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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后的洪灾

49年后的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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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溃坝:河南驻马店1975
2016-07-23 丁书奇
声明:以下资料全部来自百度百科,属公开信息,本人只做了排版工作。请众网友不要举报,微信监控人员不要删帖。防微杜渐,吸取教训,上帝保佑!

摘录: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放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10》的专题节目,中国河南省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堤排名第一。该节目称: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的死亡人数,包括垮坝当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难者,也包括几天后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难者,以及灾后瘟疫、饥饿等致死者。
背景

1949年夏,淮河流域发生水灾,河堤多处决口,受灾面积2500万亩;1950年夏,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水灾,27个县受灾,受灾人口990万,受灾面积31000万亩,被冲毁和破坏的房屋达80余万间,死亡人数489人。

1950年10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简称《决定》),在《决定》中指出,为了达到根治的目的,实行“蓄泄兼筹”的治理方针,主要措施包括在上游的低洼地区建立临时蓄洪工程等。根据治理方针,淮河上游的河南省在山区内修建了石漫滩、白沙、板桥、薄山、南湾等5座大型水库;在平原上修建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潼湖、泥河洼等5个洼地蓄洪工程。

1950年中共中央治淮委员会成立,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51年4月,石漫滩、板桥和白沙三座水库正式动工;7月石漫滩水库建成,1952年6月板桥水库建成,1953年6月白沙水库建成;三座水库均在洪、汝河上游。

1952年,薄山与南湾水库动工;1954年5月薄山水库在淮河南岸支流浉河上建成,1955年11月南湾水库在颍河上游建成。其中,南湾水库总库容16.3亿立方米,是淮河上游的最大水库。

板桥、石漫滩等系列水库是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治淮”的产物,是新中国第一批设计建设的大型水库;当时中国的水利工作者尚无大型水库设计建设经验,完全由苏联水利专家提供勘测设计和施工指导。片面重视蓄水,忽视防洪,板桥水库比规定蓄水量超蓄3200万立方米,且疏于维护,在溃坝前,板桥水库的17个泄洪闸只有5座能开启。

2.1暴雨
台风在太平洋上空形成。8月7日,台风进入驻马店地区。

在台风尚未到达时,驻马店地区就已经普降暴雨。8月4日至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8月5日至7日3天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相当于驻马店地区年平均雨量的1.8倍。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暴雨的降水强度,在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中国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

2.2溃坝

8月5日晨,板桥水库水位开始上涨,到8日1时涨至最高水位117.94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3米时,大坝在主河槽段溃决,6亿立方米库水骤然倾下。据记载,溃决时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81万立方米每秒,在6小时内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又以平均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9米、水流宽为12—15公里的洪流。

石漫滩水库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至8日0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入库洪水总量2.24亿立方米,在5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最大垮坝流量3万立方米每秒,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漫决。

沙河、洪河下游泥河洼、老王坡两座滞洪区,最大蓄洪量为8.86亿立方米,此时超蓄4.50亿立方米,蓄洪堤多处漫溢决口,失去控制作用。

驻马店地区的主要河流全部溃堤漫溢。全区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60亿立方米洪水疯狂漫流,汪洋一片。因老王坡滞洪区干河河堤在8月8日漫决,约有10亿立方米洪水串入汾泉河流域。9日晚,洪水进入安徽阜阳地区境内,泉河多处溃堤,临泉县城被淹。

8月5日17时,水库上游猛降暴雨,板桥水库管理局院内积水已逾1米,库区内电话中断。管理局与水库上游龙王庙、桃花店等雨量站全部失去联系。

8月7日19时30分和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用当地驻军的军用通讯设备两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可是,均未能传到上级部门领导手中。

8月8日1时开始,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以及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凌晨1时,板桥水库水位涨至117.94米最高值,超坝顶1.6米,超坝顶防浪墙0.3米,相应库容6.131亿立方米。漫过防浪墙的洪水先是掏空墙后坝顶的卵石路,继而推倒防浪墙,然后冲决坝体,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出板桥水库决口处,冲向下游。首当其冲的道文城公社死绝227户,9600人遇难。垮坝后仅1小时,洪水到达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部分人或被途中的电线、铁丝缠绕勒死,或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线铁路高坡时,坠入旋涡淹死。3时左右,峰头高达7米到10米的洪水越过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下。

8月8日3时,驻马店地区的大型水库薄山水库,坝前洪水已经上涨到超坝顶0.4米,距离防浪墙顶0.6米,在水库职工、家属、驻水库舟桥部队、薄山林场职工及赶来抢险的确山炮兵第2师官兵40个小时奋战,堵住了防浪墙渗水,并在坝顶筑起了2米高子堤,最终保住了薄山水库不漫堤、不溃坝。薄山水库在暴雨前的水位低于汛限水位,没有像板桥水库那样超汛限水位蓄水1.4米,也是最后保坝成功的关键之一。

8月8日4时,水库当地驻军冒着被雷击的危险,将步话机天线移上房顶,将垮坝情况通知驻马店军分区转报地委。

受灾情况

据统计,在这场特大暴雨中,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
河南省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

灾难原因

1、水库是大跃进时代产物,质量低劣
“治淮大战”中,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据介绍,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洪水及工程标准很低。工程运用中,板桥水库被发现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于是,1955—1956年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工程扩建。

2、以蓄为主、重蓄轻排的设计是主因
1958年,河南总结了漭河流域地区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然而“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到1960年代末,驻马店地区新增水库100多座,与此相对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一年年递减。

3、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水库溃决
1975年8月4日,该年度中国内地第3号台风(“7503号”台风),穿越台湾岛后在福建晋江登陆。此时,恰遇澳大利亚附近南半球空气向北半球爆发,西太平洋热带幅合线发生北跃,致使这个登陆台风没有像通常那样在陆地上迅速消失,却以罕见的强力,越江西,穿湖南,在常德附近突然转向,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

8月5日,行径诡秘的“7503号”台风突然从北京中央气象台的雷达监视屏上消失——由于北半球西风带大形势的调整,“7503号”台风在北上途中不能转向东行,于是“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灾祸由此引发。

“停滞少动”的具体区域是在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大弧形地带,这里有大量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山谷和两山夹峙的峡谷。南来气流在这里发生剧烈的垂直运动,并在其他天气尺度系统的参与下,造成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这也是造成水库溃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中央气象台预报员只在该地区划了100毫米的降雨量,无论是从中央气象台到河南省气象台再到驻马店地区气象台,均没有预报特大暴雨。

4、爆破泄洪,下游民众毫无准备,导致大量死亡
垮坝引起的冲击性灾害给洪汝河流域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一击,河道宣泄不畅、洪水居高不下所造成的浸泡性灾害,更加重了这场灾难的损失。当时,由于宿鸭湖水库尚未脱险,水利专家陈惺提出,用爆破手段炸开阻水部位,加速行洪。建议获得相关领导的批准后,8月14日,爆破正式开始,全部工作完成共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爆破之后,河南境内的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泄,致使淮河中、下游形势紧张。

官方总结

197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水电部在郑州召开全国防汛和水库安全会议,钱正英部长说:“……责任在水电部,首先我应负主要责任。由于过去没有发生过大型水库垮坝,产生麻痹思想,认为大型水库问题不大,对大型水库的安全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二是水库安全标准和洪水计算方法存在问题。对水库安全标准和洪水计算方法,主要套用苏联的规程,虽然作过一些改进,但没有突破框框,没有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更没有及时地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做出符合我国情况的规定。三是对水库管理工作抓得不紧。在防汛中的指挥调度、通讯联络、备用电源、警报系统和必要的物资准备,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板桥、石漫滩水库,在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电讯中断,失去联系,指挥不灵,造成极大被动。”

钱正英还说:“板桥、石漫滩水库工程质量比较好,建成后发挥很大效益。但因兴建时水文资料很少,洪水设计成果很不可靠。板桥水库在1972年发生大暴雨后,管理部门和设计单位曾进行洪水复核,但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和提出相应的措施,所以防洪标准实际上很低。”

钱认为,“75.8”暴雨对治淮工作是一次严格的检验,对全国的水利工作也提出了警告。因此,必须认真地总结正反面的经验,不断提高水利工作的水平。总结治淮25年的教训,对洪水做出充分估计,从气象、历史等特点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死亡人数

此次灾情一直讳莫如深,直到1999年由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书中记载,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此数字成为后来被沿用的一个“官方数字”。钱正英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灾面积最大、死亡人数最多大水灾,是水利工作最惨痛教训。”

关于1975年河南水库垮坝死亡人数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约有10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10万人;

中国科学院著名的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板桥水库重新修建碑文中刻有,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水利词典》记载: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死亡2.6万人;在由水利部组织和委托编写的《中国水灾史》一书中,有一章节是关于1975年淮河洪水的,书中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2.6万人。但是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执笔者: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85600人;

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披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放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10》的专题节目,中国河南省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堤排名第一。该节目称: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的死亡人数,包括垮坝当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难者,也包括几天后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难者,以及灾后瘟疫、饥饿等致死者。

