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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与卞之琳的民国罗曼史

张充和与卞之琳的民国罗曼史

张充和与卞之琳的民国罗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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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于2015年6月17日在美国逝世,享年102岁。  张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她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系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张充和在1949年随夫君、美国汉学家傅汉思赴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耕耘一生。她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著名诗人卞之琳与张充和曾经有过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斯人已逝,而往日的情缘已成为后人的谈资。而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在彼此风华正茂时相遇,彼此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这种淡淡的爱与遗憾,也许只属于过往的时代吧。


作者=苏炜

来源=苏炜/著 《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 卞之琳《断章》


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都会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卞之琳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声名,是直接和《断章》名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再别康桥》之于徐志摩一样。


一直听闻,卞之琳这一名篇,就是为张充和写的。诗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张家四小姐”——— 张充和。所谓“卞张罗曼史”,虽然不若现代文坛掌故里那几段著名的罗曼史那么有名——— 比如,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恋,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之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恋,等等;但是,在文学圈子和广大读者中,“卞张之恋”,也早已蜚声遐迩,传扬久远了。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文集》,好像是亲友刚刚寄赠的,我便借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么?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张充和和丈夫傅汉思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这个答案有点出我意料。本来,我等着要听一出凄美悱恻的“罗曼哀史”呢。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从资料上看,卞之琳是一九二九年进的北大英文系。张充和是一九三四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此以前,曾在北大旁听课程。


“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



张家十姐弟


张充和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那,你给他回过信么?”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后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乏“花前月下”的。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唆。别人不了解,以为是我惹了他又不理他,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她有意思——— 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


“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


“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当面想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 张家四小姐,对么?”



《天涯晚笛》

苏炜/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 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我们在北平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就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


我记得在哪个资料上读过,卞之琳晚年整理他的文集,还把他与张充和在虎丘的一张合照放了进去。我猜想,想必就是那次苏州造访,“一堆”结伴出游的年轻朋友们,当时起哄让他们合照的。


“随后我就跟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我拿起桌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随意翻着,笑道:“看来,这段单恋和苦恋,没有成就出伟大的爱情故事,却成就出了一个伟大的爱情诗人。我相信《十年诗草》里面许多有名的爱情诗,都是为你而写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叫《鱼化石》,写得很美,但表述得很含蓄。”


“也许吧,”张充和眼瞳里似含着一丝苦笑,“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写的那些新诗。”


我顺口提起了民国时代那几段有名的罗曼史,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什么的,都曾经轰动一时,便问:“都知道你们‘张家四姊妹’在昆明、重庆时代很有名,你又是四位小姐当中唯一单身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张充和的回答很平静,“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做诗,你说我能怎么办?”说着老人就转移了话题,“陆小曼我倒是见过的,那是战后在上海,不知和谁一起见的她,不过那时,她已经很见衰老了……”



卞之琳


这个话题至此就打住了,张先生似乎再无意细述下去。那天是雪霁初晴的天色,老人心情很好,谈兴一直很高,随后谈到与胡适之、张大千、章靳以等长辈老友交往的故事,似乎比谈论这段“卞张罗曼史”有着更高的兴致。我确实也注意到,在很多人那里——— 除了卞之琳本人,也包括沈从文,更不必说坊间的流传——— 曾经重笔渲染过的这段“卞张之恋”,在张充和以往的口述实录里(比如《合肥四姊妹》),反而一直是分量很轻,一笔带过的。“剃头挑子一边热”,这大概才真实反映了这段著名的民国罗曼史的失衡与失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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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
2015-06-19  
看历史

微信号 EYEONHISTORY


看历史微信公众号:EYEONHISTORY文/王月

看历史故 人↑张充和摄于抗战时期,她所住的这间套房原先是个小佛堂。

“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张充和于2015年6月17日在美国逝世,享年 102岁。她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系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张充和于1949年赴美,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在张充和身边,有说不完的故事。但她总爱待在自己的小园里,向着断井残垣,梦想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

