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基督徒不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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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基督徒不反智
原创 2016-08-19 伯利恒读书会 橡树文字工作室
橡树出版之【橡果来鸿】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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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智识、神学与科学，究竟怎样处理彼此的关系才最合乎神的心意？现实中的确看到不少基督徒（不仅仅是本文论及的福音派）游走在两个极端，一种就是过于强调智识，以至于一不小心就自己成了主；一种就是过于强调警惕“世上的小学”，以至于过于忽略教会之外的世界，进而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管理能力。今天伯利恒读书会所读书籍的作者诺尔，主要针对的是后者。或许会在橡果当中引起争议，不妨把你或认同或反对的思考在文后留言，或者发给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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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不反智
——读诺尔的《福音派思想的丑闻》
作者/伯利恒读书会
教堂人数剧增却毫无影响力
本文涉及的书籍《福音派思想的丑闻》是关于福音派历史的思考，旨在鼓励、激发思考，而不是灌输某些知识。
首先要谈的是，什么是“福音派”，如何去确定北美福音派信徒的范围？这是本书的一大难题。福音派与其他基督教派不同，它是由一系列发展变化的运动，临时的联盟，以及个人的持续影响组成。因此，所有关于福音派的讨论既有对其本身的描述，也在我们的认识范围内努力为这种多面向、复杂的力量和组织提供一个逻辑顺序。
基本的福音派动力明确源自十八世纪中叶，当一些领袖人物在北欧和北美复兴教会时，使福音派得以诞生。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将这种现象的关键要素概括为：认信，圣经主义，积极主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加拿大，福音派成了人们宗教生活中的主要部分。4001个受访者中30%是福音派。他们强调超自然的重生，承认圣经是上帝的启示，鼓励传扬福音，强调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以白人为主的福音派与罗马天主教派的比例差不多。
相同调查表明，更高比例的福音派信徒要比天主教徒和主流清教徒更活跃。根据对个人宗教委身，参加礼拜，祷告，相信死后有生命等调查表明，60%的白人福音派，63%的黑人新教徒是最高的两类宗教积极者，远高于主流清教徒的比例。因此，不仅美国很大一部分人数是福音派，而且这部分人是国家最活跃的信徒。
对本书而言，这些调查令人困惑的一个结果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任何一个星期天，大多数去教堂的人，都持守福音派信仰，遵守福音派行为准则，但两个国家这么多的信徒却都没能在他们的知识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中叶，一位罗马天主教教徒在回顾一百多年来罗马天主教的快速增长时说的一句话，也适用于北美的福音派：“一方面，教堂人数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却几乎没有丝毫的影响力”。
现代基督徒并未以基督徒的方式思考世界
福音派思维的羞耻，就是没有多少福音派思维。在北美，在越来越多的福音派信徒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非同寻常的美德，比如，慷慨，传福音，对苦难者的救助，对教会和社区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智识思维上却没有成为榜样。
尽管福音派在大众层面比较成功，但在严肃的智识生活中却并不成功。他们启迪了数以万计的普通信徒，但在知识阶层却缺乏力量。福音派热衷于帮贫，勤俭，但对智识的进步则没有多大帮助。至今没有一个研究型大学、一份刊物致力于与现代文化的对话和互动。
福音派思维忽视智识生活，成为一件新奇之事，有好几个原因。现代福音派坚信圣经就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多数福音派也承认自有永有的上帝是大自然的创造者、人类制度（家庭、工作和政府）的掌管者、和谐、创造和荣美的源头。不过，正是这些杰出的相信圣经的信徒们，却忽略了对自然、人类社会和艺术进行严肃的思考。
历史上的情形同样令人好奇。现代福音派的属灵前辈和对其有属灵影响的运动，因对这种思维投以探究性的、创造性的和富有成果的关注而令人瞩目。多数最初的新教传统，发展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智识生活或是制定一套神学原则，这套原则能够（并且也确实去）支持一种一以贯之的智识上的努力。
与美国情形密切相关的是，18世纪大觉醒时代的福音派领袖与19世纪的一些领袖都认为勤奋的、严格的心智活动是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唯一方式，但都相信这种思维生活，因为他们是福音派基督徒，所以他们就相信这一点。现在的福音派与属灵前辈不同，他们不追求上帝掌管下的综合性思考，也不去寻求一种由基督教视角塑造的思维，迈向长阔高深之地。
