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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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历史图书选摘｜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
2017-01-26 东方历史评论
《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
作者：萧邦齐
译者：易丙兰
历史学家萧邦齐在《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中讲述了江浙难民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的生存之术。作者引用包括丰子恺回忆录在内的大量回忆和访谈材料，分析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对难民的政策和态度，“焦土政策”下难民何以自处，以及大量地方官员如何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履行职能。萧邦齐分析了流离失所状态下的教育、工商，以及在战争状态下，上海和浙江如何经由商人、地方势力、军阀、官员维持贸易往来。同时，萧邦齐提到：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给浙江不少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
萧邦齐强调，1937 年至 1945 年间，中国国民政府在应对危机和帮助民众方面体现了自己的无能。政府组织不力，物资匮乏，在短时间内无法安置难民。国民政府的一些策略反而加剧和恶化了难民承受的痛苦。例如，国民政府奉行的“焦土政策”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没有阻止日军推进，却让民众生不如死。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三章：转乎沟壑。
知名画家、漫画家和散文集丰子恺（1898-1975年）的老家在杭州湾北滨的桐乡县石门湾镇。他的祖上不少人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他的父亲丰鐄在1902年中了举人，不过，由于1905年清政府永久性废除了科举制度，而代之以近代学校体系，丰鐄的进士梦破灭了。丰鐄亲自教导丰子恺。受教于父亲的日子中，丰子恺逐渐对绘画入了迷，这让他父亲恼怒不已。1914年，丰子恺前往杭州，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于艺术家、音乐家和僧人李叔同。1919年毕业后，丰子恺与石门湾邻近的崇德县名门之女徐力民结婚。1920年，他和其他人一起在上海开办了一所教西方艺术的学校，1921年，他前往日本学习油画，为期10个月。
回国后，丰子恺在江苏和浙江的几个学校里任教，1924年搬到上海。上海的冷漠和社会垂直性令他恐惧。他打道回府，回到有300年历史的祖籍地石门湾（见地图4）；在那里，他感到社会关系比上海更开放和友好。1933年，他在石门湾设计建造起一个两层小楼——缘缘堂；在接下来的近6年时间里，缘缘堂成了丰子恺一家的天堂——在记忆中变得理想化，也集中体现了他对故乡的浓厚眷恋：“夏天，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常’的幻想。葡萄藤上的新叶，把空中人物映成绿色的统调，添上一种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人影，秋千架上时闻笑语……这畅适的生活也使我难忘。”这段描述人生快乐满足的话中，引人注意的是那相当不和谐的“无常的幻想”。然而，我们看到，丰子恺写这篇散文是在1939年8月，当时他和家人正在广西当难民，此时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缘缘堂已经被日军的炸弹摧毁，因而这种郁郁不欢也可以理解。
