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穆勒：你带上手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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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赫塔· 穆勒
本文系赫塔·米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讲
“你带上手帕了吗？”
每天早晨，在我出门上街之前，我的母亲都会站在家门口这样问我。我并没有带手帕。因为我没有带，我需要回到屋里拿一块手帕。也正因为我始终在等我的母亲这样问我，我从来没有主动带过手帕。手帕是一个证明，它证明着我的母亲在早上一直疼爱着我；而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只能靠自己。
“你带上手帕了吗”这一问是感情的一种委婉展示。任何更直接的表示都会使人尴尬，我们这些乡下人也不习惯。母爱就掩饰在这一问里；这是说出它的唯一方式：如此的煞有介事，那种语调就像发出一道命令，或是为工作作出某项决策。语音的突兀生硬甚至强化了这种亲情。
每天早上，我都两次走过家门：第一次没带手帕，第二次则带了一块手帕。只有这样，我才走上街头，好像带上手帕就意味着母亲也在我的身边。
二十年后，我已经在城市里独自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一家制造厂里当翻译员。我早上五点就起床，六点半就上班。每天早上，喇叭都对着工厂大院疯狂播放着国歌，到午饭时则是“工人大合唱”。然而厂子里的工人们只是坐下来俯身吃饭，眼神如锡铁皮般空虚而呆滞，双手抹满了油。他们的食物都裹在报纸里，吃一口猪背肉之前就得先一步把报纸从猪皮上刮掉。两年就按这个老样子过去，日复一日。
到了第三年，这种沉闷的生活结束了。一位访客一周里连续三次早早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一个高大凶恶、骨节粗壮的男子，蓝眼珠目光熠熠——一个来自国家安全卫队的庞然大物。
第一次，他站在那里，骂了我几句，然后离开。
第二次，他脱下他的风衣，把它挂在插在橱柜上的钥匙上面，坐了下来。那天早上，我从家里带了些郁金香，把它们插在花瓶里。那个男人看着我，夸我对人品性的判断是如此敏锐。他说话的腔调油滑，让我很不舒服。我反驳了他的奉承，并正告他：我只看得懂郁金香，但看不透其他的什么人。于是他恶狠狠地对我说，他对我这个人的了解比我对郁金香的了解还要多得多，然后他把他的风衣拽到他的胳膊上就走了。
第三次，他坐着，我却一直站着，因为他把他的公文包放到了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公文包移到地板上。他称我是蠢货，说我是懒骨头，是贱人，就像街边的野鸡那样堕落。他把郁金香狠劲推到靠近桌子的边缘，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放到桌子中间。他向我吼道：写！我没有坐下来，就按照他口述的写下——我的姓名，生日，地址。接下来的，是那些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事情，即使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亲属，那些我……然后就是那个可怕的字眼：“colaborez”——要我去合作。在这个关节，我停下笔来。
