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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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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原创 2016-05-23 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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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今天,阎锡山于台北病逝,终年77岁。本刊记者曾于2011年采访阎锡山的秘书原馥庭,今日特发此文。

口述◎原馥庭   主笔◎李菁

阎锡山(摄于20世纪50年代) 


94岁的原馥庭仍保留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从抗战开始一直到1960年阎锡山去世,他担任秘书20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阎锡山。到台北采访他,他特地带我到台北市一家山西饭店吃午饭。他说这是山西人徐永昌从山西太原带来的厨子开的,后来几经易手。
“战乱时分,百姓受的苦,一言难尽,所以中国能有今天不容易啊……”


最后的舞台


我记得接到“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发来电报的那天,是1949年的3月29日。那时候国共双方决定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李宗仁特地召集阎先生与居正、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去南京,在代表团启程前夕,商讨和谈问题。

那时候太原已经被共产党部队包围,但是“飞虎将军”陈纳德组建的“民航空运大队”每天还从青岛飞往太原运送粮食,不过只是空投,飞机并不降落。我们在上午拿到电报后,马上跟青岛方面联络,那边答复:下午派一架飞机来,马上就走。

下午17点左右,我们驱车到了汾河西岸的临时机场。我们几位机要秘书简单地带了一些资料,跟着阎先生登上飞机离开太原,晚上20点多到的南京。阎先生这一走,就此告别了他经营38年的山西。


1949年4月24日,太原战役中,解放军战士押着战犯孙楚、王靖国走出伪太原绥靖公署

在南京,我们一直在等待北平前方和谈的进展情况。阎先生这一次到南京,还特地飞到溪口去见了蒋先生。那时候,大家对国共和谈能否达成一个新协议,其实心底都持悲观态度。

果然不出所料,4月20日,国共谈判破裂的消息传来,解放军第二天便横渡长江,直逼南京。22日,陈纳德派飞机帮助我们从南京退到上海。

蒋介石退位后,行政院长孙科以南京不稳为由,将行政院迁到广州,这使得李宗仁处境尴尬——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而没有政府首脑。这个纷争的背后,其实还是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李宗仁当然对此心知肚明,2月份,他曾委托阎先生到溪口与蒋介石沟通,希望能缓解矛盾。和谈破裂后,心灰意冷的李宗仁干脆又回到广西,蒋介石隐退不出,国民党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已经迁到广州的一些国民党元老劝阎先生:行政院都空了,你还是赶紧到广州来吧!所以在上海短暂停留几天后,我们跟着他又飞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后,阎先生与一些元老们商量,为了大局还是要请李宗仁到广州来。5月3日,阎先生与居正、李文范一起飞到桂林,劝说李宗仁。

李宗仁不去广州,实际上还是因为手上无权,空手怎么做“总统”?阎先生、居正与李文范三人,与李宗仁讨论时局相关问题后,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由李宗仁函请何应钦转送蒋介石。李宗仁开出了几个去广州的条件,大体是要求指挥权、人事权和财权等。5月6日,蒋介石回了一封信,答应李宗仁交出一切权力,5年之内也不过问政治。之后,阎先生与朱家骅、陈济棠又第二次飞桂林。阎先生告诉李宗仁,对于他的六点要求,除了拒绝赴欧美之外,蒋总裁已经承认了五点半,不过是发点牢骚,他劝李宗仁,发牢骚总比不发牢骚好。一番工作下,李宗仁终于答应下来。5月8日上午10点,李宗仁与阎先生等人乘同一架飞机到了广州。而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发完信当天就离开上海,从复兴岛乘江静轮南下到舟山群岛,然后转飞台湾,与李宗仁之间再无往来。

