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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贴子后很好奇的百度了宝庆路3号，觉得这个房产官司也很有“特色”，转载过来，给大家扩展阅读
豪门恩怨 宝庆路3号，上海第一私人花园的前世今生 发表时间：2007-12-14 13:01:00 阅读次数:396 所属分类：精彩封面
宝庆路3号是上海这个喧嚣城市中的一幢卓尔不凡的老洋房，有着80年历史。这幢洋房位于中国上海黄金地段中的黄金位置——淮海中路与宝庆路交叉口，素有 “上海第一私人花园”的称号。
然而，自2002年起，这幢洋房便已官司缠身。悬而未决的归属问题成为人们近期关注的焦点。
■文/本刊特约记者 李明露
有人说，现代气息浓重的上海并没有太深邃的历史，说的是上海开埠不过百年。到了今天，能看到的那段历史都体现在了坐落于上海滩各处的旧建筑上。老洋房是旧上海最经典的住宅形式,每一幢小楼都似乎承载着一个风花雪月的故事。
在上海，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到过宝庆路3号就不算真正了解上海文化”。
宝庆路3号，上海这个喧嚣城市中的一幢卓尔不凡的老洋房，有着80年历史。这幢洋房位于中国上海黄金地段中的黄金位置——淮海中路与宝庆路交叉口，素有 “上海第一私人花园”的称号。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故事，就从宝庆路3号这座第一私人花园开始。
谁的老洋房
2007年9月20日，记者来到宝庆路3号采访。
花园悠长的围墙中间那扇黑漆大门仿佛正向人诉说着一个斑驳的故事。
老洋房的花园中间，是城市中空旷得近乎奢侈的巨大草坪，草坪周围，百年香樟树枝繁叶茂，而花园深处，杂草丛生。
这座花园占地4774平米，共有欧式房屋5栋，建筑面积1048平米。
目前还居住在这里的徐元章告诉记者，这里有着三代上海人的故事。
徐元章，61岁，上海著名水彩画家，以画上海老洋房著称，在被称为上海滩第一私人花园里居住了50多年，可以说他见证了这座房子的起落与兴衰，见证了家族中三代人的纷争与沉浮。
但是，2007年8月15日，在这里度过半生的徐元章和他的哥哥徐元建却收到了来自上海市徐汇区法院一纸令他无法接受的判决。
记者看到，徐汇区法院的这份判决书上写道：徐元章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迁出宝庆路3号，并搬离物品。
徐元章兄弟告诉记者，当时收到这份判决书的时候，他们“感到震惊”和“不能接受”。
为什么法院要徐元章搬走他住了半个世纪的房子？
如果说徐元章不是这座房子的主人，那这座有着80年历史，并且目前价值已经超过2亿元的老洋房真正的主人又究竟是谁？对于这些疑问，徐元章告诉记者，他这个娓娓道来的故事的起点是自己的外公周宗良。
外公周宗良
上海每一幢豪宅的落成，都是一个海上传奇的开始，一座成功人士的纪念碑。
周宗良便是上海滩的这样一个风云人物。
宝庆路3号为德国人1925年之前所建，1930年代被上海染料大王周宗良重金购为私宅。
宝庆路3号经常举办周末舞会
宝庆路3号的最显赫之处，是在有地王之称的旧法租界霞飞路的黄金分割点上，占据4774平方米，在当时的上海，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1946年，上海滩“颜料大王”周宗良移居香港，周宗良生前娶过孙家仪等4任妻子，生育6个儿子7个女儿，孙辈众多，散布在国内及美国等地。
1951年，7岁的徐元章和哥哥跟着父母入住宝庆路3号。
庭院中的徐元章
徐元章回忆说，“我外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德孚洋行的总买办，到了40年代的时候，他个人的外汇储备是全国第一的，400多万美金，外公走的时候，他是带了两飞机的财物到香港，跻身当地富豪之四。”
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逝世，留下遗嘱将其所有国内财产分于家人，其妻孙家仪分得25%，6个儿子平均分配50%，7个女儿平均分配25%。
动产分配完毕，留下不动产包括徐元章居住的宝庆路3号的这一处房产。1991年，徐汇区政府颁发过由被继承人周宗良子女周孝永等13人及孙家仪共同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但房屋产权证先天缺失。
之后，周宗良的一些后人都提出来希望分割这幢洋房，由于涉及人数众多，意见也不一致，而且子女大多不在上海，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动产的分配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白驹过隙，时间已是公元2002年。
45年间，周宗良的子女有一部分也相继去世，可以继承这座不动产的继承人发生了改变，而这座花园的分配仍然处于停滞状态，归属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周宗良的另一个外孙，定居在杭州的陈全庆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因为在这些后人当中，相当的一部分定居海外，而这些人更希望以现金的方式分配这处遗产，这也就让以宝庆路3号为主的周宗良遗产不动产分配陷入僵局。
家庭，法庭
理还乱、剪不断的家族恩怨已经很难探寻它的根源，但是问题始终是要解决，于是，他们想到了利用法律手段。
2002年6月，周宗良的后代周遂良等7个子孙人向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递交诉状，将其他16个子孙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原告为宝庆路3号等三处不动产的合法权利人，并将宝庆路3号等三处不动产分割给原告或者给原告等值价款。
对于这个做法，徐元章兄弟最初并没有表示异议，因为在当时看来，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分配问题似乎已经变成了唯一的选择。
但接下来的变化却大大地出乎了徐氏兄弟的意料。
法庭第一次开庭的时候首先确定了周宗良遗产的13户合法继承人，在这13户人家中，有徐元章的母亲、周家的四小姐周韵琴，但没有徐元章兄弟。
法庭对这件事情有着如此解释：如果周韵琴健在，自然可以继承遗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如果周韵琴死亡，徐元章兄弟可以代位继承，但周韵琴现在却是下落不明，因此，就目前来说，徐元章兄弟跟这个继承案并无关系。