我放下笔，走到窗前，视线落在那条灰头土脸的、未铺路面而满是坑洼的街道上，以及后面所有驼着背的房屋。另外，这条街叫Strada Gloriei——光荣街。在光荣街上，一只猫坐在光秃秃的桑树上。它是工厂里那只少了耳朵的猫。在猫的上面，早晨的太阳正在照耀，如同一面黄黄的鼓。我说：N-am caracterul——我没有做这种事的品性。对着外面的街道，我说出这番话。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东德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斯塔西”)头目命令秘密警察手工撕毁了所有秘密文件，留下了6亿多张碎纸片
“品性”这个词使那个秘密警察歇斯底里起来。他撕碎了那张纸，把碎片甩到地板上。接着也许是他意识到他需要向上级证明他曾经尝试过招募我，因而他又俯下身来把碎片一一拾起，胡乱扔进公文包里。之后他深叹一口气，接着好像受挫了之后泄愤似的，把花瓶连带着郁金香狠狠掷向墙壁。花瓶破碎时发出了刺耳的声响，好象空气在磨牙。他把公文包夹在腋下，静静地说：你会后悔的，我们会把你淹死在河里。我则自语似地回答：如果我签了名，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这一切的后果必须由我自己承担。所以无论你怎样做好了。而这时，办公室的门正开着，他已经走了。在外面，光荣街上的那只工厂里的猫已经从树上跳到房顶上，一根树枝弹跳着，就像蹦床一样。
第二天拉锯战就开始了。他们想开除我。每天早晨六点半我都要向主任报道，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也在他的办公室里。就像我的母亲曾经问的“你带上手帕了吗”一样，每天早上，主任在这时都会问道：你找到其他工作了吗？每天早上，我都给予同样的回答：我没去找，因为我喜欢留在厂里，我愿意留下来，直到退休。
一天早上我来工作时，我发现我那些厚厚的辞典躺在我办公室外大堂的地板上。我打开门；一个工程师正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边。他说：你进门前应该敲门。这是我的地方，这儿没有你的事儿。我不能回家；任何未经许可的旷工都会给他们提供解雇我的借口。我没有了办公室，所以我更是必须保证来上班；无论如何都要来。
我有一个好友，当我们沿着那条可怜的光荣街回家时，我把这一切遭遇都告诉了她。起先，她将自己的桌子清出一角给我用。但有一天早上她站在她的办公室外面对我说：我不能让你进来。大家都说你是告密者。骚扰仍在持续；流言蜚语开始在我的同事间传播。真是糟糕透了。面对攻击，你可以保卫自己；但面对诽谤，你却无能为力。每天我都准备好迎接任何可能的结果，包括死亡。但我就是受不了这种背信弃义。无论做什么准备都无法承受的背信弃义。诽谤把污秽填满你的身体；你无法自卫，就在这污秽中窒息。在我的同事眼中，我恰恰是我拒绝成为的那种人，如果我真的答应去监视他们，他们反而会毫不犹豫地相信我。本质上，他们是在惩罚我，因为我饶恕了他们。
柏林墙
既然我必须保证来上班，但我又没有办公室，而朋友也不会让我用她的，我只好站在楼梯井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沿着楼梯爬上爬下几次，突然间我又成了母亲的孩子了，因为我带上了一块手帕。我把它放在二楼与三楼间的一级台阶上，小心翼翼地把它捋平之后坐了下来。我把我那些厚厚的辞典安置在我的膝盖上，来翻译各型液压机的说明书。我这个楼梯间的才女呵，把自己的办公室建在手帕上！到午饭时，我的朋友就到楼梯这里来找我，我们在一起吃饭，一如先前在她的办公室，或是更早在我的办公室那样。从院子里的喇叭飘出的“工人大合唱”还在歌颂着人民的幸福生活。我的好友吃着吃着就替我哭了起来。我没哭。我必须坚强地留下来。很长时间都必须这样。直到度过那几个似乎无穷无尽的星期，直到我被解雇。
