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眼中的大清“官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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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峰
美国人心目中的映像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完成的，即明恩溥牧师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费正清
1842 年8月4日清晨，南京城里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惊恐的发现，一艘艘的战舰飘扬着大英帝国米字旗正停泊在南京下关的江面上，黑洞洞的炮筒凝视着南京这座萧条破败的六朝古都。英军统帅砵甸乍下令大清在限定时日之内接受英国提出的条款，否则发炮攻城。终于，在二十五天之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至此，耄耄之年的大清帝国开始被迫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步入了朝廷眼中的“多事之秋，千年未有之变局“。大门洞开的同时，也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群出现在了大清国的各个角落，在其后的历史中，不论是天津教案还是义和拳，亦或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等等，都不得不使得我们把目光注视到传教士这个群体中。
提起传教士，常常伴随着“侵略者的急先锋”“中华大地的掠夺者”等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是我们回顾历史，拆掉这些人为粘贴的标签，往往更能够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或许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怀抱着上帝教导的理想主义者，渴望给古老神秘的大地注入他们认为是人类文明标志的基督教血液。而明恩溥正是这样一位传教士，同时作为一个旁观者，也是对中国社会观察最为深刻的外国人之一。
明恩溥(阿瑟.亨德森.史密斯)，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余年，并且在1908年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中的1160万美元用来资助中国留美学生以及与中国民生相关的领域。明恩溥在山东、天津、山西等地传教30多年，并且对古老的中国进行了独到的观察与分析，通过传教士的眼睛，让我们对于19世纪末的中国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由于明恩溥留下的资料颇多，整理起来也颇费篇幅，故而，笔者只选取这位传教士描述之中的“大清之官”与“大清之民”这两部分做一论述。
大清之官：生死有命 亦鼠亦虎
明恩溥记录了这样一件官场的事情，可以比喻为大清的“官场问责制”。
一个站岗的士兵从他负责看守的仓库里偷了三十箱子弹，卖给了一个锡匠，最后东窗事发，这个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之后发配边疆，然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远远没有。士兵的上级，一个带兵的校尉紧随其后被撤职审判，审判的罪名是“纵容下属偷窃”，当然，并没有任何直观的证据可以指明这个上司在此次事件中是知情的。禀报这件事情的奏章被送到了刑部，刑部决定对大将军进行惩罚措施，因为将军是最高负责人。每一级的官员都是链条上的一环，环环相扣一直到头，其中任何一环都不能以毫不知情与无力阻止来逃避责任。（文章编辑：瓶中喵；微信号：pzmiao）
还有一件在官场上影响较大的事情是关于永定河的决堤。
1888年夏天，河北的永定河泛滥，湍急的河水奔涌而下，各级官员们迅速赶到了现场，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自然力量，大家都显得束手无策，明恩溥形容这些官员面对滔天洪水，“好像是大雨倾盆时排水管里的蚂蚁一样”。最终，所有的官员都被摘下了顶戴花翎，有的保留原职，有的官降一品，同时，直隶总督也在奏折中请求刑部发落自己，因为按照固有的逻辑，他也要对此负有责任。其后几年流经河南的黄河泛滥，从河南巡抚往下的一大批官员也同样被撤职流放。
大清官场颇具特色的问责理论给各级官员带上了难以挣脱的铁链，官员很可能会因为一件其并不曾参与的事情或者毫不知情的事情而遭到处罚，而以明恩溥的观点来看，在没有获得充足的证据和清晰的逻辑推理的情况下而定罪，这种问责无疑是对公平公正原则的巨大侵犯。而且这也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官员普遍的弄虚作假。因为他为了摆脱干系而不得不想方设法的掩盖事实，而非从制度层面去着手解决问题。大清“问责制”原则的滥用，使得诚实报道实情的官员遭到了严厉的、不公的惩罚，同时也导致了大清司法中的大部分弊病。
在上下级官员的关系中，上级官员总是忌恨比他们职位低的人，因为职位低的人都是他们可怕的竞争对手。而下级官员则对他们的上级充满了猜忌，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上级官员免职。一直到官僚体系最低端的县官，“面对他们脚下的百姓，他们就是老虎。面对他们头上的官员，他们则是老鼠。“
大清之民：天下兴亡 与我何干
1850 年道光皇帝去世的时候，明恩溥和几个朋友恰巧离开北京去旅行，他在一家客栈里和几个中国人喝茶，并试图和大家稍微的谈一谈政治，因为他认为皇帝刚刚去世，这应该会是大家都会极为感兴趣的话题。于是熙熙攘攘的茶馆里，这位精通汉语的可爱的西洋人开始说话了：
”你们中间有谁知道皇帝的三个儿子中，谁最有可能继承皇位呢?如果是长子，他会延续现有的政治体制吗?如果是幼子，他年龄太小了，据说朝廷中分成两派，他又会倚重哪一派呢?”
他试图通过这些假设来激发人们谈谈各自的看法，然而大家唯一的回应却是不住的摇头，吞云吐雾，大口大口的喝茶，正在明恩溥不知所措之际，一位颇受尊敬的中国人从座位起身走了过来，他和蔼的拍了拍这位洋人的肩膀，说道：
“听我说，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为这些没用的事情劳心费神呢?当官的会去管国家大事的，因为他们拿了俸禄。让他们去挣他们的钱好了，可别让我们来操心这些和我们无关的事情。一分钱也挣不到却还要关心政治大事，我们就成了大傻瓜。”
其余的中国人顿时也喧嚣了起来：“对，就是这么个理儿。”然后他们就开始招呼店小二说茶壶里的茶喝完了，大家继续一片歌舞升平。
普通的大清国民面对权力的态度就是“我只要管好我自己就够了”，百姓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普遍认为，只要自己的生活没有受到损失，就不会对公共的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关注，而江山则被认为是皇帝的私产。这也就不难解释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中另外国人所惊讶的大清国民所表现的冷漠以及幸灾乐祸的一面了，因为所谓国并非汝等小民所有，国事与尔无关。
明恩溥笔下刻画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19世纪的中国形象，其观察广度从政治到文化，从儒士到农民，涵盖面之广泛，不得不说，明恩傅成了反照大清历史的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而且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也极具参考意义，因为一百多年来，火车有了，飞机有了，高楼大厦也有了，但是民族劣性却仍在，国民性格在潜意识里与大清国之臣民差异甚小，而今天中国的种种问题，似乎仍能够从这位传教士的眼中寻找到一丝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