再属于你，而是属于劳改营。因此，对于生活在劳改营中的人来说，时间不再是希望，不再有任何价值，它只是一片模糊的、无穷无尽的灰色，是一种无望无助的感觉。
“犯人之中从来没有人看钟表，再说钟表对他们有什么用呢？犯人只需知道:是不是快到起床的时候了？离出工还有多少时间？离吃午饭和离熄灯还有多少时间？”“劳改营里的犯人只有吃早饭的10分钟、吃午饭的5分钟和吃晚饭的5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的。”在劳改营中只有在一日三顿饭加起来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囚犯们才感觉到是“为自己活着”。时间在囚犯们的眼中不再是计时的数字工具，而是变成了强制人的规定，并成为了对人的行动本身的强迫“程序”。
当一个人的时间没有了希望和价值，那么他的人生还会有希望和价值吗？
在劳改营中失去了时间自由，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空间自由。生存空间也仅限于宿舍、餐厅和工地。
古拉格时间的这种异化恰恰是权力发挥作用的结果。在舒霍夫度过的这完整的一天中我们看到，作为队长的塔塔林可以随意临时增加舒霍夫的劳动时间，队长不仅可以决定一个队当天的劳动内容，监督劳动过程，而且对劳动结果也有严格的检查。犯人劳动“本身确有价值，但不是由于它是一种生产活动，而是由于它对人体机制具有作用。它是秩序和规律化的一个要素，通过它所提出的要求，它令人难以察觉地传递了一种严厉的权力。它使肉体屈从于有规律的运动;它排除骚动和涣散；它确立一种等级体系和一种监视。”当权力把这一切与时间紧密相联，变成一种让犯人们不得不遵守的游戏规则，变成了对犯人们的规训与惩罚时，人们还会对劳动有任何的敬畏和留恋吗？
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对于时间的控制，因此开始痛恨时间，诅咒时间，巴不得时间大大地缩短，因为“那段时间是最难忍受的，黑暗、寒冷、飢饿，以及一整天的苦工。” 但他们可曾想到，如果真的能够缩短时间，自己不也就走向生命的终点了吗？（以上引号内文字均摘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有着相同劳改营苦难经历的沙拉莫夫认为，在劳改营中的劳动是摧残人性的劳动，是不道德的制度。他愤怒地揭露了集中营的“劳动是受人尊敬的事业、光荣的事业、英勇和英雄的事业”这一口号的欺骗性，指出那里的劳动不可能使人感到自豪，只能教人学会仇恨劳动。
在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这部著作中，记载了前苏联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它是斯大林本着“劳动改造人”的理念，利用劳改犯建造的第一个大型工程，犯人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工作。至少有十二万名劳改犯参与了这项工程，官方正式记录的囚犯死亡人数约为一万二千人，而安妮•阿普尔鲍姆在书中披露的是“超过二万五千人，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因患病和事故而获释的人，他们在获释之后很快死亡。”对于这项工程，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这部书中写道：“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吞噬许多劳力和生命，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
索尔仁尼琴还在这本书中专门描述了劳改营内的所谓“劳动改造”。在劳改营的管理人员的心中，只有恐怖才能管好劳改营，只有野蛮才能使囚犯接受劳动。劳改营中不仅劳动条件的恶劣，肿瘤到处扩散，而且还必须让劳改犯承受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食物；更少的燃料和更坏的衣服；更残暴的法律和更严酷的惩罚。苏联当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强迫犯人劳动，并且改造他们，而作者则以卡达尔、胡萨克等为例，证明了通过劳改营，他们什么也没学到，劳改营的劳动是“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恨的劳动”，简直“一文不值”。在劳改营中，人性都被扭曲，最纯洁的小姑娘变成了荡妇，活下来的只是那些冷酷无情、会溜须拍马、丢失良心的杂役工，如医生、厨工等。少年犯几天里就成了毫无道德观念的“野兽”，劳改营的文化教育员则是那些有多次前科的盗贼、骗子、盗用公款者和道德堕落分子。
对于苏联极权统治下劳改营的黑暗、恐怖与罪恶，不止索尔仁尼琴这样披露，沙拉莫夫在《科马雷故事》中也揭露了劳改营的丑陋与阴暗：侮辱、折磨、摧残、饥饿、病魔、拷打、虐待、盘剥甚至枪杀,这些曾经出现在纳粹集中营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古拉格的劳改营中也司空见惯。这样的苦难不仅仅降临在男囚犯身上，同样也会降临在女囚犯的身上，而且所经受的苦难日子更加不堪。她们同样被迫要求从事超出自己体能的重体力劳动，例如挖掘和伐木工作。许多不堪重负的妇女因为过度劳累和饥饿，导致了严重的阴道下垂。那些老弱病残的女人被活活饿死。不仅如此，女囚犯还要受到更加残忍的羞辱，对她们进行审讯时必须全身赤裸，轮奸只是家常便饭而已，稍有不从者便会被绑到森林里，然后让昆虫从把她们解决掉。更为残暴的是，有时她们还会被在下体插上管子，或者树枝......事后很多受害者都选择了自杀，比如上吊，割腕，吃土,等等。