即将来临的战争
对丰子恺来说，噩梦是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是日，日军对距离缘缘堂仅30英里的省城杭州进行空中轰炸，当时丰子恺正和家人住在缘缘堂。丰子恺曾在杭州租房住了好几年，他将其称之为“行宫”，那里靠近孩子们的寄宿学校，西湖的美景也令人心旷神怡。在日军的轰炸下，丰子恺派人去退了租，把他的书和其他东西送回石门湾。
在日军发动淞沪战役后不久，丰子恺一家第一次提出逃离故乡。他收到了来自中部城市汉口和四川的友人们的来信，他们认为，浙江离战场太近，战争肯定会继续扩大，丰子恺和家人应迁至内陆。丰子恺认为，离家的决定还为时尚早。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乘火车、坐船或步行的难民从上海、松江和其他江南各县涌入浙北。由于石门湾既不靠近沪杭铁路线，也不靠近主要公路，石门湾的百姓们并没有见到多少难民。
这种距离导致人们多少有种日军不会进攻石门湾的感觉。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乡民们给出了各种他们安全并无需有任何防御和保护措施的理由。有乡民认为，石门湾无足轻重，不在日军进攻计划内，“炸弹很贵。石门湾即使请他来炸，他也不肯来的！”另外有人根据他的军事眼光发表预言说，“他们打到了松江、嘉兴，一定向北走苏嘉路，与沪宁路夹攻南京。嘉兴以南，他们不会打过来。杭州不过是风景地点，取得了没有用。所以我们这里是不要紧的。”也就是说，他压根没有解释“八一三”对杭州的轰炸。另一个人也没有将杭州与石门湾联系在一起，他安慰自己，杭州是佛教圣地，“杭州每年香火无量，西湖底里全是香灰！这佛地是决不会遭殃的。只要杭州无事，我们这里就安。”谈话继续下去，有些是似是而非的可能，其他则是站不住脚的推测——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很自信，最终却是自欺欺人。在战争逼近之时，似乎最简单的出路就是空谈。
突然有了逃难的想法后，丰子恺清楚地阐明了在中国语境中逃难的关键障碍。他说，“我家世居石门湾，亲戚故旧甚多。”他暗示，假如战争来了，家人可以逃到附近的地方，不久后即可回家，此中关键在于亲友间保持密切联系，社会关系紧密。同一社会群体成员间的这种联系对人们了解最新情况、新闻和流言以及互相安慰都至关重要。完成离开故土的长途逃难可能意味着丰子恺和家人将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里的人们互相慰藉，然而，丰子恺一家本质上却是孤孤单单，他们只有自己。他以“呜呼”一词结束了这些愁思乱绪。用丰子恺的话说，当难民，就是“苦海”求生。逃难就是离开至关重要、赋予个体及其家庭以根基——简而言之即身份——的世界。
10月29日是丰子恺40岁的生日，用西方的实岁计算法，则为39岁。尽管战争可能即将来临，上海和距离石门湾仅35英里多一点的松江的中国守军越来越可能失败，但亲朋好友还是齐聚缘缘堂，为丰子恺庆生；高朋满座。客人们尽情享受糕、桃、寿面及其他各种美食。当天，从上海逃回来的客人带来一些坏消息。他说，火车顶上坐满了人，还没有开，忽然听到飞机声，火车突然飞奔，顶上的人掉下来，有的死了。另一个怕乘火车的人则从水路逃回来的；他说上海南市已经在日军的进攻下变成火海，无数难民无家可归。
