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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逃亡及其他

父亲的逃亡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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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逃亡及其他|“家国记忆”征文19
原创 2015-05-13 周明剑 历史百人会

    一、父亲的逃亡

1958年冬月初八傍晚,正是下狗牙凌的天气。父亲夹着四处开花的破棉袄正准备往工棚里走,被连长(那个时候人民公社已经半军事化,公社编为营,大队编为连)叫住了。连长讲:“猛子唻,从明日起你来搞连队司务长。”“连长,咯只怕不好吧?我一个地主崽子……”“叫你搞你就搞!咯是连队对你的信任!”“哦……”“咯是仓库和厨房的钥匙,你学过办厨,大师傅就你自己,我到八排九排喊两个人帮你打下手。”

稻草土坯的工棚沿着公路在山下排列三排,中间是砖瓦结构的大厂房。厂房东西头是仓库和厨房,中间是食堂兼大会堂。父亲打开仓库一看,心凉了半截。连忙跑过去把连长喊出工棚:“连长,米只有千把斤,菜油不到 50斤。只怕呷不得蛮久吧?”“先搞了再讲,政府要拨返销粮下来咯。”“哦……”

搞了三天,父亲又去找连长:“连长,不行了。最多还能搞三天。”连长想了一哈:“干饭改稀饭,多掺茴(红薯),少放油。”“茴也不多了,再讲天天挖土挑堤,咯重的功夫,只怕顶不住。”“顶不住也冇围解,政府的粮食没有下来啊。”

到了第三天晚上,父亲正在厨房对着一堆烂茴和发霉的米一筹莫展,连长带着几个拿枪的民兵冲了进来:“把地主崽子周烈光抓起来!贪污公粮,剥削贫下中农!”父亲还在张着大嘴看着连长,几个民兵已经拿着麻绳把父亲五花大绑捆在厨房的柱子上。“夜里开会批斗周烈光!”

晚上,连队开会。先是声讨罪状,接着是各种各样的刑罚:先是“喷气式”——将父亲拉上台去,身体折成90度,两腿绷直,双臂平伸,脑壳被两边的人死死摁住,做喷气式飞机状。接着是猴子抱桩——先用绳子把父亲的双踝捆在一起,让他蜷起双腿贴近腹部,再让他双臂抱着自已的小腿,把双手腕用绳索捆紧或用手铐锁住,一根木棍穿在他的肘弯和膝弯之间,最后把木棍的两头都吊起在梁上。期间夹以拳打脚踢和皮带抽打。最后,打的人也累了,把父亲扔在灶角就关门走了。

半夜,父亲悠悠醒来,听到门口看守的民兵讲:“咯扎猛子伢子真的猛唻,咯样吊啊、打啊,居然跟冇事人一样,打起鼾做牛叫。”父亲暗道:扯卵谈!老子呷奶呷到三岁!接着又听见另一个民兵讲:“连长讲明夜里继续搞,不务死咯扎猛子伢子不放过手!”“咯……也太拐了吧?都是乡里乡亲的。”“你晓得么哩!在处都冇得粮食呷,周边已经有人饿死了。务死一个少一份口粮,何况是地主崽子!”

父亲一听,惊出一身冷汗:老子连个堂客都冇务到,不能就死到咯里吧?!不行!要跑!听到门口传来打鼾声,父亲冷静地想了一会,艰难地挪动身体,用牙齿叼住灶台上一只饭碗,扔在灶灰里,再把灶边的烟砖压在碗上,一屁股坐上去,饭碗悄无声息地破了。父亲用瓷片把捆着自己的麻绳锯断,找出早已焐在大灶深处的五只茴藏在破棉袄里,再用麻绳紧紧地系住腰身。在柴火堆里找了一根趁手的杂木棍,从厨房的大烟囱里爬了出来。

屋后是一片竹林。父亲慌不择路地穿行,一不小心,一根竹桩扎穿了脚掌!父亲痛得直抽冷气,借着星光摸索着找一些止血的草药,嚼烂敷上,再在破棉袄上扯出棉花撕下布条扎紧。走出竹林,父亲定定神:到咦边去呢?汨罗咯边一冇么哩大山,二又怕熟人发现。平江山高林密,再往东边走就到了江西,听黄旗塅一个伙计讲江西咯边有煤矿,正缺挖煤工人。到江西去撞一哈运气吧。万一不行躲在平江大山里也饿不死。

天麻麻亮,父亲在平江青冲路口一边呷茴一边歇气,远远看见五个人朝这边走来,好像还带着枪。父亲想:脚已经受伤了,跑是跑不赢的。看看他们什么阵势吧,大不了鱼死网破!父亲栽着脑壳反手拄着杂木棍,眼睛偷偷看着渐渐走近的五个人。一看走前面两个,一个是力纯,一个是黑皮,都是从细一起上山务柴的伙计。心里有底了。力纯端着枪,一边走,一边眨着眼睛,一边说:“烈光啊,莫跑唻,枪里有子弹唻。”力纯和黑皮边走边放慢脚步往两边闪开,那三个冒失鬼一哈子突出在前面,父亲横起一棍扫倒前面两个,第三个正在发梦天,父亲顺势一棍打在他肩膀上。趁着他们忙着救人,父亲转身就走,消失在青冲茫茫的大山里……

1985年十月小阳春,家里起新屋。力纯叔和黑皮叔过来帮忙。坐下来呷酒的时候,黑皮叔讲:“烈光哦,不是58年我和力纯放你一马,你咯条命早就冇得哒,还讲么哩讨堂客、养一窠儿房崽女,还讲么哩起新屋!”力纯叔讲:“我咯阵时搞民兵排长,首先要咯三个八面子把子弹退开,讲是要捉活的;我和黑皮有意靠到两边,好让你动手。”父亲嘿嘿笑着:“我晓得,我晓得,从细长到大的老伙计,心里清场得吓人。你俚两位呷哒亏,我周烈光一世人还不清!”那天,父亲和力纯叔、黑皮叔都喝醉了。