上世纪50年代,卞之琳不再写诗。他将自己近百万字的小说《山山水水》烧掉。这小说写的是他和张充和的故事,已不符合时代的主题。1953年,他投身于江浙农业合作社试点工作。一个秋夜,诗人来到苏州,被安排住进了九如巷3号的张家老宅。

这实在太巧,这里是张充和以及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四姐妹的旧居。这一晚,卞之琳在日记里这样记述:“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偶翻空抽屉,赫然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原来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诗人觉得这是缘分,便把这几张纸取走保存。

回到九如巷时,张充和已经16岁。她出生于1914年的上海,却在合肥长大,因为她的一个叔祖母没有后代,便将充和过继过去。

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她花重金为充和请塾师。头一个爱教骈文,她不满意,又请了一个朱先生。这个老师第一堂课就交给充和一篇《项羽本纪》,让她用红笔断句。

充和便跟着朱先生写字,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课堂在合肥张家的藏书楼的一楼。二楼藏着书,有十三经、二十四史,有小说、剧本,还有上百块笨重的木板,那是《古文辞类纂》十五卷的珍贵雕版。叔祖母让充和随意看书,她在这里读到的第一本长篇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接着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叔祖母去世后,张充和回到苏州大家庭。和她三个时髦的姐姐相比,充和一直待在乡下,所以有些土气。父亲张武龄在苏州创办了女学,三个姐姐接受的是相当洋派的教育,她们知道新文学、白话文,知道胡适之。充和只会古文。

充和的父亲是昆曲迷,每个星期他都会请来老师,让自己的女儿们学唱昆曲。在充和过来之前,这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充和来了,看到姐姐们唱昆曲,她大吃一惊,原来那些曾经读过的句子,都是可以唱的。

多少年后,身在美国的张充和,当起了昆曲老师。她在大学里讲授、示范演出昆曲,让美国人对昆曲之美感到震撼。而她的弟子,也促成了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张充和在美国的弟子陈安娜曾撰文回忆老师:“充和教学生是很认真的,因为她自己学昆曲就非常认真,每首曲子至少拍一百遍,把握了唱腔和气口以后才吹笛子。”

如今昆曲所用的笛子,有两根,一根是尺字调,一根是小工调,这是经西洋钢琴定音后的结果。但充和的笛子,只有一根,是老式的平均孔笛子。如果用这种笛子,音准就跟别的乐器配不起来了。

陈安娜提醒充和,现在昆曲的世界已经变了。但充和却说,“我已经快一百岁了,难道还要我来适应你们的昆曲世界吗?”

过去的昆曲,讲究咬字吐音,讲究基本功,而非急着上台,将身段变得毫无道理的繁复。1986年,为纪念汤显祖诞辰300周年,充和回国,与大姐元和合演了一出《游园惊梦》,元和演柳梦梅,充和演杜丽娘,让台下观众见识了旧世界的风采。这才是水袖轻舞,余音袅袅。

台下一位日本观众看哭了。他说,这是大家闺秀演绎大家闺秀的传奇,精彩、传神。后来,演出的剧照被俞平伯看到,他说这是“最蕴藉”的一张照片。但充和却始终不喜欢登台,每次演出都要鼓足勇气,演出之后好像大病了一场。她喜欢待在家里,在曲会上和志同道合的曲友同乐。

1933年,张充和离开苏州,前往北平,去参加三姐兆和与沈从文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没有事做,她便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结果国文得了满分,数学得了零分。北大还是破格录取了她。

这一年,卞之琳刚刚从北大毕业。那时他已是诗坛新星,闻一多夸他是“技巧专家”,又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是一个榜样。初秋的一天,诗人去达子营二十八号拜访沈从文,看到在槐树下,巴金、沈从文,还有几个文学青年,正听着这个女孩兴高采烈地说话。

充和的北大生活很活跃。她喜欢戴一顶小红帽,便被同学们称作“小红帽”。相比学业,她更爱的是昆曲,常常和卞之琳这些好友去戏院。曲终人散,已是北平城的深夜,男生们首先送充和回到沈从文家中。