灾后重建

板桥水库溃坝后,河床赤裸了11年,驻马店地区遭受过几次重大的洪水灾害。经过反复论证后,1986年,新板桥水库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工程项目,淮河水利委员会为建设单位;在全国首次使用招投标方式,选出葛洲坝工程局为施工单位;1986年年底开工复建,1993年6月5日通过国家验收。工程按百年一遇洪水设计,可能最大洪水校核,总库容6.7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4.57亿立方米。

当板桥水库重新建造完工后,水利部淮河委员会和河南省水利厅立了一块石碑,碑文上写道:“板桥水库原建成于一九五二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兴建的第一批大型水库之一,一九五六年经扩建加固,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毁于特大洪水。三天进库洪水量6.97亿立方米,洪峰流量1.3万立方米每秒,均超过原设计值的一倍左右,溃坝瞬时流量高达7.81万立方米每秒。时值十年动乱,救护不力,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祸惨烈。一九八七年元月开始复建,历五载建成。除水害,兴水利,必须对人民负责,确保安全。树此以志不忘。”

1993年9月,石漫滩水库复建工程开工,1996年12月主体工程完工,1998年7月竣工。工程总投资2.56亿元,控制流域面积230平方公里。按百年一遇洪水设计,千年一遇洪水校核。设计水位110.65米,相应库容1.03亿立方米,校核水位112.05米,相应库容1.2亿立方米。大坝为全断面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112.50米,坝长645米,最大坝高40.5米,坝顶宽7米。最大泄量3927立方米每秒。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城市工业供水及旅游的大型水库。库区全赔高程108.53米,移民高程11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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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殇:陕西安康1983
2016-07-23 丁书奇

撰文:丁三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对刘丽英来说,1983年7月31日永生难忘。

那时,安康的几条老街,大多是青石板铺就的;沿街的小店铺,也大多只卖蒸面、炕炕馍之类的地方小吃。在秦岭的隔绝下,这个陕南小城破败而闭塞,“去过一趟西安就算见识了大世面”。

她家在北小街7号,巷口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一担水卖一分钱”。从早到晚,成群邻居在这里排队挑水,伴随哗啦啦水声的,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以及他们放肆而快活的哄笑声。在这样的背景中,刘丽英渐渐长大,“高中毕业,在印染厂当宣传干事,干部编制”。

从家里到印染厂,骑自行车大约十五分钟。八点上班,五点下班,日子周而复始,每月工资是五十二元。此外,正是依旧沉闷、然而渐渐清新的年份,烫头发、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乃至半秘密的舞会……也悄悄蔓延进这个偏远小城,蔓延进她的夜晚生活。这大约就是1983年她的生活剪影。

倘若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1983年将是一个极其寻常的年份。是这场大水让她连同这个城,连同城中的十万乡亲,都死去了、随即又复生。

惊变

洪水的发作,几乎毫无征兆。

入夏以来,雨水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安康城阴郁而潮湿,成片民居似乎散发着一股霉烂的味道,“一群群白蚁四处飞舞”;而城外,汉江水先是漫过鹅卵石河床,继而漫没了岸边的凄凄芳草。

“年年汛期,年年都是这个样。”二十多年以后,在灰色城堤上,75岁的池永兴大爷激动地指点着:“发大水的前一天,江水离这里还有七八米,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涨得这么高?谁能想到第二天就会发大水?”

正因此,洪水发作的前夜,安康街市依旧太平。恰逢周六,入夜后不久,男女老幼纷纷搬一张板凳,到邻居家观看风靡一时的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在“排球凌空多有力”的歌声中,没有人意识到,一个城市行将沦亡。

天际又一次露出鱼肚白了。刘丽英记得,那一天上午,百货公司照常开门,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营业员态度很恶劣,爱理不理的”;而池永兴、冀东风等诸多市民则谈到,直到中午时分,安康十万市民还照常休作生息。

炊烟伴着雨水,笼罩在这个小城的上空。当天下午,一个小花絮继续烘托着无处不在的升平假象:这一天,一个大马戏团从河南巡回演出到这里,“大约有四五十个人”。搭好帐篷后,几个化妆小丑不顾无休无止的雨水,在繁华的巴山路一带散发宣传单。一时之间,大群孩子乃至一些闲汉远远地追随围观,场面热闹异常。

在近乎荒诞的喧哗中,没有人知道,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汉江水已经暴涨了五六米。直到下午三点四十分,稀稀拉拉地散布全城的22个高音喇叭,才以急促而刺耳的声音,向十万百姓预告着这个城市的灭顶之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发表广播讲话的,不是地委书记强怀远,也不是行署专员张如乾,而是和他们同城办公的安康县长张子美。多年以后,时年17岁的王治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所住的红卫队(兴安公园旧址),“家家户户都装了有线广播”。正常播音中断后,“先是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接着才是张子美全城疏散的动员令。

在广播里,张子美的声音似乎“很嘶哑”、“很焦急”。他说,再有三个小时,“汉江流量将超过每秒钟27500立方米”,安康很可能被洪水淹没;他说,下午四点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西关两处居民必须“全部撤退”,而老城的几万老幼妇孺,也应当在六点之前“尽快撤离”;他最后呼吁,全城干部、“民兵”、青壮应立即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顿时之间,安康小城一片混乱。

灭顶

首先撤退的,不是东关、西关两处的居民,也不是什么“老幼妇孺”,而是地委机关干部。在一小群司机和警察的帮助下,人员、家属、电器乃至家具和大小行李,被一一装上汽车,随后车队浩浩荡荡、绝尘而去。一个后来流传甚广的事例是,一名副专员甚至把家里的鸡笼子也带走了。

东大街52号一下子空荡了。随即,撤退潮流从地委机关蔓延开去,老城的42个党政单位,也纷纷加入逃亡的行列。一些人肩挑手提,一些人推着自行车乃至老式架子车,向人烟稀少、地势较高的安康新城转移。不过大半个小时,各单位的家属院也大致人去楼空,只留下满地狼籍的旧衣破物。

与几千名干部、家属相比,老城的近十万百姓,行动则要迟缓得多。

行动迟缓的一个原因,是城里的各类喇叭太少。为防洪安装的高音喇叭,当时大多已经拆除,只留下微不足道的22个;与此同时,安康279个大小单位,“也仅有31个安装了小喇叭”。这么一来,尽管东大街52号早已撤离一空,许多市民还是没有听到广播讲话。

更要命的是,大小干部争相逃命之后,广播局负责播音的几名工作人员也随着逃之夭夭。王治谈到,他们一家原本神经紧张,但广播传来沙沙杂音后,“我父亲以为,警报解除了,危险也过去了”。倘若不是当天傍晚,他的大舅不顾危险赶来劝说,“家里兴许也得死一两个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傍晚五时左右,撤往新城的居民“还不过两三成”。以安康电影院为例,当时这里正放映美术片《大闹天宫》,尽管疏散动员令已播放了两个小时,几条街道也开始渐渐慌乱,始终没有哪个人跑进电影院喊一嗓子。直到五点半电影终场,几百名观众才觉察到这个城市的异常。

六时许,洪水渐渐入城,但“街上还有不少行人”。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许多居民还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毕竟,这个汉江之畔的城市,经历了太多洪水进城、然而秋毫无损的时刻。以业已去世的冀文治老人为例,他的应对之举,不过是带着全家人把底楼的家什全部搬上了阁楼。当几个晚辈要带着他撤离时,他执意不从,理由是“有小偷”、“兴许会把家给搬空”。无奈之下,他的两个孙子,25岁的冀春雨和22岁的冀东风只好表示自己留下看家。

在形形色色的漫不经心之外,因为这样的顾虑而置身危城的,究竟又有多少人?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无论如何,在洪水入城的那一瞬间,依然留在老城的居民“至少还有一两万人”。

大约七时四十分,在自家的房顶上,冀东风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滔天巨浪滚滚进城,“每一个浪头都有一二十米高”。不等他反应过来,他在西正街50号的家,那个带着阁楼的简易木屋,已经如同纸扎的玩具一般,在浪头冲击下顷刻间解体了。他脚下一空,跟着也掉进了无边泽国。

此时,王治和他的家人也刚刚逃到毗邻新城的北门。这一刻,他似乎听到无数人同时呼喊,“大水来了”。他们不敢滞留,又跑出几十步后,全家人回头望去,发现一个城市已经消失了:大水咆哮,水面上漂流着无数残垣断梁,而孤零零地残存在他们视野中的,只有一些四五层高的单位办公楼。

六时左右,刘丽英一家裹杂在滚滚人流中,撤退到了新城。然而,几十分钟以后,她翻检自己的行李,发现一本相册没有带出来。她不顾父母的阻止,又回了一趟家。当她手拿相册再次赶往新城时,她发现身边的许多人惊惶奔跑着,还来不及回头,一个浪头就已吞没了她。

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安康居民身陷大水。而在他们已成废墟的家中,日历正翻到这一页:1983年7月31日。

人祸

二十多年以来,关于安康大水的成因,始终很少有人关注。官方作出的解释是,当时汉江流域普降大雨,仅仅7月31日这一天,“安康降水量即高达91.7毫米”。换而言之,安康城殇纯粹是一场天灾。对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利专家语气含糊地表示,单纯的降水量,并不能解释十一个小时之内、汉江安康段暴涨八米有余的原因。而倘若洪峰流量是逐次增大的话,安康十万市民肯定会集体地、从容地逃生。

