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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边云波: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

边云波: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

边云波: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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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云波: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
2016-07-21 边云波 麦琪的礼物

本文选自边云波弟兄《残年忆史》,通过阅读本文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会的部分历史。本文长约一万字,愿有耐心阅读完毕。

边云波弟兄是华人教会界非常资深的传道人,河北省人。 边云波弟兄是华人教会界非常资深的传道人,河北省人。 1944 年高中毕业时重生得救, 1945 年进南京中央大学读教育系;大学期间加入基督团契,在团契中奉献了自己作传道人。 1944 年高中毕业时重生得救, 1945 年进南京中央大学读教育系;大学期间加入基督团契,在团契中奉献了自己作传道人。 1948 年大学毕业时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叙事诗《 献给无名的传道人 》,激励了不少的基督徒在困境中重新站起,在主面前坚定不移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主牺牲,忠心传道。
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

◆ 圣经中的家庭教会

教会建立初期,耶路撒冷圣城的教会曾经在多人的家里面聚会。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到,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次传道三千人悔改;再有一次传道,悔改的男丁数目是五千人;后来,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样加起来耶路撒冷的信徒总得有一万人以上。使徒行传2:46-47提到,他们在殿中且在家中聚会。“且在家中”原文的意思是“挨家挨户”聚会。当时的一个住家,若能容纳五十个人就不少了,一万多的信徒在家里面聚会,最少得有二百处家庭的聚会。

在使徒行传12:5中也提到,当彼得被希律捉拿起来的时候,关在监狱里面,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当彼得被天使救出监狱之后,他往哪里去呢?他想了想,就往马利亚家里去了。在使徒行传12:12说那里有许多人聚集祷告。前面说教会为他祷告,后来说有许多的人聚集为他祷告,可见那“许多聚集祷告的人”就是“教会”。他们在哪里聚会呢?当时的教会就在马利亚的家里面聚会,也就是说,马利亚的家里有家庭聚会,有教会的会众聚会。

在歌罗西书4:15中可以看到,老底嘉教会曾经在宁法的家里面聚会。在腓利门书2节中可以看到,保罗问在腓利门家里面的教会安,可见歌罗西的教会也是在腓利门家中聚会的。从哥林多前书16:19中可见以弗所教会曾经在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里面聚会,而从罗马书16:3-5中可见罗马的教会也曾在他们的家里面聚会。

教会就是圣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林前1:2),我们信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教会是信主的会众,聚会的房子绝不是教会。所以说,大陆家庭教会无意之中延续了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但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 大陆家庭教会的源起

大陆家庭教会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以前。当时有些人为了方便而在家庭里聚会,比如1924年王明道先生起初就在北京甘雨胡同他自己的家里聚会,第二年成为一个正式的家庭聚会,并且形成了教会。以后在史家胡同买了房子,建立了基督徒会堂,他们的教会便在那里聚会。

1951年三自会成立后,教会就日益冷落。因为三自会的控诉,有一些人被批判,有的被逮捕。信徒软弱,教会聚会人数锐减。在1950年代中期,因为很多的教会都加入了三自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持守圣洁,只有在家里面聚会。

在1954年冬天,我也在天津自己的家里开始了一个家庭聚会。我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个报告,等于是公开的通知,说我的母亲年纪太大,大哥又因大嫂去世,精神和身体不好,所以想要和一些邻居信主的人,礼拜日早晨在我的家里有主日崇拜,从十点到十二点。当时公安部门也没有说不许可,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聚会一段时间。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我就自动地把家里的聚会停下来了。我被捕以后,这就成为我的一个罪状,说我组织反革命家庭聚会。我说我在聚会以前写过书面的报告交给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他们不会把这么一个重要的报告扔掉,你一定能够查出来。那个审问我的人,冷冷地一笑,说不在于你报告不报告,因为你这个人是个反革命,所以在你家庭里面的聚会,就是反革命家庭聚会。你不报告,是反革命家庭聚会;你报告,也是反革命家庭聚会。