后来,充和因病未能完成北大的学业,她回苏州养病。抗战爆发后,她便去了昆明,与沈从文的九妹同住在一个房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她则吹着笛子,将弹琵琶的、弹古琴的都吸引过来,她的房间便成了音乐爱好者的聚会场所。

汪曾祺曾经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文章里写到张充和,“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人便是张充和。汪曾祺是她的粉丝,“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那时没有录像,张充和是如何娇慵醉媚,只能从画上看。

那是1938 年,充和辗转来到成都,在成都演出昆剧《刺虎》。张大千邀她到家中聚会,充和演了一段,张大千极为赞赏,当场挥毫,画了两幅小品送给她。

一幅是古装仕女持扇立在芭蕉下的背影,另一幅是水仙花,象征充和演出时的身段。充和一看这水仙,就做了一个身段,问张大千,是不是就是这个身段,张大千点头说是。

后来,张大千访美,听说充和家的花园里芍药开花了,便天天到她家去作画。仕女图和水仙花,充和还挂在客厅里,不过她已不记得那时她唱的是《闹学》还是《思凡》。

那时的充和,很少工作,但她衣食无忧。叔祖母在合肥为她留下田产,她可以靠收租过活,不必依附他人。相比要养活一家子的沈从文,她手上宽裕得很。

沈从文喜欢带她去淘古董。看到心爱的便让她买,“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充和心里明白,“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

战争期间,万事艰难。在沈从文家中,充和的书桌是四个煤油桶上搭起的木板,她就穿一身朴素的旗袍,梳着麻花辫,坐在蒲团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读书、习字。书桌可以简陋,但笔、墨和砚台必须是最好的。

在昆曲之外,充和毕生的爱好还有书法。幼时她跟着朱先生临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很小就能写大字,甚至题匾额。后来又写小楷。她性格活泼,26岁住在大院子里还要爬树。她那时的字也很俏皮,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不拘一格。

↑张家四姐妹合影于1945年。前左起:允和、元和,后左起:充和、兆和。
1940年,张充和转往陪都重庆,认识了沈尹默,马上向他请教书法。沈尹默教学生,不说她哪一笔不好,哪一字不对,只告诉充和,你应该看什么帖,临什么碑。在这之后,充和的字就有了更多纪律。

去歌乐山的沈尹默家,充和要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或者去搭运煤油的卡车。回去也是坐公交。有次沈尹默坚持要送充和去坐车,但他高度近视,充和担心他找不到回家的路,没上车,偷偷跟在他身后,目送他平安返家。

沈尹默习惯早起临帖练字,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充和也学着这样,勤练不辍。

当时在重庆,空袭警报要响三次,头一次是告知将有敌机来袭,这时候就要停止手头的工作了;第二次是告知敌机已经接近,必须下防空洞了;第三次警报拉响,敌机已经到达。

防空洞就在充和的桌子旁边,她随时可以下去。但等着警报无聊,她就练字。张充和的字,很多都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报响之间写的。她写小楷,因为那时不会有人替她磨墨了。

张充和的爱好,在一群新青年中显得格外另类。大家都忙着追赶潮流、接受新思想,她却停留在古典的世界里。她看不上用白话文写作的人,觉得卞之琳的新诗缺乏深度,对教授古典文学的刘文典却颇有好感,哪怕刘文典口出狂言,说沈从文一个月只应该拿4毛钱薪水。

张充和初识沈从文,是在1932年的夏天。一天,九如巷3号来了一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姓沈,来看张兆和。

沈从文给兆和带来礼物,全都是书。然后,一家人都听着他讲故事。这年冬天,沈从文又来苏州,大家又想听故事,晚饭后就围坐在炭火盆旁,听沈从文讲湘西的故事。

充和听得有些倦了,迷迷糊糊中,听得有人喊:“四妹!四妹!”她惊醒,发现是这个第二次来的客人,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但第二年她就去北平参加婚礼了。