    二、父亲使牛

家乡管利用耕牛干各种农活叫使牛。大凡犁田、耙田、打蒲滚、打呛甚至推磨都得使牛。实际上这个“使”字应该是shai的第六声,实在找不到这么个字,暂且用“使”字代替。

父亲是使牛高手。惊蛰过后,就开始有人不断跟父亲打招呼:“烈哥,几时有空?只怕要麻烦你帮我使两天牛啊!”“烈叔,你郎家春分过后哪天有空?请动你郎家帮忙使一天牛,可以不?”父亲总是笑呵呵地答应着,然后跟对方商量具体时间。实在时间已经排满了,就连忙跟对方打拱手:“对不住,对不住,实在冇得空,明年子你早点跟我讲,我一定到堂!”

春分一过,每天早上总能看见父亲肩膀上扛着一张犁,手里拿着牛鞭子,赶着一头黄牯或水牯从高园里大道往田里走。有时候没见着他,那一准是去张家坊外婆家或周家塅姨妈家帮忙使牛去了。

春耕非常重要,关键是犁田和耙田。俗话说:犁田要深,耙田要细。遇到不熟悉的田,父亲一定要头一天拿把锄头去田里看看。一看土质与泥脚,一锄头挖下去,感受一下土质是粘性还是沙性或者别的什么,同时可以判断土壤层到底有多深;二看田块的形状,俗话说“看田下犁”,就是要看看田块的形状,盘算从哪里下犁头,计划行走路线,最后从哪里结束。说高深一点,是一个平面几何和运筹学的学问。曾经有一丘田,像一个葫芦形状还带一个长蒂。父亲从葫芦底开犁,七弯八窍地犁完了整丘田正好到葫芦顶。田墈上站满了人看父亲怎么犁那个长蒂。只见父亲大喝一声,右手一甩鞭子,左手提起整张犁,掉转犁头插入土中,一犁到头正好犁转那个长蒂!田墈上爆出一阵喝彩,老黄牯回头“哞哞”两声,似有钦佩。

最恼火的是张家坊外婆家那些山脚下的冷浸田。这些田有冷泉浸出,田中会形成一片片的沼泽,但从外表很难看出来。经常有山上下来觅食的小动物淹死在沼泽里,甚至有不里手的使牛师傅赶着黄牯耙田,黄牯掉进去淹死的。尤为可怕的是这些冷浸田里那些沼泽经常会改变位置,今年在这里,明年又不知道在哪里。父亲每次去张家坊使牛,一定要求犁田耙田都得是他自己,因为犁田的时候田是干的,冷泉浸出有限,但父亲可以用自己的脚感觉田泥的温度,判断冷泉上来之后沼泽形成的大致位置。在耙田的头一天,父亲会在下午四点左右,光线比较强烈又不至于直射的情况下,观察冷浸田的表面。那些有类似水锈的地方往往是沼泽;然后拿着一根长竹竿下田试探那些沼泽的深度,感觉太深无法耙田的地方要放一些竹枝和稻草下去填平踩实。耙田的时候一定要用水牯,因为水牯识水性且遇到沼泽不会惊慌失措。

使牛的头一天晚上,父亲一定要去牛栏看第二天要使的牛。手里拿着豆枯饼喂牛,另一只手顺着牛的毛慢慢抚摸,眼里充满慈爱:“畜生,明天功夫蛮重,你要勤力哦”。使完牛,黄牯一定要把它赶到荫凉处喝水歇气,水牯一定要把它带到水塘泡澡。

1978年秋天,我们队的牛栏起火,队里最得力的一头老黄牯烧死了。家家户户都分了牛肉。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跟父亲说:“几个月冇呷肉,你还不快点多呷点?”父亲连声说:“你俚呷,你俚呷,我呷不下去。”我看见父亲的一滴眼泪掉进饭碗里。

    三、外婆

外婆是汨罗江边傅河人,在长乐街一带也算是大家闺秀。哥哥中有的是国军师长、营长,有的是国民党湘阴县党部书记。外婆是最小的女儿,所谓“谢公最小偏怜女”,在家里是很受疼爱的;但家教也非常严格。听外婆讲,她从小住在后院的绣楼上,出嫁以前除了年节和婚丧大事没有下过楼。六岁开始跟着母亲姐姐学女红、学女儿家的规矩;但外婆的父亲认为女人将来的责任就是相夫教子,不需要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所以没有教外婆识字。

外婆七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打土豪分田地在外婆家大厅里召开公审大会,强制外婆全家必须观看,大概也有杀鸡儆猴的意思吧。那些地主,都是平时婚丧大事经常往来的和蔼可亲的叔叔伯伯,一个个五花大绑被摁在八仙桌上。大砍刀手起刀落,人头被一腔热血冲出三尺多远。外婆此后噩梦连连、神志恍惚,大人请医求神、画符打醮,直到九岁才慢慢恢复正常。

时局越来越复杂动荡,外婆的父亲看到一个个地主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认为钱财未必可靠,还是得找耕读传家清平守世的人家。外公家在汨罗江支流兰绶河的一个水陆码头张家坊,薄有田产,足可养家;关键是曾外公是一个前清秀才,因为过于用功把眼睛读瞎了,清正守为,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因而找人撮合,三媒六礼把外婆嫁到了张家坊。