三反、五反政治运动时期,被捕的传道人或者是被劳动改造,或者是被送到五教联合的工厂里面做工。当时政府认为所有的宗教职业者,都是迷信职业者,是不劳而获的,必须加以改造。所以许多地方就设立了专门的工厂来改造教育这些人。前文提到的天津飞跃塑料厂,就是这样一个工厂。

牧人都已被监禁或劳动改造,信徒只好在家里聚会了。也曾有好多人到了三自会的礼拜堂,以后觉得得不到供应,也就只好在家里聚会。1950年代末三自会强迫许多教会大联合,这样的批判、联合,造成了混乱。末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几乎所有的礼拜堂都关闭或改作他用。文革中期以后,因为已经没有公众聚会的地方,很多虔诚的弟兄姊妹只有在家里聚会。起初聚会的就是自己的直系亲属,后来连亲戚也可以参加,慢慢地,有一些朋友也就参加了。人数不多,暗暗地聚会。唱诗的时候声音也很小,往往就是两个人小声唱诗,另外的人都是默默地用心灵来唱和。大家聚会时经常流泪认罪祷告,不但为自己认罪也是为万民求告,求主赦免我们这个世代的罪。虽然没有华丽的礼拜堂,不能大声唱诗,也没有固定的仪式,但觉得和神特别地亲近,弟兄姊妹之间也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有属灵的得着。我想大家向着神的心,神是悦纳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家庭聚会就一点一点地兴旺起来了

◆ 艰难时期的聚会地点

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被严重地监视注意的人,以及某些地区也很难在家庭里聚会,因此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聚会地点:

※山洞

1960年代末,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两三年间,在温州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山洞里祷告。这个祷告会,是一个曾在北京恩典院进修过的老姊妹发起的,她在温州一直默默地侍奉主。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位老年的姊妹也遭受到冲击和苦难,但是因为她很有爱心,平素群众关系很好,那些街坊邻居不好对她怎么样,所以慢慢地也就放松了。这个老姊妹就对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弟兄姊妹说,现在应当恢复祷告,应当很好地祷告。所以这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在山洞里祷告。

当时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一位吴秀聪姊妹(那时她只有十八九岁),1990年代亲自和我说过,当年她们都是在一个山洞里祷告,而且只能一两个人或两三个人分着去,不能四五个人成群结队地一起去,被通知去聚会的也是少数的人。但是,不久之后,慢慢地就有些爱主的人知道了她们的祷告聚会。有一个小弟兄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去祷告,不叫着我去?”弟兄姊妹只好和他解释说:“因为那个山洞很小,人太多了不相宜,所以没有通知你。”那个小弟兄非常地难过,说:“不对,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小,你们怕人多。你们是不信任我!”说到那里他更加难过。后来,那个小弟兄也一起参加了祷告。从那以后,祷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处境稍微改善后,他们就不再在山洞里面聚会了,而是在信徒的家里,甚至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祷告聚会。

这是1960年代末在浙江温州,一些年轻人在一个老姊妹的帮助、带领、鼓励之下,在山洞里开始的祷告会。现在,温州各地都有教会,而在中国国内甚至海外也有很多温州人建立的教会。有人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说,温州应当成为中国的安提阿。而温州地区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

※ 地穴

河南的一些地方,当年弟兄姊妹们曾在地穴里聚会。有一位姊妹亲自对我说过:挖地穴需要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心力。有一个家庭决定在他的家里挖一个地穴作为聚会的场所。那家人先把房角的一个橱柜挪开,开始往下挖土(他们住的房子都是直接建在泥土上的)。挖出来的土又要想办法丢掉,不能留在自己家门口,也不能堆在村外,只有运到田野平铺在田间,才不会引人注意。挖土只能在晚上挖,还得趁天未亮时,将挖出来的土运出去。就这样,一铲一铲地挖,一筐一筐地把土偷偷送出去,经过很长的时间,终于把地穴挖好了。等到晚上聚会的时候,先用一个梯子下到地穴里,下去之后上面的人就把橱柜再放到墙角上把它盖起来。如果外面有人来了,就敲一敲橱柜,或者用别的暗号,下面唱诗、祷告的声音会马上停下来。