我们福音派处在英国保守派Harry所描述的处境：
与世俗思维相反的是，基督徒思维没能对我们的社会、政治或文化生活发挥富有成效且一以贯之的重要作用。除了一个狭窄的思维领域——主要是处理限定于个人行为问题，我们现代世界的基督徒，在智识活动上，都接受了世俗思维所建构的一套框架和一系列反映世俗价值观的评价标准。这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思维，也没有可供基督徒思考的领地，以借着前人走过的路进行自由思考。不否认个别言论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有一种现实并不存在，就是大家都在以基督徒的方式思考这个世界。
Blmire的描述与其说是针对英国，不如说是美国。如果有人说福音派思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实这仍是一个幻想。当前的收益还是不多。福音派思维对北美的整体影响微乎其微，对整个学术文化的影响更小。一些福音派正在着手发展基督徒思维，但这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圣经学者未将思维延伸至更广泛领域
论到“智识生活”，我考虑的主要不是神学。忠实于福音派传统以及现代学术对话标准本身不是福音派思维的主要问题。事实上，不同渊源的福音派神学家的当代著作成果颇丰。圣经学者没有将思维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
论到“智识生活”，我的意思是在现代学术的各领域都努力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去思考。学术训练为智识生活提供了现代分类，但问题主要不是福音派是否能在现代学术上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以基督徒的思维思考物理世界的性质及其规律、人类社会结构的特点、过去的意义、艺术创造的性质、辅助我们感知自身之外世界的环境。失败于在这些领域内为基督去实践和操练这种思维，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已经变得严重起来。这种失败，就是福音派思维的羞耻。
能简单地说福音派“反智”吗？或许可以，但这术语本身就有问题。不能过于简单化地贴上一个标签就加以延伸分析。
与美国的情况更为接近的是霍夫斯塔德那本获得普利策奖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这本书将“福音派的精神”界定为美国反智主义的主要源头之一。福音派选择退出这种智识思维的一种常见的推理过程，被霍夫斯塔德描述如下：
一个人从一个毫无争议的前提开始：即宗教信仰主要不是通过逻辑或学习传播的。从这个前提开始，就得出结论说，最好是通过无知的人传播。然后就说：有这种想法和智慧的人比那些学识渊博的人要容易接受信仰。事实上，学识显然成为信仰传播的障碍。那些像婴孩一样无知的人要比那些学识渊博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因此，谦卑无知的人比学识渊博的人要好得多。总而言之，这种观点不寻常地与美国福音派和美国民主二者都情投意合。
不论怎样，美国福音派的问题，不仅存在反智的偏见，还包括有时所从事的这种错误的智识生活。美国福音派思维的羞耻，常常源于一种与基督教教导不一致的追寻知识的方法，相应的，这种羞耻就成为一种名义上为了基督，实际上是宁愿去做蠢事的“反智”主义。
福音派思维羞耻的几个方面
福音派思维的羞耻至少有三个方面：文化、机构（制度）、神学。
✍ 文化——将问题过度简化
简单说，福音派的特质是能动主义的、大众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这种特质几乎不为广阔的、深刻的智识努力留任何空间，因为它被时代潮流所掌控。此外，以前历代使福音派保持良好状态的思维习惯在20世纪开始衰落。诚如加拿大学者Clifford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精当描述：“新教的福音派思维，从来就不喜欢复杂性。福音派不论在宗教还是政治上都好斗的特征，确实总是将问题过度简化，并总是用激情和热情替代深刻的分析和认真的反思。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农村边陲地区，这种思维的局限性不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近来两本非常好、但也令人不安的著作分析了福音派智识生活的弱点。两位作者都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历史学者。其一是罗纳德·纳木贝斯的《创造论》解释了一种流行的信仰，即“创造主义”；其二是保罗·波耶尔的《当时间终止》，记录了美国基督徒（主要是福音派和基要派）中明显的极端启示论思考。波耶尔认为基督徒对末世的喜爱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当前福音派对此的关注尤甚强烈。他们极其自信地认为当前的事件就是圣经上末世预言的实现。
那些持续怀疑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力的人，有必要回忆一下海湾战争。在战争的那几周，福音派出版了大量著作，都将中东危机解释为末世的临近。这些著作的结论各式各样，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让人不安地确信，对中东事件的道德判断不是仔细研究中东将要发生什么。他们圣经研究的特点在于，不是投身于对中东文化复杂性或本区域在二十世纪复杂的历史进行认真审慎的分析，却是陶醉于拿着圣经上最深奥、也是最受争议的经文来推测。此外，这种推测还忽略了圣经中的核心主题（譬如适用于一切场合的神圣的正义标准），这些主题非常清晰，并且，福音派和其他保守派神学之间对这些主题基本达成共识。福音派公众，对这批著作是如何做出回应的呢？他们的回应就是立即将这些书推向最畅销的宗教书籍排行榜榜首。
