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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张家往事

合肥张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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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胶片:合肥张家往事|故事
原创 2016-05-02 陈杰 看历史
看历史微信公众号:EYEONHISTORY
文/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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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家最后一次大团圆
合肥张家是中国时代变迁的缩影,像是把中国的近代史浓缩在一张胶片上,定格在了张家。张家因时代变迁而崛起,因时代变迁而消散。

中国自清末以来,经历了集权帝制、太平天国运功、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剧烈的变迁。在这期间,一些大的家族消亡或者离散了,一些新的家族诞生了,在这消亡与诞生之间是历史背景的变化。

合肥张家便是这些不断兴亡的家族之一,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兴起,在抗战后分散在世界各地。据周有光的妻子、张家后人张允和回忆: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是望族。

张家高祖父张荫谷去世后,李鸿章亲自撰写《张公荫谷墓表》,由此可见张家和李鸿章关系较好,于是,自然其家族便和淮军渊源较深。


书生治家——张荫谷


明朝时期,张荫谷的祖上从江西迁居到安徽庐州合肥县,张荫谷是一位秀才,三次参加科举考试,无奈都没有考中。于是,他索性放弃诗书和科举考试,转而用心经营家庭事务,教导孩子,他还广交朋友,抚恤乡民,使得家族内外和睦相处、团结一心如同一家人。这就是所谓的弃科举、督家政。

在清末,这种举动以曾国藩最为著名,而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他膝下有九子,以张树声最为突出,张树声继承父志,中秀才后,等待继续应考。在张荫谷的严厉监督之下,张树声和弟弟张树珊文武兼修,毫不懈怠。

在太平天国未起势之前,长江一带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张荫谷在经历了一次寿州(今安徽六安市寿县)动乱后,不禁叹息道:天下其将乱乎?于是,他开始广纳豪杰,将一些习武之人统统网罗过来,好生招待,劝他们为人正直、见义勇为,与儿子们往来切磋。

当时很多人看不透他的用意。后来太平军和捻军对合肥进行了夹击,张荫谷散尽家财,招纳贫户,组织团练,扩充武装部队,进行自卫,同时又声援官军。秀才张荫谷竟然在这样的局势下坚持了七八年。

这些行为和东汉末年的曹操相似,曹操当年散尽家财,招募乡勇抗击乱军,这也是传统社会中乡绅的典型行为。可以说,淮军团练自张荫谷始。他在召集乡民进行自卫的同时,开始建造一种原始而特殊的军事设施:圩子。从此,合肥团练的规模不断扩大。

或许是历史的必然,在张荫谷筑堡扩军的时候,清政府批准了组织地方团练的奏折,安徽人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就在执行人之列。于是,张荫谷命儿子张树声率领张家团练加入了李家团练,淮军便以此为中心开始形成。

清咸丰庚申年(1860)九月十三日,张荫谷去世了,享年58岁。当时,清军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仍未结束,他的逝世,意味着守圩自卫的任务落到了长子张树声身上。


弃武从文——张树声


张树声,张荫谷长子,字振轩,廪生出身,安徽肥西聚星乡人。在李鸿章的淮军中,被公认为“二号人物”,但却几乎不见其争强好胜之迹,有的只是低调、退让和勤勉。这和其父张荫谷的教育不无关系。

张树声一生只有一妻一妾,而同在淮军阵营的刘铭传有8个小妾。在淮军阵营中,李鸿章最为看重张树声,因此在其回乡丁忧期间,推荐张树声接替他为直隶总督。


淮军士兵

张树声始终保持着儒学子弟的特征,看似静默,实则狂潮;看似传统,实则创新。他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且主动出击,譬如争取成为淮军的先头部队;他不肯守旧,就算面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他也要倡言西学,改革旧制。

他的办学精神一直延续到孙子辈。他的儿子张华奎赴川任职时,隐约还能看到他务实做事的影子。

在淮军的诸多将领中,张树声被誉为文武全才,他也是第一个弃武从文迈向政治舞台的淮军将领。自张树声以来,张家注定与苏州有缘。

同治十三年(1874),张树声再次回到苏州,在经历了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及署理山西巡抚和升任漕运总督后,他终于坐定了江苏巡抚实职,若干年前,李鸿章正是从这个位置上起飞的。