沙拉莫夫说：“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变得更好”。因为劳改营“在营造一个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国家的人心相背、相互仇视的精神空间，它不但摧残人的肉体，而且彻底毁灭他的心灵与道德。那里的人完全失去了社会属性和道德观念，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奴役之后变得凶恶、下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告密者和密探，人类自身自古以来最坏的东西全被他们继承，甚至来自人民的人和农民也不比知识分子更善良，在恶势力的迫害和同化下，他们已没有任何抗恶的能力，只能是恶上加恶。”劳改营不仅“成了现实罪恶世界的缩影”。而且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模具……是世界的临摹。”
小说里既没有政治激情，道德劝诫，也没有心灵抚慰，但这是一个可怕的真实，而且这真实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作家的描写，让读者从内心感受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是外部环境对人的压力，而且还有一种内在的、由于对生活绝望而产生出来的人性的卑贱。
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真实的情节，不是在劳改营生活过的人是无法体味的，正如沙拉莫夫所讲的“所有的生活细节，具体过程，以及所有人物的举止言行都非常准确，但又非常新鲜别致，令人头晕目眩地那么新鲜别致。”
三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圣经·罗马书》
1961年苏共22大召开，会议号召继续与20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索尔仁尼琴开始考虑是不是把《854号犯人》手稿拿出来发表？对此他一直在犹豫。因为，在劳改营中的一切让他痛苦不堪，实在是被关怕了。
索尔仁尼琴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45年的2月的一天，在东普鲁士前线，担任苏军后勤大尉的他被叫到了旅指挥部。进屋后，两名反间谍机关的工作人员饿虎扑食般地窜了出来，四只手死死地抓住他的双臂，随即二话不说干脆利落地撕掉了他军帽上的红星帽徽、军服上的肩章，然后厉声喝道：“你被捕了！”
被捕的原因是在他与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不指名地指责了斯大林和个人迷信。被捕之后就是直接送进劳改营，然后一呆就是8年。在此期间，妻子受到他的连累被莫斯科大学实验室解雇，后与他离婚。直到1953年2月，索尔仁尼琴才从劳改营中放了出来，发配到“永久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捷列克区当上了乡村教师。
1957年2月6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决定，索尔仁尼琴同其他千千万万个被无辜镇压的人一样完全恢复了名誉。他搬到了梁赞与复婚的妻子一起生活。
面对劫难，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消沉，只用了短短58天他便完成了《854号犯人》的初稿，并将这部小说辗转交到了《新世界》杂志社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手里。
当拿到《854号犯人》这部书稿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异常兴奋，简直就是手不释卷，彻夜未眠，从晚上读到清晨。他当即决定在《新世界》杂志发表。不过，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小说的题名太过刺激，为了能够通有关部门的审查，特瓦尔多夫斯基建议索尔仁尼琴用小说中的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名字做小说的题目，同时将里边的一些用词改得比较温和委婉与模棱两可一些。例如按照赫鲁晓夫的文化顾问的提议，文中提及斯大林时，可以换一个词。于是小说中便出现了“长胡子爸爸”。（乔治·尼瓦《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 孙超译 新星出版社 2016年8月 Ｐ１２ ）尽管如此，这部小说的出版还是坎坷不断。到底文章能不能发表，索尔仁尼琴把希望完全押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
说起特瓦尔多夫斯基，此人不仅在当时，就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至今在莫斯科的斯特拉斯特诺伊大街还树立着他的塑像，并且还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大街。
按照常理，索尔仁尼琴的期待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不仅担任苏联作协书记和《新世界》杂志主编，而且还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尤其是他与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关系甚好。
仅举两例，据特瓦尔多夫斯基自己说，他出身于斯摩梭斯克州扎果村的一个农民兼铁匠的家庭。但在1954年苏共党员重新登记时，他偶然发现，自己的党员登记证上的“家庭出身”一栏上却填的是“富农”。在当时讲究阶级出身与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