※  地道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便于作战,挖了一些地道。这些地道在抗战胜利以后并没有填封起来,也没有人使用,空在那里。在某一段时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在地道里面举行两三天的聚会。他们住在地道里,吃在地道里,从早到晚地聚会。

这件事情在1980年代初期,被一个海外的基督徒知道了。他觉得这是个新闻,就在海外说了,甚至在海外的一个刊物上刊登出来。这个弟兄没有想到,这篇报导传回了中国。幸亏当时聚会的那些人有警觉性,及时从地道撤走了,所以当公安人员追查到地道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少许的碗筷,证实这里有人活动过而已。

※   船上

还有些人是在船上聚会的,例如在较大的湖泊里面找一个大船,那个船可以住上十几个人,在船上可以有几天的聚会。

※   海岛、荒山、森林、草原

那时的舟山群岛是一片荒岛,杳无人踪,所以弟兄姊妹就开船到荒岛上,几个或者是十几个人在那里禁食祷告一整天,甚至可以放声歌唱,大声祷告。现在的舟山群岛中,有的岛已经建立了比较大的礼拜堂聚会。当年那样的艰苦,现在却有那么多的人一起聚会,我们应当感谢赞美我们的父神。

南方有些弟兄姊妹上到没有人迹的荒山上,一起祷告唱诗。有时,他们带着一些干粮,在山上聚会一整天。如果山上有山洞,他们也会在山洞里过夜,这样可以在山上聚会两三天。

东北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在大森林的深处聚会一天。因为森林地带比较荒僻,从早到晚聚会,甚至于到深夜,也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些弟兄姊妹在内蒙的大草原聚会。那里的草比人高,如果他们在野草里坐下,或跪在那里祷告,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所以在荒野的草丛当中也有过聚会。

※   其他地点

也有一些其他的地点,不一定是普遍的,我亲自参加过的聚会地点有:

(1)一位南方的弟兄,在半山腰的竹林里(就在大马路旁边)盖了一所房子聚会,并且可以开培训班。那位弟兄说,南方的竹林大概是三年砍一次,我可以以保护竹林免遭偷砍为名,盖一所房子住在这里,实际是在这里聚会。感谢主,很安全,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2)在安徽的南部,有一段时间参加家庭聚会的人很多。到了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也是分别在各个家庭里面聚会,后来每个月一次大家一起在集市聚会。农村五天一个集市,不赶场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个空地。礼拜六下午通知,礼拜日在某个集市上集合,几点到几点是主日崇拜,准时开会,准时散会。到了礼拜日早晨大家都来了,马上就唱诗,马上就聚会,聚会完了以后赶快就散去了,扩音的设备也很快撤走了。这个月在这个地方,下个月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3)我在上海还参加过一次饭馆中的聚会。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一个团契租了一个餐馆,那里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没有吃饭的客人,或者是那时停止营业。那天聚会有七八十个人,在那个餐馆里面甚至可以放声唱诗。证道后,大家是像在崇拜聚会结束时那样散会的。

(4)甚至还有人包租一个招待所,三天完全包下来,一百七八十个人就住在那个招待所里面连续两三天的聚会,后来也是平安无事。2001年我就曾在这样的一个招待所里聚会了几天,大蒙主恩!

