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鲁迅的返乡之旅与自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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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30 杨早 早就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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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才知道年轻人鲁迅1913年、1916年、1919年三次返乡经历了什么。
1916年12月那次，是为了母亲六十岁的寿辰。以新台门周家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场面，注定会是一场大热闹，或许还胜于过年。
12月2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开始准备回乡礼物。他托北京籍同事齐寿山“买果脯、摩菇十四元”，晚上又到孝顺胡同为三弟妇芳子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十四元——民初一石米卖七至八元，按现在的米价折算，十四元的购买力相当于而今的人民币600元左右。同事、朋友也给他锦上添花，蘑菇又收了四盒，杯盘套装更多，收了八套。
12月3日早晨8点半，周树人从前门车站登上京沪快车。这趟车要在浦口换车，等抵达上海，已经是4日晚9点。
5日，周树人在上海又是一番大采购。除了买自己的古书洋书外，明显属于礼品类的有：爱兰百利公司买两支检温计（温度计），二元六角；乍浦路梅月买四盒饼，四元；五种玩具（说明有熊孩子要敷衍），一元。他还为患精神病的表弟阮久孙买了三种药、一只量杯，五元。
6日晨登上沪杭快车，午后到达杭州，换船（可能是小火轮）往绍兴，第二天早晨到家。
在家休息了三天。11日是个阴天，大戏午后拉开序幕，“客至甚众”。作为长子，周树人是理所当然的寿诞主持。
12日，“下午唱花调，夜唱隔壁戏及作小幻术”，有本地曲艺，还有戏法魔术。
13日，旧历十一月十九日，是周树人母亲鲁瑞老太太的正生日。“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
要到15日，寿诞才终于终席，“客渐渐散去”。然而周家更加忙乱——“上午三弟妇大病，延医来”。
周树人的三弟妇羽太芳子，是1912年5月为了照顾姐姐信子（周作人妻子）分娩，从日本来到绍兴的。那年她才15岁。两年后，她在姐姐信子与哥哥重久的主持下，嫁给了24岁的周建人。1915年2月，18岁的芳子产下长子周冲，可是周冲长到一岁多就夭折了。
所以在1916年12月这个时间点，是周树人第一次见到三弟妇身份的羽太芳子，因此才会特意从北京带一双皮鞋给她。但芳子年纪太轻，又刚刚痛失爱子，虽然只是鲁迅日记中的只言片语，也能窥见那种热闹中的凄凉吧。
21日夜，“三弟妇以大病卧哭，五时始睡”。周家又是一个无人入眠的忙乱通宵。
周树人直到1917年的1月3日才启行离乡。整整一个月的返乡之旅，要说周树人很愉快，怕是不可能吧？天气也不好，多日都是“雨”“夜大风”“冷”的记载。期间还参加了一位中学校长朱渭侠的追悼会，周树人在给许寿裳的信里说，朱渭侠的亡故，“大半亦庸医速之矣”，似乎又想起了父亲之死的旧痛。
周树人上一次的返乡是在三年半前，1913年6月。那次的经历更糟糕。随南京教育部北上之后，一年后请假回乡省母，本来很正常。为此周树人微薄的积蓄也花掉不少，最吓人的是一只“箱夹”，“价一千”！其余包括什么“摩菰六斤，价十元，平果脯、桃脯四斤，价二元”“晋和祥买糖饵、齿磨、提包，共四元”，隐隐可以见到这位长子的期待与周全。
没想到19日下午登车，晚抵天津，“寓泰安栈，食宿皆恶”。但这种不适跟第二天比较，就不算什么了。第二天火车经过黄河时，有十来个小孩捡路边的石头往车里扔，一名客人被打中额头，“血大出”，车上这份乱喽，可想而知。
到了兖州夜间停车，这是张勋的防区，就有辫子兵从窗外往里看，又有四五个人登车，东张西望，或是无故把人叫醒，其中有一个兵，还把周树人的网篮提起来左看右看。
21日凌晨一点，火车逃离兖州，下午一点到了安徽明光，又出了事故。一位车上的夫役跳下车的时候，不小心摔到地上，估计火车还没停稳，“一足为轮所碾，膝已下皆断”，另一只脚的脚趾也全被碾碎。
磨难还没结束，下午4点半到浦口，先乘轮渡渡过长江，遇上大雨，行李衣服尽湿，只能先找个旅社休息，晚上10点半才有车发往南京。
上海总归还好，但23日中午抵达杭州，又有六七个兵来搜检行李，周树人行李中的几个纸包都被戳破了。乘轮渡过钱塘江，水涨流急，人虽然到了对岸，行李却比人迟了三个小时。
这次在家也是住了一个多月，看这些记载：“夜不能睡，坐至晓”，“小舅父大病，三弟守视之，夜不睡，予亦同坐至三点钟”，医生隔日就会来诊治一次。