“十月革命”后，按照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曾在俄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运动。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苏共早期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为此宣称：“我们将领导着一亿苏维埃共和国居民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前进。对其余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消灭他们。”当时的肃反委员会委员马丁・拉齐斯则更加恐怖地表示：“我们要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消灭掉”。他所指的消灭绝非是经济上或是思想上，而是肉体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确定谁是资产阶级，“应该给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属于哪个阶级，是什么出身、什么教育程度，从事什么职业”。拉齐斯认为，“正是这些问题应当决定嫌疑人的命运。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意义与本质。”可想而知，什么阶级出身，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会决定这个人的生死。
事实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父亲确实是个农民，而且还有铁匠的手艺，除了自己种地以外还给周围村庄的农户钉马掌。由于干活勤快，日子自然过得比常人要好一些。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苏维埃基层组织给他的父亲定为“富农”也不能算是冤假错案。问题还不仅仅如此，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父亲为人耿直，不屑于与农庄里的懒汉为伍，又不肯加入集体农庄组织，逃到顿巴斯去打零工，这可就犯了大忌。一则，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消灭富农”，二则，是要求每一个农户都必须无条件地加入集体农庄。因此，从这点来说，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家庭绝对能够影响其政治前途。于是，他坚决要求摘掉“富农子女”的帽子，把出身改成“农民”或是“铁匠”。
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这个要求，区党委表示无能为力，申明权力所限无力更改。于是，他又找到当时的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这个后来当了苏联文化部长的酒鬼，则跟他打起了官腔，说此事关系重大，她个人做不了主，需要请示。特瓦尔多夫斯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一赌气，干脆连党证也不领了，直接去找最高领导去了。
赫鲁晓夫听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申述哈哈大笑，“党证填什么出身对于你就这么重要？”于是，抄起电话吩咐手下便把此事办了。
还有一次，更能说明问题。1959年5月苏联政府召开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会议开始之前，赫鲁晓夫曾问特瓦尔多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吗？”
赫的本意是让特瓦尔多夫斯基顺着自己的想法来贬低或是诋毁一下帕斯捷尔纳克。因为在此之前，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让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恰恰是被苏共主管意识形态部门定性为“诽谤苏联社会的毒草”。
就在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不久，苏联《文学报》便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反动势力的挑战》的社论和一封读者来信，把《日瓦格医生》说成是一个“堕落的”诗人对“十月革命的中伤”和“对社会主义的诬蔑”。与此同时，莫斯科的一些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走上了街头，高喊“将叛徒赶出苏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则发表了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的文章，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紧接着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
就么这样一个在党和国家眼里的“坏人”，怎么能够是“伟大的诗人”呢？很显然，赫鲁晓夫故意这样问绝对是正话反说。
赫鲁晓夫没有料到的是，特瓦尔多夫斯基非但没有就坡下驴，反而问赫鲁晓夫：“你认为我是伟大的诗人吗？”
赫鲁晓夫不解其意，回答说：“是的。不但斯大林在世时认为你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我也认为你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
这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十分谦卑的说：“那么，与帕斯捷尔纳克相比，我并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赫鲁晓夫这时才明白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用意。