纳木贝斯和波耶尔都是一流学者，对其论述的话题都富有同情。他们不是反对宗教的热心人士。但他们的著作都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纳木贝斯描述了某种致命的错误的解释方法，如何在某些科学问题上逐步主导了美国福音派的思维，而这种解释方法在本世纪之前未曾得到教会史上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基督教教师的认可。波耶尔则论述了一种同样不靠谱的释经学是如何被肆意放纵地使用，以致主导了二十世纪福音派对世界事务的思考。
这都是由真正的专业历史学家撰写的透彻的研究著作，他们与基本的基督教教义没有分歧。他们都描绘了这样一副图景：福音派世界，在应用认真思考世界的思维过程中，完全是在随波逐流。诚如作者所述，那些丧失了自我批评、智识上的微妙、或对复杂性的意识的福音派，常被对启示录的猜测风潮所驱使，并被更粗糙的大众科学情绪所奴役。事实上，纳木贝斯和波耶尔论述的更多，他们表明，百万福音派信徒认为他们尊重圣经，但他们在科学和世界事务上对圣经的解释，实际上违背了更深、更广泛、且在历史上已形成共识广为接受的圣经含义。
纳木贝斯和波耶尔描述的文化，是对这个世界进行认真思考的努力，从未在这种文化中光彩四射。确切地说，这种文化为理解圣经也付出了热情、细致和明确的努力。但这种文化对世界的研究却没有付出过同样的努力。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没有致力于去理解这种活动——即源于圣经的智慧，正是通过这种活动而与研究这个世界的知识相联系起来。本书大部分内容旨在描述这种文化的形成。
✍ 制度（机构）——智识努力几近消失
福音派思维羞耻的制度维度，在大学和神学院最为明显，但同时也是其他领域的一个特征。例如，福音派总是善于使用周期性的出版物，来传播、形成网络、启迪、自我提升和辩论。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福音派的出版物中总是保持一种稳固的地位（尽管处于少数）。而本世纪，福音派出版物中的智识努力则几近消失。与其他宗教传统相比，情况大致相同。
在过去二十年间，出现了大量新闻期刊，这些刊物要么来自某个具体的宗派社区，要么带有特定的宗教意图。这些期刊包括《路德论坛》，与天主教有关的《新牛津评论》，关于政治事务的《第一要务》。与此相比，在相同时期，一些曾至少给自然，现代文化和艺术关注的福音派期刊反倒消亡了。《今日基督教》自1956年创刊及之后的十年间，期望成为智识领袖，但迫于生计，逐渐转变为新闻杂志和中庸的宗教评论杂志。结果就是，目前，美国和加拿大没有任何一个福音派期刊，以一种《大西洋》、《纽约书评》为普通大众所做的方法，致力于对自然、社会、政治和艺术世界认真思考。
在福音派高等教育中的基督教思维，比福音派出版界的困难更显著。但这些困难是复杂的，因为构成福音派高等教育的大多数圣经学校、人文艺术学院和神学院呈现出多样性。这些机构最初是为特定的宗教目的创设的，有些是成功的。事实上，他们毫无例外地都不是为提升基督教对世界、社会和人文艺术的思考。
在福音派学院里，教授们通常以基督教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广泛的教育。这些机构的整个目的是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引导、整体性的方向、整体性的入门知识。他们不是用来设置智识进程，而是将智识领袖的作品进行综合。他们并未能沟通起一般的知识普及与一流的学术，因为他们仅代表学院一方。他们的目标本质上不是学术，而是支持他们的机构。
客观而论，一些福音派学院在战后促进学术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成为一流的思想库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近来的一篇论文就强调了这些问题。19世纪的理论家，诸如马克思、韦伯、杜克汉姆，为现代大学奠定了知识传统。他们的遗产不管好坏都给基督徒的高等研究提供了框架。20世纪的最重要的理论家，没有一个关注基督教，但他们为整个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议程（方向）。
✍ 神学——智识缺位或许在事实上是有罪的
最后，福音派思维的羞耻还存在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对于历世历代的基督教群体来说，未能够对思维、自然、社会、艺术等所有为上帝所创造的并因其荣耀而得以维持的所有领域给予严肃的关注，或许在事实上是有罪的。近来，一篇著名的文章唤起了对神学维度的关注，这篇文章值得大段引用如下：
自从1820年代和1830年代以来，福音派就因反智而深陷其罪。长远以来我们没有因此而付出文化代价，原因是我们为了福音而具有数量上的优势、社会上的热情和灵命上的激情。但是今天开始我们付出文化上的代价，能够观察得到：大部分的福音派基本就不做思考。例如，在本世纪就没有什么福音派的公共哲学家.......不用我们的思维、心灵和灵魂去爱我们的上帝一直就是一种罪.......我们以某种程度的敬虔主义来对此辩解，并假装这不是罪.......福音派需要悔改——因为拒绝作为基督徒去思考、并未能发展基督徒思维。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福音派思维的羞耻都是一种羞耻。它是一种源自整个亚文化的历史经验的羞耻。它也是福音派机构的组成方式所导致的羞耻。最重要的，它是由于其蔑视满有爱的上帝所给予的良善恩赐所带来的羞耻。
（本文由“伯利恒读书会”投稿橡树使用，制作人：李松峰 韩华为 曹志，初创时间为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