这是丰子恺一家和亲朋好友在缘缘堂的最后一次大聚会。11月6日，即丰子恺生日宴一周后，乡民们一直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日军的飞机轰炸了石门湾。第一波炸弹落在丰子恺两个孩子就读的小学附近；两个孩子都没有受伤，但当天，30多个乡民被炸死。丰子恺的妹妹和妹夫蒋茂春住在离石门湾三四里外的村子。听说石门湾遭袭击，蒋茂春摇船来接丰子恺一家去他家避难，此时丰子恺夫妇已有六个孩子，还有一个小侄女。一家人带着衣物和一些日用品冒雨逃走。随同丰子恺一行的还有他的岳母，当时正在丰子恺家做客，因时事所迫，此后一同与丰子恺一家到处逃难。
丰子恺这时还不相信会要长期逃难。他心里认定这是一个多少导致他们无意识地逃难的突发事件。如果20英里外的嘉兴县城陷落，他们一家会继续逃难；如果嘉兴没有失陷，他们就原地不动。大多数石门湾的百姓和丰子恺一样，逃到了附近的村子，那里离家里非常近，可以随时回来拿点东西，查看下房子的情况。丰子恺一家在妹夫家待了半个月，期间有人时不时晚上回缘缘堂取东西。丰子恺写道，晚上走在石门湾寂静的街道上，心里想的全都是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的记忆。制定可行的继续逃难计划的压力很大。他不得不一再提醒自己，要尽量限定随行所带的东西。不过，在他的计划中，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心不在焉的知识分子的证据，他竟然忘记沿途要带现款。除了几张不能用的银行存票外，他手里只有几十元现金。把情况告知一家人后，孩子们说他们有钱。丰子恺不知道，孩子们把每年生日得到的红包钱都存起来了，共计400多元，还有几十元硬币。他们很幸运地凑够了逃难的钱。
11月21日，镇上染坊的一个事务员告诉丰子恺，桐乡县已经遭遇日军轰炸，战事正紧。这一消息让丰子恺恍然大悟。他原本准备等嘉兴失守再逃离。但日军未直接进攻嘉兴：他们从北边及周边地区迂回，占领了一系列城镇，如濮院、桐乡、石门湾，以此围攻嘉兴。在思考逃离大计时，丰子恺深思道，谁知道石门湾会比嘉兴更早失守呢？这是比较典型的将问题归因于别人的行动的想法，这对他自己来说，似乎合理，但却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别人的世界观和战略可能与他的完全不同。
中午前，丰子恺告别乡民、一起住了半个月的妹妹妹夫以及其他听说他们要离开的亲戚。他们匆匆吃了午饭，坐船离开。丰子恺后来写道，他离开时，心如刀割，但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脸上不得不强自镇定。他叮嘱妹妹们赶快筑防空壕后，离开了石门湾。最后，他哀伤地写道，不知何日方得还乡。
去何方？
对于最初的所有离开安全地和社会关系的焦虑和现实而言，作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丰子恺显然感到必须在更大的文化视角下考察逃难。他说，“江南佳丽之地，充满了硫磺气、炸药气、厉气和杀气，书卷气与艺术香早已隐去。我们缺乏精神的空气，不能再在这里生存了。我家有老幼十口，又随伴乡亲四人。”这似乎是坦诚的精英主义的解释，也是对引发逃难的恐惧和不愿受日本控制的掩饰。丰子恺一家逃得及时：两天后，日军进入石门湾。
历史与记忆是奇怪的同床者。人们如何记忆过去——或忘记过去——是通过多种社会心理因素塑造的。丰子恺描述他的难民经历的文章是在差不多逃难两年后写的，与其他幸存者们在20-40年后的回忆相比，这个时间间隔相当短。丰子恺的逃难文章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东西似乎非常准确：文章的完成日期；丰子恺提供了某些确定的事情的发生时间，乃至一天中的具体时刻。不过，这里面仍有一些矛盾和明显的错误。《辞缘缘堂》和《桐庐负暄》清楚地表明，丰子恺一家离开村子、开始逃难是在11月21日下午一点。但就在《桐庐负暄》的前一页内容里，丰子恺宣称他们是在黎明时出发的。是否这是一种隐喻，暗示这逃难是新一天的黎明呢？随行人员的人数也很不一致。在《桐庐负暄》的开始，丰子恺说一同逃难的有14人，但隔了一页，人数变成了12人——丰子恺一家十口，他的族弟平玉、店友章桂。到了悦鸿村，又加上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可能丰子恺说的“十四人”反映的是在逃难的大多数旅程中的人数。
