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战争”到“本笃选项”|臨風時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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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战争”到“本笃选项”|臨風時談
原创 2017-05-10 臨風 言語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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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战争”到“本笃选项”
临风|文
文化战争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美南浸信会1980年在圣路易开年会，通过一系列反堕胎的决议
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以7-2的比数通过堕胎合法化。这个被称为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是美国政治上一个具分水岭意义的判案，虽然当时福音派的反应并不激烈。例如，福音派最大的宗派，美南浸信会一直到1979年都支持该判案。
然而，薛华的奔走鼓吹说服了法威尔牧师参与反堕胎的行列。法威尔在1979年发起了“道德大众“运动。他说：“我深信，美国有超过两亿人的道德大众。他们的人数够多，足以扭转道德松驰、家庭解体，以及向邪恶与马列主义投降的潮流。”
在“道德大众“的旗帜下，美国的福音派开始与共和党密切接触，特别是华府的政客，并积极参与政治运作。这就是所谓“宗教右派”，或是“基督教右派”的开始。
这是自1925年“猴子讼案”以后，福音派基督徒再度进入政治舞台的开始。福音派认为联邦政治是文化杠杆的支点，美国的病根是华府的自由主义精英。所以，只要夺回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就可以扭转文化上的劣势，在堕胎法、女权、同性恋权利、全球暖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采取攻势。
1980年，“道德大众”成功地把里根推上总统宝座，给予福音派很大的希望。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感觉美国正走向清教徒移民约翰·温斯罗普所谓的“灿烂的山上之城”。
然而30多年下来，美国的政治和文化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从1980年到2008年，美国经历了五任共和党总统和两任民主党总统。在9位大法官中共和党总统任命了7位大法官，民主党的克林顿仅任命了2位。可是，堕胎法仍然屹立不摇。为什么？
因为近年来美国社会的世俗化加速，多元化已经成为文化的现实，有组织的宗教信仰退却，传统家庭价值衰微。
2016年11月8日，在福音派与蓝领这两股白种族群的联手下，川普当选了总统。
2015年最高法院判定同婚合法化，美国社会完成了多元化的文化转型。如果同婚合法化代表文化战争的失败，那么，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就是否又代表文化战争的胜利呢？
福音派付出的代价
川普上台后保证增加工作机会，令人鼓舞。不过他整体的经济政策似乎更关心为富人谋福利，为保护传统企业不惜牺牲新科技的发展。它长久的影响如何还有待观察。归根究底，白人福音派投票给川普固然有经济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文化战争的思路。
五月初，川普签署了“宗教自由行政令”，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福音派真正关心的宗教自由议题并无触及，只是在“约翰逊法案”上做些表面文章。这个命令主要的用意就是对那批强力支持他的福音派人士丢下一块“生肉”！
可以说，为了把像尼尔·戈萨奇这样的人送进最高法院，许多福音派人士热心支持了一位生活言行最没有人品，最不符合基督教价值的人，也是一位最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做总统。福音派为了政治利益放弃了自己的道德高原，真是牺牲惨重。知名神学家侯活士认为，川普的当选是基督徒参政的失败。
川普不但不能恢复传统基督教的道德价值，他反而腐蚀了基督徒对道德的敏感度，因为他的一生正好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下坠。那批与民粹排外、种族主义、不尊重女性、自大无知和另类真相这类价值站在同一边的基督徒大众，再也不可能心口如一地喊出“恢复传统家庭价值”的口号了。
大选后的美国进入空前的信仰危机，福音教会失去咸味，甘心做政治野心家的工具。耶稣的故事被改编了，祂成了现代的奋锐党。身处后基督教时代的千禧世代不再能从福音派的溪流中找到信仰的养分。
显然地，如今的美国不是更接近那座“灿烂的山上之城”，而是更加远离。“美国特殊”的故事剧本被修改，换成高举国族主义的“美国优先”！道德大众如今变成了道德小众！（注1）这不是文化战争的胜利，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本笃选项
《美国保守主义》双月刊的资深编辑拉得·徳雷赫（Rod Dreher）今年3月出版 《本笃选项》（The Benedict Option: A Strategy for Christians in a Post-Christian Nation），出版后立即登上畅销榜。《纽约时报》的保守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评论说：“《本笃选项》是这十年来最被热烈讨论的对象，也是这十年来最重要的宗教书籍。”
为什么它会受到如此的关注？
因为徳雷赫捕捉了许多福音派中有识之士担忧的心态。身为东正教徒的他认为基督教与性革命间没有中间地带，两者站在道德价值的两端。他认为，支持同婚的积极活动分子正在威胁着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在这个多元化的潮流里，传统宗教人士将成为新社会的贱民！黑暗时代将再度到临！