7月22日，本来想走了，“城中有盗百余人，军士搜捕，城门皆阖”，这一下又拖了四天。二弟的小孩又病了，送去看医生，又是“夜不睡”。
估计是来的时候火车上的奇遇太骇人，周树人决定从杭州开始改走水路回天津。29日终于到了上海码头，一问，客栈全部客满！船夫、车夫狼狈为奸，一个比一个欺负人。周树人一咬牙，花了高价雇了两部人力车（一部装行李）拉到虹口，住进松崎洋行，想说住一晚就北上，再贵爷也忍了。
结果呢？买不到船票！“终日枯坐旅馆中……闷极”。拖到8月2日，花了十元钱高价，才买到塘沽号的房舱，凌晨两时登船一看，“房甚秽陋”。啊啊啊，在这艘船上熬了六天！才抵达天津。你想想周树人心里是什么滋味……
经过这样两次返乡之旅，谁还想回绍兴那个家啊……
1919年初，鲁迅（《狂人日记》于一年前发表，鲁迅这个名字出现了）致信许寿裳，说“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难道只是为族人所迫才离开绍兴吗？鲁迅自己也说：“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知其何故也。”你看鲁迅还说不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种漂亮句子。
等到1919年12月返乡卖屋迎母弟来京，鲁迅大概已经心如死灰，沿途的喜怒好恶，一概不记，日记简单得像刻在竹简上的国史。他的心情，记录在一年后写成的小说《故乡》里：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
这如果写成公号文字，那就是《一个教育部官员的返乡手记：凋敝的乡村让我心凉》，妥妥1921年新年第一篇爆款。
12月24日，平安夜，鲁迅带着母亲、三弟、三弟妇等人乘船离开了绍兴。不知鲁迅是不是真的在此时发出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著名感慨？只知道送行的人带来的灯笼，烧了起来，鲁迅情急之下用手去按灭火焰，结果把手指烧伤了。
带着受伤的手指，杭州到上海的铁路又被毁坏，半路又住烂旅馆，半夜再上车——这一大堆人马箱笼，连船都要装两艘，碰到这种事跟逃难就差不多了。到了南京渡长江，“风雪忽作，大苦辛”，这是鲁迅日记里，与绍兴有关的最后一笔吐槽。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日后这位大作家笔下，出现了两个故乡：一个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五猖会》组成的童年图景；一个则是成年后返回的故乡，《故乡》《祝福》《在酒楼上》，一篇比一篇灰暗。
他碰到了极品亲戚鲁四老爷，“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骂还骂的是康有为。
还有极品邻居杨二嫂，一口咬定他放了道台，娶了三房姨太太，出门都是八抬大轿，借着话头要木器，拿走了狗气杀。
儿时的玩伴闰土，见到他脸上有欢喜和凄凉，终于恭敬起来，分明地叫：“老爷！”叫他母亲“老太太”，要自己儿子给他们磕头。
还有祥林嫂，追着他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一个新党，居然回答不出一名乡下愚妇的疑问，不逃回都市还能怎样？那里没有人关心这个。
旧日的同窗、同事吕纬甫——“当年敏捷精悍”，眼里常常能看见射人的光，也去城隍庙里拔过神像胡子，也梦想着要改革中国——然而现在是沉静（小城人或称为成熟世故），或者说颓唐。自己说自己像一个小虫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回了原点。
而现在他活得很主流，“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是在小城处世的法则，教着两三个学生，他们要学什么就学什么，《诗经》《孟子》《女儿经》，符合政府倡导“尊孔读经”的精神。
所以这无聊而可笑的故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然而漂泊异乡的年轻人，从南京到上海，再到天津北京，过着与他们不一样的生活，就符合初心与理想么？所以鲁迅在《故乡》的结末说：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闰土那样的社会底层辛苦麻木，鲁四老爷这些既得利益者及他们的追随者杨二嫂和卫老婆子，则是辛苦恣睢，吕纬甫夹在中间，不完全麻木，又无力抗争，只能麻醉自己曾经敏感的神经，以“祝福的空气”将“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一扫而空。而短暂居留的归乡者，留不下也回不去，辛苦辗转，心存恐惧，只能以坚持离开这“纯白而不定的罗网”，留给自己渺茫的希望自救：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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