在我身为楼梯间才女的日子里，我曾在辞典里查阅“楼梯”这个词：楼梯的第一踏步作为起始踏步或卷形踏步，常设计为牛鼻型外圆角。每一级水平踏步的两边都要与楼梯的脸颊（即楼梯的纵梁，在楼梯踏板的两侧支撑楼梯的重量）相配。盘旋着的踏步间的空隙，甚至被称作楼梯之眼。我已经知道有那么多美丽的词汇与液压机的润滑系统有关：鸽尾榫，鹅颈管，橡子螺帽(即盖形螺帽)，眼形螺栓(即沉头螺栓)。此刻，我同样为楼梯各部分那诗意的名称，为行话的美而震惊。楼梯有脸颊，楼梯有眼睛——那么楼梯也是有躯体的了！无论是木材还是石块，水泥还是钢铁，当人类与它们打交道时，为什么坚持把自己的面貌强加到哪怕是世界上最难以驾驭的事物上，为什么他们用自身的躯体来命名这些无机物质，将它们人格化为身体的一部分呢？对那些技师而言，这种深藏不露的柔情必然会使他们严峻艰苦的工作令人好受一些吗？难道，每一种领域的每一种工作，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就像我的母亲问我带没带手帕那样？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个装手帕的抽屉，里面的手帕总是分成两排，每排各有三叠：
左侧是男人们用的手帕，给我的爸爸和爷爷的。
右侧是女人们用的手帕，给我的妈妈和奶奶的。
中间的儿童手帕是给我的。
抽屉里的手帕组成了一幅全家福。男人们的手帕是最大的，手帕边缘有棕、灰或枣红色的暗色条纹。女人们的手帕要小巧些，边缘是蓝、红或绿色。儿童手帕最小了：未缝边的白色方格上画着鲜花与动物。三种手帕都这样划分：日常用的，放在前面；星期天用的，放在后面。到了星期天，你的手帕颜色必须与衣服颜色相配，即使别人看不到也要这样。
就算把我们自己也算在内，家里的所有物件都没有这手帕重要。它的用途可真是包罗万象：擤鼻子；擦鼻血；捂盖手、胳膊或膝盖上的伤口；掩面哭泣或咬住它来忍住哭泣。用一块清冷湿润的手帕抑制头痛，或系住手帕四角用来遮阳挡雨。如果你一定要记住什么事，可以在手帕上打个结来提醒记忆。搬重物时，你就把它缠在手上。火车离开站台时，你挥舞着手帕喊再见。因为我们巴纳特方言里“泪”听起来就像罗马尼亚语里的“火车”，在我听来车辆在轨道上滑车发出的吱吱叫声就像哭泣一样。在村子里，要是有谁在家里死了，大家马上系一块手帕围住他的下巴，这样尸体僵硬时他的嘴巴能保持闭合。在城里，要是有人倒卧在街边，过路人也常常会拿一块手帕盖住他的脸，这样这方手帕就成了死者的第一个安息之所。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德）赫塔·米勒/著
李贻琼/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年10月
在炎热的夏日里，家长们有时会在很晚的时候打发孩子们去墓园给花浇水。我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尽快地给一块又一块墓地浇水。然后我们就在礼拜堂的阶梯上挤成一团，看着缕缕白雾从某些墓地上升腾而起。这些雾刚飘了一点点路就消散在黑夜中。对我们来说，这些雾都是死者的灵魂：有动物形状的，玻璃器皿形状的，还有的像瓶瓶杯杯，像手套和长筒袜。四处都有白手帕一般的白雾出现，看起来就像是被黑夜镶了边。
后来，当我遇见奥斯卡•帕斯提奥尔(奥斯卡•帕斯提奥尔（Oskar Pastior, 1927-2006），在罗马尼亚出生的德国诗人、翻译家。生于特兰西瓦尼亚锡比乌城一个德裔萨克森人的家庭。1945年17岁时被苏联当局流放到劳改营中，1949年回国。1955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学习德语文学，毕业后在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德语部工作。1964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实话》。1968年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德国，先是住在慕尼黑，随后一直住在西柏林。他把大量罗马尼亚文学作品译为德文，并因此成名。2006年去世。赫塔•米勒的《呼吸钟摆》一书，就是基于奥斯卡•帕斯提奥尔的流放经历写成的)，准备描写他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里的经历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位年长的俄国母亲曾经送给他一块细亚麻布织就的白手帕。