在沈从文之后,卞之琳也来到苏州九如巷。那是1936年,卞之琳回家奔丧后,到苏州拜访养病中的充和。充和很高兴,病中无聊,难得有朋友来看她。她便自告奋勇地陪同卞之琳,游览了苏州的所有风景名胜。

此时的诗人,心中激动得不能自已。3年前他就陷入了单相思,拼命给张充和写信,信里又从来不会吐露爱意,只会说日常事情。充和嫌有点啰嗦了,看过就丢,从来不回。

充和眼中的诗人,有些木讷,有些孤僻,不是她喜欢的类型。但也不好拒绝他,因为他从未表白,“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但诗人还以为,是他太矜持,而对方太洒脱,才错过姻缘。

3年后,在苏州,诗人又觉得爱情的种子突然萌发了。他开始做起好梦,“四姨坐只大船从溪里回来……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拍手,口说好好。”(沈从文《黑魇》)

但他又预感这不会开花结果。诗人开始纠结,便写了《无题•断章》这样的诗。

诗人写给充和的情诗,每一句都绕得千回百转:你的笑影让人想起春水,又联想到水能载舟,便让船载着你去看杏花吧;散步时发现衣襟眼上可以簪花,联想到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容了你的款步。

诗人就算是写出像《鱼化石》这样“直白”的情诗,还要借口是一条鱼或是一个女子所说: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抗战结束,充和回到北平。1947年,她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她继续借住沈从文家中。一个叫傅汉思的德裔美国人经常来访,他在北大任教,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要跟沈从文的两个儿子学中国话,也要找沈从文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

他来得太勤,让沈从文以为,这个外国人是看上充和了,便不跟他多谈。傅汉思一进门,沈从文便大喊:“四妹!找你的!”

跟中国传统男性不同,傅汉思热情开朗,又很主动。充和并不讨厌他,跟他交往起来。第二年她便嫁给了他。那年她35岁。

↑张充和与傅汉思的结婚照
两个月后,两人乘船远渡美国,随身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对于时局,张充和并不关心。

1936年,她经胡适介绍,进入《中央日报》编辑“贡献”副刊。一年多时间,她发表了不少散文,这些就被编成了《小园即事》。其中文章,有的像是小说,从她的童年经历敷衍而来。有的则像是命题作文,写箫,写门,写路,写自家的庭院。

充和写道,张家在九如巷的庭院,总是要被家里的人按自己的喜好来布置。姐姐爱富丽,所以种上两棵牡丹;四弟想学农,就种上各种蔬菜;她自己想种些四季常青的草,却被专业人士否决,便种上了黄花菜,又名萱草。她还种上了茑萝,爬得满篱都是朱红的小花,像火红的星星。

她时常就从这篱笆门下走过,茑萝就在她头上拂着。

她一直写到 1937年8月。正值民族危亡之际,但她写的,依旧是小女儿的絮语,而非激扬文字。

只有一篇《风筝》比较特别。文中的“我”正在跟先生学《论语》,听见窗外飞机的响声,以为是张小二放的大老鹰风筝。飞机不见了,我以为是风筝脱了线,便去安慰张小二。张小二却没放过风筝。第二天我看到风筝又脱了线,又去找张小二,结果发现张小二的二姨被炸死了。风筝其实是飞机。

对充和而言,她无意控诉战争的恐怖,更多还是沉浸在童年的回忆里。在合肥,她没有玩伴,只有书房和先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才把合肥上空的飞机,当作是断了线的风筝。

母亲不在身边,她只有叔祖母,别人问她:“你是谁生的?”充和总是回答:“祖母。”

祖母信佛,法名识修。识修在家修身养性外,也去寺庙庵堂修行善为。充和那时也皈依三宝,会诵几种经咒,如大悲咒、往生咒,心经之类的短经咒是会像流水似的背出,被出家人视为佛门小弟子。