文化战争的基本理念是，只要把政治搞定，文化就会自然归位。徳雷赫却认为，这种想法完全错误。川普的当选证明，福音派失败了，文化战争已经结束了！基督徒成为“政治上无家可归的人士”。他甚且宣称，今天还活着的人很可能在此生见证基督教文明的死亡！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基督徒当如何生活？
他认为，我们应当效法第6世纪罗马衰亡时的修道士圣本笃（又作圣本尼迪克，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者）来生活。
徳雷赫是从伦理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得到的灵感。麦金泰尔1981年在《美德之后》（After Virtue）里表示，西方文化已经步入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后尘：
“早期历史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刻是：用意良好的男女把注意力从维护罗马帝国移开，不再认定必须继续维护帝国社区的文明和道德。相反地，他们努力建设新形的社区，维护自己的文明与道德，以便在未来的野蛮和黑暗时代里保存下来。……我们今天也已经来到了这个转折点。……只是这次野蛮人并不是从外界来，他们已经治理我们好一段时间了。我们由于缺乏认知而入此困境。我们不是等待一位戈多，而是等待另一位 -圣本笃。”
麦金泰尔35年前所批评的是，启蒙运动带来的现代主义。他认为现代的道德哲学从个人主义出发，缺乏亚理斯多德道德哲学里的目的论。它非但是非理性的，而且还不承认自己是非理性的。麦金泰尔批评罗尔斯（《正义论》）和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这批从个人主义观点出发的思想家，他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乃是社会共同体。（参考《维基》上《美德之后》条目）
如果说麦金泰尔是从哲学出发作剖析，那么徳雷赫则是从亲身体验来叙述文化气候的改变，他深深感受到“本笃选项”的需要。
徳雷赫主张一个战略性的退却。但他声称，“本笃选项”亦并非逃避主义，他不是鼓励大家做阿米什人。徳雷赫并不是说，凡是“世俗美国”都是坏蛋，而“教会”才是好人。这不是他切割方式。他意识到，很多教会被世俗化了，而很多世俗的东西却带有宗教的光环。这两者交错在一起！
徳雷赫认为，文化战争背后是“君士坦丁主义”式的國家基督教（Constantinian Christendom）神学思维–也就是“基督教王国”式的政教互动模式。他说：“只要选出‘基督徒’参议员、通过立法、修补联邦财政预算，我们就能建立一个‘基督教’文化，或至少建立一个更能与基督教相容的文化。然而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类观点是种悲哀的时代性错误。”
他主张，不论华府的政治如何变化，基督徒不是要夺权，也不是要离群索居，而是要把重心放在建设教会和社区上面，为将来储备能量培养一种“反文化”，就如“黑暗时代”修道院的功能一样。换句话说，“本笃选项”就是在后基督教社会里的“反政治的政治”思维，基督徒关心另一类政治：
“脱离主流文化。关掉电视机，把智能手机拿开，看书，玩游戏，制作音乐，与邻居盛宴。单单避开坏的东西是不够的，你也必须拥抱好的东西。成立一个教会，或是在既有的教会里招聚一批人，开办一个古典的基督教学校，或强化一个既有的基督教学校。种植花园，参与当地的农民市场。教孩子们如何玩音乐，组织一个乐队，加入志愿消防队。”
徳雷赫用捷克当年的哈维尔做例子。哈维尔拒绝与一个“说谎的文化”周旋，他没有与政府中靠近清流的官员打交道，没有从体制内改革，而是彻底暴露那个体制不稳定的基础，拒绝接受谎言。
他认为，罗马帝国基本上对基督教不利，因此修道院接管了培育文化的使命，等待好日子再度到来。这或许代表，某些职业你不会去从事了，某些娱乐你不会去参加了，某些“运动”你不再会去卖命了。基督徒要做的牺牲或许不是殉道，而是收入减少，没有体面的工作。
他创建了自己的天地，以别于主流，以保持信仰的纯真。这就是拉得·徳雷赫的“本笃选项”。纵然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去实行，但他敲响了一座警钟：政治权力不能解救我们！
背后的神学？
《本笃选项》是基督教理想主义的普及化。虽然侯活士并不同意《本笃选项》的“战略性退却”，但徳雷赫在以往的论述中却多次引用过侯活士的《异乡客》（Resident Aliens，1989）。他们二者有不少交集。从我粗浅的神学眼光，侯活士的基督教伦理学比“本笃选项”有更坚固的神学基础。
侯活士基于“叙事神学”（narrative theology，又作“后自由神学”）所建立的基督教伦理学，这是纯粹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最完美的努力。侯活士认为，不论是进步或保守的基督徒，他们那些参政的做法都是种“君士坦丁”的神学思路。
这位2001年被《时代杂志》称为美国最优秀的神学家侯活士，他反对有任何国家可以被称为“基督教国家”，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本地人抱着异乡客的心态生活。侯活士认为，教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伦理（social ethic），而不是拥有一套社会伦理观。教会首要的任务不是拯救、改造世界，而是要成为另类的城邦（alternative polis），向世界见证来临中的天国，并让世界知道自己是世界。
这并不是说教会不理世事、故步自封，而是教会必须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末世观，决定自己长远的“政治议程”（政治指：关乎众人的事物），而不是由世界当下的需要来定义教会的行动和时间表。（《异乡客》）
这类理想主义的神学认为，基督徒只有营造一个以教会为中心的世界观和同质社区，从这个信仰的无菌室内汲取养分，才能持守纯正的信仰和维护自己的宗教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徒不能以恶成善，侯活士反对一切的暴力与战争。他代表基督教理想主义者对目前多元文化的看法。
不同的选项
