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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背后的瞿秋白: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多余的话》背后的瞿秋白: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多余的话》背后的瞿秋白: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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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背后的瞿秋白: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2016-01-15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王彬彬
来源=《并未远去的背影》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其时被共产党人称作"苏区"的江西瑞金;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同学。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太雷介绍,加人中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的那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其间还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习,但堂兄却爱莫能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人讲课。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文。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但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李大钊。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于运动并两度被捕。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1920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这期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绍瞿秋白正式加人中共。1921年6月,瞿秋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期间,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萧劲光、柯庆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学生。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由于国内工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瞿秋白遂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时期,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人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开始的几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六大"的召开就成了当务之急。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大"之地。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进行筹备。1928年5月,瞿秋白间道赴苏。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开幕。在"六大"上,瞿秋白虽仍是政治局委员,但会后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从这时起,瞿秋白就退出了中共决策层,也结束了他政治上的黄金时期。这次在苏联的两年多,瞿秋白过得极为艰难。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崛起。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其时是斯大林的红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同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们的全部资本,虽然不过是在苏联以学生的身份吃过几年面包,但由于有米夫的支持,瞿秋白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这期间,斯大林发动了"清党"运动,苏联境内一片"红色恐怖"。不久前在"白色中国"实行"红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红色苏联"饱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米夫、王明们,也想借"清党"之机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的。他自己虽然有惊无险,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胞弟瞿景白,却在"清党"中"失踪"无声无息地消失。

  
1930.8-1934.1,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六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上海度过。1930年三四月间,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被解除。8月26日,瞿秋白夫妇途经西欧返回上海。这一时期,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被膨化了的"青年干部",也鋳躇满志地杀回国来,意欲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仍是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和必得清除的障碍。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却被赶出了政治局。实际上,从此就离开了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团伙在米夫的支持下"闪亮登场"。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米夫一把抱进了政治局。1931年4月,中共方面的"特务大师"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了总书记向忠发在6月间被捕。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于是,王明成为代理总书记。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上海滩上,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捕。对于王明们来说,上海滩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总书记的宝座,.是王明苦苦追求的。但宝座诚可爱,生命价更高。1931年10月,惊恐万状的王明,终于决定放弃这宝座,惊蛇入草一般逃往苏联。24岁的博古,接替王明成为最高领导。王明也好,博古也好,都视瞿秋白为眼中钉、肉中剌。在政治上将瞿秋白完全边缘化了,在组织上让瞿秋白彻底出局了。这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还要完全彻底地摧毁瞿秋白的声誉。这期间,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瞿秋白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但却仍然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没完没了地自我批判。在被党内同志侮辱着和损害着的同时,瞿秋白走向了文学,介入了"左联",结识了鲁迅。

  
1934.1-1935.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七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区"首府瑞金度过。1933年底,中共中央从瑞金发来电报,要求本已被闲置、被抛弃的瞿秋白赴"苏区"。瞿秋白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但被拒绝。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于月底辗转到达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因为一切依照苏联的体制和称谓,才有这种别扭的说法,用更像人话的话来说,就是"苏区政府"的教育部长。瞿秋白在"苏区"的一年,物质上过着连盐也吃不上的生活,重病的身体当然谈不上治疗和养息了。其时瑞金是博古当政,为了避嫌、为了远祸,即便是一些老朋友,也不敢与瞿秋白接触,瞿秋白精神上的苦闷就更不难想象了。这里的问题是:博古中央既早已将瞿秋白踢开,为什么又不肯让他在上海住下去,非把他从上海、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不可呢?这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1935.2-1935.6,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八个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度过。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却被博古中央留下,不准随军撤离。"中央红军"走后,"苏区"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瞿秋白这些被留下的人,终于无处存身。1935年2月26日(这一日期,有2月22日、24日、26日三种说法),瞿秋白等人在"突围"途中被捕。被捕后,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这里的问题是: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苏区"的博古中央,为何撤离时却又像扔破烂一般扔下他不管呢?这也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从上海弄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当然,若无强有力者的教唆,他们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干时,就生出踢开前辈、掌控全党的野心。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对于米夫为何要极力支持王明、博古们打倒瞿秋白,有关研究者4惯于从米夫的个人品德上找原因。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两岁。20年代初,米夫开始从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并很快成为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具有重大的话语权。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6年底,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抛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米夫提纲"),深受斯大林赏识。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其时,苏共党内的斗争已很激烈,而米夫则是铁杆的斯大林派。
代表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米夫,以中国问题上的"理论权威"自居。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本来,即便瞿秋白一直在国内工作,也必然会与米夫相冲突。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瞿秋白自然会对米夫显示出"应有"的尊重和服从,甚至也能做到强颜为笑。但本质上是书生的瞿秋白,却不能做到彻底隐藏和清除自己的观点、思想,"摧眉折腰事米夫"。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也自在情理之中。王明给人们留下了野心家的强烈印象。但王明其人,其实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是那种绣花枕头式的人物。应该看到,王明们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大煽动起来的。是先有米夫鼓动王明们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才有王明们的野心勃勃。被米夫煽动起来的王明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实非常像"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王明们要在党内造反夺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和团长瞿秋白了。他们用种种手段对瞿秋白进行"无情打击"、与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此中详情,难以尽述。这里,只抄录其时也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一文中的一段话

  
当时"中大"内部宗派斗争很激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党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他们想夺取中国的领导权,对中共代表团是采取对立态度的,他们特别反对秋白同志,诬蔑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秋白同志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之华同志。

  
王明们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而大陆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米夫为何煽动和支持王明、博古这些"革命小将"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瞿秋白时,总强调是米夫本人想要通过王明们绝对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运悲剧都应该由米夫来负责。这样理解瞿秋白与米夫的冲突,应该是很不够的。正像不能完全用个人野心来解释王明们对瞿秋白的残虐,也不能完全用个人品德来解释米夫对王明们的煽动、支持。如果说王明们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则是斯大林。最准确最简捷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意欲绝对控制中共,让中共全心全意为苏联服务,这样才有米夫煽动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苏联喝了几年狼奶的"革命小将"造反夺权。