外公兄弟仨,他最小,也最受曾外公疼爱,跟着曾外公读过几年私塾,真正的耕读传家之子。曾外公跟着外公一家过日子。抗战时期,湘北四次沦陷,外婆家多次跑兵。曾外公是个盲眼人,无法跟着大家逃难。外公就在后山挖了一个很深的地洞,放好食物和水把曾外公安置在里面,然后和外婆带着孩子逃难。经常是外婆一个妇道人家带着四五个孩子在异乡独自留守,外公摸黑偷偷回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增添食物,更换饮用水。

外婆一辈子生了十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五个,即我母亲、大舅、梅姨、二舅和满舅。外婆最痛心的是第一个孩子,名叫大龙。男孩,聪明乖巧;经常帮外婆干活,扫地、洗碗、放牛、插秧等等。长到九岁,得了痨病,就是现在的肺结核。我母亲亲眼看见家里川流不息的人进进出出,郎中一顶顶轿子抬进来,楼里一担担谷子搬出去,两座楼的谷子都搬空了。外婆终日以泪洗面,最终还是没能救回大龙的性命。还有一个是两岁的男孩。带着跑兵,躲在浓林密布的戴家塅。外面枪声、飞机轰鸣声不断,孩子哭闹不停。周围的人严厉呵斥,外公外婆流着眼泪捂住孩子不让哭闹。等枪声渐渐停息,把手松开,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外婆讲起这件事就浑身颤抖,泣不成声。

因为为大龙治病家里的积蓄和余粮都被掏空,外公拼命干活,除了耕种自己十几亩田地之外,还租借别人的田来种,农闲时节做些小生意;外婆则每天晚上纺纱织布忙到鸡叫头遍。夫妻俩勤耕苦做,有了一点积蓄,突然地价便宜了,外公喜出望外,拼命买田买地。好心人劝他:三哥,时世只怕要变咧,搞不好民国十九年又要来咧。外公回答道:民国十九年来了也搞不久。就这样,外公在解放前夕突击把自己买成了一个地主。

因为是地主,少不了挨批斗。外婆长得很美,性情也很温和,人送外号“观世音菩萨”。就这一点很多人就看不惯了。大队书记就说:张家坊那个地主婆怎么那么白呀?只怕是整天在家里涂脂抹粉吧!抓起来批斗!外婆苦笑道:哪有时间涂脂抹粉啊,再讲我俚屋里也没钱啊。书记说:我就不信了!打盆水来洗洗!洗了三盆水,什么胭脂水粉也冇洗出来,只好不了了之。

读小学五年级的寒假,父亲叫我去贩黄瓜秧。我挑着一担黄瓜秧不知道去哪卖,只好去外婆家苦着脸求外婆。外婆颠着半大脚带着我走家串户,逢人就讲:可怜我这个长乐街外孙伢子明年开春学费还没有着落,你郎家帮忙买点黄瓜秧吧。咯个伢子读书好聪明咧。剑伢子,来,给舅舅舅妈背一首诗!就这样,好不容易把一担黄瓜秧卖掉,又从外婆家挑了一担南瓜回家。

外婆心特别慈,真正所谓“走路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小时候我们在外婆家抓田鸡,总是不敢叫外婆知道,悄悄叫大舅妈给我们宰杀烹炒。外婆虽然不识字,但对知识和读书人很敬重。每次看到有字的纸张都要捡起来认认真真叠好,再交给我们看是否有用;如果我们告诉她郎家没有用了,外婆就会专门找个干净地方烧掉,绝不用来包什么东西,更不会拿出上厕所。家里再穷,外婆也会去买专门的草纸。初中毕业前我参加全县会考,外婆和妈妈到考场去接我,眼睛里满是慈爱和欢喜。

外婆是闲不住的,白天在家里种菜做饭,晚上就纺纱织布做鞋。她郎家总是告诫舅舅们:出工一定要勤力,农闲时节也要在家里打草鞋搓草绳,不要懒了筋骨。外婆也是非常爱干净的,屋里屋外收拾得一尘不染,夏天连蚊子也没有;我们特别喜欢在外婆家过暑假。

外婆是高兴死的,也是累死的。包产到户之后,外婆家慢慢开始有些积蓄,舅舅们差不多都成家了,外公外婆带着舅舅们在临江的半山腰盖起了新房。外婆没日没夜地忙了半个多月,在夕阳下看着整齐漂亮的新房子,笑了,一直这么笑着,然后就走了。后来赶过来的医生告诉我们,外婆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应该没什么痛苦。

外婆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乡,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长乐街和新市街。也没留下什么照片,只有一张妈妈和梅姨带她郎家逛新市街时在照相馆照的母女仨合影。现在挂在舅舅家的外婆的照片就是那张照片剪辑翻拍放大的,头发有些凌乱,但慈祥的目光依然在注视着我们。

其实,除了童年,外婆没过过什么好日子。外公说,她走的时候真像观世音菩萨。

    四、再走漉湖

所谓走者,走亲戚也。四姑远嫁沅江漉湖,是我们家最远的一门亲戚。记得姑父家上门提亲时我才四岁,但亲家爷爷湖区农民的打扮给幼小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黑土布对襟长袍,腰扎布带,头缠布巾,布巾在脑后留下半尺长遮住耳朵和后脑壳,裤脚很高;皮肤黑里透红且显得粗糙。我家和四姑父家都属于成份不好的家庭,近处不好找对象只好往远处找。到四姑父家至少一天,送亲那天是头天先到汨罗县城三姑家住一晚,第二天一大早赶到磊石坐船以便能赶上中午的喜宴。不过那时候我因为太小,所以父母没带我去,为此还在地上打滚耍泼,当然最终也没得逞。