能够与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样说话的人，自然不是等闲之辈。既然有这层关系，索尔仁尼琴自然满心指望能借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臂之力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
四
每个人都凭荣誉和良知写作，写出他们对我们时代的了解，写出什么是主要的真理。
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
——索尔仁尼琴
为了能尽快地让这部小说发表，特瓦尔多夫斯基又使用上屡试不爽的杀手锏，直接找赫鲁晓夫。
书稿递到了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那里。据赫鲁晓夫的文化顾问列别捷夫回忆：当他为赫鲁晓夫朗读这部作品时，这位领导人听得很认真，时而大笑，时而啧啧嘴以示赞许。听到一半时，赫鲁晓夫觉得好东西应该分享，于是请来自己的好友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到列宁山的住处一起听自己的妻子朗读。
不久，《新世界》编辑部突然收到党中央的指示：务必在第二天上午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样书交付中央，而且是23份。事出突然，编辑部措手不及。当时编辑部只存有三份书稿，现打印根本来不及。无奈之下，只好借助《消息报》紧急排印，将书稿拆分，让工人们分头排字，然后分别连夜校对，终于在凌晨装订好了样书清样，准时摆在了出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一度称为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委员们面前。
对为什么放着导弹危机的大事不研究，而要在党的最高会议上讨论一部小说，苏共的最高领导人们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默不作声不予表态。为此，赫鲁晓夫有些忿忿然，拍着桌子：“你们根本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说此番话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就在列别捷夫给他读完小说后，赫鲁晓夫私下说道：“把书印出来。他（指索尔仁尼琴）用事实印证了我在二十大上的讲话。让人们看看，劳改营里都干了什么。索尔仁尼琴是经历过这场悲剧的作家。他更值得信任。”
为了能够使自己的想法取在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赫鲁晓夫会前还给几位参会的政治局委员打电话预先交底，问他们是否知晓索尔仁尼琴这个作家，并交代说，会让他的助手列别捷夫把索尔仁尼琴的手稿打印出来给各位送去，以求得他们在会议上的支持。
看到会场无人响应，赫鲁晓夫自然恼羞成怒。这也难怪赫鲁晓夫发飙，在苏共体制下运行权力，一般的潜规则是，一把手不能图穷匕见，需要权力的配角呼应，配角看主角的脸色，提出符合其心思与要求的方案或是提议，然后由主持会议的权力主角拍板决定。这样做既可以显示权力主角有民主作风；同时又显示了一把手的权威地位，更重要的是给圈里圈外的人一种印象，权力主角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程序。换句话说，实施权力的过程中，要“知其雄，守其雌”，权力主角不仅要善于隐藏,而且权力的运作方式也需要讲究策略,这样才能显示出权力的神秘与力量。南斯拉夫作家德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曾举例说明了权力的后台操纵与前台表演之间的关系，即“小会决定大事，大会决定小事”。德吉拉斯说,在铁托掌管南斯拉夫期间,凡是“重大的国家大事是在亲密的饭桌上、猎场上或两、三个人的密谈中决定的。党代表大会、政府会议或议会,其作用只不过是代为宣布或装饰门面而已。”
一枪没响，臭火！ 没关系，那就再换一把。从来不肯轻易服输的赫鲁晓夫又把这个议题第二次拿上了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还是如法炮制，要求参会者表态。会上仍就有不同意见，有的说这种书不宜出版，会使克格勃遭受打击。号称“灰衣教主”，苏联意识形态的大管家苏斯洛夫则直接挑战，认为这是一本危险的书，因为“书里说得太多了”。
彼此意见相左，怎么办？官场的潜规则就是两头下注，以确保自己什么时候都永远正确。于是，政治局大多数人跟赫鲁晓夫玩起了官场上惯用的手法——打太极拳。赫鲁晓夫同志您不要着急，书，是可以出版的！接着话锋一转，但是，（请注意，往往发言者意思的重点就在这个“但是”的后面）要不要急于出版呢？是不是还得再考虑考虑，比如怎么出版和在什么地方出版。
此言一出，赫鲁晓夫真火了，你们这是成心刁难呀！干脆赤膊上阵，再也不再提讨论能不能出书了，依仗自己党内一把手的地位，板着脸直接对列别捷夫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收到印出来的书？”言下之意，什么“不要急于出版”，什么“怎么出版”和“在什么地方出版”，这些统统都是屁话！老子不再听你们瞎呛呛了，出书！这就么定了！（蓝英年：《那么近，那么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年5月 P65）