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初期,在三峡建设沸沸扬扬的论争中,另一名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早已驳斥了这个数据。

黄万里言语确凿地谈到,洪水前汉江上游的降水量,五日累计不过166毫米有余,7月31日这一天更不过区区27毫米。以这样的水量,制造这场空前浩劫不啻于天方夜谭。雨水至多只是这场浩劫的成因之一。

雨水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江流不畅。黄万里谈到,修建于1958年、位于安康下游的丹江口水库,在此前的25年使安康下游河槽不断淤积抬高,“否则洪水再大也可以从宽深的河槽里排出去”。也就是说,洪峰来临之时,江流不畅乃至下游倒灌,是安康几个小时内水位暴涨的主要原因。

又何止是这个原因?下游之外,还有上游。陕西省水利厅的一份资料明确记载,早在7月28日,安康上游一百公里处的石泉水库蓄积量即高达4亿9千万立方,当天水库曾开闸放水。随即,7月28日上午8时,当蓄积量又一次达到峰值时,“为确保水库安全”,再次“开五孔闸泄洪”……

如果说,安康大水因此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倘若当地官员尽早疏散市民,重大伤亡也就不会出现。问题在于,直到石泉水库开闸泄洪三个多小时以后,陕西省的一名负责官员才电告安康方面,“迅速疏散,做到不死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拖沓了大半个小时后,三四十名安康官员到底聚集在会议室了。然而,因为两名主官,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都不在场,没有人敢拿出什么实质性意见。

宝贵的四个小时,就这样悄悄流失了。直到行署专员张如乾匆匆赶到后,广播讲话才得以发表。安康万幸,几万人因此撤退;安康又如此大不幸,当夜色又一次降临时,这个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挣扎

落入大水后,冀东风接连吞咽了好几口水。幸运的是,在水中扑腾片刻,他就抱住了一根大木头,“不知道是谁家的房梁”。

四周是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借着远处的零星灯光,他依稀看见,大约有二三十人在附近水面挣扎着。他想起了和自己一起看家的哥哥,喊了一声,嗓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喊一声,到底传扬出去了:“哥哥……”

混乱中,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回应着他。渐渐地,呼喊声微弱了,最终消失了;渐渐地,远处的灯光也消失了。黑暗无处不在,一个城市已经毁灭了,连废墟也如同梦魇。大地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冀东风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

他到底又一次呼喊起来。似乎,不远处有人回应着,声音朦朦胧胧;一声,又一声,似乎四处都有回应。他清醒了一些,也踏实了一些。他想,原来像他这样扶着房梁随波逐流的人,也不在少数;他又想,原来西正街的人没有死绝,东关一带的人没有死绝,这会儿还活着,那么总会有几个人能活下去。

又过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地,他笑出声来了。他想,自己可真傻,怎么忘了爷爷、父母和弟弟早就撤离到新城了,留在老城的人即便死光了,他们也能活下去的。对呀,怎么这么傻,别的可以忘掉,怎么能忘掉这个呢?西正街的人不会死绝,东关一带的人更不会死绝。成千上万的东关人,撤到新城的,没有七八千也有五六千吧?……

雨不紧不慢,始终在下着。浪头一个一个地打过来,他能够感觉到身体被大水越托越高。他想,老城被淹没了,但再大的洪水,也淹不到新城……冀东风后来说,“就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托着他的房梁,撞上了另一根木头。

那一根木头上也有人。冀东风不顾死活,伸出一只手试图搭上,他太想找一个人说说话了。显然,对方也在这么做,扑腾一番后,两根木头到底并拢了。

他的双手搭在两根木头上,对方也如此。记不清是谁先开口的,反正,他说了名字,对方也说了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接着,他说自己的外号是“钢槌”,而对方说,他的外号是“拖鞋”。两个小伙子嘿嘿地笑起来了,一条街上住着,彼此不认识,好歹彼此打过照面、彼此听说过外号。

对方说,你下手好黑啊,那次把某某打的。冀东风说,我从小习武,你不知道吗?对方似乎很不屑,说练家子对不会武术的人下手,很不地道。冀东风沉默了一会儿说,要是能活下去,我再不会跟东关……跟安康本地人动手了。

谈到生死话题,两个人又沉默起来。不知道又漂流了多久,冀东风说,这一回要能活下来,咱们拜把子、当兄弟,好不好?对方补充着:拜把子之前,彼此先拜对方的爹妈做干爹干妈,然后再杀公鸡、喝血酒。

两个看不清对方面容的人,就这么效仿演义小说的故事,彼此议定了彼此交情。而他们也果真活下来了,半夜时分,他们被浪头冲到了四层高的文化馆大楼边。楼顶上密密麻麻地蹲满了人,“大概有三四百个”,几只手电筒不断摇晃着。呼喊几声后,七八双手朝他们伸了出来。

此时,水面和楼顶之间,不过两三尺的距离了。

伤逝

刘丽英是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的。

浪头袭来时,她的脑袋被重重地砸了一下,“估计是飞起的房梁”,接着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在接连不断、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团绚烂的火光,“好像放焰火一样”。

这是一幅奇异的图景:瑰丽的火光,居然漂浮、游移在无边无际的大水中。火光照亮了水上的木料、垃圾、淹毙的畜生尸体,若隐若现地还有几具死者的尸首。更远处,视野黯淡、水天难分。

火光短暂。很快地,一切重归黑暗。她感觉到了雨,雨点冰凉。

爆炸声也短暂,一切又重归寂静。她微微抬了一下手指,发觉彻心的疼痛,并听到了自己的呻吟声。更重要的是,她听见边上有人在说话。

她问,这是在哪里?

一个人说,她醒了。另一个人说,哦,你醒了。还有一个人说,应该是在北门附近,我们这儿地势高,退水的话也退得快。

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平平稳稳,也都空空洞洞。随即,他们又自顾自地继续聊天,没有人理会她。这个说,刚刚一定是电池厂爆炸了;那个说,奇怪,这么大的水,怎么就爆炸了?火怎么能烧起来呢?听着听着,刘丽英心里有数了,和她一起滞留在这个不知名的地方的,大约有七八个人。

七嘴八舌中,一个妇女嘤嘤呜呜地哭了起来,声音不大。几个男人也沉默了,哭声如同一丝游魂,在无边寂静中飘荡。刘丽英也有了想哭的感觉,“一个城市呀,一夜之间说没就没了”!二十多年后她谈到,她曾经觉得这个城市自私、俗气、落伍,曾经一门心思要远远地逃离,然而那一夜,“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城市消失的啊”。

那时她想,要不是亲眼所见,“可能会好一些”。

灰心塞满了胸臆,好像密密麻麻的野草,理了更乱。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妇女的哭声中,她听见有个男人唱起歌来。

这个男人唱的,是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曲。两三个月以前,这部电视剧曾让安康万人空巷,街头巷尾,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三四十岁的汉子,人人嘴里哼的都是这首歌。这个男人唱着:“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他的嗓音粗砺、嘎嘶,不时地跑调,然而哭声渐渐消失了。唱完这首,他又接着唱起了《牧羊曲》,“日出嵩山岰,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刘丽英知道,这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

三两个男人渐渐跟了进来。刘丽英也想跟着唱,心里到底扭捏了一下。但她又想,唱就唱,怕什么?反正谁也看不到谁。她吞了一口唾沫,悄无声息地哼了起来:“……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满山飘,满山飘。”

天连着水,一片漆黑,小曲飘在水天之间。《牧羊曲》之后,他们又唱了下去,唱了一首又一首。那个男人会唱的歌,着实太有限了,几首流行歌曲之后,他居然领唱起了《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刘丽英很不乐意,她想,“怎么还唱这么土的歌呢”?

她反客为主了。她唱《乡音》,唱《军港之夜》,唱《酒干倘卖无》。她唱,“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很喜欢这首歌,然而不久前,作为宣传干事,她也在团委会议上宣布这首歌已被列为“禁歌”,要求大家不唱。那时候,底下吃吃地一片窃笑声。现在去想,禁止这首歌,是多么的没道理呀!曾让她恼火的窃笑声,又显得多么的自然、亲切。她唱,“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家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不知不觉,她泣不成声了。她知道,这是因为歌词里的太多词汇。安康,是你抚养我长大,是你给我一个家。安康,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但你却告诉我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

在一片低低的啜泣声中,她忽然指着远方,叫嚷起来了。

她叫着:“看,星星出来了。”

复活

星星出来了,雨也歇止了。成千上万的灾民,在风雨里或蹲或躺的,一个又一个地站起身来。人人沉默无语,犹如浮雕。在他们的身边,夜色渐渐地退潮,而在他们的头上,天际又渐渐露出鱼肚白了。

他们相互打量,一个个满脸泥污、衣裳褴褛。他们遥遥相望,不过几十米外,就是另一个如同孤岛的楼房,然而隔着水、隔着已死的尸体,咫尺恍若天涯。一个城市死去了,满目创痍中,大多数人还活着,活过来了。

他们到底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黑压压的乌云,也渐渐散开去了。在文化馆楼顶,冀东风听见几个老人窃窃私议,“今天可能是个晴天”。一阵风吹过来,许多人簌簌发抖。而天色大亮的时候,在几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又一次爆炸发生了。