(5)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特意买凶宅,凶宅别人不敢买,他们就买下来在那里聚会。

(6)上个世纪末,海内很少电梯,所以一般最高的楼是六层楼,往往一座楼一层是四个单元。有的弟兄姊妹就把六楼的这四个单元都买下来或者租下来,对外说是教计算机或其他课程的学校,实际上是培训传道人的地方,一聚会就是一个礼拜。十多年来非常安全。我有幸在那里讲课两次,同蒙主恩。

(7)还有弟兄姊妹借用一些学校的教室,用开校友会的名义聚会。在门口有一个黑板,上面写着校友会在某某教室开会,去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中确实也有几个校友,也算是校友开会。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学校的小礼堂、小饭厅聚会。有一次我被邀去讲道一天,会众约近一百人。讲到下午最后一堂还没讲完的时候,负责的弟兄慢慢地走到我的身边,态度安详地小声对我说,有人注意了我们的聚会,请您尽早结束讲道。感谢主,我靠主平静地用少许几句话结束了证道。负责的弟兄向会众说:谢谢主,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了,请大家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地离开,隔开距离,安静散会。

写到这里,顺便一提,有人说海内信仰不能够公开、不大自由,在海外信仰是能够公开自由的。但是我知道海内一个地方,在2011年的暑假期间,有些青年基督徒学生就留在学校散发福音单张,给还没有信主的学生传福音。仅仅一个暑假,就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听说前两年信主的人更多,一个暑假就有二百多人决志信主。海外有广大的禾场,有广大传扬福音的空间,但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上街去散发福音单张?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利用学校假期的时候传扬福音?在海外哪一个校区,能够在一个暑假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样的话,我们既得了神儿子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今天呢?愿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多被神的爱激励,尽力向我们周边的人传扬福音。

但愿以上的见证事迹,能够激励今天海内海外的众多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主日的敬拜,也不要忘记我们平时应该参加聚会。圣经上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现在聚会自由多了,但愿我们海内海外众多的弟兄姊妹珍惜这样的机会。请原谅我再重复说一下:教会是圣徒,教会不是礼拜堂,不是建筑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如果有个华丽的礼拜堂,但是会众冷冷淡淡,还不如礼拜堂简陋而会众一团火热,彼此相爱,高举基督,传扬福音。即便聚会的地方不宽阔,不理想,即便在空场上聚会,我们也是教会,也是蒙恩的。求神多赐福我们的教会,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 艰难时期属灵的供应

※   圣经

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只剩下少许的残旧圣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找圣经更加困难。许多圣经被红卫兵烧毁,而有些信徒软弱了,不敢看圣经甚至不爱惜圣经,自己把圣经毁掉。但也有少数基督徒冒着危险暗暗地藏起圣经。有人把圣经藏在阁楼上,有人把圣经藏在天花板上面的暗室里,有人把砖地撬开(那时不是水泥地而是砖砌成的地),用隔水的油纸把圣经包好放进去。还有个别基督徒在田野埋存圣经,用防水的东西把圣经包好放在坛子里,再用当时的一种方法把坛子密封起来埋在田地里。在安徽省的无为县有个林大珍姊妹,我们通过信也见过面,这个姊妹就曾经把自己的圣经埋藏在田地里。后来红卫兵来找她。红卫兵问她:“你还信耶稣吗?”

她说:“我还信耶稣!”

红卫兵就拍着桌子威吓她:“你还敢信耶稣?你有圣经吗?”

她说:“我有。”

“你的圣经在哪里?”

“我的圣经埋起来了。”

“好大的胆子,你敢把圣经埋起来!埋在什么地方了?”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红卫兵气急了:“好,你不把埋圣经的地方告诉我们,你就别想吃饭!”