可以看出，这本书的问世，已经不再是能否出版文艺作品的争论，而是上升成为了一个政治事件。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顶着极大的压力和风险揭露斯大林专制的黑暗和恐怖。为此，党内的反对声不断，给赫鲁晓夫推进各项改革造成了很大阻碍。为了证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正确性，为了让受到斯大林迫害和打击的党内人士，特别是国内外知识分子更加坚定地支持自己的改革措施，需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的文艺作品推泼助澜。而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描写的“劳改营生活”，与赫鲁晓夫要揭露斯大林的专制恐怖“不谋而合”，于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文艺作品再一次成为了政治工具。可以说，索尔仁尼琴这部揭露苏联“劳改营生活”黑暗与罪恶的作品，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眼里就不再单单是一篇小说，而是变成了巩固自己地位、同领导集团中反对派进行斗争的一个砝码。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让作家得到了巨大的声誉，一时间索尔仁尼琴的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1962年12月17日，在苏联领导人会见文艺界人士时，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赞扬了索尔仁尼琴并亲自将他介绍给了大家，并以其惯有的坦率和粗俗的作风搂着他的肩膀表扬他。党内一把手的态度自然是风向标，索尔仁尼琴旋即被接纳为苏联官方作家协会的会员，尽管他当时并没有申请加入。
1963年3月10日的《真理报》报道，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又一次接见中再次热情赞扬了《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在斯大林体制下，“恶确实胜利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我们自己身上。”这种“恶”通过索尔仁尼琴的描写，向一切善良的人们展示出它地狱般的真相。《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后来的《古拉格群岛》就像一副以毒攻毒的解药，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更加“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中这一段黑暗。
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苏联的劳改营是一座双重体系管理下的社会缩影。一方面，有来自极权专制高压和斯大林的严酷无情；一方面，又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由于各种原因作奸犯科而被关押的囚犯的施暴本能，以及传承了千百年底层社会中的幽暗心理。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劳改营成为了一个藏污纳垢、迫害一切人（包括施虐者自己）的人间地狱。于是，在劳改营中你会看到一种外界难以想象的奇特现象：即政府与律贼是这里的双重统治者，古拉格制度下发生的种种罪孽，就是两种力量平衡之下的恶。
在索尔仁尼琴的眼中，劳改营中施虐者所表现出来的贪欲、卑劣、下流、 残暴等等一切恶的基因，并非是人的本性对现代文明社会的颠覆，而是作为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个人，寄生在于国家机器的齿轮上所做出的本能反应。换句话说，作为单独的人而言，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下，他必须随着庞大的国家绞肉机的转动而转动，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要“倒转红轮”，那么就会被绞死在齿轮之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艺作品，而是一把剖析苏联专制体制罪恶的手术刀。而那些那疯抢购买索尔仁尼琴小说的中央委员们真的喜欢阅读文艺作品？真的认同索尔仁尼琴小说中对劳改营的这种揭露？笔者以为即使含有这样的成分，也不构成他们抢购的主因，他们购买这部小说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出于对小说及作者的尊重，只不过是跟风而已，“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同样一本书，不同的时间就有不同的命运。在1966年11月10日召开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便与自己的前任赫鲁晓夫掰上了手腕，声色俱厉地指责：“为什么没有人站在党的立场上批驳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书呢？”
尽管这位总书记不好读书，尽管他把小说中的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当成了作者索尔仁尼琴，尽管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也清楚早在两年前他也曾符合赫鲁晓夫吹捧过这部小说，可架不住人家现在是一把手，官场上讲究的就是“真理永远掌握在权力者手里”。于是一个个点头称是，顺着一把手的心思表态，开始愤填膺地对小说进行批判。索尔仁尼琴从“苏联英雄”一下子就变成了“苏联流氓”，并且立即被开除出作协。这一幕发生的情景简直与两年前一模一样，主角没变，仍旧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情景变了，完全是180度大转弯，上次是敲锣打鼓满脸赔笑地给抬进去，这次是口诛笔伐横眉立目地给撵出来。这脸，说变就变，一点不含糊！
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对“非斯大林化”的改弦易辙，索尔仁尼琴的困境也日益加剧，作品被禁止，住宅被搜查，行踪被监视，终于在1974年2月被苏联政府以“叛国者”的罪名驱逐出境。
飞机降落到法兰克福机场，除了押解人员，索尔仁尼琴是唯一的乘客。当押解人员递给他500马克时，索尔仁尼琴还有些天真地问：“请问，这笔钱我应该还给谁？”“您不欠任何人的债，不必偿还了。”