  
以王明等一干"革命小将"取代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领袖,只因为老一代领袖使唤起来,不十分得心应手。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拋开别的方面不论,仅从性格上来说,陈独秀从顶峰跌入深谷、最终被开除出自己手创的共产党,也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桀骛不驯,非任人驱使之辈,而斯大林则顺昌逆亡。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当然不会和谐。瞿秋白虽然个性远较陈独秀温顺,但也有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节操,有着起码的书生气。更重要的是,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革命者,都多多少少有一点民族情怀,"救中国",原是他们投身革命的始因。这一份民族情怀、这一缕救国初衷,就成了他们绝对听命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种阻碍,自然也是斯大林和米夫所深为痛恶的。

  
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者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一文中说:

  
众所周知,瞿秋白自中共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后,曾出任总书记一职,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开除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一事上,前后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达四年左右。

  
中共党史学家,历来把这一段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也就是国共分裂后,中共展开城乡暴动与土地革命战争,接二连三地遭受失敗之际。以苏联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为了推卸自己指导失敗责任,二则为了培植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王明、博古之类留苏效忠派,因此把中共初期共产主义者,具有民族主义节操的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做为替罪羊,用尽"残酷斗争"的手段予以无情打击。

  
林梵这番话中,特别令我注意的,是"民族主义节操"这句话。陈、瞿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虽然也认同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但国家、民族的意识却又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中国闹革命,首先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仅仅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节操",就使得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要踢开他们。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没有陈、瞿们的"民族主义节操"。他们的心中的确"没有祖国"而只有苏联。杀回国内后,他们也像是苏联派出的一支别动队。如果说陈、瞿们总有着在中国闹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样一种意识,那么,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是从苏联的实际出发而在中国闹革命。他们是"身在汉营心在曹",身在中国心在苏。只要对苏联有利,只要斯大林们欢喜,牺牲全部的中国为苏联服务,他们也不眨一下眼睛。也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晚年在美国所写的《莫斯大林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得好:"不成问题,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

清除了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米夫们着力打击的第一对象,除了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领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瞿秋白作为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身份。米夫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中共的信条,就必须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还要在思想、观念方面彻底清除瞿秋白的影响。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米夫一通声色俱厉的发言,王明们一番吠影吠声的鼓噪,就能解决问题。何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名誉上把瞿秋内搞臭。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闲置被抛弃后,王明团伙仍咬住他不放、仍对他进行批判、侮辱、摧残,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原因。王明逃离上海、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国"苏联后,由博古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博古从王明手中接过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打压瞿秋白的大棒。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越来越难以存在,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1933年初,博古到达瑞金。中央机关迁往瑞金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上海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上海局书记。打压瞿秋白的大棒,又从博古手中传到李竹声手中。李竹声则把这支大棒舞得更髙、抡得更狠。顺便指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捕后立即叛变,成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李竹声于1934年6月被捕叛变,加入"中统"。接替李竹声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作者盛岳。盛岳于1934年10月被捕,也立即叛变,加人"中统"。这些当初疯狂迫害瞿秋白而终于当了"中统"特务的人,得知瞿秋白被捕后宁死不屈,不知作何感想。

  
话说回来,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后,之所以还不断受到王明团伙的打击迫害,也有"咎由自取"之处。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而如果瞿秋白果真从此匿影藏形,或许王明团伙打击迫害的劲头会渐衰,因为打一只早已皮开肉绽的死老虎,自己也会感到厌烦。也许足不甘寂寞,也许是不识时务,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笔,强劲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价值。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瞿秋白是并未得到中央派遣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介人"左联"的。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以瞿秋白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则更是在文艺理论问题上笔耕不綴。这一点已足以令王明团伙嫉恨了。更糟糕的是,在实际的政治问题和理论性的政治问题上,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或对那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或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这就必然令王明团伙恼羞成怒。在王明团伙看来,这是一种捣乱,是一种对抗与挑战。瞿秋白过去的思想理论"流毒"已令他们头痛,岂容瞿秋白继续"放毒",岂容瞿秋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既然瞿秋白"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那"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就是必须继续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9月22曰,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批判。该《决定》强调瞿秋白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太?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展开最无情的斗争……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题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的社论,社论强调批判瞿秋白是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社论号召对瞿秋白要"开展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在中央上海局主政的李竹声,忠实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博古中央的这个《决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一九三一年初,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把我的父亲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王明写的那本《为中共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多处攻击我父亲维它同志。父亲在党刊《斗争》上发表了若千不符合王明一伙观点的文章,他们就诬蔑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并且重新提起父亲在"八七"会议之后犯的错误。

  
对于瞿秋白的"政治残年",这次的打击,可算是最后一击。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博古中央在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的同时,又命令其奔赴"苏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上海已难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苏区"的工作需要瞿秋白。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相平安无事。瞿秋白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比周扬、夏衍们更有理由留在上海。一来他早已被闲置抛弃,二来重病在身。对于博古中央来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已无丝毫价值。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问题是,博古中央为何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这应该有两层用意。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秋白进行监管。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们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实际上,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另一层用意或许更卑劣恶毒。常人认为,瞿秋白重病在身,所以应该留在上海养病。但博古们或许正是为了不让瞿秋由在上海安心养病,才决定把他弄来"苏区"。瞿秋白的病体越是需要上海这样的环境,就越是不让瞿秋白留在上海;"苏区"的条件越是不利于瞿秋臼的健康,就越是要让瞿秋白来到"苏区"。所谓"残酷斗争",所谓"无情打击",所谓"就必须消灭他",不就是这意思么?如果说瞿秋白到"苏区"后,身体一天天恶化,那正是博古们髙兴看到的。只有这样理解博古们的用意,才能理解他们为何强令瞿秋白到"苏区"却又坚拒杨之华同行的请求。瞿杨结合后,十分恩爱。杨之华不但是瞿秋白精神上的安慰者,也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者。对此十分清楚的博古们,当然就不会同意杨之华与瞿秋白同来"苏区"了。既然令瞿秋白来"苏区"本就是以人身迫害为目的,又怎么会同意杨之华这个瞿秋白离不开的人,不与瞿秋白分离呢?说得更直白些,博古们令瞿秋白到"苏区",不仅是要把瞿秋白从上海拉开,也是要把瞿秋白从杨之华身边拉开。在莫斯科时期,王明团伙就想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不妨说,此番令瞿秋白只身赴"苏区",仍是要了莫斯科时期未了之愿,仍是要竟莫斯科时期未竟之业。