漉湖是亚洲最大的芦苇场,在益阳市沅江县,实际上就是洞庭湖中间一个大垸子。四姑和四姑父在芦苇场做农工。虽说是农工,其实比农民还苦。住的是茅草房;喝的是机井水,因为垸子在洞庭湖中央且地势低洼,水质很不好;垸子里的路天晴漫天尘土,下雨就是半尺深的泥泞;三年里必有一年遭洪水;湖风大、水汽蒸,一般人真正受不了这个苦。四姑多次自杀,甚至亲家奶奶专程赶到我家说这个儿媳我们不敢要了。人就是这样,随着儿女慢慢长大,生活逐渐习惯,心也安定下来了。打我上学以后,再也没有听说四姑自杀的消息。

我第一次去漉湖是1988年元旦,那个时候我在华中理工大学读大四,借农村考察的名义和建筑系的甘万发老师到湖南岳阳地区来走走。我们从岳阳楼下上船,经过大半天的摇晃,达到漉湖。冬天正是枯水季节,水天寥落,群鸟乱飞。我们走上垸堤。垸堤下露出一大片湖水退去后的淤泥。水鸟在淤泥上安详地散步,印上一个个“个”字,堤柳大都露出了树根,枝条随着寒风狂舞。垸堤上每隔四五百米就有一道闸门,一道闸门对应一条内河,每一条内河两岸则零星分布着居民村落。我们在堤上问一位老人柴下港区七队怎么走,他指着不远处的一道闸门,告诉我们沿着那道闸门下堤,南岸的第三个村落即是。走到姑妈家,只看到八岁的小表弟三阳一个人在门口玩耍,说是爸爸妈妈都进山砍柴去了,哥哥姐姐在读寄宿不回家。原来这个时候正是芦苇收割季节,也是农工最辛苦最挣钱的季节。三阳特别开心地说:建哥,我带你们去找爸爸妈妈!我们就在门口坐上水泥船一直往垸子的纵深驶去。所谓芦苇山就是垸子中心的低洼沼泽地。船慢慢地驶向纵深,岸上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芦苇荡。逐渐接近洼地中央,割倒等待晾晒的芦苇像无穷无尽的芦席,岸边是一垛垛堆成小山的已经打包成捆的芦苇。到了一个所在,三阳大声喊道:爸爸妈妈,建哥来了!建哥来了!从芦苇荡边转出来两个人,我无论如何也认不出这就是我亲爱的姑父姑妈:面容黝黑憔悴,神情疲惫,身上穿着四处开花的破棉袄,腰间系着草绳,比我上年在老家看到的姑父姑妈瘦多了!不过姑父姑妈还是非常开心,笑得特别灿烂。姑父说:晚上老师和你就在这吃饭,吃你们绝对吃不到的鱼!正好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开始暗了起来,姑父姑妈领着我们朝一排土坯房走去。他们在收割季节就一直住在这里,家人孩子都顾不上。走进土坯房,姑父的几个同事热情地围上来握手寒暄。地上早已架起一个大吊锅,干燥的芦苇杆烧得大锅里咕嘟咕嘟直冒泡,隐约可以看到大片肥肉和豆腐在上下翻滚。有了火,屋子里就显得很暖和。大家就拿着碗筷围着火塘坐着。一会儿,姑父一手拎着一个大木桶进来。姑父快速地从一个木桶里抓鱼、宰鱼、在另一个桶清洗,然后直接扔进大吊锅里,嘴里不断地说这是某某鱼,经煮,这是某某鱼,烫一下就熟,赶紧捞。大家筷子上下翻飞,嘴里嘘嘘出气,吃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姑父又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两瓶白酒,说慢慢吃,喝点酒,鱼有的是!杯子只找到两只,大家一边吃着鱼,一边传递着酒杯,姑妈在旁边添着柴火,一会儿大伙就敞开衣襟了。晚上躺在土坯房的破烂被子里,透过芦苇屋顶依稀可以看到点点星光。姑妈吃饭的时候告诉我:虽然很苦,但一个冬季可以挣四五千块钱,表弟表妹们的学费有了,明年买台电视机,再把房子翻修一下。充满着对未来日子的向往。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去年(2014年)元旦放假我回家去看手术不久的老娘。老娘一脸严肃地跟我们说:正好明建回来,你们几兄弟应该去看看四姑妈。四姑父七十多了,四姑妈也六十好几了,人越来越老,今天不晓得明天。你们赶紧去看看,免得将来后悔。老娘这么一说,我恍然惊觉:毕业以后居然一直没去看看姑父姑妈,都已经二十六年了!大哥和四弟也有几年没去看望姑妈了,都同意去看姑妈。因为大哥四弟家里事情太多,必须当天赶回来。因此大家决定2号早上6点租车出发。2号早上天刚麻麻亮,我们乘车出发。没走五分钟,大哥说:必须叫上小叔,要不将来有意见。于是又拐到叔叔家,拽上迷迷瞪瞪的小叔,经岳阳城区、君山农场,绕道沅江南大膳镇,到达漉湖芦苇场。一路上,明显不同的是全部是水泥路,甚至垸堤上也是水泥路;但依然是那种沿内河或者说渠道而建的居民村落,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垸子里。而垸子的地理概念跟我们丘陵地带完全不同,似乎每一块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哥虽然只有七八年没来,依然搞不清方向。我们一面跟表妹电话联系,一面不断跟路人打听,终于找到了姑妈的家。

姑妈姑父明显老了!步履蹒跚,满眼泪花地拥抱我们。姑父家前有地坪,后有菜园和一口小池塘;地坪前面就是自家的田地。冬日的阳光非常暖和,我们坐在地坪里聊天。大表弟五年前出车祸去世,表妹在沅江县城上班,三阳学的是艺术设计,在广东顺德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平日里就是老俩口在家。他们算是从芦苇场退休,每月还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可以说衣食无忧。但孩子们都不在跟前,语气里总是充满落寞。姑父精神有些错乱,说自己是习近平的特派员,关切地跟我问起了国家大事。中午是姑妈从头天就开始张罗的丰盛的午饭。大家也喝了不少酒。我问现在还砍芦苇吗?姑妈说早就机械化了,从芦苇种植到收割。临走时,姑父絮絮叨叨地跟我说些情况,要我向中央反映,我也含含糊糊地答应着。