那时充和还一个字都不认识,但叫她念经念咒她都很高兴。她还喜欢去罗汉堂数罗汉。这是有讲究的,自己多少岁,数到相应的罗汉,就是将来的自己。

充和一个个去数。她数到的罗汉,有的是一个老者抚弄着一只猫,有的手拿一本书,有的身上缠着一条蛇。但一直数下去,她都找不到她喜欢的样子。

后来,充和想起往事,也想起《思凡》中有一段写这些罗汉:“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儿错,光阴过。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降龙的,恼着我,伏虎的,恨着我。那长眉大仙愁着我,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充和感叹说,在现实的世界中,她找到的自己,也总不是理想的自己。所以,干脆放弃吧,让自己忘了自己吧。这也就是物我两忘,随心所欲。

于是,我们就有了不合时宜的张充和。她写道,“我爱最新的各种小玩具,可是更爱古老一点的。”朋友说,“什么时候我跳到一个更新的世界里去。”她却说,“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她要向线装书中,向荒废的池阁,向断碣残碑中去找朋友,梦想一点古人的生活。

不想去适应新的社会,所以她就离开了。就是这样。在美国,她仍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早上起来,就去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空了便去照料她的园子。

她种了牡丹和玫瑰,也种上蔬菜和果树。竹林下有一张长椅,她来坐着,写诗道:“雅俗但求生意足,邻翁来赏隔篱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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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过去 知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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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最后的闺秀张充和
原创 2015-06-18 薛小草
三联生活周刊




张充和

九如巷是苏州市区的一条小巷,不长,却因曾经居住过从合肥迁去的张家,增添了几分书卷气。说起“合肥四姐妹”,张充和是最具有合肥气息的一位。在上海出生之后,充和的一个叔祖母识修没有后代,十分想收养她,充和的母亲陆英就将她过继给了这位见多识广的叔祖母。直到16岁回到苏州九如巷,张充和的将童年的记忆都留给了合肥这座城,在老年张充和的访谈中,仍可辨出某些发音中的合肥口音,质朴、踏实、坚韧,略带土气。她不像三个姐姐那样,可以经常上戏院看戏,接触到更新鲜流行的事物,而在姐姐们的眼中,小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


抗战胜利后,张家孩子齐聚上海大团圆

张家兄弟姊妹十人,姓名都很别致,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在前,名字里都有两条腿,意思是要跟人家走;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六兄弟在后,名字里都有宝盖头,意为要留在家里。

张家姐弟年轻时都是民主、自由新潮的追逐者,也喜欢写点东西,娱己悦人,1929年夏天,家庭杂志《水》诞生,张家的人都喜欢水,就像三姐夫沈从文说的,“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的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柔弱中有强硬,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他们在这块自留地里写稿、刻印,将杂志分赠给亲友同好,乐在其中。然而,随着社会动荡,各自生活有了新的轨迹,《水》停刊了。67年后,几位老人兴致勃勃地又将它复刊,允和任主编,兆和任副主编,成了世界上最老的主编和最小的刊物,这个家族风雅的百年过往也都在写在这些小册子中了。


1940 年代张充和昆曲扮相

▍沈从文· 姐夫

三个姐夫中,张充和与沈从文的走动最多,沈从文即是她与先生傅汉思的媒人,也为她引来过“烂桃花”,像是他的好友、痴情的诗人卞之琳。

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婚,张充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留在北京。沈从文长子沈龙朱曾回忆:“我从小跟四姨接触是最多的,她在北京待过,主要就住我们家。”那时家里人劝充和考大学,她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考数学时,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她却没用:“因为我连题目都看不懂”,收获了一个无可争议的零分。然而,扎实的国学基础帮助她在国文科目中考了满分。张充和进入北大的过程成了传奇,还上了报,报道中却称她为“张璇”,她不希望别人从真名联想到姐姐兆和与当时已成名的姐夫沈从文,故改了名参加考试。

进入北大后,胡适和钱穆的思想史、冯友兰的哲学课、闻一多的古代文学、刘文典的古典诗词,这些课程对张充和的吸引力却不及邻校清华每周一次的昆曲课。从在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到更正式系统的学习,张充和对昆曲的喜爱已经深入内心,成为了一辈子的情结。