  
博古们强令瞿秋白只身赴赣,可能还有更阴暗的心理在驱使。从被王明们脚踢下政治舞台,到离沪赴赣的这几年,某种意义上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快意的几年。前面说到的林梵《瞿秋白之死》中,亦的这样的论说:"自此之后,瞿秋白与杨之华双双棲居隐蔽地在上海生活多年。两人相依为命,甘苦忧患共尝,并结识了鲁迅,成为挚友,瞿秋白还搞了自始至终锺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可谓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王明、博古对瞿秋白在上海夫唱妇随的隐居生活,仍继续进行打击。""十分清楚,指令瞿秋白去江西中央苏区与藉口工作需要,强迫瞿、杨分离,是当时执掌中共大权的王明、博古派对瞿、杨自莫斯科结下的宿怨,予以无情打击的继续。"这几年,瞿秋白夫妻生活很甜蜜,与鲁迅、茅盾等人的交往,也让他品尝到真正的友情。虽然在政治上出局,虽然仍然遭受王明团伙的打击,但在爱情和友情的双重滋润下,瞿秋白的心态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宁、惬意。王明团伙处心积虑地把瞿秋白踢下去,没想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瞿秋白似乎生活得比以前更好。这当然是王明、博古们所不愿看到的。仅仅在全党发动批瞿,还不足以摧毁瞿秋白的这种甚至令他们嫉妒的生活状态,于是才使出了令瞿秋白只身赴赣的狠招。让瞿秋白只身赴赣,是把他从上海拉开,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也是把他从鲁迅、茅盾等人的诚挚友情中拉开。

  
关于瞿秋白到达瑞金后的生活状态,抄几段有关人士的回忆,或许可看出个大概。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曾任"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徐特立在一封写给杨之华的信中,有这样的回忆:"秋白同志到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粮食按人分配,……为着解决苏区全部粮食问题,每一个党员和群众都6动的节省。……有一天我到教育部去了,他留我吃饭,他说有某同志送给他几两盐,留我吃一顿有盐的菜。"陆定一与瞿秋白相识多年,且算得上是瞿秋白的学生。陈清泉、宋广渭合著的《陆定一传》,写到陆定一在"苏区"情形时,有这样的叙述:"这个时候,瞿秋白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也到苏区来了,陆定一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都被视为'调和路线'的人物。为了避免麻烦,陆定一始终没有去看瞿秋白。咫尺天涯,他感到十分遗憾!"物质上,食不果腹,连盐也吃不上。慑于博古们的淫威,连多年老友,也不敢做一次哪怕是礼节性的探望。瞿秋白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计划、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就由博古决定。瞿秋虽然早不是什么髙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洛甫)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髙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可怜的瞿秋白,不知是否曾硬着脸皮去向博古这个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夙敌求情。反正,他向张闻天开口了。张闻天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时也是王明团伙的要员,地位仅次于博古。张闻天当时的头衔之一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算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瞿秋白能向他开口,也算是万般无奈了。当得知自己可能会被留下时,瞿秋白一定是颇为惶恐不安的,他又曾向毛泽东求助。时任"经济委员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以瞿秋白的"从政经验",能在这样的会上当场要求随军转移,实在有些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了。毛泽东其时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是博古们打击排挤的对象,早已"大权叹旁落",颇有些自身难保的意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军中的实力和影响,博古们也照样会将他"一棍子敲出去"。毛泽东当然清楚瞿秋白的命运已定,但在这样的会上,也只能以"下面再说"搪塞过去。

  
10个月前,瞿秋白请求杨之华同赴"苏区"而被拒绝。当明白自己不得不只身离沪、与杨之华生离死别时,瞿秋白当然有伤心、有悲愤,但也还有着希望。这回,当得知自己不得不留下来时,瞿秋白的心,则应是寒到了极点。吴黎平又回忆说: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想见,那就永别了。……"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

  
毛泽东愿意瞿秋白随军转移,应该是真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这一点时,总把瞿秋白历史上曾支持过毛泽东说成是毛此时同情瞿的原因。这样看问题,恐怕还有失全面和深入。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大搞其"农民运动"。对此,中央上层颇有不以为然者。而瞿秋白却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1927年春,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党刊《向导》上发表了一半,就被彭述之等人阻止。瞿秋白则将全文交中共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出版单行本,并为之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毛泽东为"湖南农民之王"。其时毛泽东正抱病武昌,见到这小册子,自是十分感激的。此一层因缘,当然可认为是毛泽东此刻在"苏区"同情瞿秋白并希望瞿随军转移的一种原因。但毛泽东此刻之所以愿意带上瞿秋白,恐怕还有深层的考虑。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本是毛泽东的天下。博古们一到,就把毛泽东挤到一边。毛泽东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正在积极积聚力量准备反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然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力量牢牢掌握住,让与自己一样也被王明团伙打压的人围拢在自己身边,对王明团伙内部也实行分化瓦解,这三条,是毛泽东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击败博古的"三大法宝"。由于王明团伙背后站着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此时的毛泽东已意识到,与他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迫使博古离开总书记的宝座,仴自己并没有登上这宝座,而是将同属王明团伙的张闻天扶上台。这正是毛泽东的髙明之处。这时候,他还不敢显示出与整个王明闭伙为敌的姿态。直到近10年后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才敢于将王明团伙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打击。事实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地迫使博古退位从而将最重要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转移途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将张闻天、王稼祥(也属"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列)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至于瞿秋白,是王明团伙的头号敌人。虽然在政治上已边缘化,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存在本身,就对博古是一种威慑、一种威胁。何况,像瞿秋白这样的人,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理论地位,是人已微而言不轻的。在转移这种特定的过程中,只要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他的话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力争让自己在军中的追随者列席,这帮手中有枪杆子的将领,令27岁的博古无法招架,最终也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在遵义会议这种场合,瞿秋白也许还帮不上忙。但如果瞿秋白随军到达了延安,那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则完全可能助毛泽东一"腿"之力。带上瞿秋白,可能在关键时刻会成为帮助自己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这应该是毛泽东主张带上瞿秋白的更深层的原因。

  
但毛泽东能想到的,博古也可能想到。由毛泽东为瞿秋白求情,或许只能坚定博古留下瞿秋白的决心。也许,其时才27岁的博古,并没有41岁的毛泽东那样深谋远虑。但将瞿秋白留下,却也并不需要如此这般的谋虑。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H,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