他们把林大珍姊妹关在“牛棚”里。一天过去了,红卫兵来找林大珍姊妹,就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她说:“不能告诉你们。”

第二天,又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林大珍姊妹仍是回答说:“不告诉。”

这样过了近十天,毕竟在农村,都有邻里之情,有些和林大珍姊妹感情不错的妇女和乡亲就劝这几个红卫兵:“大家都在一个村庄,早晚都要见面,你们这样对待林大珍将来怎么好见面呢?”于是红卫兵就让她吃饭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件事过去了,林大珍姊妹就把她那本圣经从田地里挖出来,放在家里继续读圣经。

1988年,我被平反(就是取消了我的反政府罪名)以后,我和妻子耀轩姊妹去看望林大珍姊妹,就住在她的家里。第二天早晨我们各自读经,一会儿我就听见林大姐不时地问我的妻子:这个字怎么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起初我心里想,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圣经知识也太少了。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手中的圣经就是她埋起来的那本圣经!她的圣经知识虽然较少,但是她的灵命可比我要丰盛得多!!当时我心中非常惭愧。在这里请原谅我提醒一些同工们:千万不要自以为圣经知识丰富而骄傲,将来见主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惭愧自己的灵命贫穷,甚至贫穷得还不如一位农村的识字很少的姊妹!!

文化大革命之后只剩下了极少的圣经,所以往往是几家基督徒读一本圣经,今天你们家读,明天我们家读,或者上午你们家读,下午我们家读。因此有些信徒索性把圣经拆成好几份,分成摩西五经、先知书、诗歌书、四福音书、保罗书信、其他书信和启示录等等,这样好几家人可以一起来读圣经了。那时弟兄姊妹虽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患难过去了,但总担心再有类似的患难,所以不仅读圣经,而且背圣经,不仅是一个人背,而且是全家共同背诵几卷的圣经。有位夏威卿弟兄父子婆媳四人,就是共同把好几卷新约经文全部背诵了下来。后来有些地方开始培训工人,参加培训班的条件中有一条是需要有老弟兄姊妹介绍,但有些老弟兄姊妹确实对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不十分了解,怎么办呢?有些培训班就定了这样的条件:必须要背诵下来全卷的以弗所书或全卷的腓立比书。在陕西北部窑洞里有一次这样的培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姊妹实在背不出来全部的以弗所书,她又很渴慕要参加,后来就在负责的弟兄面前哭,抹着眼泪要参加,哭到最后负责人只好让她参加了。那时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热爱神的话,高举神的话,而且以是否能熟读、背诵圣经为标准来衡量爱主的心态。

那个时候,还有部分弟兄姊妹传抄各卷的圣经。因为纵使拆开圣经毕竟也只有少数弟兄姊妹才能看到,那时也没有复印机,想要更多的人看到圣经,只能传抄。有些弟兄姊妹是传抄一卷,比如说腓利门书,提摩太前后书,比较容易抄,用复写纸一次可以复写三四份,这样大家可以分着看。也有的人用油印,就是铁笔刻钢板、用蜡纸来印,印完以后就传给大家。我听说海外展览过当时用手抄的圣经,用复写纸复写的圣经,油印的圣经,看的人很受感动。

改革开放以后,海外的弟兄姊妹带来少许圣经,大家知道过海关不能多带,带两三本已经很不容易,听说有一次带的数量多,结果被阻截只好丢在海滩上了。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时候,我得到过一本海外带来的圣经。封面是艺术绘画,标题叫《活水》,但是打开以后是全部的约翰福音。我得到“活水”后,就分开来,给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家人看,当时就觉得非常宝贵。感谢主,也有人有这样的智慧。

1995年,我刚刚到海外的时候,问过澳大利亚的弟兄姊妹:“咱们这里圣经多少钱一本哪?”他们说:“很便宜的,比起其他的书便宜多了,我家有好几本呢!”我就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知道,当年在大陆一本圣经是多少钱吗?”他们说不上来,觉得应该很贵重。我说:“当时在大陆圣经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是多少人,冒着危险甚至舍了生命才保留下来的。”我就劝勉海外的弟兄姊妹:“珍惜你的圣经、珍贵你的圣经吧,不要再把神的话当做平常!弟兄姊妹,你的圣经放在书架上是不是已经有灰尘了?如果这样的话,希望把它拿出来,擦拭干净,好好读神的话,不要到了一天你想读,却是没有办法读,没有圣经可读了。”我说这些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主耶稣再来之前一定有很多的患难,世界末了一定有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让我们珍惜现在手边的圣经,热爱手边的圣经吧!