张充和在后来谈到沈从文时,倒是不吝调侃:“当年沈从文到美国来,人家请客,他不懂外国规矩,说:‘不用客气,点三四道菜就可以了。’其实,西方用餐,主菜式就是一盘,也可以说是一道。所以我们后来常拿这事当笑话说。”至今,湘西凤凰沈从文的墓上仍刻有张充和提的四语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四句话,其实也是她的人生写照。


抗战前张充和在北平

▍卞之琳·断章

卞之琳对张充和的痴情世人皆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充和便是卞之琳一生的“断章”。

二姐张允和最喜欢促成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恋情事,有一次,她借了一个话题去试探张充和。而张充和活泼开朗的性情与沉静内敛的卞之琳自然有很大不同,当时的张充和,一则因为自己的审美观点倾向于古典,她觉得卞之琳写的新诗没有嚼头,心灵上难以引起共鸣。二则觉得卞之琳太嫩了一点,“缺乏深度”, “不够深沉”。社会阅历不够,使得卞之琳的人,显得“有点爱卖弄”。末了,张充和轻轻一笑跟二姐张允和说:“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如此,卞之琳与张充和的交往中,从一开始就有了红花有意、逝水东流的缺憾。

读大三时,张充和患了肺结核,退学后回到苏州养病。第二年,卞之琳母亲病逝,回浙江老家奔丧后的卞之琳总是一副飘忽不定的游离状态,后来回忆起来,他还颇为自怜地说:“多疑使我缺乏自信,文弱使我抑制冲动。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只是开花不会结果。”

抗战爆发后,从成都到延安又到重庆,卞之琳的追随始终无法打动芳心。1947年傅汉思彻底将张充和从卞之琳身边带走了,从此中国美国,天各一方。2002年2月2日卞之琳去世,根据他的遗愿,女儿青乔将卞之琳1937年8月于雁荡山大悲阁为张充和手抄的一卷《装饰集》和一册《音尘集》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张充和与沈尹默夫妇合影

▍沈尹默·师友

认识张充和时,沈尹默已经年过花甲了,那时他们都在重庆,充和的机灵与才气打动了这位书法大师倾囊相授。沈尹默说他不会给个人上课,但是愿意让充和看他写字,她若愿意拿出作品来,也愿意指点一二。他们之间没有正式的视图约定,每隔几个月,充和就会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或是搭运送煤油的卡车,到歌乐山的沈尹默家中习字。在他们的相识相交中,不但研究书法,还写了不少诗,充和会将自己的诗拿给沈尹默看,听取修改建议。

在张充和看来,沈尹默是她人生中的第二位真正的恩师,第一位是之前在合肥的考古学家朱谟钦,他吴昌硕的高徒。而沈尹默对张充和的影响,不仅见于书法的精进,更是让她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扩而大之:早上早起,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直到老年,这个习惯一直没有变过。金安平在《合肥四姐妹》中写到充和的书法时说:“充和在作品中追求的是轻灵透明的境界,身体若有似无,觉得自己悬在半空之中没有着落。充和将此称为‘凌空’。充和喜欢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和‘悬’有关。书法家写字时手腕要轻悬在书桌上方,掌虚指实,运笔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掌握了运笔的缓急轻重,捕捉到‘鸾舞’之姿和“龙腾”之态以后,书法家方可以到达‘悬’的境界——‘心忘于笔,手忘于书’。”“明人学晋人书”——这是张充和第一次拜访沈尹默时,沈予以充和书法的评语,虽然当时充和不知是褒是贬,但从后来她的书法中不难看出,这句话她是铭记于心了。


张充和与丈夫傅汉思

▍傅汉思· 白首

在这段姻缘中,沈从文与兆和仍旧扮演牵红线的角色,而这一次,三姐终于将小妹托付给了一个可靠之人。在北大,傅汉斯结识了沈从文,常来沈家和沈从文的两个孩子小龙、小虎一起玩,而充和那时也住在姐姐、姐夫家中。傅汉斯回忆道:“过不久,沈从文认为我对张充和比对他更有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就叫张充和,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