这一次爆炸的是油库。冲天的火光中,几万人没有惊慌,没有骚动,仿佛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不过来自电影院的幕布。王治清楚地记得,在新城,在一夜未眠之后,他们全家目睹了油库的爆炸。他父亲看了一眼手表,淡淡地说,“七点了”。

接着是清真寺的轰然倒塌。冀东风所住的西正街,是安康有名的回民一条街,附近的清真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十一年(1583年),距此正好是四百年的历史了。这一天早晨,冀东风看到,它“直接就垮了下来”,从圆顶到柱子、基座,几乎同一瞬间土崩瓦解。而站在文化馆楼顶上的几十几百个穆斯林,没有祈祷,连多余的表情也没有,仿佛不过是一栋最寻常的建筑,如同消失了的那几万间房屋。

“不知道为什么”,冀东风后来谈到,那一天早晨,“安康始终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平静”。

不错,是平静。在各处楼顶上,一些母亲解开衣襟,给又渴又饿的婴儿喂奶;一群男人背对着背,让包围在其中的姑娘大胆地褪下裤子小便。没有什么人谈到可能死去的亲人,偶然的一两声哭泣,也消弭在无边的平静中。几个不晓事的幼童在人群里钻进钻出,仅仅在挨近楼边时,青壮年才伸出手去推一把,提醒一句“小心”。

即使看到形态各异的尸体时,也如此。

看到大批尸体,是上午九、十点钟的事情。“凌晨五点左右,水开始退去”,此时,一些民居的屋顶渐渐露出来了。一些尸体匍匐在房顶上,一些尸体紧紧地抓着门窗,还有一些尸体则相互抱在一起。他们大多肿胀得不成样子,远远看去,“也知道辨认不出谁是谁了”。

水一点点地消退,触目惊心的尸体越来越多。渐渐地,几条街道出现了,尽管是夹杂在瓦砾中。中午时分,一些木头排子游荡在废墟间,一些木头排子四处游荡着,那是撤退到新城的戚友、乡亲来迎接他们了。而下午太阳渐渐西斜的时候,在齐腰深的污水中,一些人更缓缓走动着。此时,在文化馆楼顶上,有人喊了一声:“咱们也撤退吧!”

青壮们护送女人、抱起孩子。陆陆续续地,几百人从文化馆大楼下来了,几千上万人从各处楼顶下来了。这一天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有条不紊地撤往新城。

在位于新城的安康中学,冀东风见到了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含着眼泪说:“回来了?人还好吧?”

先期到达的哥哥冀春雨则说:“铁槌,活下来了?”
这一天傍晚,安康新城又有了袅袅炊烟。

大撤离

也是在袅袅炊烟中,大批军人先后赶来。

最早出现在汉江桥头的,是两个舟桥连和两个步兵连,500余名官兵。他们乘坐23辆卡车、携带24艘各类船艇,经过十四个小时急行军,于当天傍晚7时左右抵达安康。随后,总后26团、驻临潼四十七军的舟桥部队、兰州军区空军某部……陆陆续续地,几千名军人驻扎进这个已成废墟的城市。

直升飞机不断盘旋。在齐腰深的污水中,汽船、冲锋舟、橡皮艇……不时出没于各个街巷。一个个小分队被派遣到新城,进行灾民统计、分配临时宿舍,并负责发放第一批救灾物质。安康渐渐成为一个军管的城市了。

军管的标志之一,是处处可见的武装岗哨。

荷枪实弹的士兵,连夜接管了银行、仓库和各个商店。随即,码头、客运站、火车站、主要街道、几处高楼……也不分昼夜地轮流换岗。这个劫后余生的城市,因此惊魂初定,王治后来谈到,士兵们“很淳朴,也很和气”。

军管的又一个标志,则是一份语气严峻的布告。

退水之后,在几万间倒塌的房屋中,一些人翻检偷窃,一些人哄抢仓库和商店的物质,几个小贼甚至打起了死人的主意,在尸体堆里寻找着手表、金戒指……为此,入城之初,军管当局匆忙下达了一个命令:凡趁水打劫者,“一律允许就地枪毙”!

此后几天,枪声零零星星。冀东风曾亲眼目睹,“一个年轻人背着几捆布匹”,被士兵当场击毙。此后二十余年,他的父母始终强调他是被大水淹死的,“在街坊邻里,也始终抬不起头来做人”。

清除尸体的工作开始了。一群群带着防毒面具的军人,在废墟间扒拉着。一具具尸体,“起初用布裹着”,几天以后,肿胀不堪的尸体开始腐烂、恶臭,“只好用铲车处理”。几处临时停尸点越堆越高,断指、残肢四处可见,绿头苍蝇也被熏走了。

在残垣断壁间,许多失去亲人的居民静默无声地看着。按照军管当局的要求,他们戴了口罩,口罩上还涂抹着大蒜汁和烧酒。他们原本盼望,没有葬礼、没有棺木和纸钱,那么看一眼亲人的遗容也是好的。然而,他们的盼望又一次落空了,“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辨认不出来了”。
一具具尸体扒出、堆起,随即又消失了。没有人知道这些尸体怎么处置、被埋葬在哪里。先是有风声说,他们被集体埋葬在了体育馆旧址;继而又有传闻说,十里外的吉河镇有一个“千人坑”,他们大多魂归斯处……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没有被证实过。冀东风说,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秘密”。

猜测埋尸地之外,更加牵动人心的,则是遇难人数问题。清理尸体的一周,安康灾民没有间断地寻访着自己的亲友,一个个死者的名字出现了。以冀东风为例,他所在的西正街损失最为惨重,“仅仅知道姓名的街坊,死掉的就有七十多个”;不久后,他还将了解到,他所在的安康建筑公司六百名同事,也有五六十人像一缕轻风般消失了。

猜测不过就是猜测。大约8月9日,尸体清理完毕了,一个官方数据也随之产生了。“死亡870人、冲毁房屋3万余间”,是对安康城殇的统计。然而,它不是唯一的结论,更不是最后的结论。“加上外地人,死亡总数为1400余人”、“安康死亡1036人,合计死亡1600余人”……此后几年,形形色色的官方说法层出不穷,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一个数据最接近真实。

也是8月9日前后,在北京的严厉敦促下,撤离到西安、汉中等地的安康地方官员,开始陆陆续续地返城。与此相反,近十万劫后余生的灾民,开始踏上投亲靠友的路途。他们手持“灾民证”,携带简单的行李和人均一百元的救济金,从安康火车站前往秦岭以北,乃至河南与山西。

大撤离开始了。

重建

大撤离为的是避免瘟疫。接连几天,在士兵们的严密把守下,“安康火车站只许出、不许进”。一群群灾民络绎不绝地穿过站台,王治一家前往咸阳,冀东风一家去了河南邓县,外号“拖鞋”的张兴旺,则投奔远在山东临清的舅舅。在站台上,冀东风和张兴旺如同亲兄弟那样拥抱告别,而他们的父母,也相互以兄弟妯娌的名义称谓着。

一列列火车驰向远方,安康小城渐渐空荡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留在城里的几千人,大多是军人、医生,以及邮电局、供电局和自来水厂的职工。他们接受的任务,是恢复这个城市的生计,以便让灾民们尽快返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修缮房屋、连接路线、铺设管道,日夜不停地忙碌着……

渐渐地,一队队士兵撤走了,安康解除了军管;渐渐地,自来水管流出了经过漂白的汉江水,而电线也延伸进了一条条图纸上的街巷。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汽水、饼干、被服、建材,源源不断地充实进仓库。尽管安康依旧是一座死城,然而,有水、有电、有临时医院和厕所,还有一些口粮,只要人肯回来,不过三天五天、十天半月,它又会恢复洪水和灾难所不能抹掉的烟火和生气。

大约九月上旬,邮电局发出一份份电报,要求各单位的职工尽快返乡,“进行生产自救”。比起刘丽英、王治和张兴旺,冀东风回来得最早。那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在许多标识牌间,他一眼就看到了“安康建筑公司职工报到处”的字样。

五六十人死掉了,还有五百多人。作为建筑公司的一名机电工,他们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五层高的供电局家属楼。敲打声咣当咣当,接着,王治回来了,张兴旺回来了,近十万灾民陆续回来了。在满目创痍的街巷,街坊邻居不断探听着、诉说着、唏嘘着,不时抹去满脸的泪。

一个个简易窝棚搭建起来了。在东关、在红卫队、在残余的城堤下……窝棚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尽头。日子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又过起来了。一些孩子在窝棚里出生,一些老人在窝棚里去世,生老病死的故事没有穷尽地延续着。王治后来谈到,“大部分人家都在窝棚住了两三年”。

相较而言,冀东风一家要幸运一些。他们没有住窝棚的经历,而是搬进了新城北门6号,这里原本是他父亲所在的饮食服务公司的旅馆,“洪水过后不营业了,改成家属区了”。他们一家八口分到了三间小屋,并在里头住了整整四年。