一路上都没看见芦苇,我开始怀念那能看见星光的土坯房和那顿一辈子忘不了的鱼。

    五、那些年的穿衣着帽

先说穿鞋。改革开放以前,记忆以及耳食之中长乐街的人很少穿鞋。农民把自己称为“黑脚头杆”。天气不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赤脚或穿草鞋。草鞋是个很好的东西,爬山或走滑溜的田埂都非常抓地。农民甚至对草鞋非常爱惜,走平地情愿手提草鞋赤脚走路。农闲时节在家不是打草鞋就是搓草绳;手巧的人更是编草席编竹筐等等。下雨天没有什么套鞋,都是穿木屐,长乐街人叫钉鞋。木屐类似现在的拖鞋:木板做鞋底,木板下面钉着两个木齿,木板上钉上刷了桐油的牛皮带;好的木屐则是牛皮鞋套。穿着木屐走在细雨中的小巷,滴滴嗒嗒的声音特别好听。如果谁家有了一双当兵的伢子或亲戚送的解放鞋,等闲舍不得穿,只有走亲戚做客的时候才把脚洗得干干净净套上解放鞋,别别扭扭地出门。没有解放鞋的人只好穿家做的布鞋去做客。话说大姑娘小媳妇农闲在家主要也是做鞋做鞋垫,给父母兄弟姐妹做,未出嫁的姑娘给未婚夫做。姑娘们带着浓浓的爱意做鞋和鞋垫。鞋子不好意思弄什么花样,一般就在鞋垫上做文章,什么鸳鸯戏水啊,喜鹊登梅啊,一针一线都凝结着少女的心事。

说到裤子,在我读小学的时候长乐街大部分农民还是穿抄头裤。抄头裤又叫缅裆裤,裤头上穿过一根布带子,将裤头在裆部左右对折系起来,因而显得裆部特别肥大。据我老娘讲,易帜以前有钱人会在裤带上系丝绦编成各种花样作为装饰。我们小时候只有街上吃国家粮的人才会穿西式裤子。我们兄弟托妈妈是裁缝的福,上小学就穿上了西式裤。我们的西式裤引起了同学们的羡慕。纷纷向家长要求穿我们那样的裤子,妈妈的生意着实红火了一阵。那个时候没有到商店买内裤的习惯,再说供销社也没有内裤卖。内裤都是自己做,很多都是花裤头,其大无比。刚开始内裤没什么松紧带,也是用布带子系,后来才有了橡皮筋做松紧带。

衬衣(长乐街人叫褂子)说起来好笑,现在的年轻人估计也想不到。在小学三年级以前我只穿过土布褂子,而且是那种布扣子即扭襻扣子褂子。土布就是家纺的粗棉布,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外婆和舅妈纺的布,老娘忙着做缝纫,没时间纺布。当时供销社有一种细竹布,就是比较细致紧密的棉布,当然也比较好看,但我们家穿不起。记得有一次上台表演节目要求穿细竹布衬衣,我找老娘要,还哭了一鼻子。貌似1975年以后开始有“的确良”衬衫。

那个时候有没有时髦呢?有的。长乐街的标准时髦打扮是:头上是军帽。上身是夏季绿色军服,必须是部队出来的而不是仿做的,最好领口有着洁白的绣花领衬。下身倒不是军裤,即使是军裤也必须是改装的军裤,因为军裤太肥大;一般是蓝色的卡其布裤,必须是三线锁边。下着白色高帮回力球鞋,必须保持洁白。流行穿两道杠的红色的上海秋衣秋裤。时髦青年经常故意卷起裤脚,露出三线锁边和两道杠的红色秋裤。女青年裙子一般是不敢穿的,有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就非常时髦了,如果衬衣再掐出腰身就有点胆大了,如果再穿一双肉色上海丝袜就接近女流氓了;当然,再穿上高跟鞋就有孩子当面骂破鞋了。

1970年沅江漉湖芦苇场有人来给四姑提亲。亲眼看见了洞庭湖区农民的打扮:头缠头巾且头巾在脑后留出一截以利于挡住后颈和耳朵;身穿黑色蜡染布侧开领长袍;腰系布带。脚穿布鞋。不过据说他们居家不怎么穿鞋。他们的头巾很宽大,有很多用处:可以包东西,可以做绳子,必要时甚至可以做船帆。长袍很容易脱下来以方便快速下水。不穿鞋是因为在船上实在用不上鞋。

    六、左疯子

在那个出门乞讨都需要开证明的时代,人们被封闭、栓死在生长之地。信息稀少而且严重扭曲,几乎没有知识。我们不仅食不果腹,大脑还被洗空且灌满浆糊。“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了中国”被老百姓听成了“美国总共一棵松送来了中国”。娱乐也极其缺乏,除了八个样板戏和几部放了无数遍的电影,真的找不出别的乐子。大人们也许回到最原始的欲望,而小镇的孩子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围观疯子。

即使过去了四十多年,我依然认为左疯子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男人。左疯子有着几乎完美的身材,身高约一米七二到一米七四,那个时代在南方小镇就算比较高的了;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下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发达的胸大肌和肱二头肌。皮肤是健康的青铜色;面部如刀砍斧削般非常有轮廓,眉头经常紧锁似有无穷忧患;偶尔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细密的白牙;眼睛特别大,我们经常说左疯子的眼睛炯炯有神,其实他的眼睛不是炯炯有神,而是发出一种炽热的光。

