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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的鲁迅 | 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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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的鲁迅 | 虹影

2017-04-25 虹影 琥珀思享者


那是东京最热的夏天,是我移居国外后遇到的最酷热的日子,那是1996年。漫长宽阔的青山大道,我忽然觉得与我并肩而行的那个身著和服的人,似曾相识。他沉静地走著,没有朝我看一眼。他走到一所房子前背对推拉门转过身来,进入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一个小伙子的样子,开始留小胡子,和日本青年没有甚么区别。我看见照片背后他题下的名字:周树人,1906年。这题字如我脚步一样有音有节。我转头看四周,并没有甚么异样:皇宫大道美丽如初。我没有惊惶,因为我就是来找他的,就像1936年的萧红,曾经在东京等待他的灵魂。阴阳两界,过去今日,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能够交会:遇到6字,就像火车开过叉口,扳道工的鬼魂在关切地注视。

我看到的周树人,个儿不高,是不能嘲笑日本人矮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人偏瘦,完全没有后来那一身英气,那种嘲弄天下群雄的傲睨目光。他在成为把中国历史推上审判台的鲁迅之前,一直是个意志消沉的人,一个一无所成的人。留学日本前后七年,可以说做甚么失败甚么。不是不想做好,也不是没有能力做好,就是做不好,可能他认为命中注定是个失败者。

刚到东京读语言学校,那时还能写出「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的豪句,一辈子惟一的一句激情。到小地方仙台读医学院,成绩看来不行。据他自己说,凡是到了中等,就会有日本同学怀疑老师藤野先生让他先看了题目,可见他一直分数不高。留过学的人,都明白,留学生成绩往往比较本国人好,因为本是精选出来的。《呐喊》那篇著名的序言中写的新闻电影,被鲁迅专家门捧为「爱国主义的觉醒」,其实那时的他感到震惊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麻木,以及他自己的无助。

于是他到东京,「弃」医而「自学」文学。从他这一段时间写的文章,可以看到他读书杂乱,漫无目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被认为是尼采哲学的中国版,仔细看就明白是乱抄书,自相矛盾之处甚多。外国文学读得多而不成系统,最后还是回归国学:每星期日去章太炎的东京寓所听经学课。

我想问,周树人如果在上海「自学文学」,又会如何?那里的南社分子已经非常活, 并且开始转入小说。如果周树人的深刻沉静,昂然出世,代替徐枕亚,周瘦鹃,包天笑之流领导中国文学的转型,可能新文学运动的起端,会提前在上海出现,中国现代小说,就不会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一刀切开。我当然无法为历史作悬测,但是周树人在日本,就在我提著裙子,低身脱鞋进入的一间房子里,闲住了两年多,只是用文言翻译了一本小说集,写了几篇头绪如乱麻的文化论文。这倒也不奇怪:这个人终其一生,没有成为一个思索严密的理论家,外国文学也一直在介绍,但从无系统。在东京时,用了功夫,但是他不会在这两个领域里成功。

于是他投身革命,参加了浙江同乡组成的光复会。只是当派他到中国去执行刺杀任务,他犹豫了,因为怕母亲无人赡养。这是最好的推脱理由,他的领导马上解除了他的任务,而且从此把这个怯懦的人视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我绝对不希望周树人枉死在反满恐怖的行动中,像俄国虚无党那样,用炸弹革命,反而推迟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此人后来写文章, 说如果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当了皇帝,老朋友如他也会掉脑袋,就觉得他未免夸张了。鲁迅专家都避而不谈此事,我想替周树人辩护一句:他的性格中缺乏以命相拼的血性,也无法冷峻到指挥别人去拚命——中国政治能干的人实在嫌多,太好:周树人有勇气做一个考验关头临场退却的人。

除了应母亲命回乡成包办结婚之礼,他似乎从来没有女人。现在写野史者纷纷扬扬,说白净清秀的信子,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原是他的女友。此事已成千古之谜,没有足够证,多说也是白说。我相信不是真的——他的性格中缺乏浪漫。

不管真相如何,在两性关系上,他并非没有兴趣,却始终只能压抑。他和那个从东北投靠他而来的年轻女作家的感情,我有中篇小说《归来的女人》写到中间曲折。女作家不得不只身来到东京,如1996年的我,行影孤单,看每个男人都像那个人。但是一个一生忧郁的人,你能让他在病床上点燃浪漫?   