四年间,他结婚、生子,并嫁走了妹妹、送走了爷爷……儿子出生的这一年,他分到了果园小区的一套房子。作为城殇之后的第一个大型社区,这套房子带有明显的救济色彩,“总共一万多元钱,国家掏三分之一,单位掏三分之一”。搬进新房子前后,妻子和他商量,该给儿子报户口了,是不是取名“冀新居”?他略略考虑后说,就叫“冀洪”吧,咱们这一辈子也没什么难忘的,除了在洪水里的那个夜晚。

不仅冀洪。那几年,许多安康新生儿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洪”字。而在他们咿呀学语的年龄,他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个句子,“发洪水的那一年”。比如跟父母上街时,倘若有人询问孩子多大了,他们的父母往往会这么回答,“发洪水那一年出生的”,或者“洪水过后两年出生的”。

“发洪水的那一年”,就这样成为安康的一个特殊记事年份了。与此同时,7月31日更成为一个最特别的日子。

大约是冀洪六岁那一年,有一天,他发现父母亲做了一桌子好菜。他问,今天是不是过节呀?冀东风说,不是。他又问,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冀东风没好气地回答,每年的今天,都有这么多好吃的,今年哪来这么多闲话?妻子赶忙抱过他,轻声细语地解释说,发洪水的那一年,爸爸妈妈都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

这一天,安康的日历,又翻到了7月31日。不仅冀家,不仅西正街、东关,也不仅是那一年,二十多年来,每逢这个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烧几道好菜,亲人朋友也总要相互叹息感慨一番。对摊贩、菜农以及禽蛋批发商来说,和元宵、端午、中秋没有什么分别,这一天是生意兴隆的好日子。

生意同样红火的,还有香烛纸钱商人。许多市民都谈到,和别的地方不同,“我们安康有三个鬼节,清明、农历七月半还有这一天”。

这一天,大约傍晚时分,一些白头老人会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在街巷、在十字路口,她们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倾诉。低低的哭泣声里,有的老人说,“崽呀,过年过节你要记得回来呀”,还有的老人则说,“家里平安得很,你放宽心吧,在那边好好过吧”。

天渐渐地黑了,哀声也渐渐连成了一片。纸灰飘上天空,渐渐混杂进城堤上的大片黑烟。每年的这一天,千米长堤总要聚集更多老幼,总有着更多的招魂、更深的思念。据说,在沉沉烟雾中,这一天经常会有一个老疯子大嚷大叫。他叫嚷的是: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应受访者要求,刘丽英为化名)

(本文原载《生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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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沙兰镇洪灾:一连串错误导致的悲剧
2016-07-23 南方周末 丁书奇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
本文采写于2005年6月,
为《南方周末》当年未发稿。

在当天下午2点15分洪水到达沙兰镇之前半个小时,赵国琴老太太赶到了沙兰中心小学,带走了她的孙女王萌萌和儿媳带来的另一个孙女牛新颖。当时她大声地向一位老师发出了警告,却受到了轻视。这是那天下午第4个未能引起任何警觉的报警讯息。

这时已有一些村民们在街上以讹传讹地互相转告“水库开口子了”,有的村民就此到镇政府前打望消息,没见到什么动静,也就没有相信。他们没想到的是,第2天是端午节,镇政府的干部们提前放假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而且很少接听电话。来自上游的和胜村和王家村的至少3个人的报警电话,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入夏以来,黑龙江省内发生局地暴雨并导致洪水肆虐的事例,并非只出现在当天沙兰镇的一时一地。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称,此前10天内北安、五市、孙吴和逊克山区都先后出现了局地暴雨,导致一些地方农田淹没,桥涵道路毁坏,房屋进水及牲畜溺毙。另外,黑龙江省五大连池也涝灾严重。但这些讯息并没有让人联想到,小小的沙兰河亦需要足够的重视。

事后本报记者查证,沙兰镇及其上游几个村是黑龙江省乃至全国气象雷达网上的盲区。在水灾发生前,黑龙江省和中央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均未提到这一地区将有暴雨。另外在事后,中央气象台的天气记录统计该地区的降水量仅为1毫米。

赵国琴赶到中心小学东南方向的中心桥上时,沙兰镇本地还没开始下雨,桥下的水像往常一样只是涓涓细流。

“那时候要是撤人,多小的学生也都活了!”6月14日,这个瘦小的老太太还站在街上冲周围的乡亲激动地嚷嚷。

憋水桥、薄墙、铁锁

有村民相信,最初即便洪水不能顺利地通过中心桥,漫出的水量也不会很大,而当洪峰 抵达下游镇东的一座矮桥时,受其阻拦,上游水位暴涨,才导致水漫沙兰镇。可以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中心小学附近的中心桥的桥面距水面有10米左右,而下 游的这处矮桥桥面与水面的距离不超过5米。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已被称为“憋水桥”的矮桥受损严重,铁栏杆已经被彻底冲跨,显然承受过巨大的冲击。相比之 下,学校附近的中心桥则毫发无损。

沙兰镇旧称“沙兰坑”,地势低洼,有人把水灾归咎于此。不过很显然的是,沙兰镇并非沙兰河全线地势最低之处,因为河水仍在向下游流淌,直到汇入牡丹江。本地没有未形成湖泊,学校周围也没有水泡。

2点15分洪水到达沙兰镇,赵国琴领着两个孩子再回到中心桥上时,水已经到了桥面下20厘米处。

针对山洪和泥石流的说法,村民们表示,即便有,也肯定是在上游的远处。事实上当日来水方向只有一个,就是沙兰河,由于河道边没有河堤,因此也就没有决堤一说,只是北方常说的“出槽”。

很快,学校已经进水了。4年2班的刘立飞成了全校第一个从洪水中逃生的孩子,当时 同班同学王俊羽的父亲闻讯赶来接孩子,对姜秀萍老师说:“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姜老师同意让孩子们尽快逃生,因此成了沙兰中心小学第一位做出正确反应的老 师。刘立飞冲出教室,水才只没过脚面,跑到学校门口,已经没了膝盖,到中心桥上,已经没了胸口。

事实上刘立飞是在逆流而上,背后的学校里的水并没有那么深。即便如此,逃离学校仍然成为4年2班最值得庆幸的选择,这个班只死了一个孩子刘恒达,还是在躲到一家商店后被倒塌的墙壁砸死的。

“6.1”那天是刘立飞的生日,他请了10个同学到家里庆祝,就包括刘恒达,后者 送了他一个水晶地球仪。洪水过后,这个地球仪已经找不到了——在回忆时,刘立飞不断神经质地抽气、叹气。6月14日,记者在宁安市殡仪馆的一个可以进去的 房间里看到了刘恒达的名字,他和另一个女孩被合放在一个金属冰柜里。

河水出槽之后沿路面向北,到学校门口时,一部分向西拐弯进入操场,这一路的水势并 不大。学校的另一侧则临河,汹涌而来的河水即将直接冲进校园,只面临着一道阻碍,就是学校的围墙。如果这道围墙多挡一会儿水的话,会有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冲 出学校,到达50米外两处楼房。可是,这道墙太薄了。在沙兰镇,连日来颇受诟病的一点是,这个由每个村民集资40元修建的学校不仅地势低洼,校舍只建成了 平房,而且围墙很薄,只有两排砖而不是当地通常的两排半砖或三排砖。

仅仅片刻之后,洪水在校园内暴涨。围墙倒塌了,高涨的沙兰河水越过短短的15米距离,压碎玻璃,直接冲进了教室。

从这一刻起,沙兰镇成了中国的别斯兰——每个家长都去救自己的孩子。他们几个一组地手拉着手,涉过深至胸口的洪水,呼喊自己的孩子的名字,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回答。在进入教室的最初时刻,他们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腿碰到了什么,用手一捞,是个冰凉的小孩。

大多数孩子死在了教室里,和他们的书包文具在一起。直到6月14日,我们仍能在教室里找到他们的遗物:贴纸、家长联系卡、“6.1”演艺比赛的照片、糖和作文本。黄色的小鞋子,只有一根手指长。

教室墙壁上留下了很多手印,有些大的,是清理现场的大人们事后留下的;在另外很多地方,印满了小小的泥手印,最高处已经接近了天花板。水线在窗户上最高的一块玻璃的下面。

3年2班有22个孩子,只死了2个,女孩宋宁宁说,老师李荣让他们垒起桌椅,上窗台,砸碎玻璃,坐到最高的窗框上。孩子们哭成一片,李荣老师安慰说,“别哭,别吵吵,水一会儿就下去了。”

生存比例最大的,正是这些老师留在孩子们身边而没有弃之而去的班级。

5年2班也只死了1个孩子。王占宏老师和庞、卢两位家长打碎玻璃,把孩子一个一个递到房顶。在女孩们的记忆里,这个班的男生也有值得自己终生铭记的表现,6月14日,在镇卫生院打点滴时,女孩曾琳琳和她的一个女同学感激地告诉本报记者:“我们都是男生给拉上去的。”

可是在年龄最小的一年级,只有一位班主任出现在了教室里。拒绝了赵国琴的放学请求 的老师李萍(化名)曾经试图帮助她的孩子们,但是没有成功,而家长们看到的最终场景却是,孩子们死在了教室里,她则坐在走廊的窗框上。另一位班主任刘丽 (化名)则在校外的一处民房的屋顶被家长们发现,当时抱着一件衣服。