遥想当年攻打苏州时,张树声根本来不及细看这座古城的模样,只知道离开时,城内外断壁残垣,建筑、古迹、景观等几乎荡然无存。

在张树声到任江苏巡抚后,实施了一系列重修、重建工程,比如重建沧浪亭、浚治太湖并修建桥梁等,其中,最能体现其施政思想和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当是重建紫阳书院。

紫阳书院是当时江南第一书院,从同治十一年张树声到任巡抚,他花费两年时间、耗巨资在原址重建书院,并奏请同治皇帝书“通经致用”匾额而悬。

紫阳书院到了后期改为江苏师范学堂,罗振玉任督导,王国维曾在此任教。解放后成为苏州中学,树木葱郁,古建沧桑,古碑林立,不远处正是教育家匡亚明的题字“科学楼”,与张树声碑记只有几步之遥。

巧合的是,匡亚明年轻时曾在张树声之孙张武龄创办的乐益女中教书,还曾跟着张武龄学习古文诗词,自称受益匪浅。张树声即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仍然没有忘记倡导新学,这对其子张华奎短暂的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


川东道台——张华奎


抗战爆发后,张家四姐妹之一的张充和从南京迁到重庆工作。在重庆,她遇到不少知情的老人,他们向他谈起一个人,此人在重庆为官9年,做了很多事,这正是她的祖父张华奎。

张华奎是个进士,由于父亲张树声官居高位,所以他出来做事很晚,但是后来,他一入仕就是“川东道台”。

在张华奎短暂的从政生涯中,最出名的就是“大足教案”。张华奎在川东道上“闲置”多年,转折点是刘秉璋入川任总督起用了他。刘家与张家是姻亲,刘秉璋赏识张华奎的才气,调他治理四川盐务。后来,见他办事认真,于次年让他做建昌道台。

张华奎虽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长子,却从未因此而让他官运亨通。光绪壬午年(1882)年,张华奎中了举人。他是长子,也是张家最器重的儿子,因他读书最好。

1889年,张华奎“双喜”临门,首先,他中了进士,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其次,他有了“儿子”。作为张家的长房长子,张华奎一直膝下无子,最后他不得不从张家五房过继一个孩子。

于是,张华奎带着这个刚出生18天的“儿子”从京城赴四川巴县上任了。穿行长江,惊涛骇浪给这个男婴留下了终生的伤害,巨大的声响严重伤害了他的耳膜。

在川东道任上,张华奎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大足教案”。中法战争后,法国势力在中国日长,传教人员的行为引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情绪。

1890年,在四川省大足县龙水镇,法国教会与当地举办的迎神活动产生冲突,以挑煤为业的余栋臣组织当地数百群众杀死教民12人,号召驱逐传教士,一时哗然,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大足教案”。

此案发生后,朝廷当即下旨督促刘秉璋迅速查办。刘秉璋责成张华奎即刻办理。张华奎以为处理教案,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一定要客观公正,据理力争,当然这要有超凡的协调能力。直到张华奎终任,民教不复滋事。

张华奎生于1848年,死于1897年9月4日,年仅49岁。年仅8岁的张武龄随着母亲刘夫人扶柩还乡,几十年后,张武龄也是在49岁的时候去世了。

在重庆任上,张华奎曾参与办学,如广益书院,现在成了一家中学。而他的儿子张武龄终生都在办学。


校长与父亲——张武龄


张武龄的一生,只有两个角色:父亲和校长。他不再像他的父辈、祖辈一样,驰骋疆场和官场,作为一个望族之后,他做出了另一个明智的选择。

辛亥革命前夕,清末政局在风雨中飘摇着,淮军将领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他们的后裔,有的离开军旅仕途,有的改行进入商业、学界,或是留洋海外,更多的则迁居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