索尔仁尼琴就这样给打发了，开始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国外流亡生活。
五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然不错，可倘若用黄油抹一抹，会更好的。
——赫鲁晓夫
苏共20大至22大赫鲁晓夫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解冻”时期，允许刊苏联报刊杂志在一定程度上刊登文章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阴暗历史，允许苏联作家在一定范围内发表文艺作品对专制体制下的罪恶与丑陋进行鞭挞，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出于统治利益的需要，苏共领导层重新祭起了斯大林的亡灵，停止了这种揭露和批判，于是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遗忘和失忆”，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索尔仁尼琴这类作家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
对于苏共领导层继续沿用的这套极权体制以及苏联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的生存状态，借用俄罗斯一句的谚语：“提旧事者失一目，忘旧事者失双目。”当政者所干的就是试图使老百姓忘掉过去，让人民群众集体失忆，目的是叫苏联人民全都变成目无事实的瞎子，跟着他们一道睁着眼说瞎话。对于这种现象，哈维尔进行了深刻剖析：“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被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转引自：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曾在1976年出版了他写的《俄国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他引用了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
史密斯所引述的这位苏联科学家的话并非空穴来风。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自己所宣传的信念。在一次小规模的聚会上，赫鲁晓夫当众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然不错，可倘若用黄油抹一抹，会更好的。”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她的回忆录中，写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他们不仅是这样说，而且对自己所信仰的理论也完全采取实用主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1919年初，赫鲁晓夫的妻子叶夫罗西尼娅•伊万诺夫娜身患严重的伤寒病，在当时这可是不治之症。在前线与白军作战的赫鲁晓夫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到家后，结婚刚刚五年的妻子已弃他而去，撇下两个孩子，两岁半的尤莉娅和仅八个月的列昂尼德。25岁的赫鲁晓夫悲痛欲绝。按照当地习俗，是要把死者葬入教堂墓地。但是如何下葬确实给赫鲁晓夫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入党，并且担任红军的营政治委员，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是应该弃绝宗教的。怎么办？如何使自己的亡妻一方面按照风俗葬入墓地，不伤亲戚们的感情，另一方面又不能违背革命者的原则呢?赫鲁晓夫别出心裁，作了一件几十年后仍让家乡人啧啧称奇的事情——亡妻的灵柩没有经过教堂的大门却葬入了墓地——原来他叫人把灵柩从教堂的墙上递了过去。
赫德里克•史密斯说，“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作为权力的掌控者从来都是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与快感，享受着通过权力获得的社会声望、物质利益、金钱美女，从来没有将手中的权力看做是负担，总是它看成个人挣脱法制束缚的利刃。而一些对于权力不满，对权力不遗余力的攻击者，并非是为了制约权力，恰恰是因为手中缺少这把利刃，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恐怕更加变本加厉，穷凶极恶。鉴于此，人们常说，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话是不错。但是有谁认真想过，要依靠谁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运用什么手段才能把笼子外边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对于权力的约束一要靠民*主，二要靠法治。民*主与法治的的基础，就是每个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每个公民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了这些，空谈约束权力，不过是权力者对无权者空洞的许诺，不过是权力者为自己的独C和砖*制树立的漂亮招牌而已。
既然“共产主义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眼中成为“哄哄老百姓的空话”，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喋喋不休长篇累牍地宣传这种“空话”呢？