1949年3月,压力之下的孙科被迫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后,何应钦接任;在一片军事溃败声中,何应钦又不得不辞职。于是李宗仁要物色新的行政院长人选。他提名居正出任,居正是孙中山时代的元老,在大家感觉可能稍偏李宗仁一些,没想到在立法院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听说李宗仁有两个委员在香港没有赶回来,结果就差了一票。李宗仁又提名了阎先生,最终获立法院通过。6月13日,阎先生就任行政院长。

这个请来了,那个怎么办?于是李宗仁到了广州后,又派阎先生与吴铁城、朱家骅、于右任三人,到台湾请蒋介石到广州来。国民党之前有个中央委员会,可是到了后来,很多委员们见形势不妙,已四散离去。各奔前程;于是又组织了一个非常委员会,7月,保留国民党总裁一职的蒋介石也到了广州,出任非常委员会的领导人。

阎先生当了行政院长后,还有一个小插曲。9月4日,李宗仁托邹鲁、郑彦棻带话,希望阎先生辞去兼任的国防部长一职,让白崇禧接任。李宗仁这一举动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时候,蒋介石早已转移了黄金和一部分军队到台湾,李宗仁也想拿台湾,可是蒋介石的嫡系陈诚早已驻扎在台湾。白崇禧是李宗仁的人,如果他当了国防部长,就可以有权撤陈诚的职,如果把陈诚撤掉,蒋介石在台湾肯定也就站不住脚。

在政界闯荡这么多年,阎先生对此当然一目了然。阎先生的顾虑是,李宗仁手里还有桂系部队,蒋介石也有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在,如果他把国防部长让给了白崇禧而把陈诚拿掉,陈诚不服从,不等解放军来,蒋、李自己的部队在大陆就会先打起来。阎先生拒绝了辞去国防部长的要求。当时宪法规定,代总统不能直接罢免下面的高级将领,必须要与行政院长联署。蒋介石和李宗仁事先对此也都有协议,同意这个结果。他对前来带话的人说:“如果李宗仁下令免国防部长的职,那我这个行政院长不联署,他的命令就不合法。”邹鲁和郑彦棻起初以为他是开玩笑,后来发现阎先生是当真的。李宗仁最后也就没有动陈诚,也放弃了争台湾的想法。不久,李宗仁回到广西,以治病为名转道香港赴美。


阎锡山

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中,阎先生更多地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李宗仁虽然有“代总统”之名,但实际上他手中没有实权。蒋介石手里不仅仍有20万军队,中央银行的那些人也只听他的命令。两个系统的部队,还是各自指挥各自的。由一个人出来团结两方面,阎先生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他们当年是一同北伐的战友,从年龄上讲,阎锡山比蒋先生和李宗仁都大,资历也比较老,无论在蒋介石还是在李宗仁面前,好听、不好听的话他都能讲。他们两人至少从表面上也比较尊重他的意见。

可是那时候谁也挽救不了国民党了。10月11日,“行政院”从广州撤到重庆;11月28日,解放军已攻占重庆南部的綦江,蒋介石召集顾祝同等商议,认为退得太早的话,解放军势必在半个月内到达成都,所以当天“行政院”又撤到了成都,做最后的努力。12月7日,蒋介石得知成都的刘文辉、邓锡侯准备起义的消息后,才紧急下令撤退。由于形势紧迫、人员甚多,又处于重围中,仅有一架专机,所以阎先生、陈立夫和朱家骅等要员们乘一架飞机离开。我们这些人员后来乘另一架飞机飞到台湾。


远避政治


到台湾后,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辞去了“国防部长”,由顾祝同接任;在以“行政院长”的身份请蒋介石“复职”之后,他又马上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辞职是他自愿的,阎先生是个明白人,他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需要我,赶也赶不走;不需要我,留也留不住。陈诚比他先到的台湾,蒋先生到台湾后得倚重陈诚,所以他这个“行政院长”,就给了陈诚。