希望你们都能走运，那个俄罗斯女人说，这样你能快些回家，我的孩子也能快些回家。她的儿子和奥斯卡•帕斯提奥尔一样大，离家乡一样遥远，只是在相反的方向，她说，在一所惩戒营里。那时奥斯卡•帕斯提奥尔正敲着她家的门，作为一个半饥半饱的乞丐，指望着用一块煤换一小口饭吃。她让他进门，并给了他几口热汤喝。当她看见他的鼻涕都滴进碗里的时候，她给了他那块从没人用过的白色细亚麻手帕。对这个乞丐来说，这块手帕是这样一件美物，它带着蕾丝花边，丝线把丛丛茎干和玫瑰精确地缝在上面。它接纳了他，又伤害了他。那是这样一种混合体：一面是用细亚麻布织成的安慰，另一面他的衰老又被丝织的茎干度量出来。而对那个女人来说，奥斯卡•帕斯提奥尔也是一种混合体：他既是她屋子里的一个不谙世故的乞丐，又是这世界中一个迷途的孩子。通过一个妇女的姿态，他可以感受到这两种角色都令人欣喜，也使人不知所措；而这个妇女在他眼中又同样有着两副相貌：一个不知名姓的俄国女人，同时也是一位焦急的母亲，正问着那个问题：你带上手帕了吗。
自从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心底就浮现出一个问题：“你带上手帕了吗”是不是到哪里都有效果？在它行进的半路上，它越过了那个冰雪晶莹，冻融不止的世界吗？它是否穿过了山峦与草原，越过了每一道边界；它能一路直达这个撒满了劳动营与惩戒营的庞大帝国吗？“你带上手帕了吗”这一问是不是无法摆脱，哪怕是面临锤子与镰刀们的威胁，哪怕是在所有的劳动营里都受过一次斯大林主义的再教育？
虽然我已经说了几十年的罗马尼亚语，但只有当我与奥斯卡•帕斯提奥尔谈话时，我才意识到罗马尼亚语里手帕叫batistă。能证明罗马尼亚的语言有多偏向感觉的另一个例子是，它的词汇都被毫不留情的驱动着，直指事物的中心。不用绕什么弯子，某种材料用来做一块手帕，一块 BATISTĂ，本身就是现成的。好像所有的手帕都是这样，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用细亚麻布做的。
奥斯卡•帕斯提奥尔把那块手帕留在行李箱里，把它当作一个遗骨箱，属于一位带着一个有双重身份的母亲，以及一个同样有着双重身份的儿子。经过五年的劳动营生活他终于带着它回了家。这全是因为他把他那块白色的细亚麻布手帕作为自己希望与恐惧的象征。在那里，一旦你从希望与恐惧中解脱出来，你就死了。
经过这次有关白手帕的谈话，我花了大半夜在一张白卡片上为奥斯卡•帕斯提奥尔剪贴出一幅满是词语的拼帖画：
在这里按舞步来说Bea
来跳进一高脚杯的牛奶里
亚麻布在变得灰绿的白锌皮桶里
几乎所有的材料
都与交付时一致
听我讲
我是列车，是
放在肥皂碟里的樱桃
永远别和陌生的人们交谈
或在电话总机上讲话
这周晚些时候我去见他，给了他那幅拼帖画，他说：你一定要把致奥斯卡这几个字也贴上去。我说：反正我给了你，就是你的东西了。他说：你一定要贴上去，因为卡片可不知道那些啊。于是我把它带回家贴上：致奥斯卡。然后到下周我把卡片给了他，此刻就像我离开家门时第一次没带手帕，而要回家在第二次带一块手帕那样。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以一块手帕结尾的：
我的祖父母有个儿子叫迈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被送到蒂米什瓦拉去读商科，以便他能接手家族的谷物贸易和杂货店。学校里有不少来自第三帝国的教师，都是货真价实的纳粹。他本来应该被训练成一名商人，实际却基本上被教成了一名纳粹——按计划洗脑的成果。等他毕了业，迈茨已经成了一个狂热的纳粹，整个人都变了。他整日呼喊着反犹的口号，像白痴一样令人嫌弃。我的祖父训斥过他好几次：他的全部身家都仰仗于在犹太商业伙伴那里积攒下来的商业信用。当这些话无济于事时，他还打了迈茨几个耳光。但年轻人的理性早就被抹得一干二净了。他俨然成了村子里的大思想家，欺侮那些逃避上前线的人。迈茨本在罗马尼亚军中有一份文案工作。然而他感受到了内心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强大冲动，于是他志愿加入党卫军并要求被派到最前线。几个月后他回乡结婚。也许他在前线耳闻目睹的无数暴行让他清醒了些，他借着一条从古至今都有效的神奇规定从战场上逃离了几天。这条神奇规定就是婚假。