  
在今天回首1935年,会觉得蒋之杀瞿,实乃愚蠢之举。瞿秋白是被王明团伙把持的中共所抛弃的人。共产党既然不要这个人了,你国民党又何必杀他呢?杀了,于共产党无损有益;不杀,则于国民党的"党国"有益无损。博古们从江西转移时扔下瞿秋白,本就有"借刀杀人"之意,至少客观上是如此。而蒋介石竟然真用手中的刀杀了瞿秋白,岂非又一次"中了共党的奸计"?如果联系到此前国民党对陈独秀的处置,人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此番的杀瞿之不明智。1932年10月,国民党捕获了共产党的创始者和首任领袖陈独秀。结果,只判了数年徒刑。瞿秋白被捕获时,陈独秀正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单人房里,读书、思考、研究,生活得颇为适意。蒋介石如果真有胸襟、眼光和自信,何不把瞿秋白也弄来南京老虎桥,让瞿秋白与陈独秀在狱中相见,甚至不妨让他们比邻而居,让他们去"共同反省"。他们如果不能"共同反省",那就让他们在狱中继续他们的争吵吧。陈、瞿如真在老虎桥相聚,并且能够促膝长谈,对于后人来说,那真是十分有趣的事。瞿秋白不是一心要研究文学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尽情研究好了。瞿秋白不是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吗,那就弄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屠格涅夫、契诃夫……让他去翻译好了。只要他不怕累死,他就没日没夜地译吧。若果真如此,那是何等佳话。
但这是作为后人的我们,多少有些浪漫的想法。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

  
陈独秀与瞿秋白,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处,则在于他们都曾是中共领袖。不可比,则在于陈独秀任中共领袖前,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早巳名满天下,业绩光焰万丈。而瞿秋白的经历则很单纯,二十出头就到了苏联,一开始就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投身社会的。共产党人,这是瞿秋白惟一的社会身份。陈独秀被捕后,有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各种方式,阻止国民党把陈独秀送上断头台,甚至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国内外人士在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力争陈之不可杀时,也都以他"五四"时期的业绩为理由,这也是惟一的理由。在各国人士的努力下,陈独秀案走向了公开审判,一时间成为轰动全社会的大新闻。此前此后,国民党抓过、杀过、关过、放过许多共产党人,但都由"军统"、"中统"或各级党部处理一切。而陈独秀则站在了公开审判的法庭,且有章士钊这样的大律师为其辩护。陈独秀是惟一的经过了国民政府合法审判的共产党人。在这一点上,瞿秋白则显然与陈独秀毫无可比性。真心想营救瞿秋白者如鲁迅,却又无由营救。自己本就是国民党的敌人,又怎能请求国民党不杀一个曾经的共产党领袖。鲁迅如真的公开营救瞿秋白,那才是大滑稽事。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这些人,或者并不关心瞿秋白的生死,或者甚至认为瞿秋白确有可死之罪。即便有人觉得瞿秋白大可不杀,也实在没有过硬的求情理由。

  
对于蒋介石来说,陈、瞿之不可比,还在于二人之罪实属不同性质。陈独秀执掌共产党时,国民党尚未在全国执政。国共两党,同属"革命党"、"造反党",是"难兄难弟"的关系,是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同志"。在陈独秀时代,国共两党还有过几年亲密的"合作"。从1927年国共破裂开始,陈独秀即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层,1929年11月,更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陈独秀被起诉时,最大罪名是"危害民国"。这里的"民国",当然指1927年以后蒋介石的"党国"。而1927年以后,陈独秀成为中共的反对者,后更成为所谓"托派"的领袖3中国的所谓"托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托派"当然也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但不过是"一小摄"书生在那里空议论而已,并未对"党国"构成真正的"危害"。

  
瞿秋白则大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可谓是罪大恶极。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六人常委之一,实际上则成了最高领导者。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间,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霹雳一声暴动"。有的地方,暴动取得一时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取得胜利,暴动者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击溃,张太雷也死于乱枪之中。我们还记得,是张太雷把瞿秋白介绍进共产党,现在瞿秋白又把张太雷送上了黄泉路。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强调革命正处于"高潮",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怎样施行"红色恐怖"呢?一个字:杀!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密,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虽不同于陈独秀,但也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这首先是因为瞿秋内的价值远不同于本质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忠发。像向忠发这样的人,当国民党从其n中掏出了全部有用的东西后,他就毫无价值了。豢养他,甚至是国民党的耻辱。而留下一个"翻然悔悟"的瞿秋白,却大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国"。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十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当然更为了与"军统"争高下,于是便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无论是"军统"的威迫利诱,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

瞿秋白被"就地枪决"之日,36师也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凡民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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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秋之白桦几乎没感觉被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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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一个人的义路/余杰
   
     (博讯 boxun.com)
   

“眼底云烟过尽时,我正逍遥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一名上身青衫、下身白色齐膝短裤、足蹬蓝色长统袜、黑鞋的教书先生模样的高个子男人,被一队士兵押解到福建长汀罗汉岭下。
    他步履安稳,长发一丝不苟,依然保持着许广平记忆中的那种“演讲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英气勃勃”的神气。
    士兵们暗自低估:这个柔弱的读书人,真的全然不怕死吗?
    死亡,是多么可怕。千古艰难惟一死。
    从天香楼到罗汉岭,这一段路很短,也很长。
    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地点,乃是他三十六岁人生的起点与终点。
    他出生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天香楼”,是中国传统大家族以及文化基础的缩影,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大家族制度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渐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为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诽诅咒毒言,无所不至。”那种生活,他再也不愿继续下去了。他的母亲已经被漫无边际的贫困和冷漠所吞噬——在他十六岁那年,母亲用火柴头上的红磷和着酒喝下去自杀了。
    于是,他从这样一间千年暗室中脱颖而出。他一生都在艰难地寻找光明,像扑火的飞蛾。他不断被黑暗所伤害,黑暗往往就在离他最近的地方。那些他原来以为“亲密无间”的“同志”,纷纷向他射出致命的暗箭。他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以“横站”的姿态,避免从背后而来的暗箭。昔日他曾以为是光明的摇篮的国度,今日他亦不得不承认乃是一处更大的魔窟:革命之后的俄罗斯,充满了“梦想,幻想;枪,监狱”,饥饿的农民吃死人的尸体或绝望地在家中自焚。这样的国度,能成为中国的“老师”吗?他宁愿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也不愿与挥动鞭子的人同挥鞭。
    他陨命的“罗汉岭”,则是一处贫瘠而优美的土地。当年,是否真的有救苦救难的“罗汉”来过这里,已经无从查考了。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假如真有“罗汉”的话,“罗汉”也从未怜悯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农夫们从来都不懂得欣赏风景的秀丽,他们只关心这里是否可以收成庄稼。罗汉岭永远被农夫当作不毛之地,罗汉岭却成了他最后的安息之所。那天早上,他思如泉涌,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本想重新誊写,时间却来不及了。八点钟,他对奉命前来向他出示“毕命之令”的特务连长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是的,他太累了,十多年来,他那瘦弱的肩头承载了太重的负担,日趋严重的肺病让他骨瘦如柴。
    在这些昨天还是农家子弟的士兵们的簇拥之下,他从监牢走向城外的罗汉岭。他对他们没有任何怨恨,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杀戮,无尽的杀戮,同胞对同胞的杀戮,何时才能休止呢?一个人的殉难,能满足那些嗜血的嘴唇吗?他把自己塞到了绞肉机中。生命的终点很快就走到了,最后一缕风吹起他的长发。他安静地盘坐在一片芳草萋萋的草坪上,望了望头上的苍天,微笑着对周围的人说了一声:“此地很好。”行刑的士兵向他举起了枪,并抠动了扳机。枪声响起,凄厉地划破这寂静的山岭,他的鲜血缓缓地渗透进这片苦难的土地之中。
    人类社会一次次地上演这样的悲剧:高擎火炬照亮黑暗的人,往往瘐死黑暗之中。瞿秋白便是其中之一。
   