阎先生平素话不多,给外界的印象是城府很深,我想这与他这么多年来与风云诡谲的政治打交道有关。

阎先生和后来的国民党官员不一样。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留日时,受孙中山共和思想吸引,加入同盟会,他们一批留日陆军士官学生在东京组成“铁血丈夫团”。除了阎先生之外,还有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云南的唐继尧、蔡锷等,一共28人,他们都掌握着地方军事,实力非常强。从1912年到1927年,北洋15年间换了9个首脑,哪一个都不希望有“革命的山西”,哪一个都不是好对付的。阎先生以辛亥革命者的身份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环境复杂,也实在考验着他的智慧。

在阎先生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他有一套非常大的房子,这个故居至今还保留着。其实阎先生并不是一个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房子?听说袁世凯当年给了他一大笔钱,如果不花这笔钱,袁世凯对他有疑心。袁世凯随时想收拾他,一直没找到机会,所以他同意盖那么大的房子,也是为了让袁世凯放心。


1947年,阎锡山全家合影

北洋军阀统治北方的那些年,孙中山一直派密使暗中与阎锡山联系,指示他“少言”、“待时”,保持北方革命基地,等南军北上时,出兵接应,这些都有记载。当时也有一些人不相信他,认为阎锡山和北方军阀是一派,不支持革命。孙中山先生答复说:“等王用宾从华北来了之后,了解情况再说。”其实这是孙先生的托辞,他内心是清楚阎先生立场的,但事关紧要,他也不能随意走漏半点消息。孙中山还托人带话给阎先生:如果北京压迫太紧,就把部队先带到西北,等待时机。所以,阎先生在山西当政时,一直以“保境安民、不涉外事”为策略,直到1928年6月,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合力完成北伐,统一中国,他特地到中山陵谒陵告祭孙先生。

虽然一直是掌握军权的“地方诸侯”,但阎先生绝不是一个只知武力的一介武夫,他是很注重研究的。1919年,在莫斯科经商的3000多山西人,被俄国人没收了财产,赶了回来。这些人回山西后派代表和阎先生谈话,谈到苏联革命的状况,阎先生召集高级官员和他们开会,听他们介绍情况,然后组织人员研究,究竟是资本主义对,还是共产主义对?前后研究了两年。

20世纪30年代的太原兵工厂

在山西当首领不容易,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山西一直处于战火中,没有安顿下来。光是1912到1927北洋15年,山西就被进攻过10次。比如1925年冯玉祥就曾占领大同13个县中的大部分;北伐之初,张作霖也占了大同好几个月,不过后来马上被打退回去。对内呢,太原、大同和运城,这三个地方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赵国、韩国和魏国三股势力,各有各的特殊环境,所以才有“三晋”之称。所以阎先生有4个秘书,一个是北部五台山的代表,一个是娘子关的代表,一个是东部的代表,我则是运城的代表。这是因为不同工作需要配备的,也是让周围人看,他能把各方面都照顾好,不偏不倚。山西像一个小国家,要让身边人都拥护他,也要花心思。在外人眼里,他这个“山西王”很风光,但在我们这些身边人看来,他其实是个劳碌命,这一辈子做官做得很苦。

也许是因为对这一切已经厌倦,阎先生也很早就决定离开台北,搬到山上去住。他就是要主动做出退出政治的姿态。有一次,台北市长高玉树想到山上看他,下了车站在那儿等。高玉树并不是蒋介石的人,可是阎先生也不见。我只好对高玉树说:“对不起,阎先生不在山上。”那时候政治气氛也十分敏感,他不想让情报人员以为他拉帮结伙。

众所周知,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与李宗仁曾发动针对蒋介石中央军的“中原大战”,后来他和蒋先生重归于好。1934年,蒋介石亲自到山西拜访阎先生。听说阎先生的父亲阎书堂生病,他还特地去阎家探望阎老太爷。这一次山西之行,蒋介石与阎先生就如何抗日、防俄谈了好久。蒋介石有他了不起的地方,他肯低下头拜访阎先生,是因为还需要他;而对阎先生来说,蒋介石不是最好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他也只能支持蒋介石。其实自孙中山去世,国民党没有一个值得所有人佩服的人,阎先生身边的老人经常慨叹:我们推他(蒋)不倒,拥他不起。

