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说出了秘密没说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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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白鹿原》是我重读遍数最多的当代文学作品之一，大概仅次于汪曾祺与王小波。其原因倒不是我有多喜欢这部作品。不过，我对《白鹿原》的印象，经历了一个比较奇特的上升曲线。
《白鹿原》1992年发表于《当代》杂志，199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在当年传媒书写的现实中，这部小说并不是单打独斗地冲上文坛，而是被归并到了“陕军东征”这个“文坛现象”中。
我们先来看看当年《光明日报》的报道：
“当1993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北京的四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再加上中国工人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四部重头长篇小说和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它们全是陕西作家的新著。这一下子震动了首都乃至全国文坛。文学界、新闻界一起惊呼——‘陕军东征了！’”
“东征”的作品包括：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报道还称赞这四部小说“都有雄心问鼎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并暗示文坛“应该总结一下陕军东征现象，看看它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什么新启示”。
这四部作品中，争议最大的是《废都》。那是另外一个故事。而《白鹿原》似乎受到的是文坛内外的一致好评，如西安的重量级文学期刊《小说评论》在当年第3期发表了陈忠实的长篇答记者问后，第4期又用了一半的篇幅发了13篇评论文章，此举被人称为给予文学作品的“五星级待遇”。陕西本地传媒的一篇特稿还提到：在西安市，司机违章被警察叫住，送上一本《白鹿原》即可放行。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多次与陕西人聊天时提到《白鹿原》，几乎所有的老陕都将《白鹿原》视为陕西的骄傲。
然而在“陕军东征”的喧嚣之后，对《白鹿原》的争议也渐渐浮出水面。1997年5月，天津评选“八五”（1991-1995）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白鹿原》落选；“国家图书奖”评奖活动，《白鹿原》也落选了。1997年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中，《白鹿原》一开始亦未进入候选之列。后来，身为评委会主任的老评论家陈涌挺身而出予以鼎力支持，使得这部作品得以入围并最终获奖。然而，由于某些评委“强硬的批评意见”，评委会要求陈忠实删改了两三千字，小说最终以“《白鹿原》修订本”的方式获得茅盾文学奖——确定获奖后再修改作品，也算是世界小说史的一桩奇闻。
其时我尚年轻，听老师辈夸赞这部小说是“一部民族史诗”，心想书写的不过关中地区的农村近代史，怎么就算是“民族史诗”？在《白鹿原》出版前后，“新历史小说”正大行其道，苏童、叶兆言、刘震云、池莉、方方、李晓、周梅森都涉足其中。与他们小说里的 “反政治色彩”与“民间性”“日常性”相比，《白鹿原》并不显得多颠覆。与1996年出版的莫言《丰乳肥臀》相比，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对国、日、共那段“翻鏊子”历史的反讽，《白鹿原》都不算极致。
20年后回看那段争论，让人特别感慨。陈忠实在写出《白鹿原》之前、之后，都不算是站在风口浪尖的作家，他对西方文学与历史理论的接受，对重写历史的时代热潮，都谈不上敏感。他与其他陕西“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深受柳青与《创业史》的影响，但又能摆脱柳青不得不预先戴上的意识形态桎梏；他与路遥齐名，同是现实主义大家，但对陕西农村的书写方式又全不相同。
陈忠实在电影《白鹿原》拍摄现场，右为剧中田小娥饰演者张雨绮陈忠实在电影《白鹿原》拍摄现场，右为剧中田小娥饰演者张雨绮
20年后，当年显得比《白鹿原》更极致的“新历史小说”，或“陕军东征”的其他作品（除《废都》外）都很难再进入公众阅读视野，而《白鹿原》却长盛不衰，出版20年，销量超过138万册——好吧，销量在小四他们面前是渣渣，然而《白鹿原》却能屡屡成为公众议题，借助话剧改编、电影改编等等文化事件，总在透过媒体时时冲击公众的眼球耳膜。
为什么呢？
应当说，是《白鹿原》本身的特质决定了这一点。纵观陈忠实的一生，中学学历，一直守在西安，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开始文学创作前，十多年的乡镇干部经历，让陈忠实的字是从田间垄上一个个抠出来的。不管风往哪个方向吹，《白鹿原》源自陈忠实对农村生活的深度了解，这一点不会变。相比之下，同是出身农村却在西安完成大学教育后进入文化场的贾平凹，需要更多地借助传统雅文化的资源，从小品文与禅道中汲取营养，对商州乡村进行某种距离化的书写。
当我前几年不知第几次重读《白鹿原》时，才突然明白为什么我对这部作品的价值评判一直摇摆不定：有时我觉得十分精彩，掩卷又总有五味杂陈的难言之感。我认为大部分评论都高估了《白鹿原》的文学地位，又不能不承认它是难得的扛鼎之作。
从语言来说，陈忠实在《白鹿原》里使用了两套语言：人物对话，几乎是生活中陕西方言的实录，一个个字打在麦地的感觉，鲜活而且有劲；而一旦转到叙述语言，作者严格按照“白话文”的语法规则，且好用成语与比喻——这正是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喜欢强调的重点。我随便引几句：
“她完全不知道嫁人是怎么回事，而他此时已谙熟男女之间所有的隐秘……他抚伤惜痛的时候，心里就潮起了对这个娇惯得有点任性的奶干女儿的恼火。“
“冷先生的义气相助，使嘉轩深受感动又心生埋怨。白嘉轩谋的是鹿家的那块风水宝地，用的是先退后进的韬略；深重义气的冷大哥尚不知底里，又不便道明。”