    瞿秋白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更不适合充当一个政党的领袖。他单纯得像一个孩子,他哪里知道政治是一处险恶无比的“鳄鱼潭”呢?他只是怀抱着一个美丽的理想走进革命队伍当中,他只是希望为同胞多争取一分自由、人权和尊严,让自己的国族稳步地迈向那未来光明的世界。
    “无牛则赖犬耕田”,瞿秋白经常说起这句家乡的俗话,其实这便是他的自况。也许将自己比喻为“犬”过于“卑以自牧”了,在被捕之后接受《福建日报》记者李克长的访问时,秋白感叹说:“田总是要牛来耕的,现在要我这匹马来耕田,恐怕吃力不讨好。”在这里,他总算将“犬”改成了“马”。犬也罢,马也好,其实秋白更像一只羔羊,羊入狼群,焉能全身而退?他被推上领袖的位置,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不懂得权谋术,也不知道厚黑学,他没有流氓的无赖,也没有屠夫的残忍,他甚至永远也学不会如何面不红耳不赤地说慌——而这一切,都是充当一名政治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听听希特勒的演讲,看看斯大林的眼神,瞿秋白跟他们相比简直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族类。
    那是一个成王败寇的世界,成败的关键仅仅是谁更无耻、谁更暴虐而已。瞿秋白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游戏规则,他不愿放弃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于是他只好出局了。秋白自己说过:“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是的,他真该守住那张小小的书桌啊。临死之前,他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时间多翻译几部俄罗斯的文学巨著。这才是适合他性情的工作。
    与后来躺在水晶棺中的那个巨人相比,瞿秋白显然过于“妇人之仁”了。他甚至看不得别人流血,即便是“敌人”的血;他更不会将“同志”当作“敌人”来斗争,他以为所有人参加“革命”,都抱着与自己一样单纯的想法。他在担任中共最高领导期间,手边无一兵一卒,步步皆如履薄冰——“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当时,一切的指令都来自于北边的“赤都”,他仅仅是一个傀儡罢了。但黑锅却要让他来背,这也是党的“安排”。
    突然有一天,铺天盖地的污水向秋白泼过来。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他根本来不及躲闪。于是,他的浑身上下都被弄得臭气熏天。昔日对他彬彬有礼的同志们,如今个个都恶语相向。连共事颇多的李立三也在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谴责说:“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指鹿为马是朝堂上常有的把戏——秋白从来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团体”,否则他又怎么会被孤家寡人地扫地出门呢?
    此次会议,秋白缺席了。虽然缺席,对他的审判仍然完成了。他也许没有想到在《饿乡记程》中的一句话竟然一语成谶——“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是想为大家辟出一条光明的路。”幸亏,秋白还不是那种除了搞“运动”之外便一无所长的“职业革命家”,他与家人一起以化名居住在上海的贫民区,重新开始了文字生涯。要是一直这样下去,该有多好!
    然而,党终究还是忘不了这名已经被罢黜的“废人”。秋白接到了担任苏区“教育部长”职务的任命,而且不准妻子同行。显然,这是一次“不怀好意”的工作安排。其实,他完全可以拒绝此次呼召,他可以继续在亭子间里做一名自由撰稿人。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毅然选择的“自杀”——杀害他的人,既是国民党蒋介石,亦是他本党的同志们,更是他自己。
    在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前夕,瞿秋白写了一篇题为《“儿时”》的短文。此时身患严重的肺病的他,已经预料到了此次远行也许是一去不复返。秋白以龚自珍的诗句“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开篇,算是对自己短暂的生命有一次简单的回顾。“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啊,这生命的‘停止’。过去的始终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他始终是一名悲观的、托尔斯泰式的个人主义者,而非乐观的、进化论和马列论者。虽然被誉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他坦陈自己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著作,倒是对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念念不忘。他不是企图取悦观众的演员,他对于这个绚烂的舞台毫无留恋。
   