笔者以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合法性”；二是“衡量尺子”。
首先是合法性的问题。一个自称是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奋斗终身的政党，必须要有一面旗帜才能够凝聚民心，使广大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一方面可以向全社会昭示自己崇高的价值感，以及所肩负的使命愿景，另一方面也将此作为一种政治优势和政治资源，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动员社会力量和整合社会资源，与自己的对手进行政治博弈。失去了这面旗帜，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优势与资源，失去了社会大多数的人心。而一旦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就丧失了执政的基础与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出现像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事实上在极*权体制下，苏联共产党手中的共产主义的旗帜早已黯然失色，整个社会弥漫着犬儒文化。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俄国人》一书里就曾详细地记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这种变化：全社会充斥着一种“枯朽般的不相信”（a dry rot of disbelief）。对于在极权专制下普遍存在“说一套做一套”的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西方媒体将此称之为“硬纸板面孔”。这种“硬纸板面孔”已经成为苏联犬儒文化的特点，每个人都带着面具生活，都像都在参加一场化装舞会。就像《俄国人》书中讲的，史密斯所结识的一位苏联编辑私下对他说，“社会上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犬儒主义者对官方的宣传可以说一概不相信，但是这种不相信还要装出相信的样子，所以对什么也都必须装作相信，于是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索性不去管它相信还是不相信。总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硬纸板面孔”的犬儒主义者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带着面具，他们私下或在不那么公开的场合中也会取下面具，一般饭局上的玩笑和牢骚都有这样的交际功能。这使得原本以怀疑和不信任为特征的犬儒主义反倒成为一种人际联系方式，形成了一种有群体特征的社会文化。
前苏联有一种叫做“厨房文化”和“夜间人现象”，说的就是这情景。
所谓“厨房文化”，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单位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针砭时弊，议论时政，畅所欲言，把平时压在心底不敢在公开场合说的真话讲出来。可以说，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所谓“夜间人现象”是指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绝大部分苏联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再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异议人士公开批判体制，而是充当了“夜间人”的角色，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发泄自己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苏联相当普遍，而这批人不少是当时苏共体制的官员，苏联社会的中坚人士。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精神和行为分裂的现象，也是僵化保守政治体制下造成的人格主动分裂。
在《俄国人》书中，史密斯认识一位苏共少壮派官员，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私下里与朋友谈话中，他直言弊政，抨击腐败；公开场合他又为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私下里，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公开场合他又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而自鸣得意。
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在这种僵化和保守体制下，“共产主义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失去了党心、民心，尽管他们自己心中也已经不再相信，但是它仍被极权统治者奉为圭臬，究其另一个原因就是极权统治者把它看成手中的一个工具，用作衡量下属是否忠诚的尺子。
既然是极权统治，那么权力规定真理然就是天经地义。那些代表官方意识形态核心思想，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或“某某主义”不仅上升为指导公众行为的真理，而且成为禁锢公民思想的统治工具，既不容许讨论，更不容许质疑，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作为体制内的成员，必须要与组织的口径保持一致。尽管极权统治的思想控制已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其实，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知道这一点，假话和谎言是说给那些不相信假话和谎言的人的。你可以不信，但绝对不许可不听、不宣传、或在行动上有任何厌烦与反对的表示。