我绝对不应当是发现他有忧郁症的第一个人。那么多鲁迅专家,应当看出,他在日本住了七年,竟然对日本景色秀丽,从不著一字,从来没有甚么美好的回忆。如果他是反日情绪强烈,倒也罢了。不,他并没有那样的排外情绪。他只是对甚么都无法提起精神:当他在生病时,一人躺在榻榻米上,觉得四周的大楼正在坍塌,把他吞没。只是没有自绝的必要,才撑著去买药和食品。多年后他喝醉了,对著月光下的自己的影子说:只有你知道,我是一个人在挣扎,只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向命运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终于活了下来。他成为书写历史的胜者,成为每件事都做得惊天动地辉煌灿烂的大师,这真是命运的讽刺。   
回国后他从中小学教师,做成教育部小官僚,谋生为业,其他一直没有兴致,也没有专业可言。惟一的兴趣,是校雠古籍,抄录整理古碑。回国后转向国学,是留学生中常有的事,但是他做的闲事,与他的留学毫无关系,日本七年,在他的生命中成为潜流,至今没有人理解的一段生涯。但是我明白:要有鲁迅,必须要先有失败者周树人。   

周作人正好可以作为对比:小伙子一到日本就兴高采烈,事事新鲜。日本的花草树木悦目,日本女人的「素足」动心,日本类似唐俗的民风,使他终身回忆不尽。周作人跟著乃兄「自学文学」,也真是认真,西洋文学,日本文学,都学到一个系统知识。在种族歧视严重的日本,他并没有气鼓鼓地勉强滞留,实际上周作人在日六年,乐不思归。这里谈不上不爱国,留学而与环境心理对抗,无论如何不是好事。至于周作人的恋爱成功,更是没有自卑加自尊折磨的人才能做到。   

面对历史,我只能说:痛苦出诗人。失败和失意紧跟著周树人,许多年,加深了他的内向,他的深沉,一直到新青年的钱玄同来逼稿,才突然找到喷涌的出口,于是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极高的起点。没有爱情的生活, 制造了对文字的爱情。但是在这个壮观的喷发之前,那是多少年不得志的忧郁?多少年找不 到感情寄托的苦恼?多少年碌碌无为的颓唐?多少年与幸福背道而弛的悲怆?   

我不止一次在梦里梦见他,那些在东京的日子,樱花早谢。我想到他,看见我自己如孩子的孱弱,我记得那天晚上,日落之时,我对著镜子换上一件深黄色和服,插上菊鱼兰花,且学一次杨贵妃带到蓬莱岛的浓妆艳抹。从马嵬坡死里逃生的杨贵妃,在日本开拓艺妓行业她不会别的专业——我为甚么不能做一次艺妓?这是一种艺术职业,不是「妓」。鲁迅日记里,有「席中招妓」记录,那么,我就去。为鲁迅辩护的人说这是「同席招妓」。我知道不是,是他要我去说说话。因此,我去,穿上让他或许会心里一动的服装,跟著他,走进那照片发黄的心境。   

那年夏天在东京,我突然醒悟:我应当学学我去见的人,周树人从来没有梦想充当民族的喉舌,我也决定清除代小女子发言的打算。于是自己沉一沉气,开始乱读闲书,胡拼CD, 让自己在忧郁中慢慢体验忧郁。心理消沉时,看男人女人,也就都平淡如水。  
 
周树人近四十岁突然爆发,变成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变成的人:我在临近四十岁时渐渐沉静随遇而安,做一个努力模仿当年周树人的人——我终于敢做一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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