勃列日涅夫与昂纳克
我的祖母老早就在一只抽屉里保留着他儿子迈茨的两张照片：一张是结婚照，一张是遗照。结婚照里，新娘全身洁白，比他要高一拳，显得瘦削而庄重——如同一尊石膏圣母像。她头上顶着一圈蜡质的花环，就像是积雪的树叶。迈茨穿着他的纳粹制服紧挨着她，不像丈夫，而像士兵；不像新郎，而像侍卫。他回到前线没多久，遗照就寄了过来。里面只是一个可怜的士兵被一颗地雷所撕成的碎片。遗照有巴掌大小：一片黑色的田野中间是由人的残骸聚起来的灰色的一小堆，看起来都放置在一块白布上。与黑色的田野相对，那块白布看起来就像儿童手帕那样小，如同一个中间印着奇怪图案的白色小方块。对我的祖母来说，这张照片也是一个混合体：白手帕上那个死掉的纳粹，在她记忆中还是那个活着的儿子。终其一生，我的祖母都把这幅有双重含义的照片夹在祈祷书里。她每天都祈祷，祈祷文也几乎肯定有着双重的含义。自从认识到亲爱的儿子突然蜕变为狂热的纳粹后，这些祈祷文大约是在向上帝祈求，让她在爱儿子和宽恕纳粹的不同行动里作出平衡。
我的祖父在一战时当过兵。他常常痛心地谈论有关儿子迈茨的事情，这时候他很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他说：哎呀，当旗子开始飘动的时候，人们的理智都不知不觉地滑到喇叭里面去啦。这一警告，在接下来的极权统治中仍然应验，我对此深有体会。每一天你都能看见，那些投机者们，不论大小，他们的理智都不知不觉地滑到喇叭里面去了。这喇叭，我才不会去吹他。
不过，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被要求着去学手风琴——而这违反了我的意志。因为我们家里的那台红色手风琴原先是属于死去的迈茨的。手风琴的带子对我来说也实在太长了。为了防止这些带子从我肩上滑下来，手风琴老师用一块手帕在我背后把它们系了起来。
我们能否说，正好是这些最微不足道的物体——或是喇叭，手风琴，或是手帕——把生活里最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物体看似各安其位，但它们自身的偏差却揭示出生活中一个不断重复的模式——一个恶之圈，或者我们用德语来说，一个属于魔鬼的圈子。我们可以相信它的存在，却不会把它说出来。尽管如此，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一种由脑至手的劳作。嘴巴则被略过了。在极权制度下我说了很多，主要是因为我拒绝吹喇叭。这些言论常常带来使我饱受折磨的结果。但写作却在沉默中开始，在楼梯上萌发，在那里我必须做出比我以往所说的更多的东西。具体的情形演讲里我不再陈述。因为那至多是浮于浅表的附属品，并不是事件自身的全貌。这一全貌，我能在自己的脑海里讲清楚，悄然无声地讲清楚，纵使在我落笔之时又陷入到由词语构成的恶之圈中去。我带着对生的渴望，对死一般的恐惧作出了反应。那是对词语的饥渴。只有词语的旋涡才能掌控我的状态。它把用嘴说不出的东西说的清清楚楚。我在事件后面追逐，在词语间和词语构成的恶之圈里把它们捉住，直到某件我以前从未知晓的事情浮现出来。与现实一样，由词语构成的哑剧上演之时，根本无视任何现实的法则，把重点遮遮掩掩却扩充起那些次要的细节。在它疯狂向前运行的时候，这个由词语构成的恶之圈又用一种恶毒的逻辑去蛊惑那些还活着的人。它们的形态动作狂暴残忍，令人焦虑不安，总是在一阵癫狂后却又即刻精疲力竭。极权统治下的主旋律必须一直进行下去，因为自从我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做任何理所当然之事的资格之后，除它之外再也不会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而主旋律隐藏在某处时，那些词语就直接把我占据。它们随心所欲地使用着主旋律。于是，什么都可以是对的，什么都可以是真的。
