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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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基根
来源=《二战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然结束，可是对于曾经参战的人而言，恢复和平的过程混乱繁杂而又飘忽不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估计约有5000万人死亡；由于战争的性质，确切数字无法得知。到目前为止，在参战国中，损失最惨重的是苏联，苏联在战斗中损失至少700万人，此外还有700万平民死亡；大多数平民死于饥馑、报复和强制劳役，其中多数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相对而言，波兰是参战国中损失最严重的；其战前人口的约20%，即约600万人，没能活下来。波兰约有一半的战争受害者是犹太人，而且在其他东欧国家的死亡人数中，犹太人也占多数，包括波罗的海诸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内战和游击战导致25万希腊人和100万南斯拉夫人丧生。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东欧的伤亡人数比西欧多得多——德国人打压斯拉夫人的局部战争的强度和残酷可见一斑。三个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荷兰伤亡惨重。1940年6月前和1942年11月后，法国军队有20万人战死；40万名平民死于空袭或在集中营遇难。意大利损失了逾33万人，其中一半是平民，荷兰死亡20万人，除了1万人以外都是平民，死于轰炸或者驱逐出境。
无论是相对而言，抑或绝对而言，西方战胜国遭受的损失远远少于任何主要盟友。英国军队损失24.4万人。此外，它的联邦和帝国战友损失了10万人（澳大利亚损失2.3万人，加拿大损失3.7万人，印度损失2.4万人，新西兰损失1万人，南非6000人）。约6万名英国平民在轰炸中丧生，其中一半死于伦敦。尽管1945年5月5日，日本“气球炸弹”（balloon bomb）在俄勒冈州（Oregon）炸死主日学校班级野餐的一名妇女和五名儿童，但是美国并没有直接的平民伤亡；与日军战死120万人相比，美军的伤亡人数是29.2万人，其中包括海军的3.6万人和海军陆战队的1.9万人。
德国首开战局，几乎战斗到希特勒的“午夜过五分钟”，为战争的罪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物质上，德国城镇顶住了比薄弱的日本居民点遭受到的更为猛烈的轰炸。然而，到了1945年，柏林、汉堡、科隆和德雷斯顿实际上已然化为瓦砾，而且许多小地方遭受巨大损失。
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文化损失时，有理由认为，大部分损失发生在德国领土上。远见卓识使欧洲大图书馆和艺术藏品得以保存下来；威廉皇帝收藏的珍宝被存放在柏林动物园的旗塔里，英国国家美术馆的画作在战争期间被存放在威尔士的洞穴中。建筑瑰宝就其本质而言无法保护。幸运的是，欧洲大部分最美丽的城市没有发生过战斗，意大利除外。虽然柏林遭到破坏，可它主要还是一座19世纪的城市；伦敦大部分18世纪前的建筑在闪电战中被烧毁；古典的列宁格勒遭到轰炸，沙皇村（Tsarkoe Selo，幸而现在完全重建）这样的名胜被烧毁；巴洛克风格的德雷斯顿付之一炬；华沙老城许多街区被毁（自1945年以来按照伯纳多•贝洛托［Bernado Belotto］的画作奇迹般地再度重建）；维也纳老城在1945年的战斗中严重受损；多瑙河两岸的布达佩斯被毁；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鹿特丹市中心烧成灰烬；“征服者威廉”的中世纪城镇卡昂一蹶不振。然而，颇具历史影响的巴黎、罗马、雅典、佛罗伦萨、威尼斯、布鲁日、阿姆斯特丹、牛津、剑桥、爱丁堡和几乎所有其他重要的欧洲建筑圣殿依然完好无损。
相反，德国的历史古城却遭到可怕的破坏，无论大小，包括波茨坦（它是普鲁士国王们的“凡尔赛宫”）、于利希（Jülich）、弗莱堡（Freiburg-im-Breisgau）、海尔布隆、乌尔姆、弗罗伊登施塔特、伍兹堡（Würzburg）和瓦格纳音乐节的中心拜罗伊特（Bayreuth）。在西部，构成鲁尔工业中心的28个城镇及其周边都遭到猛烈攻击：南德意志首府斯图加特（Stuttgart）被炸毁；事实上，在1945年春阻止苏联进军的防御战中，德国东部最大的城市布雷斯劳被毁。
自1939年至1945年间，德国人为了发动和支撑与邻国的战争，付出比物力代价更大的人力代价。逾400万德国军人死于敌手，59.3万名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尽管盟军的轰炸杀死的妇女比男子多——比例是60∶40——不过，196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妇女人数仍然超过男子人数，比例是126∶100。在“失去的一代”中，德国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不像苏联那样严重，战后在苏联，妇女人数超过男子人数三分之一；可是，即使在苏联，人们也没经历过1945年战败使德国人体验的那种强迫迁移所带来的恐惧感。