傅汉斯是德裔美国人,出身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张充和对他的爱,最初或许更是崇拜。傅汉思曾在在一本诗歌集的致谢辞里写道:“我妻子体现着中国文化中那最美好精致的部分。”后来白谦慎对此评论道:“不曾在西方生活、不曾在西方汉学领域工作过的人,很难真切地理解这句评语的含义与分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一些糟粕。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西方人对这些糟粕的描写,都会给中国文化带来负面印象。”

在北京的交往中,他们渐渐熟悉起来,在充和的建议下,傅汉思把“斯”改为了相思的“思”,孩子们都留意到了他们关系的转变,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们淘气地喊“四姨傅伯伯”,故意把句断得让人听不明白是“四姨,傅伯伯”还是“四姨父伯伯”,她淡淡地笑,居然默许了。

张充和拒绝了太多追求者,在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都有着类似的特点,沉默、木讷,有着中国文人惯有的腼腆,可是她却全然不喜欢那样拖泥带水的爱情。她成长的过程中,母亲是缺席的,这使得她无法适应阴柔的“欲说还休”的情感表达方式,而傅汉思那种西方式的直接与热情,最终打动了她的心。

定居美国的半个多世纪里,傅汉思成长为有名的汉学家,张充和则在耶鲁传授着中国书法和昆曲。他们在住宅后面开辟可一片小园地,晚年的她很少离开这里,平和地度完了余生。


张充和在昆明小坐蒲团像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

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

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张充和《桃花鱼》

2004年,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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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玩了一辈子的乱世佳人
李舒 今天 08:30


人老了,都难免一死。102岁的张充和先生遽归道山,据说,走得很安详。

充和生前,相信缘分。她曾把自己祖父辈、叔叔辈以及同辈三代人的死亡日期做过排列,发现都与六字相关。这次,她确实在六月里走了。

人们再次谈论她,说她是“民国最后的闺秀”,谈她显赫的家族,淮军将领的先祖,声名在外的姐夫们,还有叶圣陶的那句近乎广告语的赞誉……与充和很亲近的白谦慎教授告诉我,她本人,对于这些称谓,是不以为意的:“她这辈子,就是玩。”余英时一次去充和家玩,看见张充和把丈夫买来的裱盒改装成仿古的墨盒。她说:“看,我多么玩物丧志!”余英时答:“你即使不玩物,也没有什么志啊。”

因为兴趣,我了解的充和,多和昆曲相关。第一次听她唱《牡丹亭》里“寻梦”的一支“江儿水”:“偶然间心似缱,在梅树边,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这支曲,寻常人唱时总易激越,以为这是杜丽娘在表决心。只有充和仍是从容的,一字一句吐露出来,无限妩媚,却是持重老成的。不独杜丽娘,《长生殿》“絮阁”里的“喜迁莺”,杨玉环那句嗔怒的道白“我晓得呀”,都和如今舞台上的演员不同,再吃醋生气,仍旧是有身份的贵妃。

(1980年,张元和饰柳梦梅,张充和饰杜丽娘,俞平伯说,这是“最蕴藉的一张”照片。)

这大约还是和她的童年有关。充和的三个姐姐是时髦新派的,当她们开始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时,她每日在叔祖母的老宅中,静静地在藏书楼里看书,“我仿佛有许多不能告诉人的悲哀藏在那缝里面。”所以她能把闺门旦的幽怨,唱得最好。充和说话,有浓重的安徽口音,可是唱曲,却是字正腔圆。

(张大千为张充和所作昆曲神韵像)

可她有时做事,又不那么“闺秀”。1935年,张充和第一次登台演出,在上海兰心戏院。那次演的是《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和《寻梦》。和张充和配演春香的,乃是画家吴子深的下堂妾李云梅,声名不佳。曲家王季烈强烈反对张充和与李同台演出,让张宗和转告充和:千万不可让李女士参加那次演出。充和的回话是:“那么就请王先生不要来看戏,但李云梅一定要上演。”

她时常会有这样的惊人之语。沈从文在寒假追到张家,晚饭后给张家姐弟讲故事,手舞足蹈。充和听着犯困,迷迷糊糊中听见沈从文推她喊“四妹”,就没好气地说:“你胆敢叫我四妹! 还早呢!”