蒋介石到了台湾后,还是对阎先生很尊重。有重要事情商量时,蒋介石来过阎家,也请他去过蒋家。刚到台湾时,美国援助台湾条件非常苛刻,蒋介石跟阎先生商量此事,阎先生说了句:“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与阎先生来往的为数不多的政治人物中,徐永昌是最重要的一位。徐永昌比阎先生小4岁,是他最重要、也是他最信任的部下。北伐时期,阎先生从山西出了两路兵,一路从石家庄往北,另一路从山西大同往东打,第一路的总指挥就是徐永昌。这两路兵一出,等于把北京的脖子给掐住了。张作霖打不下去,决定从北京回东北,结果就在回沈阳的路上被日本人炸死了。后来张学良虽说也同阎先生、徐永昌有来往,但那些来往也都是表面的。

1930年,在联合冯玉祥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阎先生远避到大连。他原来的计划是从大连先到日本,再从日本出发周游世界。可是到了大连后,被日本人监视走不掉,阎先生谎称说父亲年纪大了,病重在身,于是租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秘密回到山西,隐居在河边村。那时候派东北军两个军入关,帮了蒋介石一臂之力的张学良控制了华北,他联手蒋介石逼阎先生,限定他一个月时间离开山西。

阎先生离开山西后,徐永昌做了山西省主席,这样的结果,阎先生和蒋先生都放心,他们都知道徐永昌不会乱来。阎先生是1931年8月5日回的山西,没想到,一个月后就发生了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蒋介石不再逼阎先生出国,但张学良还在提,徐永昌像训斥孩子一样对张学良说:“现在怎么还能提这个事?”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东京接受日本投降

徐永昌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军人。1945年9月,身为军令部部长的他代表中国政府,与麦克阿瑟等人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下日本投降书。徐永昌对阎先生很用心,也经常替阎先生操心、出主意。徐永昌平时家里从不接待客人,但阎先生如果有写给蒋介石的信,就让我去徐家送给他看,让他出主意。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阎先生也会请徐永昌到家里来吃饭。

徐永昌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好吃。徐永昌资历老,也敢说话,他对蒋介石说:“河南的天最高,因为刮地皮最厉害。”蒋介石点头不语。徐永昌患肺结核好多年,1959年在台湾去世。我以前没怎么见过阎先生掉泪,但在殡仪馆与徐永昌告别的时候,阎先生给他烧香、鞠躬,还掉了泪。坐车回阳明山的路上,他还不断叹息:“真可惜……”


草庐岁月


在台北待了半年后,阎先生带着我们随行人员50多人搬到台北市郊的菁山居住。菁山原是日本人废弃的茶园,一片荒芜,山上的荒草长到了一人多高,当地的老人都割草挑担卖到造纸厂。日本人占领台湾时,山上还有游击队。这里非常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也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走山路的时候,经常看见野兔四处乱窜。

阎先生租了这块地,盖了9间房子,以茅草为顶,竹片糊泥为墙,房子十分简陋,台风又把草顶给吹掉了。有一次屋里还漏了雨,我们就撑了一把大伞,挂到他床上头,所以阎先生还有过打着伞睡觉的经历。