“冰糖给黑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而又痛苦的向往和记忆，他愈来愈明晰，只有实践了他‘挣钱先买一口袋冰糖’的狂言才能解除其痛苦。”
像这种带有浓重“五四”文艺腔的句子，如果陈忠实其他的语言不那么乡土化，或许还不明显，现在这些句子混在精采活泼的陕中方言与平实细微的器物、风俗描写中，就像糙米中的稗子，让人嚼着很不舒服。
再说《白鹿原》的内容。1990年代，感觉整个评论界都被“现实主义”“民族史诗”两杆大旗蒙住了双眼。“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正宗，《白鹿原》当然可以列入自赵树理、柳青以来的谱系，这也是陈涌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青睐这部作品的原因；“民族史诗”则是“中国文学世界化”的盛大期盼，要打破黑格尔“中国人没有史诗”的结论（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多么渴望中国出现一部“自己的史诗”，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只要发现一部有“史诗”苗头的作品，大家就冲上去将其牢牢摁住，帽子一戴：“就是你了！”）。
现在回看《白鹿原》，确实用它根植于乡土的叙事，形塑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机制与近代困境。《白鹿原》中的白鹿乡，是“士绅社会”的缩影，其坍塌同样是士绅社会崩坏的隐喻。
族长白嘉轩象征族权，乡约鹿子霖象征政权。鹿子霖征税应捐，都得白嘉轩帮忙。这些描写都迎合着“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特征。（关于“士绅社会”与“皇权不下县”，近年史学界有歧见与新说，就目前而言，这两个概念大体还是成立的。）清末兵荒马乱，白鹿乡运转却大体正常，也足见在乡村社会，族权远比政权有效。
电影《白鹿原》电影《白鹿原》
白鹿乡真正的大乱，是在新思想侵入之后发生的。在此之前，虽然世道不靖，但以朱先生为代表的道统与学统，对稳定的治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族长白嘉轩无论何种为难之事，都会问计于姐夫朱先生，你来我去的各路军阀也时时问政于朱先生。关中大儒朱先生无私无我，却是白鹿乡乃至整个关中社会精神的象征。
白家鹿家的小辈，皆师从于朱先生。但在他们进城之后，则或墨或杨，或国或共，变成了新思想新政权中敌对的双方。在国共两党在白鹿原上“翻鏊子”的过程中，朱先生的几位学生互相杀戮，朱先生摇首无语，白嘉轩袖手无方，族权与道统已经无法介入政治，只能维持着世道人心，与新政权与西方思潮争夺民间社会的控制权。
黑娃与田小娥这一对男女，是全书最出彩的人物。他们象征着民间社会最基本的欲望：财与色。黑娃对国共双方的意识形态均不感兴趣，也没有为信仰献身的觉悟，谁能让他出人头地，他就亲近哪方。田小娥亦然，她并不坏，但她完全遵从欲望本身指引的生存方式，让念念不忘世道人心的白嘉轩与鹿三都深感威胁。这种威胁甚至大于外来政权的压迫，因此乡村精英们可以忍受政权的起落更迭，却把黑娃与田小娥这对男女视为最感头痛的深仇大敌。
电影《白鹿原》电影《白鹿原》
用评论家的话说，《白鹿原》包含了1990年代以来的“去革命化”与“再传统化”两重反思，这是小说在出版后争议不断又一路走红的秘密。它通过人物命运与文学描写展现出的这些场景，恰好为这两股最热的思想潮流提供了注脚。而黑娃田小娥的存在，则揭示了人类社会更深的冲突：欲望与规则的冲突。有这样丰富的内涵，《白鹿原》才能成为至今无人超越的顶尖作品。
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舍弃了白灵与朱先生两个人物，实际上就割舍了作品的前两大主题。集中呈现欲望/规则冲突的电影《白鹿原》，被人讥评为《田小娥传》，倒是说出了《白鹿原》继续在新世纪发光闪亮的原因：由于文化政治的原因，公众已不能/不愿讨论 “去革命化”与“再传统化”那么宏大的命题，乡村的空壳化更让为传统社会的招魂无所凭依。唯有欲望/规则的冲突，在都市中，在职场中，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场域，仍在无时无刻的发生。因此电影《白鹿原》讲的不再是一个“中国故事”，而是一个简化提纯后的“人类故事”。原著党不满意，但小白们无需门槛就能看懂这一版的《白鹿原》。
《白鹿原》是一部冲突之书。其中的人物冲突与社会冲突无处不在。陈忠实自己使用的两套语言也在冲突。早在颂歌遍地的1990年代，也有评论家看出了《白鹿原》中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充满矛盾”：“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雷达），“也许陈忠实并未详细考虑儒家传统与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无法继续想象它们之间冲突与交织所形成的生动故事。可是，思想的回避并不能代替叙事的回避。未完成的思想只能导致未完成的叙事”（南帆）。陈忠实的眼光与他笔下的人物如白嘉轩、鹿三基本平行，他不可能对近代中国撕扯纠结的现实与精神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对整个民族且挣扎且前行的未来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他只能用毕生的经验与阅历，写下这一部“带进棺材当枕头的书”。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白鹿原》作者陈忠实
对《白鹿原》最知名的评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其实，秘不秘，是由当时一般人的认知决定的。如果能像陈忠实那样曾沉入土地，就知道那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日常的现实。至于“一个民族”，当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整体认知与把握的中国，秘史也罢，史诗也罢，都只是历史留在骡马大腿上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