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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林建刚:悼曾彦修先生

张丰&林建刚:悼曾彦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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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从异类到良知

—— 再读《平生六记》



作者:张丰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


去年6月,三联书店出版曾彦修的《平生六记》,前面有周有光给曾彦修的题字:“良知未泯”。曾先生找周先生题字,这一场景让人感怀,因为曾彦修已95岁,而周有光已经109岁了。作为个人,生命达到这样的长度,而仍然能够思考、写作,实在让人羡慕。1月份,人们庆祝周先生110岁生日,而在昨日(3月3日),却不得不送走曾先生。

我相信,给世界留下《平生六记》这本书,曾先生走得会很轻松,他不再有遗憾,而扉页上的“良知未泯”四个字,也成了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


(曾彦修在奈良)

“六记”,就是六篇文章。分别是“土改记异”“打虎纪零”“镇反记慎”“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反右记幸”,土改、打虎、镇反、肃反、四清、反右,这些词语在如今的青年人眼中已经是需要解释的概念了,而在1949年到1957年,这是一波又一波的现实的政治运动,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曾彦修只写到1957年的“反右”和1965年“四清”,而没有提后面更可怕的“文革”,因为在1957年,他成为党内第一个登上《人民日报》的右派,被打翻在地。在他看来,这是无比幸运的,因为如果没有被打倒,处在他的位置上,在“文革”中就难免会害人。他的政治生命,在1957年他把自己上报为右派那一刻终结了,也升华了。他从一个掌管人民出版社的意识形态官员,变成一个政治运动的局外人(即使在文革中,他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也没参与),这一年,他不过38岁。此后的半个世纪,他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存在,直到2014年,他平和地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切。

曾彦修1919年出生,曾在成都石室中学读书。1943年,他24岁,就进入中宣部工作。1949年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1951年4月底,《南方日报》政法组长成幼殊从省公安厅拿回一份材料,说是明天要处决140多人的名单,每人列两行罪状,要刊登在第二天的《南方日报》头版上。

这就是风行全国的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广州版,曾彦修认为人命关天,而对“罪犯”的罪行,连人民群众的指控都没有,很没有说服力。他连夜上报,找到当时中共在广东的最高领导叶剑英,最终经过和公安机关的博弈,停止执行。当然,这个事情还有下文:在5月底,在曾彦修出差的时候,这140多人最终被“执行”,报纸也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不过罪名更详细,也取消了一些“一贯反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主观性评价。

这件事很有典型性,它说明了在大的政治风潮中,个人良知的作为和它能达到的限度,很多时候,它并不能扭转乾坤,但是就具体事情而言,是否努力争取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人仍有可能保存自己的“良知”,而不至于被运动所同化。在“土改”“打虎”“镇反”“肃反”中,曾彦修的作为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虽然并没有起到关键扭转作用,但是自己仍能凭良心从事,不在整体的恶上添加个人主动的恶。

在“肃反”中,他已经调到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名义上的一把手为胡绳,曾是实际上负责人),通过自己的深入调查,还了本来被打入“国特”(国民党特务)的资深编辑戴文葆以清白,在历史大势中这不是沧海一粟,但却挽救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1964-1965年,曾彦修已经“退居二线”,在上海群众印刷厂参加了全过程的“四清运动”,所谓“四清”,是“清”每一个人的,次序可能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六记》,47页)。其实,就是调查每一个人,从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入手,如果查出问题,就清理出“组织”。

曾彦修认为,自己一生真正谈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在 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汉奸资本家……这一类的怀疑或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形式撤消了这些怀疑。

“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50页)曾彦修这句话非常值得玩味,可以说赋予了“公”和“私”一种新的解释。“其他工作”,那可是服从组织安排的全部“革命工作”,而这不过是“办公”,是没有灵魂的、作为螺丝钉而存在的,只有这一件事,是完全符合自己心性的、自主的,也是完全让自己满意的,从中可以看出“自我”的力量。

当然,曾先生这样讲,可能是出于谦虚。因为他一生中作为个人最光辉的篇章,其实是1957年把自己上报为右派。曾彦修被划入右派,可能与为戴文葆平反有关。为戴平反,得罪了一些人,正是这些人为推动把曾彦修划为右派不遗余力。

这说明,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就具体某一件事而言,仍有可能不过是具体的利益之争或私人恩怨而已。曾彦修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本人是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小组的组长,上级催促人民出版社交出自己的“右派”名单,五人小组开会讨论人员,最终决定上报三四人,曾彦修是第一个,并最终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成为大批判的对象。

他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我这自报其实是没什么可以称赞的,无非是老运动员了,知道在劫难逃,还不如自报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与损失。如此而已,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二是:“身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幸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得到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这说明他对在运动中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而他的选择也是坚定的:能不整人就不整人,哪怕因此自己被整。

他对被打成右派能够平静接受,泰然处之,但是《人民日报》上面的批判文章,还是让他耿耿于怀。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有很多都是他的下级、同事,平时很少打交道,但这时都站了出来列出他的“种种罪状”。对运动或时代风潮,个人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但是看到身边具体的人来诬告自己,以己度人,还是不免悲愤。

他或许会想到,如果这些人都能像自己一样行事,那该多好。但是现实中的运动,人性之恶的爆发,让人瞠目结舌。在书中,他完整收录了《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但是对那些揭批他的同事,则都隐去其名,以 xx,xxx称之。看得出他不能释怀,有把这些人曝光的冲动,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今天看来,如果说他生前有什么可以纠结的,就是这一件事了。