当我身为楼梯间才女的时候，我就像先前童年里在河谷放牛时那样孤独。那时我曾吃过树叶与花瓣以期待成为它们中的一员，因为它们知道怎样生活，而我不懂。我通过命名来与它们谈话：牛奶蓟可能是因为这株有刺植物的茎秆里的乳液而得名。但它不愿意听牛奶蓟这个名字。于是，我就试着自创既不带牛奶也不带蓟这两个字眼的名字：肋骨荆棘，针颈草。这些生造的名字揭开了我与植物间的一道鸿沟，而这道鸿沟又通向这样一个深渊：一种耻辱，因为我事实上只是在和自己交谈，而不是植物。但这种耻辱对我也有益处。我照料着牛群，而词语的声音照料着我。我想：
你脸上的每个词语，
都对那恶之圈有所知晓
却不说出来
词语的声音知道，除欺骗之外别无他法。因为物体会通过它们的材质来欺骗，感觉会通过它们的姿态来误导。词语之声，连带着用这声音虚构的真相，居住在当物体与姿态的谎言汇合在一起时二者的交界地带。在写作中，这已与信任无关，而完全是对诚实的欺骗。
回到工厂时代，当我身为楼梯间才女，把手帕作为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也查过一个优美的词叫 TREPPENZINS或递增利率，就是像爬楼梯一样把贷款利率递增。（德语里管这个叫“梯级利率”）这些不断增加的利率，构成了一个人的支出和另一个人的收入。在写作时，当我把文本钻研得越来越深的时候，二者就汇合在一起了。我依据自身写得越多，从我生活经验中丢失的东西就越清楚地展现出来。词语不能未卜先知，但只有它们能作出这一发现。在如何出其不意地抓取生活经验的方面，它们有着最恰当的反应。到最后，它们是如此的引人注目，以至于生活经验必须依附于它们才不会解体。
在我看来，物体并不了解它们的材质，姿态并不知晓它们所反映的感觉，而词语也并不明白嘴巴把它们说出来的用意。但为了确保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仍然需要这些物体，这些姿态，这些词语。毕竟，我们能去掌握越多的词语，我们就越自由。即使我们的口被封住，我们还能试着通过姿态甚至物体来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对审查者而言，它们更加难以解读，要花费不少时间才会引起他们的警觉。而通过引起警觉前的大量时间，它们把我们受到的羞辱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尊严。
在我从罗马尼亚移居出来之前不久的一个早上，一个乡村警察来找我的母亲。她都已经走到门边了，却突然想到：“你带上手帕了吗”。她没带。虽然那个警察很不耐烦，她还是回去拿了一块手帕。在派出所里，警察对我母亲大发雷霆。我母亲对罗马尼亚语所知极为有限，根本听不懂他在咆哮些什么。于是他离开办公室，在外面把门锁上。我母亲就坐在那里被关了一整天。开始的几个小时她坐在警察的办公桌上哭泣。后来她就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并开始用那块沾满她的泪水的手帕擦拭屋里各个设备上的灰尘。做完这些，她又从墙角拿来水桶，从墙上的挂钩拿下毛巾，跪下来擦地。我惊恐地听着她对我讲的这一切。你怎么能那样，为他打扫办公室？我质问她。她毫不难为情地回答道：我只是在找些活来消磨时间罢了。再说那办公室也太脏。好在我带的是一块大老爷们用的手帕。
直到那时，我才通过这种额外而又自愿的羞辱明白，她在拘留中为自己创造出了些许尊严。我试着为这件事找些词语组成一幅拼贴画：
我想到在我心底茁壮成长的玫瑰
想到像筛子般没有灵魂的人
而掌权的人却问：
谁能成功控制你们
我说：把皮救下来
他喊道：那皮
不过是一片破布，一片被蹂躏的细亚麻布
它可没有心
直到当下，也包括当下，我希望我能为所有那些每一天都被各种极权统治剥夺了尊严的人们说一句话——就一句，或许，还包括手帕这个词。要不然还是那个问题好了：你带上手帕了吗？
这个提到了手帕的问题，是不是根本就与手帕没有一点关系，而恰恰是关于人类那尖锐而强烈的孤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