    因为临刑前写了《多余的话》,瞿秋白被许多本党的同志视为“晚节不忠”。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在党史上他亦被归入“叛徒”或者“准叛徒”的行列,他所期待的“历史的审判”一直尚未来临。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他的坟墓连同母亲的坟墓一起,遭到了“革命群众”的挖掘和砸毁。
    从某种意义上说,瞿秋白确实是“革命”的叛徒。如果说“革命”意味着杀人放火,意味着焚书坑儒,意味着一种新的更可怕的奴役制度的建立,那么秋白理所当然拒绝这样的“革命”。正如鲁迅所说,革命是让人活的,不是让人死的,让人死的革命便失去了其“正义”的根基。是的,这样的“叛徒”是值得敬重的——天鹅为什么不能拒绝与豺狼为伍呢?凭什么要求天鹅为豺狼装点门面?
    在诺大的党内,瞿秋白几乎没有一个值得深谈的朋友,权力已经让那些人的心灵彻底异化了。秋白惟一的朋友便是鲁迅。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此同怀视之。”这是鲁迅抄录给瞿秋白的一副对联。那时,鲁迅与瞿秋白认识才两年,见面才几次,加在一起不足半年。鲁迅比瞿秋白年长将近二十年,是他们共同喜好的俄罗斯文学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更大契合的乃是他们相似的“文人性情”,以及他们共同的肺病、共同的失眠。深谙世事却又保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鲁迅,丝毫不喜欢那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领袖,斥之为“有山大王气”,却偏偏欣赏瞿秋白这名已经一无所有的“出局者”。卑鄙的心灵各有卑鄙的不同形式,高尚的心灵却因同样的缘故而高尚。
    那段时期,大概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了。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侮蔑和攻击之后,本来就敏感而内敛的秋白更加沉默,只有鲁迅的来访能让他打开的心扉和话匣。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回忆说:“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像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的空气和享着温暖的太阳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我们舍不得鲁迅走……”
    在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最后一次去拜访了鲁迅。两人似乎都有些不祥的预感,这次拜访成了生离死别。鲁迅破天荒地将自己的床让给瞿秋白睡,还从来没有客人享受过这样的礼遇。许广平后来回忆说:“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自动向我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秋白深深感受到了这友情的温暖,面对这样的友情,那些流氓无赖射来的毒蛇般的毒液又算得了什么呢?秋白少有地微笑了,杨之华回忆说:“第二天晚上,他回来了……他对我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茅盾和鲁迅身体都好,海婴也没有什么病。鲁迅和许先生睡了一夜地板,把床让给了我。’他带着微笑,表现了他的满意的微笑。”
    瞿秋白曾经赠给鲁迅的一首诗:“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诗后还有一段跋文:“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瞿秋白和鲁迅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的身上带着“贵族气”并深有“忏悔精神”的“多余人”,此种“多余人”恰恰正是这个民族的脊梁。瞿秋白死后,鲁迅在谈到自己正在翻译的果戈里的《死灵魂》时,叹息说:“(瞿秋白)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定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鲁迅不辞辛劳地编辑亡友的文集,并亲自负责校对和出版过程。
    “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瞿秋白不是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中马前卒”,他只是默默地走一个人的义路。无疑,秋白是失败者,鲁迅也一样——他们生前被无休止地围攻和漫骂,甚至死后也不能避免被苍蝇和蚊子侮蔑的命运。然而,失败乃是他们的宿命,失败乃是知识分子不能拒绝的、来自上帝的礼物。他们正是以失败者的谦卑顺服,获得了那至高至大的荣耀。秋白最终脱下了魔戒重获自由,他的战友们则一辈子都成为魔戒的附庸。秋白虽然死去,灵魂却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舞;他的战友们虽然活着,精神却处于被奴役的可怜状态。谁更幸运一些呢?
    瞿秋白很像唐吉诃德,也很像西西弗斯。哈维尔说过:“知识分子总是与严格的范畴格格不入,因为这些严格的范畴是胜利者们所使用的工具。……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注定是个失败者,就像西西弗斯那样。知识分子成为胜利者的可能性总是令人怀疑。然而,在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尽管遭到不断的失败,他仍然是个没有失败的人——这又像西西弗斯。他实际上通过自己的失败而胜利。因此,他的地位是双重的。不承认这种双重性的存在,最终将意味着接受在胜利者所写的历史中的地位。”是的,我也不接受那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因为我也是失败者中的一员。我安于失败的结局,甚至连脸上的唾沫都不愿擦去。此时此刻,不同的时空交错在一起,我向隐没在惊涛骇浪中的瞿秋白伸出手去:他那雪白的围巾在风中飘舞,他他那柔软的双手仍然如此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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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身为政治家,他缺了一双肮脏的手
原创 2016-02-10 许纪霖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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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文人气十足的秋白身上多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钢铁般意志,而是从小形成的慈悲、犹豫与寡断。他在《多余的话》中承认自己是最怯懦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也不敢的。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我其实是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这是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为了这段文字,文革中被诬陷为“大叛徒”,墓地被砸。十年动乱之后,还了烈士的清白。作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早已载入了光荣的历史史册。然而,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无情解剖的,还有一个作为文人的瞿秋白。那么,何为文人?文人与革命,究竟有何纠结?秋白的一生,似乎作了一个最好的诠释。



《多余的话》流传开之后,一直有人以为是伪作。与瞿秋白有深交的丁玲,第一次在延安读到,第一个反应就是:肯定出自他本人,“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那是一个文弱的、忧郁的秋白,又是一个坦诚的、坚定的秋白。未除的“文人积习”与热烈的革命信念,混杂在一起,在历史的长廊里留下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背影。

秋白出身于常州城里出了名的官宦世家,祖上历代多为进士举人,布政使、知县、五品官铺满了瞿氏族谱。然而,传到秋白父亲一辈,开始家道中落,他的父亲虽然有丹青之才,却屡试不中,成为落魄文人,家里渐渐坐吃山空,债台高筑。母亲亦出身于世家望族,虽然操办家务有方,依然抵不住穷凶极恶索逼的债主,在秋白17岁那年的正月初五,将两盒剪下来的火柴头和着烧酒吞食下去,自杀了。

母亲的死,给年轻的秋白极大的刺激。在他看来,这不是他个人与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旧士大夫阶级的没落。这个在传统社会最为富贵、最有尊严的特权阶级,到了清末民初,已经全然沉没:科举制度的废除,让其不再有繁衍的空间;社会结构的改变,新兴工商阶级的崛起,让乡村的士绅们脸面扫尽,只落得一个“穷”,被驱逐到庞大的游民阶级队伍之中。不过,穷则穷矣,还是要有面子,虽然穷得举债度日,家里还是要有仆妇,维持体面的排场。秋白说:“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在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秋白哀叹不幸出身于破落的士大夫阶级,他与他的母亲竟然成为这个阶级的殉葬物。母亲死了,父亲出外谋生,秋白先是在中学教书糊口,后在堂兄资助下到汉口、北京求学。他有足够的才华考进北大,却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只能到沙滩红楼去蹭课。他不甘心沦落为流民,挣扎着要寻找自己的活路。

