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肯定三反实乃误我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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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2 资中筠 水煮百年
《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刊载关于“三反”运动的文章，结尾称该运动“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实在难以苟同。诚然，由于对当代史真相的屏蔽，一般民众只知当年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被毛泽东下令枪毙，感到无比痛快。由于法治不健全，中国老百姓仍未摆脱期盼“青天老爷”或“明君”为民除害的传统心理，出于对今日贪腐之痛恨，把那场运动理想化，也不足为怪。但是本文前半部明明披露了许多“扩大化”的情节(当然远不足以反映其严重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令人不解。这里面的逻辑说明长年政治运动熏陶下的思维定式影响深远。
其一，只问结果，不问程序。如果说，最后“树立正气……树立共产党的威望”的结果值得肯定，那么在这过程中无数受冤屈、受伤害、人格被侮辱、精神受戕害、家破人亡，乃至自杀的人呢？最后“落实政策”受罚、判刑的人数如此“少”(姑不论其中尚有多少冤案)，更说明原来蒙冤人数之多，他们所受的有形、无形的损失，以及直接、间接受其牵连的受害者，是无法统计，也无法弥补的，更不用说已经“迫害致死”的生命。为了“除恶”，必须以如此广大的善良人们的身家性命为代价吗？而且，这种损失是从来得不到赔偿的。
其二，“有罪推定论”：先把广大无辜者当作犯罪嫌疑人，“沙里淘金”地找真犯，实际上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翻版。对于这点，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中胡耀邦觉悟最彻底，他曾说，每次运动都说只打击5%，团结其余95%；一次次下来，终于发现95%都成了打击对象(大意)。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曾做出决定不再搞“运动”。不过实际上变相的大小“运动“又搞了几次。说明这种“传统”积习难改。
其三，以“运动”治国代替法治。那么多人，只因其工作涉及钱物，就被当作潜在的贪污犯，无端被剥夺人身自由，“审查”批斗的手段完全是逼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新政权建立伊始，就开了蔑视法律，任意侵犯人权的恶劣先例。以后历次“运动”都依此办理；施之于思想领域，就更加没有明确的边界，打击面一次比一次大，直到“文革”达于顶峰。“文革”号称“史无前例”，是就其“天下大乱”的规模和残酷、荒谬的程度而言，事实上在治国理念、思维模式上是有例可循的。
其四，以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无法无天，而所有执行者都无法有“天”，这“天”就是一个人在某时某刻的一句话。“三反”前期的大打“老虎”是因一个人的几句话，并下令限期做出“打虎预算”；刘、张是否罪当死，亦无法律依据，只因“树典型”需要，就成钦定要犯，各地照此办理，“死罪”只凭第一把手意志决定。后期同一个人又说要“实事求是”，批评“主观主义”，把造成如此大面积的伤害的责任推给下面执行者的“主观主义”。这种驭下、驭民，收放自如之术，贯穿在历次政治运动之中。那使几十万大小知识分子上当的“阳谋”自不待言。接下来的“大跃进”，以一人的师心自用，造成饿殍遍野，又以彭德怀的冤案钳众人之口，忽然转而批评下面虚报、浮夸，下令“实事求是”。一人上下其手，永远英明正确，而在这过程中造成多少冤案、冤魂，在所不计。
其五，所谓树立“正气”，值得怀疑。从本质上讲，在全民范围内进行逼供，不是整人就是被整，鼓励互相揭发，造成杯弓蛇影互不信任，“正气”何在？事实上，正是以“三反”开始的(事实上在此前的“镇反”已经开始，不过规模较小)这种一浪高一浪的“运动”造成了一种“揭批”文化，把一时的“政治”任务置于一切人伦、道德之上，或被迫，或自愿告密成风，至亲人反目，友情疏离。中国传统士大夫重名节，“士可杀，不可辱”，在“三反”中无端被诬为贪污是最大的人格侮辱。所以王世襄老先生对各种人生坎坷、政治帽子都能泰然处之，唯独对于当年被诬陷贪污故宫文物这一点，至死耿耿于怀，一定要讨一个明确说法。自“三反”以降，历次“运动”中莫不对批斗对象采取人格侮辱的做法，使人人以最坏的设想加于他人，也加于自己。于是，善恶是非都被模糊、颠倒，似乎天下无“好人”，随便什么人，干什么坏事都是可以想象的。