左疯子不像别的疯子邋里邋遢,总是穿着整洁的旧军装,甚至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无论烈日还是暴雨,左疯子总是站得笔直,如一尊塑像。或者背着一个军挎包和一个军水壶,以一个军人标准的步伐风尘仆仆地走在小镇的麻石街上。

问题是他总是一副长途奔袭的模样,但无非是从麻石街的南端走到北端,其间不断地声嘶力竭地喊着口号。令人非常佩服的是他的口号总能巧妙地运用毛主席语录跟当前形势紧密结合,并时不时在十字街头或人群密集的地方停下来做宣传。

左疯子特别喜欢我们这些孩子。每次孩子们围上去他就露出难得的慈爱的笑容:“革命小将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后开始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什么“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等等。有时候他让我们轮高至矮排成队列,喊着“立正!”、“稍息!”、“向前看!”、“向右看齐!”、“齐步走!”,然后我们的队伍在左疯子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小镇的麻石街上,不断地跟着左疯子喊着口号。这个时候左疯子总是特别开心,特别兴奋,步履显得特别轻捷有力,跑上跑下地维持秩序。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动作非常规范有力,跟电影里一模一样,对我们孩子特别有吸引力。这个时候,大人就开始干涉了:“文革,回家呷饭咧!”“二坨,你作业还冇做吧?”,有的家长更是直截了当:“宝气崽,跟着一个疯子发宝气啊?!”孩子们不情愿地跟着家长陆续散去,左疯子呆呆地站在街口,怅然若失。

闲下来左疯子总是在公社围墙大字报栏那里看大字报和报纸。他那身军装在一群闲闲散散的农民和市民中是那么显眼;他又比任何人更为投入和认真,眼睛如饥似渴地搜索,嘴里叨叨咕咕地念诵,有时候还摸出一支铅笔在一个已经破损不堪的日记本上写着什么。

他不像别的男疯子,从不追逐女人,甚至不正眼看女人。他从不伸手要饭,也从不翻检垃圾,甚至不到田里摘瓜偷桃。其实摘瓜偷桃在小镇对疯子和乞丐都是被默许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可以明显看出他很饿,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滚落,但他绝不声张,咬着牙忍受。好心的妈妈们给他送来红薯或米饭,他总是羞涩艰难地一笑,背着人悄悄地吃完,然后把洗得干干净净的碗筷还回来。

我特别痴迷他紧锁眉头的样子。曾经看到他穿着背心短裤在汨罗江边坐着,紧锁眉头望着远方。旁边是已经洗好晾晒在灌木丛上的军装。我不敢跟他攀谈,虽然他对孩子很友善。远远地在一旁看着,我猜想他从哪里来?怎么一直在我们小镇逗留?怎么变疯的?左疯子怎么可能是疯子啊?我的内心极其痛苦,我想伙伴们也有类似的想法。

有人说左疯子是东边智峰山里的人,原先在部队当兵。至于怎么回来,怎么变疯就说不清楚了。有人说是提干没成气的,有人说是未婚妻抛弃了他。比较靠谱的一个说法是:左疯子已经被提为连长,未婚妻去部队探亲被团长强奸;左疯子一怒之下拿刺刀扎了团长,被军事法庭判了五年;进牢房就疯了。

左疯子的死极其惨厉。大约是1972年,我们这个山区小镇终于通电了!四里八乡的从未见过电灯的乡亲们纷纷上街来看稀奇。有亲戚的投亲靠友,更多没有亲戚的聚在公社门前的广场上看那两个大灯泡。整个广场挤得满满当当的,估计不下两千人。天完全黑了下来,大灯泡唰地亮了起来,人群发出一阵欢呼声——真的比十五的月亮还要亮啊!左疯子从来没有在小镇见过那么多人,在人群中兴奋地穿来穿去,不断地喊着口号。但整个广场的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嘈杂得很,根本没人听他在喊什么。左疯子终于急了!他看到广场一侧的变压器,三下两下就爬了上去。公社书记正在维持秩序,一看吓坏了,连忙喊道:“左疯子,危险!赶紧下来!左连长,下来!”左疯子根本就没听见,即使听见估计也不会下来。看到底下的人群,他兴奋地举起了右手……手碰到了高压电线!左疯子顿时一阵痉挛,头顶冒出白烟,很快就从变压器上一头栽了下来。广场一片死寂……公社书记的声音再次响起: “结束了!结束了!不看了!不看了!赶紧找几个人把左疯子弄走!”

孩子们远远地围着不肯离去,天空中仿佛又响起了左疯子的口号声……

    七、推匠黄武祥

黄武祥是德兴铺的长工。他这个长工有点奇怪,专管碾米。由于德兴铺在长乐街铺面多达十几家,另加5000多担田,伙计、长工多达几百人。集中开伙,必须有一人专管碾米。考虑到功夫不重,先曾祖父斌大爹也允许他在外面接活,帮别人碾米或做碾米的推子。