汪明波、赵南日等家长想冲进这间教室,却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教室的两扇门一扇用铁丝在外勾住,另一扇上了一把锁。

在6月14日,记者看到,一年级教室的后门已经不见了,折页处留下断痕,显然是被撞开的。当日下午3点多,汪明波等人合力破坏了这扇门,进入教室,捞出一个孩子是死的,再捞出一个孩子还是死的。张文海找到了被闷在桌子下面的8岁的儿子张仕帅,孩子浑身挂满了冰冷的稀泥。


一再被错过的警告

这次局地暴雨是从上游开始的,依次是和胜村、王家村、鸡蛋石沟村和沙兰镇。和胜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和王家村的支部书记都向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打了报警电话,却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镇干部王庆涛接听了王家村书记郑灿会的报警电话,然后表示镇政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走不开,随后挂掉了电话。郑灿会再打电话时已无人接听,其后郑灿会又多次致电镇政府,一直无人接听。

镇党委书记黄明君错过了来自上游的消息,也就错过了挽救沙兰镇并挽救自己的名声的机会。

在黄明君被沙兰镇洪灾专案组立案侦察之后,村民们对他的毁谤达到了顶点。42岁的村民、死了一个儿子的王兴录说,这个书记脱离群众,一向不作为,到沙兰3年,“就整了3件事”:一次火灾,一次建筑事故,一次水灾。

2003年,黄明君调任此地。有据可查,第2年,这位身材高大的镇党委书记就因为村民提到的那起火灾受到了来自北京的批评。

2004年5月1日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说,“4月26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治安村一村民住宅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公安部消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此看出,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安全生产制度不健全……仍是导致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

对于镇派出所,村民们的意见更大。村民们向本报记者反映,镇派出所里接听报警电话的人说,他们抽不出人手,“管不了”。

很多村民说,镇派出所的人总是忙于对无牌照摩托车的罚款,“每次罚200元,罚完 了我们去办证,找借口不给办,完了下回再罚200元。”最让村民难以接受的是,就在6月10日当天,几个孩子的家长骑摩托车去学校接孩子,还被派出所的人 截下了,不接受罚款不让通行,耽搁了这几个家长抢救孩子的时间。

宁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田拥军提供的一份《关于6月10日沙兰镇公安派出所工作情况的调查汇报》从侧面佐证了上述事实。6月14日,《新京报》报道称:“关于群众反映派出所不作为的情况,调查报告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以派出所以前查无证摩托,因此未能及时前往事发地。”

当天傍晚,在确认孩子们已经死去之后,一些村民站在水里抱着他们小小的糊满泥浆的尸体,要求在派出所里停尸。他们说:“全镇就你们派出所地势高,不放这儿还扔在水里泡着啊?”一个民警试图阻拦他们,他们推开他,砸开了玻璃窗。

派出所有4层楼,建在镇上的高处,门前还有台阶,当时确实是镇上极少数进水较少的建筑之一。不过真正促使村民们这么做的是他们的愤怒——按照当地乡间的风俗,把尸体送在谁的家里,就意味着强烈谴责其对死者之死负有责任。

按河道算,和胜村距离沙兰镇有20公里,村民们事后推测,洪水的到来至少花了2个小时。即便是对小学生来说,这也是一段充足的逃生时间。

村民们对镇上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相当不满。6月12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和宁安市的领导在殡仪馆会见10名遇难者家属代表,代表们提出:“洪水天灾抗拒不了,可是人祸必须追究。”

在这次被村民们称为“谈判”的会议上,沙兰镇水利站站长刘明广向各级领导和大家解 释说,洪水袭来的原因之一,是村民们乱砍乱伐破坏了大自然。遇难者代表反击说,乱砍乱伐的人是有,可是村民们敢吗,有权吗?代表们一度决定退出会议,宁安 市委的一位领导因此把刘明广撵出了会议室。

村民们解释说,类似的令他们反感的论调,代表了镇上有关部门的一贯思维。令他们满 足的是,镇党委书记和派处所所长被“抓起来了”。“这些孩子都有机会活啊。”张海霞的儿子贾志博死在了2年级的教室里,她说,“哪怕有一个有关的人说一句 话,就能给这100多个孩子一条生路啊。”

在沙兰中心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最后一个能“说一句话”的人却做出了最后一个错误的选择。

赵国琴一再向人们重复她的故事。当天1点45分左右,她走进了一年级两个班合用的 教室,大声喊了一句:“老师啊别上课了,水库开口子了!”孩子们被她的语气和神情吓着了,“哇”地哭成了一片。赵国琴拉起两个孙女要离开教室,往旁边一 看,邻居家的小孩孙磊也在,就说,孙磊,你也跟我回家吧。

这时,一年级的两个班主任之一李萍(化名),既做到了一个教师的本分,也表现出对警告的轻慢。她用教鞭敲了敲讲桌,像平常一样对孩子们说,“坐下,坐下,家长不来谁也不许走!”

李萍没有向赵国琴询问是怎么回事。赵国琴领到了自己的孙女,也没有继续到别的教室报警。

留在一年级教室里的46个孩子,除了1个女孩之外,全部淹死在冰凉的泥水中。

在悲伤和愤怒中

6月13日和14日,沙兰镇里到处都是泥浆,房屋墙壁上记录着不同高程的水痕。人 们神情黯淡,在清淤、搜救、卫生和运送物资的车辆溅起的泥水间穿行。每隔10米就会有一、两个警察的身影。来自鸡西的警犬搜救队在泥泞中跋涉,狗看上去很 累。至14日,官方公布,仍有18名失踪者未能找到,其中包括10名学生,死亡人数已经增至99人,其中学生95人。沙兰镇一下子失去了将近1/3的孩 子。

镇上的群体生态正在改变,怨恨与麻木同时滋长着。普遍地,人们忽视了洪水中出现的英雄行为,更多地注目于人性中的怯懦。

事实上,洪水到来时,当天没有课程的英语教师付娟本来是来接自己的孩子,但是到了 4年2班就留了下来,带领孩子们跑出校园。刘喜龙等几位家长在自己的孩子逃生之后,仍旧在帮助别的孩子。据记者事后在教室中目测,当时最高水位已经接近黑 板的上沿,至少超过了2米3,成年人同样面临危险。

可惜的是,类似的事例太少了。在一片混乱中,据14日官方公布的死亡和失踪数据判断,至少超过100名孩子死在了他们的同学面前。

失踪学生的家长们已经不相信孩子还有生还的希望。到6月13日,出事的第4天,王德全只吃了一个盒饭。白天他跟随着各个搜救队到处走,疲惫不堪,晚上就合衣睡在救灾帐篷里。他抱有的奢望,就是找到孩子的尸体。“我要看上一眼。”他说。他没哭过,就是觉得恍惚。

杜明月家死了2个孩子,邢云双家死了1个孩子和1个老人,在宁安市殡仪馆,还有一 个老人哭诉自己一家就死了3个孩子。她的女儿阻止了记者的进一步询问。家长们一直对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不满,在最初一两天内曾经非常激动,到现在他们仍旧 怀疑,但在几天之内拿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

孩子们大多深情阴郁,不敢回忆当时的情景。6月13日下午沙兰镇又下了一场暴雨,宋宁宁吓坏了,拉着母亲往高处跑。孩子们夜里睡觉时会哭,在沙兰中学复课后,放学时不敢往小学的方向看。

仅有的几个例外是那些当天没有去上学,或被家长提前接走的孩子。复课次日放学后,王萌萌和牛新颖跟着奶奶走在街上,无忧无虑的神情和动作使得她们非常显眼。

6月14日下午,高璐璐的奶奶一下子冲过来,抱住王萌萌大哭,越哭越低,最后跪到 到街上的稀泥里。“她的孙女跟我的孙女是一个班级。”赵国琴解释说。几个来自牡丹江市的几个支援灾区的女卫生员听了她们的故事,惊叹赵国琴“聪明”“、立 了功”,赵国琴骄傲地听着,然后也哭了。

村民们的创伤显然无法估量。在殡仪馆,邢艳敏拿着女儿王颖的照片,大声哭诉:“我的孩子是从泥里拽出来的啊!我的孩子太冤了!”面对本报和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她谴责镇领导、派出所和老师。王颖7岁,也是一年级的学生。

当天下午2点半,镇卫生院的院长解洪权听到一个中年妇女喊“那边儿水漾桥了!”出去一看,学校的路口已经有白亮亮一片水光,过不去了。他派出卫生员,打电话向上级卫生局汇报。一个小时后,镇政府的电话终于到了,“有人伤亡。”

3点半,第一个孩子被家长抱进卫生院,满身是泥,摸上去冰凉,已经死了。从这时起直到晚上,孩子们被3个、2个地抱进卫生院,病床很快就摆不下了。家长们扫掉桌子上的仪器,把孩子放在上面。到处都是死去的孩子,没地方放,凳子上要摆着一个,小桌子上也要摆上两个。

4点钟左右,有人喊:“解院长,你的孩子进来了。”等救治完这边儿一个抽搐的孩 子,解洪权过去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对妻子说,“不行了”。妻子拒绝承认,让卫生员继续抢救,等救援的医务车来了之后,又立刻转到了附近的东京城医院。这是 那天下午镇上的女人的特点,总是不承认孩子已经死了。