即便追溯《辞缘缘堂》一文的日期，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丰子恺记录，他是1939年8月6日于广西思恩写作此文的；但编者注意到丰子恺直到8月18日才抵达思恩，因而疑问丰子恺是否指的是9月6日。这一特定细节看似很不重要，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丰子恺（或任何其他人）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中，记忆的伸缩性始终是一个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丰子恺逃难期间面临的持续的生存性挑战中，肯定有些事件的记忆肯定会越来越模糊。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阅读丰子恺以及所有难民的记述时，不能全部采信（或者大部分可信）；也是为什么这些记忆中，关键的可能在于，那些对最戏剧化发展的内容的描述，也是一直铭刻在记忆深处的东西。
丰子恺对石门湾念念不忘，在日军入侵的很久以前，他已经打算好了万一情势所迫而不得不离开后的目的地。丰子恺的祖上是在明末从距离石门湾西南方向三四百里的汤溪县丰氏祖籍地迁居石门湾的。他反问道，我们怎么能忘记自己的源流？1920年代初期，他在日本遇到了汤溪丰氏的丰惠恩；他们考查族谱，确定了自己的老家是汤溪。尽管丰子恺从未去过汤溪，他却将其理想化地想象为田园诗般的繁荣与和乐：如果被迫逃难，汤溪是目的地，尽管除了丰惠恩外，那里再无熟人。正如白杰明指出的，他“将这个故乡想象为一个‘桃花源’。用丰子恺的话说，“其中定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情景。”
不过，要逃难的时候，丰子恺想起丰惠恩几个月前还在上海，而且，他现在也不太可能在汤溪，“今我全无介绍，贸然投奔丰村，得不为父老所疑？”如同他根本不想过难民生活的理由一样，他和家人担心“不能参加他们的生活”。尽管他也是丰氏家族的一员，但在一种只对内部人士起平稳作用的文化中，他实际上是个外来者：这是当难民的悲剧的症结所在。因而，他放弃了回汤溪祖籍地的计划。
他们一家人离开石门湾前不久，丰子恺收到了从前的老师、隐居的哲人马一浮的来信，马先生邀请丰子恺一家前往他迁居的桐庐县。桐庐县位于富春江流域，距离石门湾仅75英里（桐庐县的位置见地图2）；这相对较近的距离和马先生来信的热情相邀让丰子恺确定桐庐县作为目的地。逃难一行的规模和结构让他们的旅程甚是笨重——人数为12至14、乃至16个，包括好几个小孩、72岁的老人以及丰子恺怀孕的妻子。他们坐的不是传统的客船，而是半新旧的乡下航船，此时大部分客船已经被国军征用。丰子恺一直担心他们半道被军队拦阻，当场征用他们坐的船，导致他们没交通工具可乘。
从石门湾到杭州
在五河泾，丰子恺从小船上看到河岸上的小茶店门口有两个熟人，其中一个是他的同学——这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重要关系。另一个是石门湾人，在石门湾遭遇第一波炸弹袭击后逃到这里。丰子恺犹豫是否要跟他们打招呼；他对这一刻的描述体现了在逃到一个未知的全新世界时“现在我做什么”的难题。他说，“我頗想招呼他们，向他们告别，并且假如可能的话，我又頗想拉他们下船，和他们一同脱离这苦海。然而事实上我并不招呼他们，因为他们都有父母，还有妻子，他们的生活都托根在本地。即使我的船载得下他们两家的人，他们必不肯跟了我去飘泊。所以我不向他们招呼、告别，免却了一番无用的惆怅。”丰子恺认为，石门湾的百姓大多数都和这两人一样——深深扎根于当地，因而不会考虑逃离。他注意到那些非常勇敢或很是绝望地“糊口四方”的人相当少；大多数人都选择留下来。那些硬着头皮留下来的人不断地说“听天由命”，“逃出去，也是饿死”。