民国十四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长乐街的老规矩:过小年东家要请所有长工、伙计吃饭结帐发工钱,过了元宵节再来做事。招呼吃饭聚会的锣声响过三遍,上下街的长工伙计集中在德兴铺榨子巷的公房吃饭领工钱。斌大爹正在团团作揖感谢各位长工伙计的帮衬,突然门口响起一阵喧闹声。斌大爹出来一看,只见黄武祥正在和四五个人吵闹。斌大爹话:“武祥唻,么哩事呀?”“斌大爹,你郎家来得正好,咯个黄武祥,三月间同我哩讲好哒,三斗米打部推子。到如今推子冇看见,米又不还把我哩。”“武祥唻,推子帮人家打了吗?”“冇……”“你要把米还把人家噻!”“米也冇哒……”“不至于呀,工钱冇少把你呀。”“斌大爹,你郎家不晓得,先头一帮街痞子已经把武祥的工钱拿走了。”“咯是么哩道理?!”“还不是欠了人家的赌债!”“哦,总共差你哩几位好多米呀?”“五部推子总共是一担半米。”“好!你哩几位到楼上去担两担米!对不住啊!”“哎呀呀,太劳烦斌大爹了!吵了你郎家的场合。”“好!好!慢走不送。”“武祥唻,咯个年还过得过去吗?”“拿么哩过啊?一冇二冇。”“唉,你到槽坊去拿10斤肉,再到楼上担一担米。”“斌大爹,咯又如何要得呢?”“冇么哩要得要不得,不能让人家话德兴铺里长工师傅过不得年。”

民国十五年六月炎天,斌大爹腋下夹着两个装满井水的竹筒躺在最后一进院落的竹躺椅上乘凉。管事带着黄武祥走了进来,武祥:“斌大爹,我只怕要同你郎家辞工。”斌大爹睁大眼睛“哦,做得蛮好哒,何事又要辞工呢?” “朋友喊我到平江咯边去做事,听讲工钱还不少。”“哦,武祥唻,我跟你哩爷老子加榜公是老合式,他郎家故世早,托我照看你。你呢,人高大,做事不惜力,又学了一身好打,就是脾气直,喜欢耍。到外头做事要勤力,眼睛要关场,不三不四的朋友不要交,多赚钱寄把老娘,尽快把栋屋造起来。”“嗯,你郎家的话我记得哩。”“只怕冇得动身的钱吧?”“嘻嘻”“到账房讲一声,拿两吊钱。”“劳烦你郎家了,你郎家招呼身体,我走了。”

到了十月小阳春,回龙门义渡公急匆匆跑到土地塘:“斌大爹!斌大爹!快跑兵!快跑兵!听过河的人讲,粮子已经到了对河瓮江,只有十几里路哒!”“我的个爷呀,咯又何式来得及咯!又是咦边的粮子咯?”“听讲是么哩十六军。先前屋里那个推匠黄武祥还是里面一个官。”“咯就不怕哒,无非是钱财,我就不相信武祥还会杀他的老东家。”“斌大爹呀,你郎家还是走吧!我去喊轿子,咯些粮子都是横眼畜生咯。”“轿子还跑得马赢,不跑哒。”

黄武祥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汨罗江对河,在沙滩上整理队伍:“梭镖归梭镖,鸟铳归鸟铳,两个一排,两个一排,威武呢,开进长乐街!”队伍到了街上,武祥布置道:“大毛伢子带一队去德兴铺,癞子壳带二队去惠风和,长子两兄弟带三队去大生昌,把这几个最大的地主资本家捉起来!四队跟住我找伪乡长,把四里八乡的细地主喊到文昌阁来,喊不来就捉起来!”

总共101个地主关在文昌阁,武祥正准备开会查问各家的田地、铺面、钱财等,一个后生伢子拿着一杆梭镖闯了进来:“黄主席,不得了,岳阳那边来了好多国军,已经到了关王桥。”“快走快走!到兰家洞去!把地主捆起来带起走!”说完看到了斌大爹,“德兴铺的周斌泉太胖哒,找顶轿子把他抬起来!”

队伍走到狮子口,山势陡峭,抬轿子的四个伙计实在吃不消了:“黄主席,咯个胖家伙送他回家吧?”“不行,胖子要留到杀肉。”

队伍呆在兰家洞两个月,天气越来越冷,国军封锁得很严,被绑票的人家想送财物也送不进来,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了。大毛、癞子壳和长子两兄弟找黄主席商量:“队伍都冇得饭呷,留到咯些地主搞么哩?不如杀开算哒。”“嗯,要得。留两个,白水塘的杨贵生是个长斋公,杀了罪过太大;德兴铺的周斌泉是最大的地主,是个大肉票,留到!”

好不容易等到国军开走,黄武祥派人到德兴铺传话拿3000光洋取人。长乐街一片缟素,哭声震天。斌大爹一身肥肉差不多落完,面色惨白,神情落寞:“太造孽哒!太造孽哒!”

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八,黄武祥到平江龙盘开会回兰家洞的路上被国军捉到了。黄武祥个子差不多1米8,又一身好功夫。国军怕他跑了,拿烧红的铁丝穿过肩胛骨再缠住手臂手腕,脚上戴着50斤重的脚镣。在长乐街游街的时候,黄武祥看到了斌大爹,惨然一笑:“斌大爹,你郎家人好吧?”“武祥啊,你这是何苦啊!”“斌大爹,我对你郎家不住,只是话我冇要你郎家的命。”“我晓得我晓得,你放心,我到你收尸。”“咯就劳烦你郎家了。”

第二天,管事人来找斌大爹:“武祥已经收敛了,找了一口瓦棺材。只是葬到咦边呢?”“有庙归庙,无庙归土地菩萨。他咯号人还能进祖坟山?把他安葬到李家磡背后的义冢吧。记得帮我烧几刀纸钱。”

    八、瞎子杨爹

在7岁到12岁的那段光阴,我每天都盼望着一个人的到来。那个人就是瞎子杨爹。

谁也不知道杨爹是哪里人。有人说是黄谷市的,有人说是白水塘的,但具体是哪,谁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从镇西北方向过来。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从镇西北的樟树桥上缓缓走过来的。

杨爹眼睛看不见,有时候是一个细伢子牵着他,有时候是他拄着棍子慢慢走。

杨爹从来不急,从来是脸上带着非常让人亲近的笑容。他总是背着一个蓝印花布包袱,包袱里面装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东西,让人好奇。