也就是说，尽管我心里不相信，但是表面上还要装作虔诚地相信，坚决地拥护，这既是下级对上级表示忠诚的一种态度，也是上级衡量下级是否忠诚的一把尺子。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官场，每一级官员都心知肚明：顺着领导的话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顺着说,肯定会有麻烦。看领导的脸色办事，未必就能得到相信,未必就能升职;但你不看领导脸色,领导肯定会给你颜色。既然上级领导要的不过是要摆出相信的样子,就不必在说真话、说实情上费心思。这种上下级之间的互不相信和互相欺骗的官场博弈,就形成了完全丧失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犬儒主义。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创始人雷昂哈特（后来逃到西方）曾经写道：“我常常看到，有些东德官员越是对党有疑惑，在同西方访客交谈时就越是做出立场坚定的样子，坚决捍卫党的路线。”
实质上，无论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相互把对方当做傻瓜。极权统治的权威建立在受制者不相信,但又不能公开说出不相信的基础上。这种权威的建立，正如徐贲在“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这篇文章中所引用威柏(M·Weber)所言“因为统治者对于公开知识的垄断是得到受制者公开认可的。当然,受制者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只要没有人公开质疑这种垄断,它就无须提供说明,无须负任何责任。”因此上，这种上下的相互欺骗就成为令人奇怪的社会政治生态。
赫鲁晓夫轰下台后，一把手换成了勃列日涅夫。每年的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勃列日涅夫按照惯例要上红场主席台进行检阅。有趣的是，每当节日前，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侍从总要打探“一把手”上主席台要穿什么衣服，系什么领带，以便“保持一致”。
一次，在检阅台上，勃列日涅夫正与其他领导人相互寒暄，突然发现：“瞧，你们都戴上礼帽了，我还戴着皮帽呢！”四周马上一片附和之声：“没错，没错，主席台上冷着呢，还有风。”
勃列日涅夫仍旧自说自话：“可你们都戴着礼帽，就我戴皮帽。”言外之意，你们都戴礼帽，我一个人戴皮帽，是不是叫外人看来觉得我弱不禁风呀！
一时间，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勃列日涅转头一瞧，周围的变化叫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身边的同事们一个个也都换成了清一色的皮帽子。
这到底变的是什么戏法呢？原来，为了预防万一，其他领导人的贴身警卫都准备了一顶皮帽随身携带，需要时拿出来一换就行了。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天气暖和时，勃列日涅夫头戴礼帽，于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也纷纷效仿，全都戴着一模一样的细毡礼帽登上主席台。
官场上所有人都在逢场作戏，整个国家看上去依旧四平八稳，但社会却已经丧失了改变的希望与可能，为此许多俄国人产生了看破红尘的心态，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开始泛滥，"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能享受就多享受一点吧!"
以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受主义为表象的犬儒精神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职务升迁、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为搞到一部新汽车、甚至仅仅为了获得一点点奖金——人们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开始沉默。
如果说，一个人道德品质是依赖自身的道德认知能力，依赖个人的良心所维持；那么，而公众生活的道德规范则需要以法制和民主作为维持机制，以舆论自由作为保障基础，以传统文化作为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来，一个充斥着腐败和谎言的公众生活,本质上就是一个缺少民主与法制，没有舆论自由保障，丢失了传统文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内在的运行逻辑就是谎言与虚伪、欺骗与暴戾。
抛开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的内容的分析和理解，仅仅对围绕这部小说的出版以及所发生的一切，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下的苏联一个侧面。
赵刚，《独立作家》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见《随笔》《书屋》《经济学家茶座》《历史学家茶座》《读者.原创》《杂文月刊》《南风窗》《散文》等报刊，并且在《中国经济时报》开设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