将德意志人赶出东方包括两个阶段，其结果都很悲惨：第一个阶段是仓皇逃离红军；第二个阶段是蓄意将民众从定居区驱逐出去，德意志人已经在这些定居区生活了好几代，在一些地方，甚至生活了上千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5年1月的大逃亡几乎是一首独一无二的人类苦难悲歌——除了集中营。由于“巴格拉基昂”攻势的冲击，东普鲁士挤满了来自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德意志人定居区的难民。想到红军在德国本土对遇到的第一批德国人会做什么，东普鲁士的居民不寒而栗，大批离乡背井，在寒冷的冬季，向波罗的海沿岸跋涉。1月间，约有45万人撤离皮劳港；另有90万人沿着40英里长的堤道前往但泽，或者走过维斯图拉泻湖结了冰的湖面，找到等待着的船只——其中一艘船中了苏联潜艇的鱼雷，船上8000人遇难，这艘船成为淹死人数最多的一次海难的坟墓。德国国防军英勇战斗，近乎发狂地掩护难民的营救；希特勒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儿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任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cker）曾在泻湖一战中赢得一级铁十字勋章。
在1945年最初的几个月中，可能有100万德国人死在西逃路上，或者死于饥馑，或者死于虐待。1945年冬季，东欧剩下的大部分德意志人——他们生活在西里西亚、捷克的苏台德区、波美拉尼亚和其他地方，共计约1400万人——被有条不紊地聚集起来，然后向西运送，主要前往德国境内的英国占领区。这些被运送的人抵达时一贫如洗，常常处于死亡的边缘。很多人没能完成这可怕的旅程，据估算，25万人在被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的过程中死亡，125万人在被从波兰驱逐的过程中死亡，60万人在被从东欧其他地方驱逐的过程中死亡。到1946年，欧洲易北河以东的德裔人口从1700万人锐减为260万人。
这种驱逐常常伴随着暴力犯罪，根据战胜国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驱逐并不是非法行径。协议第十三条声明，“将留居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意志人驱逐回德国”；而且在波茨坦，西方盟国同意重划德国边界，将东普鲁士的一半给予波兰（另一半归苏联），连同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这些新调整，与波兰被迫将东部省份割让给苏联相抵，使波兰在版图上西移了100英里；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将德国人从其新的西部边疆赶出去的情况下，这确保战后波兰完全属于波兰人。
《波茨坦公告》比《雅尔塔协定》影响深远，《波茨坦公告》决定了战后欧洲政体的未来。在雅尔塔，英国和美国对苏联的让步事后被西方政治家和评论家普遍谴责为“背叛”，尤其是背叛了反共产主义的波兰人。正如罗斯福和丘吉尔当时所承认的，红军胜利挺进波兰，使斯大林为最重要的东欧国家所制定的计划成为既成事实。这使得“伦敦波兰人”在战后华沙政府中没有一席之地，华沙政府将由共产党影响下的“卢布林委员会”控制。波茨坦会议进一步筹谋了战后的安排。波茨坦会议要求东欧德意志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化”边疆和斯拉夫、波罗的海诸国更分散的商业、农业、思想文化聚居区的德意志人——西迁重新定居，在很大程度上使欧洲的种族边界恢复到9世纪初查理曼帝国初建时的边界状态，一下子解决了最大的“少数族裔问题”，确保苏联在未来两代人的时间内控制中欧和东欧。
苏联随后拒绝配合1945年后德国占领区内举行的自由选举，这额外强化了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顿（Fulton）发表演讲时宣称的共产主义欧洲和非共产主义欧洲之间的“铁幕”。1918年的战后协议导致霍亨索伦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从中催生出自治的“后继国家”，使其政治局面变得特别多样化，1914年前这两大帝国曾经掌控欧陆的东半部。波茨坦会议则果断地简化了这种局面。在1945年后的欧洲，易北河以西仍然属于民主政体；易北河以东则实行单一的政治制度，由斯大林的苏联控制和支配。