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奇怪的是他也几乎认识每一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或者有意识见到他,是在李家墈挖猪草。他从樟树桥缓缓走到我跟前:剑伢子,带我到你俚屋里去。那口气就像好久没上门的舅舅。

杨爹坐在我家堂屋,所有的邻居都过来寒暄。杨爹问候到每一家的每一个人。彩爹问他失散多年的哥哥现在怎么样,杨爹掐指一算,伏在彩爹耳边悄悄地说了两句话,彩爹慢慢露出了笑容。接下来杨爹给老人算算寿数,看看伢子们有没有书份。一直忙到断黑。

呷了夜饭,堂屋里有了一些变化:堂屋门虚掩着,屋梁下挂上了从队部拿过来的汽灯,北墙毛主席像下摆上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杯茶、一块小木头和杨爹那个鼓鼓囊囊的包袱。

邻居们悄悄地进来,都带着椅子,也都悄悄地找地方坐下,慢慢地堂屋坐满了人。杨爹拿起那块小木头“啪”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开口道:“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书生有志攀云路,叹息人生气不平。今日呢,就同大家唱一本《珍珠塔》”说完打开包袱,拿出一把三弦琴,铮铮地弹了起来。琴声嗡嗡,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舒服。琴声中杨爹悠悠地唱着,低沉处琴声呜咽,高亢处琴声激越,叹惜时琴声几不可闻。描述到姑妈的刻薄势利,底下一片咬牙切齿的压低的骂声;吟唱到陈翠娥听到方卿高榜得中的喜悦心情,人人露出开心的笑容。

就这样,一本《珍珠塔》连唱五个晚上。杨爹知道在一个地方唱久了不好,无论大家怎么挽留还是坚决走了。但我们总是陆陆续续能晓得一些他的消息。六月份,大屋周的人说他在那唱《薛仁贵征东》,到了七月炎天,他又到了智源洞,这回唱的是《三打祝家庄》。十月小阳春,他郎家在芦箭河唱《坐楼杀惜》。他总是悄悄来悄悄走,谁也无法知道他下一站是哪个屋场。大家只能从来访的亲戚那里辗转听到故事梗概,远远不及现场的活色生香,更加勾起大家的戏瘾。杨爹成了大家整天念叨的人。

就这样,那几年杨爹游走在长乐街附近几个乡镇,白天算八字、晚上唱道情。大凡《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等唱本大人细伢子都听了不少。我们这些细伢子经常模仿梁山好汉打马仗。细屁股们分成两拨,小个伢子骑在大个伢子头上,然后开始相互撞击、扭打。开仗之前,必有一番对骂:“梁山草寇,犯上作乱,还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贪官污吏,竟敢犯我梁山,且吃我一刀!”。大人们也不怎么管我们,直到家家户户炊烟升起,妈妈们站在门口吆喝着各自的伢子回家吃饭。

没有不透风的墙,杨爹唱道情终于被公社干部知道了!正是1975年的腊月间,杨爹在荣家塅唱《水浒》,公社陈书记带队破门而入将杨爹带走。随后几天杨爹被关在上市街伯夫爹家里,每天吊在屋梁上打,人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娭毑妈妈们聚在一起:“何得了咯,再打下去只怕冒得命哩”“好人遭孽哩”。。。。。

官门杨在省教育厅上班的希爹正回家探亲,殷勤地四处拜访故旧。这些婆婆姥姥就围着他游说:“希爹吔,杨爹是个好人,你郎家想个办法搭救他撒”“希爹吔,一笔写不出两个杨字哩,看在祖宗名上,你郎家不能不救同宗血脉哩”希爹沉思片刻,慨然答应:“年轻时我跟杨爹有过来往,为人厚道,聪明伶俐,可惜后来把眼睛坏了。我想想办法。”

正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希爹走进伯夫爹堂屋: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请问哪位是陈书记?”

“要斗私批修。不敢,我是陈宝贵。你郎家是?”

“不敢,我是官门杨的杨希。回来几天了,一直冒来拜访,蛮对不住哦。”

“哎呀,杨处长!你看看,你郎家回来我们连不晓得啊。老满!快拿烟!快拿烟!”

“哎,这里怎么吊着一个人呀?”

“哦,一个瞎子,专门宣传封建迷信。”

“我看看,这不是杨承乾嘛。我的娃娃朋友,先放下来!”

“承乾啊,我是希伢子哦。快呷口水!你怎么宣传封建迷信啊?”

“我、我、我就是讨口饭呷,唱唱道情。。。。。。”

“道情里面也有不少封建迷信啊,你唱些么里东西啊?”

“我就是唱唱水浒。。。。。。”

“陈书记,毛主席教导我们,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造反。毛主席是提倡学水浒的,承乾唱水浒是遵照毛主席指示,怎么是封建迷信呢?你们可不要犯政治错误哦。”

“哎呀,杨处长,真是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啊。杨爹,对不住对不住,回头你到公社来拿误工费。”

……

也是 2010年的腊月,汨罗乡友在北京聚会。我们长乐街的围成两桌聊得热火朝天。一个跟我们年龄的中年男人带着非常熟悉的笑容走过来:

“长乐街的老乡吧?小时候我几乎年年跟我爷爷去长乐街,好喜欢那条麻石街啊!”

“你爷爷他郎家是谁啊?”

“我爷爷就是杨爹啊!”

“啊!杨爹!哎呀呀,哎呀呀,他郎家还健旺吧?”

“你笑起来跟你爷爷好像啊!”

“他郎家过世了。。。。现在长乐街还有人唱道情吗?”

“冒了,冒了,谁晓得唱啊!好喜欢杨爹他郎家的道情啊!”

“只怕都要走,道情要走,花鼓戏要走,人要走,我俚都要走……”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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