所以我觉得,她的《刺虎》,实在好过其他。《刺虎》讲的是崇祯帝自缢煤山,亡明宫女费贞娥假扮公主意图行刺李自成的故事。这出戏是充和的拿手戏,她在抗日逃难期间经常演出。1941年,她在重庆劳军演出,也是一折《刺虎》。龙套刚刚出场,台下便哄堂大笑。原来,观众们认出,这四个龙套,乃是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社会教育司司长、山东戏剧学院院长和南京通志馆馆长。观众们如此反应,龙套们只得再三鞠躬,这大概是昆曲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晚年的充和,还常常和朋友们提起这段佳话。

(张充和刺虎)

充和在重庆时,是在礼乐馆工作。这个组织的成立,源于蒋介石。他参加纪念国父的典礼上,听到放的是哀乐,于是大怒:“总理去世那么多年,还放哀乐,可见礼崩乐坏,中国人把礼乐都丢失了。”充和说,“因为他冲冠一怒,我就有了一碗安乐茶饭,因为差事就是翻译昆曲曲谱,容易得很。”那时,姐妹们都已成家,她孤身一人,自得其乐。在郑愁予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里,她被问起当时感受时,一掠头发,淡淡说:“从十六岁起,我就是一个人了,我什么事都经过,抗战啊,什么困难啊,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不大在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充和写的《游园》工尺谱)

因为这样的性格,追求她的人多半都被她的“十分冷淡”吓退。最著名是卞之琳,使出跪下求婚的绝杀技,最终还是失败了。在昆曲曲友圈子里,充和最痴情的追求者,乃是陶光。

陶光是清末名臣端方的后人,汪曾祺先生的《晚翠园曲会》里,曾经讲述了他的故事。这位风清神朗的西南联大教员,读清华时乃是红豆馆主溥侗的学生。他最常唱的是“三醉”、“迎像”、“哭像”,汪曾祺说“唱得苍苍莽莽,淋漓尽致”。陶光与张充和的兴趣爱好倒很一致,爱昆曲和书法。汪曾祺说他“临《圣教序》功力甚深。他曾把张充和送他的一本影印的《圣教序》给我看,字帖的缺字处有张充和题的字:以此赠别,充和”。这大概是张充和留予陶光少有的纪念。

陶光爱慕张充和,是曲友们都知道的事情,但张充和始终没有允许。充和和傅汉思结婚之后,陶光在刘文典撮合下,和一个滇剧演员结婚。后来到台湾,和夫人经常吵架,不到四十岁,居然“以断炊仆毙于台北市街头矣”。他生前遗诗一卷,名《独往集》,托付朋友,一定要转交充和。

充和拿到诗集,写了《题独往集》唱和:“容易吞声成独往,最难歌哭与人同。吟诗不熟三秋谷,冻馁谁教涂路穷?”到最后,她仍旧当他是普通朋友,这首诗,哪里比得上她写给傅汉思的“三餐四次糊锅底,锅底糊为唱曲迷。何处夫君堪此事?廿载刮洗不颦眉”。

(张充和《题独往集》)

2004年,白谦慎老师为充和张罗了北京和苏州的书画展,充和最后一站到上海,住在曲友孙天申家里,爱吃宁波风味的虾仁和鱼。我的好友王悦阳兄曾经去拜会她,听她唱了《寻梦》、《絮阁》和《琴挑》。同在的还有“传”字辈传人倪传钺和上海著名的老曲家叶惠农和甘纹轩等诸位。她的心情特别好,临别时一直说:“我明年还来。”

那是她最后一次回来。

(胡适为张充和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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