丰子恺一家在傍晚抵达了他们第一天的目的地悦鸿村，他们坐的船也是从这里出发去石门湾的。一家人在丰子恺叔母的妹妹家吃晚饭并稍做休息；是叔母的妹夫安排了出行的船。尽管主人家的生活相当舒适，丰子恺仍然观察到逼近的战争带来的变化。他说，“村上也早已闻到风声鹤唳。”他们沿着湿滑的石埠子上岸时，邻居愁容满面、两眼带着贼相来来回回地看。即便是丰子恺一家借住的主人家也是小声小气地讲话，他们也是愁容满面、两眼带了贼相。主人家坚持要让3岁的孙儿跟着丰子恺一家逃难。他们说，“大难将临，人命不测，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保护血脉，丰子恺的亲戚不惜自己留守危境，但想把孙儿送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有人会奇怪，祖父母在多大程度上切实意识到当难民的危险和不确定性。近在眼前的危险似乎已经盖过了他们对沿途各种可能的致命情况的认识。这一事态的转变让丰子恺感到忧郁，甚至悲伤。孩子的母亲把钱缝子孩子的棉衣领子里、背心里和袖子里。
丰子恺一行半夜吃过饭后开始动身——15个人，七八件行李（丰子恺原文为七八件行李，著者误写为十七八件——译注）。他们知道前面旅途艰巨，行李尽量简单。每人仅带一套冬衣、被褥和牙刷、毛巾、热水壶等日用品。所有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是难以置信）都带着英文书和数学书。丰子恺只带了几本书，但带了一只表，一个香烟匣，一个香烟嘴，一个钱袋；钱袋里还有一个指南针，一方石章，一方刻着《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象牙章，一幅放大镜。
第二天上午，他们已经到了新市镇（离石门湾8英里左右）。天气大晴。他们听到远处的隆隆声——不是雷声，而是枪炮声。丰子恺用指南针量了量，知道声音来自北边。他和其他人疑惑，可能桐乡和濮院已经遭遇日军攻击，担心这声音会吓到一行人中的老老幼幼；因此没吱声，把恐怖藏在自己心里。不过，他们的静默没有起作用，因为船上的人都吓到了。他们担心突然有日军飞机飞过来，扔下炸弹。如果日军飞机继续朝他们这个方向来，他们的船肯定会是轰炸目标。石门湾遭遇第一次袭击时，传言四起，后来证实日军炸毁了大运河上的两艘船，死了两个纤夫，还伤了许多人。丰子恺一行不想在青天白日下的运河中走并被日军抓住。
上午八九点间，他们一行停在河边的一棵大树底下。附近有个坍损的白云庵。逃难的一行人去庙里停歇。庵里很破，地上堆着生芋艿。他们向一个老太太买了些生芋艿，托她代烧，给柴火钱。老太太答应了，搬出几个条凳让他们在走廊坐，他们也正好可以在那吃饭。物资朝南，太阳暖洋洋的。丰子恺写道，他们很是舒畅，暂时忘记了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离者。吃完了芋艿，女人孩子们换好了衣服，围好了围巾，大家一起去水边的树下休息玩乐。丰子恺说，似乎是在西湖边游玩。事实上，这似乎是逃离在战争地带的令人紧张不安的现实，稍作喘息。