曾彦修著述不多,很难用“知识分子”来称呼他,但是他生前的最后这本书,则不仅可以看作是他的精神自传,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反省之作。他所写的经历,都是可以在别人的著作或已公布的史料中进行印证的,这可以作为政治运动中个人行为的一个样本。

他说:“我写此书,有一个微小的希望,即: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限,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但他仍努力按照“做一个人”来要求自己,最终他守护住了作为人的良知。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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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要留清白在人间
—— “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作者:林建刚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文史学者,胡适迷,巴萨迷。


对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知识分子而言,倘要身上没有污点,真可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频繁的运动与批斗中,知识分子要么是批斗者,要么是被批斗者,绝难幸免。不仅如此,最多的情形或许还在于一身兼具批斗者与被批斗者这两种角色。

以丁玲为例,当她在1950年代初言辞激烈地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时候,她是施害者;而当她被打成“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时候,丁玲又成了受害者。丁玲之外,冯雪峰、周扬、吴晗等等,他们的命运无不如此。正所谓,革人命的被人革命。今日剃人头,明日被人剃。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

在这群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中,曾彦修属于罕见的例外。在不正常的年代里,他努力捍卫人性的尊严,致力于为他人辩冤白谤。晚年的时候,他又对自己的革命人生重新做了反思,其反思之彻底,思考之深刻,令人印象深刻。

“文革”过后,北岛在诗中写道:“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在荒谬的岁月里,曾彦修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在1949年之后,曾彦修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

1951 年,曾彦修担任广州《南方日报》的社长。这一时期,镇反运动正在广州轰轰烈烈地展开。作为报社负责人,他原本需要从舆论宣传的角度大力弘扬“镇反”。但是,当他发现即将处决的140多人的罪名竟然是“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时候,他犯言直谏,不惜将此事汇报给叶剑英,希望刀下留人。最终,经过他的努力,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此后,曾彦修调到北京,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1954年,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之后结集出版的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就是由曾彦修负责编辑出版的。虽然编辑出版了这八本书,但是,曾彦修一篇批胡的文章也未翻读过。原因也很简单,他对批胡运动有不同的看法。对此,他回忆说:

    批胡时,主要是批他的学术方面,因此,我就一点也不感兴趣,一篇文章也未读完,因一读就觉得太勉强,多为强加的罪名,或者以正确为错误,如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错在哪里?因此,实在读不下去。(曾彦修《半杯水集》,第408页)

不仅如此,据他在《平生六记》中披露:

    “胡适的威望大体上是越批越高,因为过去不知道胡适为何人的人,现在也知道了。”

当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批判胡适的时候,曾彦修的沉默与不读批胡文章,亦属难能可贵。至少,他没有跟风,用沉默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当然,这也与曾彦修是革命知识分子,拥有沉默的自由有关。像俞平伯、顾颉刚、罗尔纲等与胡适密切的学者,即使不想批胡适也不行,因为他们没有沉默的自由。

胡适批完之后,是胡风。批判胡风时,据曾彦修回忆,全国内部还展开了一场不加宣传的“肃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曾彦修的任务原本是将著名翻译家戴文葆定为“国民党特务”,结果曾彦修再一次不识时务,不仅没有奉旨行事,将戴文葆定为国特,反而通过详细调查,将戴文葆的“国特”嫌疑彻底洗刷干净,还了他一个清白。当其他部门纷纷汇报肃反运动成果的时候,曾彦修所领导的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曾彦修的风骨,由此可见。

肃反不力最终成了曾彦修的罪名。1957年反右运动时,为了凑名额,不愿将别人划为右派的曾彦修被迫将自己打成了右派。一个人被划为右派时,正常的反应是哀叹自己的不幸,曾彦修却觉得自己成为右派非常幸运。对此,他说:

    身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这段话,最可以看出曾彦修的人格魅力。

1964—1965年,曾彦修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被迫参加了四清运动。结果,曾彦修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将一些原本被认定为有罪的人解除了犯罪嫌疑。在指鹿为马的年代中,指鹿为鹿也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

1980年代之后,曾彦修重新反思自己的革命历程,对革命乌托邦的危害有了更彻底的认知判断。这一时期的他,跟李慎之、何方等人一样,属于“两头真”的古典共产党人。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价值选择中,他也更关注个人的权利与命运。他曾语重心长地写道:要记住,没有个人尊严,就不可能有民族的尊严。他的这句话,不禁让人想起胡适的那句名言: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知识分子立身处世,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不能兼济天下的时代中,曾彦修努力做到了独善其身。不仅如此,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努力洗刷每个人的嫌疑,救人于危难之间。此种人格风范,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洵属罕见。对曾彦修的人格,陆定一非常欣赏。他曾赠给曾彦修一首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与这首诗不谋而合,曾彦修在《九十自励》诗中,也曾写道:“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如今,这位宁愿被人整也不愿整别人的人飘然远去了。但愿世间有更多像曾彦修这样的知识分子,敢于说话,敢于捍卫世间的真善美。与此同时,也但愿那种逼迫人整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再也不要卷土重来。


(据媒体报道,3月3日凌晨4点43分,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杂文大家曾彦修先生,即严秀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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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的微博
《南方日报》首任社长曾彦修兩會期間在京城逝世,由於他是老右派,“异议人士”,亲属被告诫去医院简单告别一下就可以了,更别说符合部级规格的追悼会了。后来故事是这样的,习老大突然送来一个花圈,表示哀悼。“那是一颗炸弹爆炸了”,把某些部门“炸开锅”。。。各高官也纷纷送了花圈。好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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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楼yingyinc 的帖子

这才是正真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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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此书,有一个微小的希望,即: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

—这段话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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