洪水的到来导致沙兰镇停电,手机也失去了信号。到了晚上,卫生院里点起了蜡烛,四处都是死去的孩子。

刘雨新是一年级的唯一的幸存者,几乎可以称作被命运亲吻了的女孩。她7岁,在洪水淹没了教室之后,跟同学们一起在水里挣扎。奇迹般地,她抓住了暖气片,然后爬上了窗台,在摇晃的水流中没有被冲下来,水曾经淹过头顶也只呛了两口,而且在深抵下颌的水中保持站姿一个小时之久。

当天下午3点多,她的二叔冲进了教室,在水里挑拣小孩。这时他听见刘雨新在上面说:“二叔你扒拉啥呢,我在这儿呢。”在四处漂浮着的小孩尸体中间,在这个大团圆结局中,小女孩镇定自若,二叔却大声地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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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2016-07-23 200万爸妈在看 爸妈营

爸妈营说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了下面这张图,内心洪水泛滥,无处可泄。



天灾人祸,总是无法可逃,但是受难的总是孩子、老人、残疾人。

潮涨潮退,人们的记忆也是一样,有些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就这样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手都来不及挥一挥,不带走一片云彩。

如果你也会关心那些水里的孩子,你也可以看看下面这篇纪录,那是11年前的另一个故事。

记得也好,最好你忘记。

如果你能读完,我想你一定会转身亲一亲自己的孩子,和爸妈营一样。



本文由原作者、爸妈营内容合作伙伴【mihoo桑】授权爸妈营转载,其微信号是:mihoohoo,欢迎关注!



作者按:

五月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很重很重的包裹。包裹里是分成很多包的东北的新米,还有两大包晒干的蘑菇和木耳。包裹来自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

如果你听过周云蓬那首《中国孩子》,里面有一句“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歌词里的说的,就是这个东北小镇。

从现在算的话,整整11年了。11年前,这个叫沙兰的小镇来了一场洪水,沙兰镇小学105名学生不幸罹难。

寄包裹的人是其中死去的一个孩子的母亲。

这应该是我记者生涯中最艰难、最辛苦的采访之一,被跟踪、被监视、被旅游,甚至是被塞钱做局,盛世中国的另一面,都在这次采访里有了十分深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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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孩子-周云蓬
            
来自爸妈营
         
              




前言:

民谣歌手周云蓬有首广为传唱的作品《中国孩子》,其中第二句唱到“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相对于第一句歌词中提及的克拉玛依的孩子,沙兰镇孩子形象似乎要模糊许多。

2005年6月10日下午,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沙兰河上游地区突降暴雨,这场暴雨引发了事后被定性为2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巨大的洪流顺势奔袭至全镇地势最低洼的沙兰中心小学,最终夺走了105个孩子的生命。

镇上绝大多数孩子都在那所小学就读,对小镇沙兰来说,105,意味着那一茬儿的孩子少了近三分之一,2015年6月,我们重访沙兰镇。

3600余个日与夜,沙兰的伤口并没有愈合。10年前那些悲伤惊惧,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逝,找到过方寸栖息之地。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
孔照耀说不上来自己究竟是72还是75,但是说到2005年的那次洪水,他的第一反应是扶着锄头立起身来,而后一个激灵。

他说到的第一个句子是“那水啊,钻心凉”。

洪水来之前,孔照耀在沙兰小学门口有间小卖店,后面是他和侄子的二层小楼。那波儿孩子上学放学,都要跟他打照面,有几毛零花钱,就找他买糖吃。

年龄大些的管他喊大伯大叔,小不点儿们见着他,都会甜甜地喊一声“爷爷好”。

在自家二楼上,他看着“瀑布一样”的洪水灌进学校,急速涨水的过程中,孩子们惊恐的哭叫,为了壮胆儿一些班级集体唱歌的声音,以及接下来他趟进钻心凉的水里,试图拽起那些被冲出教室的孩子而差之毫厘、孩子抱着浮木央求“爷爷救救我”的同时,小家伙们慢慢漂走、滑落、沉入水中的场景,成了老人10年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消失的旧址

孔照耀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对他来说,10年前每天捏捏娃娃们脸蛋儿开始每一天生活的情形更像一场梦。

每当有人说起洪水的事,孔照耀说的最多的是“假如和要是如何如何就好了”,他当天看到了骑摩托赶来通知水情而被当作胡闹的家长,也无数次比划如果有个三五分钟自家的二层上站100来个孩子绰绰有余,以及2003年翻盖学校时,只要多垫几方土,悲剧即可避免。

11年前的照片,当年水灾发生后的几天,半夜校舍就被推平了。去年去的时候,只是片空地,巧的是当时也在下雨,即便事后垫高了一两米,仍是积水严重



孔照耀掐着手指算,“10年前,老百姓盖房子拉土,一车才10块钱啊。”而那年翻修学校的上级拨款是74万。

洪水后没多久,学校被人“天不亮就偷偷拆了”,然后垫上了一米厚的土。即便如此,如今的雨天,加高后的学校原址仍会起大片大片的水洼。

10年前,孔照耀家周围曾是沙兰最热闹的地方。如今学校拆的只剩一个厕所,在厕所前方,也就是原来低年级的孩子们的教室原址,孔照耀拢起几十株瓜苗儿。

瓜苗儿整齐排列,每天看它们长大一点点,是10年中大部分的春夏孔照耀消磨时间的方法。



悲伤的新区

年轻大人多外出上学和打工,在孩子们上课期间进入沙兰镇,看到最多的是老人。

多数老人比孔照耀不幸,105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曾是他们真真正正的掌上明珠。

2005年洪水过后,400多受灾户被集中安置于镇上一片高地,这片盖着一模一样房子的区域,如今被称作沙兰新区。

新区边上的广场一角有座仿古的凉亭,是老人们平时扎堆儿的地方。

去年去沙兰镇采访时,刚到当地,苦恼不知道联系谁。然后就在新区村口的凉亭跟一群老人闲聊,我说不知道找谁,一位老大爷跟我说,“姑娘你随便问,这里谁家都没过孩子”。



“我没了一个外孙女、一个外孙”,“我的孙子一年级”,“女孩,7岁,可漂亮了。”老人们头也不抬,自顾自地叙述。

只有一个老太太,躬身抵着凉亭的柱子,听老伙伴们儿讲起往事,哇地哭出了声。老人们对于这种反应似乎习以为常,有几位甚至头也没抬。

末了,一位叫陈新贵的老人悄声对记者说,“早几年的时候,哭都是溜出来偷着哭”,2005年,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不知道去安慰哪个,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陈新贵说,算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105个孩子,对应的是400多位老人。老人们凑到一起唠闲嗑儿,水灾那年逃生的200多个孩子成了老人们的参照标准和多数时候的讨论主题。

“咱家孩子活着也该那么大了”,“王玉山家的那闺女现在在镇上美发店当学徒,长得可好看”,“我家后门那孩子在哈尔滨念大学,去年还带了对象回来”……



旧痛和新生

陈新贵说,最苦的是老人的孩子们,是那年水灾过后,沙兰镇的父亲母亲。

10年前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当年31岁的张丽萍和镇上的许多母亲一样,选择再孕。2006年,大儿子出生。

但这并没有消解张丽萍在泥汤里捞起浑身冰凉的女儿时世界轰然崩塌的无力感。两年后,她又生了一个儿子。

老天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张丽萍一心只想要个女儿。

但至少两个孩子,让她觉得安全。

张丽萍和孩子都没有土地,一家的生计只能依靠丈夫外出打工和他的三亩土地。整整7年,张丽萍连距离沙兰最近的东京城镇都没去过。

做饭的时候,一个背着,一个抱着,炒菜时油锅丝丝响,俩孩子吓得哭。张丽萍说,换作寻常母亲,这点声响也没嘛事儿,但她担心孩子害怕,也担心油点儿碰到孩子,就躲到一边,等油锅的声音降低,那样炒的菜,一半夹生一半焦糊,一吃好多年。

但10年中最让张丽萍心痛的并不是独自拉扯两个孩子的艰难。

老大有年开学要用户口本办个证明,小家伙翻户口本的时候翻到了对他来说陌生的名字,吵着问她“妈妈妈妈,这是谁?”