运动一来，高压之下，说假话成风，何来“正气”？“三反”运动实开其先河(这里只谈1949年之后，在此以前的，如延安“抢救运动”等等，姑且不论)，只是时间比较早，范围尚不如以后的“反右”那样大，但本质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其六，“三反”与“五反”是分不开的，而且后者是重点，其对象是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就被打击的对象而言，“五反”与“三反”一样先扩大，后收缩，最后 “落实政策”。但是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是各阶层各党派代表共同制定的“共同纲领”不到两年，转身即遭废弃，从此时起，完全背离“新民民主主义”道路，而企图跳跃进入“社会主义”。刚开始恢复元气的大小民族工商业受到当头一棒，逐步被取消或收归国有。国民经济受到破坏，几十年不断向“左”的建设弯路从此开始。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孚在运动一开始就自杀，主要不是因为个人受迫害，而是敏锐地意识到了前途绝望，是有象征意义的。
综上所述，“三反、五反”运动的负面影响深远。至于其一时间对经济贪腐起一定的震慑作用，远不足以抵消其所付出的近期和远期的代价，而且这种“反贪” 的手段是难以持续的。在痛恨今日之腐败之余，人们往往留恋五十年代的政府“清廉”。诚然，在革命胜利初期，确实有一段政风比较清明的时期，这是承革命风暴之余威，还处于“其兴也勃”的阶段。任何朝代建立之初都是如此，总不能一上来就腐化堕落吧？再者，当时的分配制度中供给制还占一定的成分，钱财的用处不大，因而诱惑力还没有那么强。不过这种情况也未持续多久，随即悄悄地发生变化。那时不称“腐败”，而称“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在全民物质匮乏之时，不一定表现在货币上，例如各种票据(粮票、油票等等)都可贪污；权无论大小都可以用来谋私，从农村大队长到京城高官，各自都可根据手中权力的范围谋取或交换某种私利。不过直到“文革”之前，还没有达到弥漫性的地步，还存在相当一部分净土。真正从观念到行为完全失控始于“文革”，此处暂不详述。
的确，毛泽东对进城之后革命队伍腐化的危险一直是戚戚于心的。从大力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都足以说明。但是他首先把革命胜利者的腐化责任推给外人(即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不认识到权力本身对掌权者的腐化作用，因此并未致力于建立监督权力的机制。在大家都已耳熟能详的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他也说了找到了“民主”的新路，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但是他实际做的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运动”代替民主制度的建立，把至高的权力绝对化。也许他心目中的“民主”就是如此，就是以他一人指挥全国群众批斗他所认定的革命对象？这就是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政府” 不包括他本人？而且实际上以这种方式被监督的并非各级政府，相反，更多是权力体制以外的人。何时本该被监督者不“让”监督了，“人民”就监督不成了，甚或监督有罪了。总之，自新政府建立以来，没有切实建立监督公权力的民主制度和程序，而是屡屡凭一人或少数人指挥群众运动处理问题。今天的腐败严重程度令国人扼腕，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权力缺乏监督，民主被歪曲为当权者“为民做主”。直到现在，以“运动”代替严格依法行事的做法依然存在，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小范围的。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向往再来一次“运动”以扫荡当前的社会污泥浊水，足见这一传统之影响深远，而依法行事，特别是尊重“人”却十分艰难。本期黄宗江先生的文章提出“唯人主义”，可以想见作者对这种“目中无人”、“心中无人”的传统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有鉴于此，我认为时至今日，再重弹“某某运动尽管‘扩大化’，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一类老调实乃误我苍生！
本文选自资中筠自选集之感时忧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