而且，即便是在这个逃难期间的放松时刻，丰子恺还是一直警惕着会有什么坏事发生。他让女人们回到船上把大衣、围巾和手表脱掉，把两个比较新的行李箱藏在船舱底下。突然，附近出现了四个穿黑衣的中年男子。他们也去了庵里，打探着丰子恺一行，并互相耳语。太阳正烈。北边的隆隆声未停。庵门口是源源不断的中国军队。突然，飞机声来了；大家都吓破了胆，到处找地方躲。好在并不是飞机，而是一艘轮船。这个时候，丰子恺也不敢开船，四个黑衣男子站在离白云庵几十步远的树下交头接耳。他写道，他实在是疑惧未释；不过，由于他近乎显然的恐惧，他甚至没敢看他们。如同大多数难民一样，丰子恺一直多疑：在一个远离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世界，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威胁。因而人们不能放松警惕——这也是为什么庵里的一餐饭的时间如同休憩。一旦黑衣人出现，丰子恺立即在心里赋予他们某种阴险恶意的意味。在这样紧张不安的环境中，轮船的声音自然被转化理解为敌机的声音。丰子恺的这些片段中，在短短的五个句子中，使用了两次“忽然”（意指出其不意），这个词语再度揭示了难民们作为无法控制以及可能瞬间改变人生轨迹的力量的潜在受害者时的心理状态。
下午两点半左右，船夫催大家上传。没有迹象显示为什么在显然重要目标是赶紧上路的情况下，他们却停留了五六个小时之久。丰子恺让船夫注意黑衣人，对方一直看着他们上船；丰子恺的亲戚平玉故意站在四个黑衣人附近大声喊，“到新市镇去”,以摆脱黑衣人的跟踪——假如他们确实是在跟踪他们的话。丰子恺一行乘坐的船实际上刚刚经过新市镇，他们要去的是杭州。此时，丰子恺的那种多疑的心理仍在继续，他说：
我想：四人倘继续监视，一定看破这一点。我惟恐平玉弄巧成拙，下船后疑惧更增。若果他们乘了小船追上来，不必有手枪，也可取得我们身上的钞，我们大有转乎沟壑的恐怖。况且时光尚早，太阳正大，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又另是一种恐怖！
他们即将抵达的繁华的塘栖镇已是死寂。战争期间，塘栖镇被日军洗劫，日军焚毁了100多间房屋和100多家商店；镇上的富商都逃难去了，留下大量百姓落入日军之手。船靠近塘栖时，丰子恺一行有了不同的——可能也是更现实的——恐怖：一艘载满中国士兵的船朝坐在丰子恺旁边的章桂大喊，“喂！矮鬼子在什么地方？”章桂听不懂。因此，士兵们又重说了一遍。章桂还是不懂，但回答说“不晓得”。随着两艘船背道而驰，越走越远，双方没有更多接触了。很明显，丰子恺把这个相当平淡的事件算作他恐惧的表现，以及更危险的遭遇的预兆。
丰子恺详细记述了这一幕后，在谈及日军时却镇定自若。他暗示，尽管从隆隆的炮声中推断，日军很可能已经进犯桐乡和濮院，但他决不会披发左衽。他确信决不会遇到敌人，也预备同行的人决不会遭遇敌人。不过，他又告诉章桂，很可能日本鬼子已经逼近；他确信刚才那艘船上的士兵就是去前线抗敌的。丰子恺再度显露出幸存难民的心态和情绪：在疑神疑鬼和恐惧之中，他不愿意深思那种他可能不得不对付真实的日军的想法。这种“这可能会发生，不过，不会的”的否定不仅彰显出强烈的逃避主义的意味，也是对将来的绝望的某种心理上的保护。丰子恺凝望着运河水，想着“矮鬼子倘用汽船溯运河而来，我这只人力船定被迫及！到那时候要免披发左衽，惟有全家卜居于运河之底，长眠于河床之中。”他越来越紧张，催促船夫快点摇船。
忽然（第三次出现该词）另一边有船上的人喊他们停船。这还是一艘载满士兵的船，他们飞快地靠近丰子恺一行的船。其中一个士兵喊，“要拉船了！”丰子恺一行的船继续前行，仿佛没有听到喊声；这让丰子恺想到他们可能在劫难逃。士兵们的喊声更严厉了。丰子恺探头一看，士兵们已经举枪瞄准他们了。船夫停止摇船，但风大水急，船一时停不下来。士兵们凑上来，围住了他们的船。两个士兵抓住了船的棚木，两艘船一同在河里转圈。丰子恺以为士兵们要征用船只，赶他们上岸。但情况并非如此。士兵们只想“借用”一个人。他们解释说，前线战事紧急，他们必须要尽快运送装备和物资，说“你借给我一个人，摇三十里路就放他回来”。他们抓住了一个男工（30多岁）。男工拼命挣扎，大喊大叫；一个士兵拿枪柄打他。丰子恺劝男工不要挣扎，他们会在塘栖等他。丰子恺写道，“谁知我们从此断送了”他。
