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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活得比阿Q艰难,死得比阿Q胡涂

中国农民活得比阿Q艰难,死得比阿Q胡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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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3唐龙潜  共识网

摘要
一面是离奇而愚昧的“反革命活动”,一面是简单而冷酷的判决,此中所昭示的意蕴曾令我辗转反侧,几夜失眠。然而五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平心而论,他们曾经活得比阿Q艰难,死得又比阿Q胡涂啊!

共识君按:以下为摘选,全文请戳最下“阅读原文”。


我是个老知青,而且不是一般的“老”,从1965年下乡,到77年恢复高考,78年入学,知青经历13年,“老”到这样的程度,这在全国恐怕都是少有的。

《老农民》所反映的时代从土改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革、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砍头去尾,我自己就亲历了从四清运动到改革开发前夕的13年,而这13年又是自己人生最充满理想和豪情的、青春迸发的13年——从18岁到30岁。某种意义上我自己就是个老农民。


《老农民》宣传海报

现在这《老农民》热播,火了!我的一些老知青朋友,不论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大家在邮件通信中都交口称赞,一致认为是这些年来敢于直面真实历史的好电视剧!

自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主要是说这剧抹黑了前30年。然而在我看来,这剧的所谓“抹黑”,就是不像过往的那些农村题材影视剧一样,总是表现红旗飘飘,意气风发,战天斗地,五谷丰登,而是直面了一个生存最基本的问题:吃饭问题。这只不过是没有继续漂白而已,哪里说得到抹黑!

而且,编剧对前30年的选材和处理应该说已经处处小心翼翼、笔下留情,不但没有抹黑,而是规避了很多更黑的方面。


土改:地主和贫农怎样形成?

比如土改,规避了大量存在的暴力和血腥,不人道和非人性的故事。

土改怎么看,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地主和贫农是怎样形成的?其实在几千年的中国农村,这是一个自然上下流动的循环。可能爷爷是地主,但到孙子辈已沦为贫农,反之,爷爷是贫农,但到孙子辈已上升为地主。这种升降沉浮,贫富差距,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对贫者而言,有勤劳节俭积土成山致富的,有聪明能干,机会机缘致富的;反之对富者而言,有好吃懒做,吃喝嫖赌致贫的,有天灾人锅,背时倒灶致贫的。我所下的生产队就有这样的鲜活例子,大概爷爷是个上中农家底,家产由两个儿子对等继承,经过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土改时一个被划为地主,一个是贫农。

还有一家是地主大户,三年前老爷子死了,也是两弟兄对等继承了家产,一个基本维持了现状,土改时划为地主,另一个游手好闲并大吸鸦片,三年时间败光所有家产,土改时已地无一寸,腰无分文,沦为邻里乡亲不齿的败家子,却当然的成了贫农。

所以农村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土改却轰然终止了这一自然的上下循环,从此标定身份,各人在不同的层级中生活,地富及其子女从此沦为万劫不复。


大跃进:吃观音土已是寻常事

再说大跃进和此后农民们称的“食堂化”时期。

影片中表现农村那凋蔽和饥馑的岁月还是很有节制的,淡化处理了那时遍布全国农村的惨烈和严酷,我们看到麦香村人虽然人人饥馑,面有菜色,但饿死的人也就是一个本已高龄的妇女——牛大胆的母亲。实际的情况远远比这严重,那三年用饿殍遍野来形容毫不为过。

以我所下乡的生产队来说,农民们告诉我:进“食堂”是306口人,食堂下放是184口人,有几户人家是全家饿死,我们下去时还能看到仅留下的断墙残桓。饥饿迫使人们挖草根,剥树皮,吃“观音土”已是寻常事。


“棒打不走,雷轰不散”

我所在的生产队在安宁河谷,四季如春,自流灌溉,本是很富饶的地方。河谷两边是不能耕种的大山,山里世代蛰居着野狼,村民将其称为“马狗”。那些年里河谷的树早已被砍光炼钢了,就是河滩的草也被人们挖掘草根进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荒滩乱石,天上没了飞鸟,河里没了鱼虾,绵延数百里的整片河谷了无生气,几断炊烟,只能偶尔看到无声无息、拄棍蹒跚的水肿病人。

一到黄昏,山上的“马狗”居然可以肆无忌惮的进村觅食,如入无人之境,我们队一个当时六七岁的俊秀小女孩就是被狼从屋里叼出拖走,辛亏撞到他叔叔正好归来,大喊大叫追了一程,持扁担与狼对持,狼没来得及换口,最终放下孩子跑了,这才从狼口中捡回一命,而这女孩脖颈上从此留下了永远的疤痕。


文革:一桩离奇的反革命集团案

再说文革和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

坦白说我觉得不是过了,而是太轻飘。剧中体现这时代特征的是一个叫韩美丽的人物,我觉得这个人物有点脸谱化,处理得不好。给人感觉是有点神经质,没心没肺,上串下跳,语言夸张,行为可笑的喜剧式小丑人物。这是不是受了《文革笑料集》的影响?还是没能走出此前影视剧中将文革就简单表现为喜剧、闹剧、荒唐剧,让大家笑一通完事的俗套。

然而我所知道的在那“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真实的社会政治生态是何等严酷、恐怖和血腥。那时刑事犯罪案相对少,原因之一是严密的户籍管控制度,农民被捆绑在所属公社、大队、生产队,城市人被管控在各式各样的单位,就是闲散的街道居民也自有居委会和派出所管理。再说行路住店要证明,吃饭要粮票,就是盲流也没法流啊!