※ 属灵书籍

像《荒漠甘泉》《失乐园》《天路历程》这些属灵书籍,由于红卫兵不懂,就留存在一些弟兄姊妹的手中,成为宝贵的参考用书。除此之外,还有人油印属灵的文稿,例如:

(1)苗树滋老先生的“邮包短文”

苗树滋老先生在山东烟台成立过基督徒查经处,对圣经非常熟,很多都能够背下来。查经的时候,他让弟兄姊妹读经,他自己的圣经却摆在那里不看,弟兄姊妹读的时候,突然他说:“停一停,你再细看一下。”那弟兄一看,呀,读错了一个字。苗树滋老弟兄能够把圣经熟读到那个地步。文化大革命时期,苗树滋老弟兄被红卫兵赶出家门,赶去农村。当时是开批斗会,批斗会结束后打着他走,那些年轻的十七八岁的孩子打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左一个巴掌右一个巴掌,打完之后就让他带着很少的行李去农村了。后来有人问他:“你被打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苗树滋老弟兄说:“我心里面感谢主呀,我不配啊,我不配啊!”
问的人很惊讶:“您怎么会这么想呢?”

苗老弟兄说:“圣经当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被逼迫,我有福了。但是我不配啊!”

苗树滋弟兄到了农村以后,想办法把一些山东的土产品,花生、黄豆、绿豆之类的东西,分寄给很多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收到的是很小的邮包,好像一本词典这么大的邮包,打开邮包一看,花生米或者黄豆、绿豆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句感恩的经文,或者是劝勉我们的话语,或者是一首大家都能够唱的诗歌。这位老弟兄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和弟兄姊妹交通。感谢主,我吃过苗树滋老弟兄寄来的农产品,我也见到过他所写的经句。

(2)以巴弗的公开信

以巴弗弟兄原名吴维僔。他出监以后,从1980年代中期就用铁笔、钢板和蜡纸来写公开信。信的内容是系统地讲救恩,讲主的栽培,怎样在主的道路上过得胜的生活,等等。他把这些信寄给或转发给他所知道的弟兄姊妹。后来,有人也根据他的事迹出了书,来帮助弟兄姊妹。我所见到的他的公开信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字体都是倾斜而工整的。

(3)宋天真的手抄见证

还有,我所知道的,就是宋尚节的女儿宋天真姊妹用复写纸抄写一些经文,或是见证,赠送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我的妻子和宋天真姊妹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就从她那里得到了好多这样抄写的经文、讲道或见证。

(4)《怀念的心愿》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很想念、怀念过去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和我在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间宿舍,或同一个福音工场服侍过,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到底在哪里。这些弟兄姊妹,有的有消息,有的没有消息。所以,我就默默为他们祷告。1980年代初在圣灵的感动中写下一首几百行的长诗,叫《怀念的心愿》。那首诗原来是手抄,后来就用复写纸来复写,再后来就通过打印社打字、印制成册。最后传到饶孝辑牧师手中,由校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只是写作时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不得不特别慎重。许多动心的话、动人的事,遣词用句只能适可而止。所以不敢提起人名,对某些见证事迹表述得过于含蓄,回想起来,常觉亏欠。

(5)解经的传道卡片

一些弟兄姊妹的儿女看圣经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容易看得明白,比如这里一个约翰,那里一个约翰,是不是同一个人?好几处提到马利亚,到底有几个马利亚?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妻子耀轩姊妹就按着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海外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的少量参考书,用一个个的卡片介绍说明到底有几个约翰,有几个马利亚。那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对当时那些青年的弟兄姊妹读约翰福音有很大的帮助,那些卡片我现在手边还存有一些。

(6)录音证道

那时候已经有了录音机。有一位为主坐过监的陈本伟弟兄,被释放之后继续服侍主,在198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一段时间,每个礼拜他都将自己的讲道录下来,再翻录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些没有人讲道的聚会或主日崇拜就可以听这些磁带。以上是当年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常做的几件事。