位于大激流城的加尔文学院教授，詹姆斯·斯密斯（James K.A. Smith）今年三月中写了篇《本笃选项或是奥古斯丁的呼唤？》。文中提到一位（第五世纪）罗马在北非的省长和将军邦尼菲斯（Boniface）。他因着对时局的失望很想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去修道院进修。在做决定之前，他请教希坡城年迈的大主教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本人建立过修道院，邦尼菲斯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些鼓励。
没想到，奥古斯丁却鼓励他留在岗位上，看作是种“神圣的呼召”。他说：各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人的恩赐是暗中为你祷告，而你的恩赐就是与野蛮人抗争。
奥古斯丁的考量是根据他对末世论的警惕：“在世上，天国的公民必然会在邪恶的人物中间受到试炼，这好像是冶金的过程。我们不应当选择仅仅生活在圣徒和正直人的中间，以为可以早尝天国的滋味。”
邦尼菲斯还是不断地受到退隐的引诱，希望能够享受“神圣的休闲”。奥古斯丁再度告诫他，要为教会的缘故留在岗位上，使人们免受野蛮人的攻击。从奥古斯丁多次給邦尼菲斯写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期望：一个对未来的天国尽忠的人能够接受呼召为大众服务，在等待天国的同时也能尽心贡献于社会共同的福祉。
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
侯活士的伦理学是个很好的参照点，帮助我们反省。不过，我更欣赏尼布尔。
我认为，基督教伦理和政治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更接近奥布斯丁的观点。尼布尔的思想影响过美国许多的政治家和总统。这位已经于1971年去世的他，近年来成为保守和进步两方共同争取的对象，认为他的神学赋予自己灵感，是自己政治伦理观念的基础。
当然也有些反对的声音。例如，侯活士认为尼布尔的伦理观与“道德大众”的领袖法威尔牧师没有太大的分别。我感觉，这是对尼布尔很大的误解。
尼布尔认识到，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特别是集体性的“罪”。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不理想的现实之中。但与此同时，个人有爱人和服务他人的良知，也有不自私的冲动。从这个双重角度出发来思考伦理和政治问题，他代表20世纪基督徒的良知和智慧。他也因此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
尼布尔有句名言：“人渴求正义的能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但人们有不公正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注2）我认为，现今更需要他那种良心和智慧。现实世界总是介于零与一之间，如何凭着对耶稣基督的忠心，在零和一的张力之间找到可以用力的支点。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这也是“现实主义”最基本的理念。尼布尔认为，在原罪的理念上所建立的民主和自由，才是最坚实的民主和自由。
尼布尔著名的“宁静祷词”是这样说的：“上帝啊，赐给我们恩惠宁静地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给我们勇气改变应当改变的，和智慧去分辨这两者。”（注3）这不仅是个祷告，更代表了他的理念。二战后，他一方面呼吁人把权力关进笼子，不要因为战胜而有霸权思想，一方面支持冷战思维。
创造“文化战争”这个词汇的维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亨特 曾经指出，文化的影响力总是从中心向外围扩散。例如，《纽约时报》的社会资本要远大于《达拉斯晨报》。侯活士和徳雷赫对影响主流文化放弃希望，尼布尔则希望基督教成为指导主流文化的明灯。反思这两种不同的路线的利弊，正是我们今天的课题。
在我看来，采取“本笃选项”，躲在边缘的安全空间里等待“文艺复兴”再度来临，这当然是种做法。但是，领导“文艺复兴”，走出黑暗时期的却仍然是精英文化。徳雷赫与侯活士应当都明白这点，他们本身就是精英。
今天基督教所面临的是两种理想主义的极端（极端主义）：一种以基督的名义反对权力，反对干预政治，以为只要放弃权力就可以成为明灯；另一种利用基督的名义拥护霸权，拥护君士坦丁神学，以为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基督徒如何在后川普时代的文化战争废墟里重新站立起来？我们是走“本笃选项”战略撤退的路，还是走葛福临紧密与政治挂钩的路，还是走尼布尔挑战现实的路？无论如何，这都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从学习基督而来的良心和谦卑。
注：
1.Patrick J. Deneen, “Moral Minority,” First Things, April, 2017.
2.出自《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1944
3.这个“宁静祷词”（The Serenity Prayer）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大同小异，出自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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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风
本名熊璩。祖籍江西，1944年在重庆出生，台湾长大。台大数学系毕业，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数学博士，计算机系硕士。曾任台大数学系副教授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惠普公司（HP）中央实验室负责多电脑研究部门。 惠普公司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 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著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现住美国加州硅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