另一方面,全社会整体贫穷,各人的那点活命钱、活命粮都看管得很紧,没什么好偷好抢的。

然而监狱和劳改农场里关押的人却并不少,是什么人呢?绝大部分是政治犯。其具体罪名五花八门,诸如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恶毒攻击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恶攻”罪,还有思想反动罪,偷听敌台罪,阶级报复罪,投敌叛国罪,右派分子翻案罪等等等等。

单是几场臭名昭著的运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贯彻执行公安六条”、“清查五一六”等就不知有多少人蒙难。常年的镇压反革命,和运动式的大捕大杀,又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那时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各色人等被推上高台挂牌俯首接受批斗,这还不要命,但也有声势浩大动辄万人的公捕公判大会,人潮如海,口号如雷,其对象都是反革命,都是政治犯,此后就会在大街上看到一排排张贴的布告,每个名字上划着一把大红叉,表示这些人均已镇法,不复存在。



现在我们知道有名的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久莲等反革命,其实都是黑暗时代思想的先觉者,然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数量更加巨大的不知名的所谓反革命。

以当时情况论,公开的反政府、反党,几乎是不可能的,查出的所谓反革命,多数是私下言论,日记,书信,就是这些东西也一般不是明明白白地反党、反政府、反毛主席,多数就是一些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置疑,被举报或被查获,然后无限上纲升级为反动言论、反动日记、反动书信,进而被定罪为反革命。

当然也有有行动的,我所在公社有一个四类分子被突然逮捕判刑,其反动行为并不是那些年文艺作品所描述的阶级敌人搞破坏,搞阶级报复,如水井投毒,毒杀耕牛之类。布告一出来,才知罪名就是一条:收听敌台罪。

我在下乡期间还从一张布告,见到了一桩离奇的反革命集团案,几十年过去,这布告,这案子,这故事仍然挥之不去,现简述如下:

反革命组织名称:玄清道。

这名称有点不伦不类,但一看就知道和迷信的会道门有关。

组织成员:共8人,都是男性。其中5人文盲,3人初识文字。身分清一色农民,居住地就在县境内两个相邻的公社。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9岁。

组织内自封的职务:总管一人,专员二人,另5人分别为县长:西昌县县长、德昌县县长、盐源县县长、冕宁县县长、会理县县长。这五个县都属当时的西昌地区,都相靠相邻。大概他们也就只知道这五个具体的县名。

反革命活动罪行:用鸡毛血箭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

这是什么活动?判决书上就这样一句话。经请教当地老农民后方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在一间屋里贴上毛主席像,用针绑上鸡毛溅上鸡血钉到像上。他们认为这样毛主席就该倒霉了。

活动时间:1961年

破获逮捕时间:1972年

判决结果:5人死刑,3人无期。

这8人中有4人就是我所在公社的农民,一打听,其状况均可用八个字概括:老实巴交,穷困潦倒。除78岁的那个曾有吸食大烟的劣迹外,其他人就是出工干活吃饭,无劣可陈。

一件发生于大饥饿年代的事,追诉于11年后的文革期中,一面是离奇而愚昧的反革命活动,一面是简单而冷酷的判决,此中所昭示的意蕴曾令我辗转反侧,几夜失眠。然而五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平心而论,他们曾经活得比阿Q艰难,死得又比阿Q胡涂啊!



结论:我们总有一天要直面历史

然而就是这样煞费苦心轻描淡写的处理,仍然促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引来了一通文革言论式的喧嚣:

“高满堂的《老农民》是痞子农民,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必须停播。”

“电视剧《老农民》是一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的大毒草。’

“《老农民》用历史虚无主义手段抹黑社会主义。”

我不明白怎么就抹黑了?不就是说在那漫长的时期农民吃不饱的事嘛。而这吃不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经历的,这是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果那时就能放开吃、吃得饱,为什么有那么多限制,有那么多票证,特别是粮票!如果那时就能吃得饱,何以改革开放的第一目标设定就是要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如果已经温饱了还解决什么?

这原本是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最高领导层都心知肚明的事,现在吃得饱了怎么倒成了个说不清的问题了?这么些年来我们一直规避不愿意正视那段历史,我们向来的宣传方式是:说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却回避说过去存在什么问题,说现在要解决温饱问题,却回避说过去存在吃不饱的问题。这是我们宣传方式的历史惯性,在更往前的六七十年代,那就不仅是回避的问题,而是公开说谎,强制说谎,霸道说谎,只准说谎!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明明搞糟了,实际政策也在调整,但却不许说搞糟了,仍然要高呼“三面红旗万岁”,尽管三面红旗早已在空飘。粮食明明不够吃,吃不饱,政府也在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提倡瓜菜代。但却不许公开的说不够吃、吃不饱,当领导的说了,可能成右倾,老百姓说了,可能成反革命。全国人民统一的标准回答只能是三个字:很幸福。

文化大革命明明搞出了很多问题,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但准许的只能是大家众口一辞地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谁胆敢批评文化大革命,那直接就是反革命。



就这样,人们从被迫听假话、说假话,渐渐变成习惯听假话、说假话,进而搞不清是真是假,以至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了。现在《老农民》说麦香村的农民们那些年一直吃不饱,于是有人大哗起来,这怎么可能?这是抹黑!

我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人的老去,很多重大的历史事实、历史真相都会变得面目不清。比如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饿没饿死人,现在似乎都成了个争论不清的问题。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过去饥饿年代的故事,怎样去挖草根,剥树皮,刨观音土,他们已满脸茫然,觉得匪夷所思。如果要说到那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事,那他们会直接说你是在编神话了。殊不知这些都是曾有的真实。

我们总有一天要直面历史,不论过去怎样,那都是历史,功过是非由那时的人,特别是那时的当政者负责。虽然前后三十年都是共产党在领导,但当政的是不同的人,后人不必为前人忌讳,更无需为前人背过,直面历史,总结历史是为了将来的路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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