为了对抗台风和地震,阎先生后来想起了自己家乡山西的窑洞。我们让工人就地取材,用石头水泥又建了5间房。当时蒋介石给他阳明山的另一套房子让他住,阎先生谢绝了。

当时,山上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喝的是用竹管接的泉水。不久,蒋氏夫妇上山去探望他,路况很差,车子也颠簸不已。回到台北后,蒋介石就让人装了一个军用电话,以解决和外界的联络问题。陈纳德和夫人陈香梅来山上探望他时,赠了一台发电机,可是阎先生为了节省用油,仍然点蜡烛工作,直到3年后电力接通。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自己在山上养猪养鸡耕地,一梯一梯地种橘子。跟随他到台湾的侍从人员有四五十位,阎先生用钱也很仔细,一个人一个月在大厨房的伙食大约是100块。这个标准吃了大概有10年,也没有涨过。后来厨子说大家吃得太苦了,阎先生听了这话,才又加了点钱买肉。当时很多卫队的青年人跟着他到了台湾,他也用不了那么多警卫,为了替大家张罗生计,他还曾开过印刷厂。但后来他也养不起这么多人,很多老部属也慢慢地离开了。

那时候我也多少有些动摇,犹豫着该不该继续在山上待下去。当时一个朋友希望我到台北一个机关里做事。有一天我跟阎先生提了此事,他听罢沉默了许久,说了句:“你不能离开我。”我就又留了下来。


1950年,阎锡山在台湾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10年,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读书、思考问题,晚上22点准时入睡。

1959年,阎锡山77岁。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诊断,已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劝他住院治疗。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记挂着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外界都以为阎先生是“华北王”,很有钱,但到了台湾来看,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家庭也是非常普通的。不知为什么,阎先生和家人并不亲近。阎先生的第一位太太在太原抗战第二年就去世了;后来又娶了一位,这位夫人和他同岁,家里非常有钱,她没有生孩子。他们向来不住在一起,阎先生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和太太见一面。这样好多年了,我们也不能问。我记得是1952年左右,这位夫人也去世了。他的孩子很早就去了美国,也很少回台湾。

搬到山上后,他几乎很少出门。他的生活非常规律,头一天晚上我们把他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好:几点几分干什么,给这个人10分钟,等等。他不愿意浪费一点点时间。除了侄子阎志昭偶尔来访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写文章上。不过,他的写作方式是“动脑不动手”,每天他起床后,总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听候他的命令,他口述自己的想法,我们几个记录、整理。比如某天他有感而发,就让我们写下这句:“喜怒不形于色,深沉可,阴险不可。”他睡觉时,身旁有支钢笔,有什么感想,他也随时写出来,交给我们整理。

阎先生的心思都不在生活细节上。有一天要吃晚饭了,我站起来准备离开,他说:“你坐下来,我还有话要和你讲。”副官把饭端过来,放在桌子上,他就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说话。他拿筷子夹了一口碗里的菜,纳闷地问副官:“你们怎么只给我两条面啊?”其实他夹起的是两根豆芽,可见他注意力全不在此。

阎先生平素话不多,阎先生的会客室门上写着三个大字:“持得住。”我们和他一句都不敢多嘴。跟随他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几张和阎先生的照片,因为不敢张嘴提这样的要求怕打扰他。我记得有一年他请了一位客人来吃饭,客人还没有来,副官拿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单独照相的机会几乎没有。

有的朋友来信对他说:“你在台湾寂寞,可以参加宗教活动。”阎先生回信说:“我一天到晚忙得很,我估计再有三年五年,我把该写的写完了,我并不寂寞。”有人对我开玩笑说:“阎锡山是前世五台山的老和尚,你是今世的小和尚。”

阎先生一直患有心脏病,但他那时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上,所以医生劝他住院他不肯。1960年5月20日,蒋先生有一个庆祝会,阎先生因为重感冒加上气喘,就没有参加。第二天,他的身体就出了状况,浑身出汗,在床上坐也不行、躺也不行,我们把台大医院的内科主任请来,医生让他马上进医院接受治疗。等到了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阎先生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后,我们挑了两样东西随他下葬:一支是他平时记东西用的钢笔,非常普通;还有一把剪刀——他生前一个人闲着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拿这把剪刀剪胡子。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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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山西王唉。
想去山西他故居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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