流落到社会底层的读书人,不是一般的流民无产者,用秋白的话说,文人是“高等的游民”,也就是有身份而落魄的游士。五四时期的杜亚泉先生最早分析过游士的复杂性格,他称之为“过剩的知识阶级”,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达则与贵族为伍,穷则与游民为伍。”即使与游民为伍。身上依然有士大夫文人的孤傲之气。杨之华是秋白的第二位爱人,也是秋白在上海大学时期的学生。她回忆说,当年的老师里面,邓中夏、张太雷都很有亲和力,学生很容易接近,秋白书教得很好,滔滔不绝,讲问题透彻,学生们对他崇拜极了。但在课后,他不肯多讲一句废话,很难接近,是“骄傲的”、“冷淡的”。秋白西装笔挺,生活考究,以他为原型的丁玲的小说《韦护》中描写道:“他为住处的事真考虑得太多了。他知道,关于这一层他始终都很难邀得以大部分、几乎是全体人的谅解,就是无论怎样,他不能生活得太脏了。”作为曾经的士绅阶级家庭的少爷,他有洁癖,不仅是生活上的,也是道德上的,这使得他后来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之中总是退避三舍,爱惜羽毛,保持高贵的清高,不屑为个人得失,放下身段去争夺。

秋白非常欣赏江南的曲剧,认为它是地地道道的绅士阶级艺术,而代替绅士的近代绅商阶级,是不懂昆曲之美妙的。绅商与绅士,只是一字之差,却隔了一个世纪,这是两种不同等级的文化。秋白赞叹,绅士阶级的昆曲艺术,“多么细腻,多么悠扬,多么转仄,多么深奥”。而绅商阶级的皮簧戏,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草台班子东西,“不但锣鼓要喧天,而且歌曲也要直着嗓子叫,才敌得过台底下打架相骂的吵闹”。皮簧先是平民阶级的,然后为清廷统治者吸纳,最后被新兴的绅商阶级霸占了去,成为了他们的艺术。

然而,你不要以为秋白鄙视的只是新时代的宠儿绅商-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士绅阶级充满怀恋,不,作为传统士大夫阶级的后代,他明白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它,他唱的并非缠绵的挽歌,而是无情的送终曲。他将自己视为士绅阶级的“逆子贰臣”,对这个没落的阶级以及属于它的时代充满了仇恨。秋白在《多余的话》回忆,即使在家里最穷的时候,他也要穿士绅阶级的身份标志长衫,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而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因为深入骨髓,至死都无法摆脱,所以秋白对绅士意识深恶痛绝,一生为其缠绕,不断地与它作着苦苦的精神“圣战”。他留下的许多文字,都是对士绅意识刻薄而犀利的批判,不仅是对外在的敌人,如胡适、陈西滢这些现代化的绅士,而且是对自己,内心无可摆脱的“鬼气”。

秋白的朋友不多,精神上最知心的朋友应该是鲁迅。两人都是没落的士大夫阶级出身,从小经历家庭由盛而衰的巨变,感受过人间的世态炎凉,在心灵深处被周边的势利与冷酷深深地伤害过。1933年,秋白应邀为《鲁迅杂感选集》写序,同为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他对鲁迅的深刻理解远在同代人之上:“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有人问:鲁迅是谁?秋白讲了一个古希腊的神话:西尔维娅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一对孪生兄弟罗谟鲁斯与莱谟斯。兄弟俩一出生就被丢到荒山野岭,是一头母狼喂养了他们,喝狼奶长大的兄弟俩也因此充满了野性。后来罗谟鲁斯杀了亲兄弟,创造了罗马城,并且在大雷雨之中飞上了天,成为了军神。在秋白看来,鲁迅不是在历史上留下功名的罗谟罗斯,他是被杀的莱莫斯,“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他又强调了一遍:“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秋白写的是鲁迅,又何尝不是自况!从没落的士绅阶级家庭走出,被抛到冷酷的社会中去,感受到人间的不平等,因祸而得福,在劳苦大众当中吸取了野蛮的精气。从“文明”的士绅阶级世界,到“野蛮”的劳苦大众世界,这一跨越,不可谓不大,有意思的是,其间的渡舟竟然是南国的梵音佛教。

母亲的自杀令年轻的秋白身心俱裂,在汉口、北京的寄人篱下,再加上坎坷的求学经历,使他感觉生之沉重,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为了摆脱内心巨大的阴影,秋白开始专研佛经,从《唯识论》到《大知度论》,逐字精读。当时的民国政治混乱而令人绝望,社会充满了压抑,人们纷纷避入内心,在佛的世界之中寻找心灵的安顿。梁漱溟如此,瞿秋白亦是如此。佛教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一面叫人自救自渡,避世厌世,另一面要行菩萨之道,以慈悲的情怀投入人世,普度众生。秋白一开始是厌世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五四运动一把烈火,让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秋白也燃烧起来,投入了演讲、请愿活动,这个时候,佛教思想的另一面被激发出来,秋白决心行菩萨之道,救民族与大众出万劫不复的苦海,在众人的事业中获得自我的新生。秋白用“韦护”作为自己的别名,后来他对丁玲解释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

五四运动之后,秋白狂热地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他的笔头很快,一个晚上可以翻译一万字,稿子上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几无涂改。19世纪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各种丰富的社会思想,秋白最喜欢的作家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让他从自己身上找到了“罗亭”——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多余的人”,托尔斯泰教会了他真诚、严肃地对待内心的信仰,拷问自己的灵魂。当然,最大的影响还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它当时有一个美丽的名称:安那其主义,它要求绝对的个性自由、蔑视任何外在的权威与权力,这些浪漫而激进的乌托邦对五四的青年们有莫大的吸引力,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对于迷恋佛陀的秋白来说,安那其主义似乎与佛理又是相通的。他与郑振铎等几个京城的朋友一起办了一份《新社会》旬刊,宣传德谟克拉西和社会主义,但这两个主义在他们心中都染有浓郁的安那其主义色彩,他们要的是心灵的解放、个性的贲张、对权威的反抗以及对平民的同情,讨厌任何有组织的暴力和有纪律的团体。郑振铎后来回忆说:“秋白和我是对社会主义有信仰而没有什么组织的人。”倘若秋白不去俄国的话,必定会像郑振铎一样,成为一个有温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文人,他的文字是那样地细腻柔和,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忧郁感,分外迷人,即使放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也会有他独特的地位。

然而,命运的阴差阳错,让他走上了政治家道路。1920年,秋白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俄国,此行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从一个愤世嫉俗、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安那其主义者,转向了列宁式的共产主义者。新成立的中共当中,懂俄语的很少,而秋白精通俄语,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又见过列宁、托洛斯基,他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两年以后他回到国内,成为中共的核心领袖之一,鲍罗廷出任国民党的高级顾问之后,秋白又是他的俄语翻译,比其他的中共领袖距离共产国际高层更为接近,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便指定瞿秋白代替陈独秀出任中共最高领袖。