(7)海外的广播

在1980年代初,收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人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海外的福音广播,并且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听到了福音,甚至组成了教会。

我听到过一件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事。有两个亲姊妹由于脾气习惯不合,长时间不来往了,姐姐住在城里,妹妹住在农村。后来妹妹因为听到福音广播信主了,信主以后她就觉得应该与姐姐和好,所以特地到城里来看望姐姐。刚一见面,姐妹俩觉得既惊喜又难得。住下来后,妹妹向姐姐道歉,姐姐也向妹妹道歉。一起吃饭的时候,姐姐发现妹妹饭前常低头闭眼一会儿。几次之后,姐姐就问她:“你每次吃饭都低头闭眼睛干什么啊?”妹妹回答说:“既然姐姐这样问我,我就告诉你吧,我信耶稣了,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要感谢天父啊!”姐姐说:“哎呀,你信耶稣了,我也信耶稣了!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妹妹说:“我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姐姐说:“我是有人对我传了福音,有时候也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这是当时一些弟兄姊妹作的见证。

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两位农村的姊妹从河北省中部来到天津我的家里,先是谈福音的道理,然后就约请我到她们村里的教会去讲道。那时候我还没有平反(就是还有“反政府罪名”),也要做一些文字工作,恐怕自己不能去,我就问她们:“既然你们那里建立了教会,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讲道呢?”两个姊妹就笑了,她们就告诉我那里的福音是怎么传开的。原来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姊妹,身体很不好,偶然听到了福音广播,她觉得很得益处,就继续听,后来就信耶稣了。

信耶稣之后她把家里的偶像丢掉了,原来她的身体很不好,丢掉偶像之后身体竟好起来了。村里的街坊邻居们觉得奇怪,做了得罪菩萨的事,身体怎么反倒好了呢?那个姊妹就和她们说:“我听福音信耶稣了。”街坊们请她讲一讲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她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我们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天堂!街坊们问:“那怎么能够上天堂呢?”那个姊妹觉得讲不清楚,就说:“你要是想信的话,就和我一起来听广播吧。”于是那村里的一些妇女也开始听福音广播。

后来慢慢地信主的人就多了,土炕坐不下了。没法来听广播的人就问那位姊妹说:“怎么办?”姊妹说:“你有没有收音机?”她说:“我有。”“你有就好了,你把它拿来我给你拨一拨电台,到了时间你在自己的家里听电台广播就行了。”

所以,这个姊妹就是借着给人拨福音电台的方式传福音。那里信主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甚至于将近百人,他们看见天主教有教堂,就说:“天主教有教堂,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礼拜堂呢?我们向县政府申请一下,我们也盖一个礼拜堂。”他们就跑到县城里面申请盖礼拜堂。结果过几天公安人员来了,不是许可他们盖礼拜堂,而是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信耶稣的?”
他们就实话实说:“我们是因为听广播信耶稣的。”

公安人员说:“这个不行,收听海外的广播是违法的,不许听了!”

有些人信心软弱就退去了,但是信心坚定的照样听广播。由于这几个信心坚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坚持真道,慢慢那里根基更稳固,弟兄姊妹在灵里更长进,人数就更多了。那时候她们就找我去讲道。但是我那时候实在不便去讲道,就推荐了其他人过去。我一直知道那个地方的教会是很蒙恩、很蒙福的。

神让中国的教会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经过水火,却进入丰盛之地。之前提到的陈善理老姊妹,原来是一位有名的大夫,后来奉献做了传道人。她在监狱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位姊妹,当时四外无人,陈大夫就小声地对那位姊妹说:“大患难以后,必定有大的复兴。”后来,陈善理大夫在监狱里面殉道被主接去了,和她谈话的那位姊妹以后被释放出来,把陈善理大夫所讲的这句话告诉了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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