他们到塘栖时，运河两岸的所有房屋和商店都被中国军队征用，变成了军营。两岸的士兵都盯着他们的船，让他相信，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拉走他们的船；船上的人一致赞同不能在塘栖等此前被拉走的男工，为了自身安全，他们必须继续向前走。他们自责了一阵子，但紧接着为没等待男工而寻找理由。有人说，“摇三十里放回来”是说说而已，在塘栖等他也是徒然。另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也爱莫能助。然而，还有人注意到，如果男工真到塘栖来等他们而又没有等到的话，他就只得回家了，但如果士兵们在放他回来时不给他钱，他一路要忍饥挨饿。丰子恺自己很是后悔没有在塘栖等他，打算找个法子向他报谢。抵达杭州后，他托船夫给男工带了双倍的工资。
半夜，船到了杭州城北边的拱宸桥。这个郊区是许多货运公司的总部，这些公司的船挤在运河和浙北纵横交错的小河里。这是个繁忙的小镇，是许多旅客以及现在的难民们的入口处，而且，这里因人口众多和繁荣而闻名。丰子恺一行的船在桥外抛锚。个个饥肠辘辘。
吃过熏豆、米饭后，另一艘船停在他们旁边。章桂、平玉、丰子恺等人与船夫攀谈，发现船里的人是在石门湾当过公差的张班长。丰子恺尤其热切地打听老家的消息。张班长的船很小，没有棚；没有遮风挡雨的东西，丰子恺说，当天晚上极冷。张班长和同行的人只得上岸求宿。丰子恺说，他长吁短叹，不胜悲愤。张班长一行上了岸，丰子恺他们接着听他带来的消息。张班长从桐乡过来，他的妻儿都住在那里，桐乡正到处杀人放火。他幸亏有艘小船，得以逃命。丰子恺描述张班长说话的景象，“午夜的寒风把他的余音吹得发抖，变成一种哭声。”丰子恺等人默默地跟着他走进一间房子。他们继续问张班长他在桐乡的见闻。他断断续续地说，“啊哟，杀人！”“啊哟，放火！”“啊哟，强奸！”丰子恺等人被这消息吓到了。他们找到房子的管理人，一个佝偻的老头，问他有没有从杭州到桐庐的公共汽车。老头对丰子恺发出鄙视的笑声，说，“还想汽车？船也没有了！还是前几天，他们雇桐庐船，出到一百六十元！现在是一千六百元也雇不到了！”他们只好又回到船上；路上，丰子恺叮嘱其他人，不要把张班长说的杀人放火等话告诉船里的人。
丰子恺回到船上后，非常紧张。他知道船只难找，又担心靠步行也走不动——老老少少是个大问题，而且还有七八件行李。他让大家挑选出最小最简单的行李，减轻旅途上的负担。不能随身携带的东西可以载回悦鸿村，将来他们回家时可以再去拿。丰子恺的妻子和同行的另一个主妇很不愿意检查行李，重新挑选一次东西。丰子恺拿了三本书放回船上：罗伯特·路易斯·史蒂芬斯（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新一千零一夜》（New Arabian Nights）、一本英语词典、一本英日辞典。因而他随身只带了几本很薄的书。
由于已是深夜，船上大部分人已经睡着。丰子恺却难以入眠。他想起自己包裹里还有两本书，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一本月前在缘缘堂依照前书画的《漫画日本侵华史》。他意识到，随行带着这两本书很危险。他想，假如日军第二天早晨抓住了他，搜查他的东西，发现了这两本书，整个船上的人都可能会死。起码，他会被杀，其他人则不得不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向前走，他们可怎么办？突然间，丰子恺害怕极了。黑暗中，他伸手在包裹中摸索，把书和画稿拉出来，用手电筒检查了一下，然后将其扔向了船外。他详细记载了自己的心情：
“东”的一声，似乎一拳打在我的心上，疼痛不已。我从来没有抛弃过自己的画稿，这曾经我几番的考证、几番的构图、几番的推敲，不知堆积着多少心血，如今尽付东流了！但愿它顺流而东流到我的故乡，生根在缘缘堂畔的木场桥边，一部分化作无数鱼雷，驱逐一切妖魔，一部分开作无数自由花，重新妆点江南的佳丽。
对缘缘堂的回忆和在逃难经历后重返那里生活的想法支撑着丰子恺。他在苍白的月光中朦胧入睡。但是他睡不安稳，孩子们或是胸痛、或是腿被压住了、或是睡不好的哭喊一直让他半睡半醒。
（文中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