但秋白依然是秋白,他洗脱不了身上的文人气。最初回国的时候,他在国共联合主持的上海大学教书,他的学生当中有丁玲,还有后来先后成为他爱人的王剑虹、杨之华。丁玲回忆说,当年上海大学中有茅盾、俞平伯、施存统、陈望道等名师,但最好的老师是秋白。身为社会科学系主任,他不仅为学生讲哲学,还讲希腊罗马、文艺复兴,还有唐宋元明文化。丁玲很奇怪,为什么你不在文学系而要在社会科学系教书呢?过了六十年,她还一直记得秋白的每一个细节。他有文人的激奋,也常带一丝忧郁。这些迷人的文人气质,让女学生们如痴如醉。丁玲的湖南闺蜜王剑虹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她与他一样,都是从小失去母亲的,在丁玲的撮合下,两人走到了一起。可惜不到半年,剑虹因肺病不治离开了人世。

这个时候,另一位女学生杨之华走入了秋白的生活。杨之华是上海大学出名的美女,已经是有夫之妇,但夫妻感情并不好。秋白与子华去浙江与她的丈夫沈剑龙谈判,竟然相谈甚欢。最后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出三则广告:第一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第二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第三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据郑超麟回忆,有一天他去秋白和之华的新家,说话间进来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与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一般,之华招待他,也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

秋白是一个好老师、好作家、好的理论斗士,然而一旦置身于政治战场,他的文人性格就显现出短拙。权力角逐场是人类最残酷的竞争,作为政治家要有曹操的“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狠劲,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以秉承天命的绝对意志粉碎一切挡道的敌人。但文人气十足的秋白身上多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钢铁般意志,而是从小形成的慈悲、犹豫与寡断。他在《多余的话》中承认自己是最怯懦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也不敢的。更要命的是没有自信心,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布哈林第一次与秋白谈话的时候,奇怪地问他:“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

革命队伍之中,有文人也有侠客,文人富有理论与观念,侠客勇于战斗与实践。由读过书的游士领导一大帮底层社会的游民,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其领导层经历过一场由文人到侠客的转变。中共早期是文人的天下,那些参与创党的知识分子,许多在日本、俄国和法国留过学,中共党内特别是高层弥漫着浓郁的文人气息。随着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尖锐,特别是国共决裂之后,那些具有丰富底层社会阅历的侠客逐渐有了施展空间,显现出自己过人的胆略与实战本领,像瞿秋白这样的文人领袖慢慢地边缘化,被排挤出中央核心层。在权力斗争中总是落于下风的秋白沮丧地承认:我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只是一个温和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污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作为文人的秋白过于清高,爱惜羽毛,他狠不下心弄皱自己的长衫,搞脏自己的手。萨特有一出名剧叫《肮脏的手》,布尔什维克领袖贺德雷对总是怀疑手段是否道德的文人革命者雨果大声宣布:“要成就伟大的事业,就不要在乎你有一双肮脏的手!”侠客政治家可以蔑视道德,但文人政治家不行,他们有道德洁癖,过于心慈手软。做浪漫的革命文章在行,从事冷酷的政治行动缩手缩脚,就像布哈林批评秋白那样,像个娘儿们!

本色是书生的秋白,想到了年轻时读过的《罗亭》,那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19世纪俄国有两代知识分子,第一代贵族知识分子长于思考,怯于行动,很快被行动型的第二代平民知识分子取代,于是罗亭成为了那个时代“智慧而无用”的“多余的人”。曾经是那样迷恋过罗亭的秋白,此刻也感受到自己浪漫有余,行动不足,“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他感觉自己已经是被时代淘汰的废物,“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文人这一种智识分子了。”

每回政治上受到挫折的时候,秋白就会浮出小时候的想法:“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 他内心有一个入世的儒家,也有一个出世的道家;有一个自利自渡的小乘,也有一个普度众生的大乘。秋白常常依违于两者之间,痛苦极了。他的一生就挣扎于救世与救心、政治与文学之间,无法自拔。政治非他所愿,却阴差阳错,不期而然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文学是他的最爱,却擦肩而过,只能成为失意时候的内心慰籍。曾经是他的学生的丁玲,后来成为了大作家,秋白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含着忧郁的笑,不无羡慕地对丁玲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

不过,命运终究成就了他,让这位“多余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写下了“多余的话”——一部中国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独特的经典。秋白被捕后,身为中共高级领袖,并非没有生的机会。南京方面专门派员赴长汀劝降,许诺只要秋白自首认罪,出去以后可以到大学当教授,化名做编译工作。并举先前叛变的顾顺章为例,对秋白说:“你看他杀人如麻,转变之后,党国还是很优待他的嘛!”看似柔弱的文人秋白,一涉及到自己的信仰、名誉与气节,立即变得异常刚强、毫不含糊:“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士可杀而不可辱。没有什么比放弃自己的信仰更可耻的了。五四时期的秋白曾说过:“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言,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作为一个“多余的人”,虽然行动的时候一再犹豫,但对于自己的信仰是绝对忠诚的;心灵的自我,就是真实的自我,倘若背叛了信仰,如同行尸走肉。肉体的死亡算什么呢,灵魂才是永恒的。监狱中的秋白在送给军医的照片背后,写下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都说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但秋白早已视死如归,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早年的佛教生死观,在他内心融为一体。他相信,一己肉身之寂灭,不足挂虑,精神所献身的神圣事业,自有传人:“斩断尘缘尽六根,自家且了自家身。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他可以死而瞑目,坦然西归了。

1935年6月18日,执行死刑命令的特务连连长走进囚牢,秋白正伏案书写人生中最后的诗句:“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见刽子手进门,他要他们等等,从容完成最后的跋语:“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出得牢房,进了戒备森严的中山公园,凉亭之下,秋白面带微笑,神态自若地留下最后的照片。据一位在场的记者报道:“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秋白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痛饮数杯之后,秋白放声歌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

餐毕,信步走向刑场。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用俄语、国语吟唱《国际歌》、《红军歌》,四十分钟的步程,若归家之路,自如从容。抵达刑场,秋白见是一片草地,郁郁葱葱,周围绿荫怀抱,鸟儿在吱吱鸣叫。秋白盘腿坐下,对刽子手宛然一笑:此地很好!

枪声响了,秋白的肉身若一片秋叶,悠然飘下,回归自然。而他的灵魂,如同火中凤凰,涅槃永生了。





作者:许纪霖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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