江淮一带,自古以来学风日盛,不断衍生新风。1906年,张武龄结婚了,时年17岁。1913年,张武龄24岁,携家眷从合肥出走上海。

对于张武龄出走的原因,张家第五个孩子张寰和和夫人周孝华分析得很有道理:懒散、奢靡、不思进取,纳妾的纳妾,吸鸦片的吸鸦片,赌博的赌博,张家的书香气息越来越淡。

张武龄一生从未纳妾,无不良嗜好,但他无力改变这一切,他能做的恐怕只有出走。他已经有了几个女儿,他担心她们的未来。

从张武龄的一生来看,他似乎只做了两件事,办学和培养孩子。张家从张树声开始就有办学的传统,而办学对张武龄来说却成了职业。

张武龄办学的思想应该是在上海形成的,马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前身),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在办学时专门去拜访了马相伯。马相伯的弟弟马建忠,正是被张树声派往朝鲜处理“壬午兵变”的特使。

张武龄倾心西学,这一点在他对孩子的教育上有所表现,妻子一去世,他就把在家读书的三个女儿送到女子学校。办起乐益女中后,他又接回三个女儿就学。除了乐益女中,张武龄还创办了平林男中。

他在办学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包容的特性,在乐益女中开创了一个校风学风开放的教育试验场。当张闻天、侯绍裘、叶天底等人离开乐益女中后,又有一批进步人士来到学校,他们是匡亚明、顾诗灵、郁文哉等。

1938年,他患病去世,享年49岁,他所创办的乐益女中持续了17个年头。

抗战胜利后,儿子张寰和接过了父亲办学的大棒,他卖掉祖父在南京的房产,用来复校,张充和也赶来助教,还亲自题写了校名。


九如巷姐妹花


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是当代中国大家闺秀的典范,境遇也许各异,吉凶祸福中流露的却始终是书香门第贞静的教养。


前左起:允和、元和 后左起:充和、兆和

合肥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分别嫁给了四位名人:昆曲名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小说家沈从文和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

四人中,才华最高要数张充和,而用情最深算是大姐张元和。由于昆曲,张元和爱上了昆曲当红小生顾传玠,后来经顾传玠的同学、张元和的弟弟张寰和的牵线,两人最终情定昆曲。

虽然,顾传玠后来不再登台献艺,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依然使其背上戏子的标签,即使顾传玠后来去读大学,甚至改名为顾志成。张元和婚后是否幸福,我们不得而知,在张家四姐妹中,张元和话最少,从来对顾志成没有半句怨言。

在1949年初,顾志成在广州成立贸易公司的分公司,本打算接元和、孩子去广州,但“江阴失守”后,他决定要去台湾。张元和虽不能明白,但她依然选择跟随。

顾志成去世后,在张元和的履历中,除了1966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任“秘书”4年外,别无他职。她最大的事业就是婚姻。“愧,愧,愧对志成!”这却成了张元和在顾志成去世后的感慨,并且她多次组织演出来纪念顾志成。

在张家四姐妹中,结婚最早的是张允和,也是张武龄参加的唯一一场女儿的婚礼,婚后张允和和周有光就住在九如巷附近。

才女张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成了一对让众人羡慕的伉俪。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们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雷打不动。

除了和周有光令人羡慕的爱情外,张允和在张家四姐妹中,新锐思想最突出,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女人不是花》,那时候是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开始萌芽,她反对人家说机关里的女职员、学校里的女教师都是瓶中花。

三姐张兆和嫁给了她的“老师”沈从文,当时张兆和因为多科成绩不及格,晚了一年到上海读大学。出于对中文的偏爱,她选听了沈从文的课,正是这次的选课,使得沈从文爱上了这位被同学称为“黑牡丹”的中国公学全能第一、学校女子篮球队长的张兆和。

张充和是四姐妹中才华最为出众的一个,她拒绝了大诗人卞之琳的追求,在姐夫沈从文的撮合下,嫁给了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于结婚后次年赴美定居。

到美国后,张充和与傅汉思的生活陷入了窘境。张充和在图书馆找到了工作,傅汉思一度待业多年,为了应付开支,张充和卖掉了收藏多年、乾隆年间的家传古墨,一个日本人肯出价10000美元,算是很高的价格了。

她对傅汉思说:“我做事吧,你去读一个中文的博士!”张充和做了8年的图书馆馆员,直到10年后傅汉思取得中文博士学位,进入高校任教。

合肥张家是中国时代变迁的缩影,像是把中国的近代史浓缩在一张胶片上,定格在了张家。张家因时代变迁而崛起,因时代变迁而消散。当年的大家族逐渐解体了,张家的后代分散在世界各地,也逐渐融入了各式各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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