1945年后，易北河以东地区被迫接受斯大林主义，以这种方式解决了“德国问题”，这个问题自1870年以来一直困扰着欧洲。这并非解决了如何缔造持久和平的问题，无论是在欧洲，抑或是在全球。1943年在德黑兰，美国、英国和苏联同意建立联合国取代国际联盟，发挥更大作用。1945年4月，联合国诞生于旧金山。联合国本是维持国际和平的工具，各成员国提供兵力组成联合国军，负责指挥联合国军的总参谋部受安理会（包括英国、美国、苏联、法国和中国5个常任理事国）管辖。苏联反对组建总参谋部，加上其后动用了否决权阻止维持和平的决议通过，很快削弱了安理会的权力。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或者被理解为布尔什维克重新致力于激发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或者更实际地被理解为以军事进攻威胁西欧反共国家，借以巩固1945年苏联取得的胜利，这种外交政策并没直接挑战联合国的地位。撇开赞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民主政变和1948年对柏林实行封锁，战后斯大林并没采取措施直接威胁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所缔造的欧洲稳定。他在其他地方挑战西方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菲律宾，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是在朝鲜半岛， 1950年6月，他支持共产主义北方进攻非共产主义南方。
事实上，1945年8月后，苏联让它在欧洲的军队复员，和美英同样迅速，如果并非同样彻底。到了1947年，红军的规模锐减三分之二；剩余军队仍然足以超出美国和英国占领军数倍——1948年莱茵河的英军只有五个师的兵力，巴伐利亚的美军只有一个师——虽然苏联的持续优势促使北美和西欧于1949年形成北大西洋联盟，但是这种差距并没使苏联冒险将领导权拓展到易北河以西。
对此存在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尽管苏联的外交政策粗糙严酷，但是这种外交政策由一种截然不同的律法主义加以指导，这种律法主义将苏联局限于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所确定的势力范围。另一种解释是，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严格来说持续到1949年，但是其后十年间也发生了效力，阻止了苏联在外交政策上的冒险。第三种解释，也是在争论中最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是，战争的创伤压制了苏联人民及其领导想要再度体验的念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是令战胜国而非战败国相信战争的代价超过其收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可以说，是让战胜国和战败国都相信这一点。自从法国大革命以降，“每个人都是战士”是先进国家组织军队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组织社会的原则，这一原则于1939年至1945年达到顶峰，这样做使这些国家承受了巨大痛苦，以致它们将发动战争的概念从其政治哲学中剔除出去。美国的战争损失最小，获益最多——1945年，战争使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强大——能够积攒足够多的国家认同去打两场规模小但损失惨重的亚洲战争，一场在朝鲜，一场在越南。就人力损失而言——如果不谈物力损失——英国历经战争而相对安然无恙，它仍然保有进行一系列小规模殖民主义战争的意愿，法国也会这样做——法国是另一个人力损失不太严重的国家。相反，纵然战后苏联向假想敌显示肌肉，但是却避开让其士兵直接冒险的武力对抗；最近，苏联闯入阿富汗，阵亡人数是美国在越南阵亡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似乎强化而非削弱了这种看法。自1945年5月以来，尽管1956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征兵制度，但是没有一名德国士兵被敌人所杀，这样，死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日本是1939年至1945年最无所顾忌地发动战争的国家，如今受到战后宪法约束，规定无论任何情况下诉诸武力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都是不合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家都没愚蠢到宣布，打这场仗是为了“以一场战争终结所有战争”——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政治家所做的那样。然而，这可能恰是其持久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