那是盖着注销章的女儿的户口页,张丽萍不知道怎么回答。打发儿子出去玩,她用手指肚儿来回磨着那纸户口页,哭。

前两天刚上一年级的小儿子跑来跟她哭诉,说几个高年级的哥哥笑话他,“妈妈妈妈,他们说我的名儿是女孩儿的,你为什么要给我起个女孩的名字啊。”



唯一的安慰

不过新生和健康成长的孩子始终是这些父母和沙兰镇的希望。也只有在提到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上几岁的父母脸上才会浮起一丝微笑。

同10年前水灾过后一个班只有10几人上课的惨状不同,新生的这波儿孩子和原本适龄生育者的孩子重叠,镇上7到9岁的孩子明显多于其他年龄段。

2005年过后,原沙兰中心小学异地重建,新校址的地基比原校址高出32米,孩子们的校舍,也不再是简陋的平房,而是被气派的教学楼代替。

这座举全社会的关爱和注目而建起的学校如今是沙兰镇最高的建筑,即使再有风雨,这里也将是危险最后到达的地方。

沙兰学校校长李忠路介绍,受10年前水灾影响,目前校内三四年级的孩子明显比其他年级多很多。

一个班级正常的人数在40人左右,但三四年级每班的学生大约在60人左右。

一个悲剧在时间轴上传导10年,新生的孩子们是父母们唯一的安慰。



焦虑滋长

安慰的同时,焦虑也在一旁疯长。

沙兰镇再孕的母亲集中在45岁上下,张丽萍41岁的年龄甚至被很多母亲羡慕。今年47岁的杨玉梅在失去儿子后也连生两胎,两个女儿。

杨玉梅说,镇上的医生都拿他们这波儿母亲当神经病,老大有年夜里咳嗽,杨玉梅疯了一样半夜去砸卫生所的门,结果孩子只是普通感冒。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上小学,一半是想省钱,一半是担心孩子的安全,两个孩子上学放学,杨玉梅都亲自接送,攥着孩子的小手上下学,校门口都不放心,一定是要到教学楼外等。

2005年水灾的后遗症之一是,杨玉梅们害怕雨天,害怕和水有关的一切。今年六月,沙兰又是连续几天阴雨,每当这个时候,母亲都神经敏感,孩子们感冒发烧或者仅仅是摔倒,她们都会误以为是命运再一次来跟他们抢夺孩子。

和镇上许多母亲一样,杨玉梅染过很多次头发,但怎么遮盖,头顶的花白不消多久就会蹿出来。她希望自己能看起来年轻一点,但是牵着孩子的手往返于学校路上,总有年轻的父母突兀地问“您是孩子的姥姥还是奶奶?”

“一辈子,都让那场大水毁了。”杨玉梅指的是,沙兰镇的这群父母,没能看到第一个孩子成年,但因为目前大都人近中年,在新生的孩子成年之前,他们不得不面临逐渐老去的现实。

能不能看着新生的孩子成年、成家、工作、结婚、生育,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天伦之乐或安享晚年?杨玉梅们想都不敢想。

杨玉梅说,她们这群母亲一辈子都给拴在沙兰了,她经常跟自己的母亲抱怨,当初干嘛要把她嫁到沙兰,不然所有的一切,便不必承受了。

53岁的黄德君特别怀念10年前和女儿聊天的场景,那时候自己是个高大的、风趣的、被崇拜的父亲。而现在,他觉得自己像个被时代狠狠甩开的糟老头儿,新生的小家伙现在要么就是电脑要么就是智能手机,他和妻子,什么都不懂。

黄德君看着镇上年轻人跟他们的孩子摆弄手机都会羡慕得不行,现在自己的孩子八九岁还好说,但他心里怕的要命,到了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会跟自己没话说。



父母的奋战

除了无休止的悲伤和思念,父母们也觉得应该为死去的孩子做更多。

洪水到达沙兰小学前,学校在事发前两年上级拨款翻修没能加高地基,上游王家村以及和胜村接连被忽略的报警电话,有家长来接孩子让老师组织学生逃生被置之不理,以及多数教师未组织孩子们自救自顾奔逃。

还有当年大张旗鼓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媒体舆论集体的销声匿迹,让家长们始终不能认同孩子们死于“200年一遇的天灾”的说法。

在网上找来的11年前的照片。这样的父亲母亲,来自沙兰镇,来自克拉玛依,也来自四川地震的废墟。他们永远是这个盛世的另一面,是“不稳定因素”,是注定被牺牲和遗忘的部分



在水灾中失去儿子的孙守双始终憋着一口气,沙兰的悲剧,绝不能都怪到老天爷身上,没怎么读过书的他只认一个死理儿:如果是后来政府给定性的两百年不遇的天灾,遇难者应该是男女老幼都有,可为什么在沙兰镇,除了几个瘫在床上不能动的老人,交出生命的全都是孩子?

10年中,孙守双和镇上的父母收集了一切关于沙兰水灾和当地涉嫌腐败的材料,先后去了北京十几次。

早几年,到北京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从车站出来,孙守双和几十位父母逮住人就问“到哪里能伸冤啊?”

有好心人给他指路,结果上了公交,来来回回绕一天,也没找对地方。那时候,孙守双们相信北京能有他们想要的公平,所以两个人挤地下室的一张床位,买最便宜的东西吃,只要能找到地方。

随着次数的增多,希望一点点地熄灭。沙兰的悲剧越来越少地被人们提起,所以后来再进北京,他就找人多的地方钻。

有时候进饭馆,他先喊一嗓子,“我一会儿再吃饭,大家能不能先听我说……”人们围观,倾听,跟着流泪,然后散去,但孙守双觉得,作为父亲,这是唯一能给儿子做的事情。



外面的世界

伴随着10年漫漫上访路,这些小镇农民对于外部世界的信任和希望也一点点地瓦解着。

45岁的陈青玲记得有年到北京,有个警察模样的人上来,“你们这一路辛苦,我告诉你们个地方,兴许能解决你们的问题。”一帮人满怀期待地上了那种窗户上带铁网的警车,车停在一个院子里,里面都是些老的、残的上访户。

大门关闭,直到沙兰镇政府来人把他们带回去。

还有一次碰到个热心的记者,父母们接受完采访耐心等待着报道,等来的却是一通充满歉意的电话,“我非常同情你们,但这事太大了,我还要吃饭。”

这两年慢慢出去的少了,一方面是希望越来越渺茫,另一方面,每当这些父母凑到一起,可能都还没出宁安市,就被当地拦下来了。

53岁的黄德君有几年没出去了,他成了新闻联播的爱好者,特别是这两年密集的反腐新闻,即使几千里之外的事,也让他感觉振奋。他觉得“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讲法律。”

早几年,好几位父母都有被拘留的经历,这两年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明显客气了许多,这也被黄德君视作微小的希望。

“什么时候反腐能轮到黑龙江,彻查一下沙兰的事,好给那些孩子一个公道。”



公墓里的孩子

2005年6月,宁安市政府与家属签订赔偿协议,在众多家属的回忆中,当时签协议的过程半是强制、半是恐吓:对积极主动配合在48小时内火化的遇难者家属,除15万元“救助费”之外,还给予5000元补贴和标准为2000元的骨灰盒。

当年的那场拉锯没持续几天,孩子们变成一包包小小的骨灰,被寄存于宁安市殡仪馆。(爸妈营微信号:bamaying)2008年,在父母们强烈的争取下,当地政府修建了一座公墓,用以安放孩子们的骨灰。直到那一年,冰凉的水底未能醒来的105个孩子,最终才得以入土为安。

家属们每人一把公墓的钥匙,定期来看望自己的孩子们。

61岁的齐富贵和59岁的杨丽茵每年至少会去公墓二三十次,这对再婚夫妇婚后唯一的女儿在那次水灾中被冲走,遗体10天之后才被找到。

他们没能再生育。

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们老两口想去四川领养个失去父母的孩子,但没出沙兰镇,就被维稳人员送回家里。

关于女儿,杨丽茵只有一张撕碎了又小心拼贴好的照片,10年前,她终日捧着女儿的照片以泪洗面,心急而愤怒的老母亲一把夺过去,把照片撕碎了。

杨丽茵疯了一样的哭喊着摇晃母亲“你为什么要撕照片,那是我女儿的照片;你为什么要撕照片,那是我女儿的照片……”

母亲的回答杨丽茵一直记着,“可你也是我的女儿啊。”

如今年纪慢慢大了,他们把不多的土地承包给了别人,想女儿了,俩人就去公墓看看,带着清水和布条儿,给女儿擦一下墓碑,说会儿话,再回到10几公里外的家中,年纪越来越大,路越走越吃力,但老两口知道,他们不会停下来。

即使已经过去10年,关于沙兰水灾的采访,仍被当地拼命围追堵截,最终记者在齐富贵家被发现。当政府人员试图强行将记者带走时,齐富贵两口子火了。

“凭啥带走人家,凭啥抢人家相机?”

“你们把记者招来,你们有啥要求,说吧。”

“我有啥要求?我能有啥要求,我只想要自己的女儿。”



后记:

爸妈营联系作者的时候,TA还特地对文中的图片进行了勘误,这么多年了。TA依然没有忘记那些孩子,历经千难万阻,TA依然想让更多人看到这些孩子。在那一刻,内心对记者的崇敬感油然而生。如果没有这些跑在一线现场的记者们,我们又如何接近事实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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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人祸,已经让人无力吐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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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沙兰镇洪灾:一连串错误导致的悲剧"

---- "本文采写于2005年6月,为《南方周末》当年未发稿。"

[ 本帖最后由 小鹿 于 2016-7-27 10: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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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村民说,镇派出所的人总是忙于对无牌照摩托车的罚款,“每次罚200元,罚完 了我们去办证,找借口不给办,完了下回再罚200元。”最让村民难以接受的是,就在6月10日当天,几个孩子的家长骑摩托车去学校接孩子,还被派出所的人 截下了,不接受罚款不让通行,耽搁了这几个家长抢救孩子的时间。”

[ 本帖最后由 小鹿 于 2016-7-27 10: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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