改变徐元章与这座房子的关系的，正是1957年，那一年外公去世，徐元章的这个小家庭也发生的一个大的变化。
中国的1957年，是一个红色的年代。父亲在香港去世，周韵琴辗转得到赴港奔丧的许可，但从此杳无音讯。
在这样的环境下，徐元章13岁跟着父亲在花园中开始学习画画，而且以画老洋房为主。
徐元章的父亲徐兴业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所著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徐元章认为，自己画画的灵感全都是因这个环境——这幢看似寂寥的花园而来。
宝庆路3号花园
慢慢长大的徐元章后来知道母亲已经远渡重洋，移居英国。
在离开母亲的日子里，徐元章会经常回忆起和母亲在这座花园中生活了6年的情景，而关于母亲走的原因，徐元章兄弟俩都有各自的回忆。
徐元章说自己后来见过父亲写给母亲的信，母亲觉得父亲不懂得她，才使她不愿再回来。
而徐元建则认为，母亲的离去完全是因为当时那个时代的印记。
母亲也许也没有想到，她的杳无音讯给徐元章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的影响，还有他和这座房子命运的转折。或者对于周韵琴来说，宝庆路3号本身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幸福与欢乐。于是，这段记忆不过是早年夹在书里一片被遗忘的干枯了的玫瑰花瓣，在人们开始记起翻阅这本书时，才发现不知何时，这叶花瓣已悄然滑落。
上海最后的老克勒
父亲去世后，徐元章在这个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房子里有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1977年，有了女儿。这些年的熏陶与学习，徐元章认为自己是一位流着贵族血液的画家，而上海滩上，他们这一批有着类似经历的人，被人们称作为“上海最后的老克勒”。
老克勒，一个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词，具有多种释义，但老克勒们更偏向于一种解释：class的谐音，表示上流阶层，象征着品位与格调。正宗的老克勒经历过殖民地时期的上海，即西方文化充斥上海滩的摩登年代：谁能想象那时巴黎最新款的服装不是送去纽约，而是运来上海？
而彼时正值青少年乃至孩童的老克勒，因家世显赫或至少殷实，成了西方流行文化的拥趸。在那时培养出的生活习惯和喜好保留至今：刻意修饰装扮，恪守绅士淑女言行，精通吃喝玩乐。这些明显异于同龄人的洋派言行，致使他们成了一个只存在于上海的特殊群体。
若非房产纠纷引来注目，外人绝无可能知晓，这座看似寂寥的陈旧宅邸里，竟然隐藏着一个秘密：每逢周末，一群老克勒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宝庆路三号的巨型客厅里举行舞会，用老克勒的话说：“这叫home patry，四十多年前，我们每周都举办。”
为了维持老克勒的生活心情，徐元章也一直出资维护着这座大花园。
但不管如何，在眼下的这段时间，法律给了徐元章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这幢老克勒的乐园将与他再无干系。
徐元章委托记者在法律上为自己的这种特殊情况寻找帮助，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的赵红梅教授。赵教授认为徐元章可以依法向法院提出宣告他母亲失踪：“如果公民失踪满4年，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法院宣告失踪人死亡， 如果在本案发生的时候， 徐先生没有做这件事情 ，法院没有宣告他母亲已经死亡了，法院将代为管理他母亲这笔遗产，直到法律手续完毕。”
2004年9月，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判决：法庭首先按照周宗良的遗嘱分配了宝庆路3号这处房产。法庭同时认为，鉴于本案继承人众多，对宝庆路3号房屋无法进行实物分割，于是采用继承人竞价的方式变现，变现后的价款作为继承标的按照遗嘱进行分配。按照这个方法，法院将宝庆路3号的产权以7300万元卖给了上海地产集团。
法院判决后，徐元章为此向上海市区级法院提出了关于母亲失踪的申请， 但是法院给予的答复是因为人口失踪在国外，不予受理。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的教授赵相林认为法院的这个做法并不妥当：“申请公民失踪的地点可以是公民失踪时的国家，本案中周韵琴可以被认为是在中国失踪的；也可也是在最后出现过的国家，本案中周韵琴最后在英国出现过，当事人可以到英国某一个法院进行申请；还可以在财产争议地的国家申请，本案中的争议地就是中国，所以当地法院应该受理当事人的申请。”
竞价转让风波
事实上，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这份判决烦恼的不仅仅是老克勒徐元章兄弟。这份判决中认定的周宗良的13位继承人至少有7位对判决表示了严重的不满。
周家曾经在2002年提起诉讼前的一次家庭会议上协商决定：卖出不动产必须由所有周家的继承人共同签字确认，才能出让房子的产权，但是，周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继承人告诉记者，上海地产集团并没有超过半数继承人的签字，却被法院确权。
这位继承人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显得很激动：“有内幕，不是那么回事，这里头有暗箱操作，我们都没有签字，这是不公平的，不公开的，这个就不能出让产权。”
对于没有签字这个说法，法庭确认的继承人，居住在杭州的陈全庆也有同样的表示：“没有签字，怎么能变卖？”
周宗良远在香港的六公子周孝恒在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后，也曾于2004年给写过两封信明确表示反对变卖涉案房产，并且强烈质疑这一判决结果。
让这些继承人意料不到的是，本想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解决争议，结果由于法院判决，他们陷入一个更大的争议之中。
这部分继承人告诉记者，他们质疑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这个判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买卖宝庆路3号时，法院并没有做到公开透明，二是法院变卖这处房产的价格远远低于当时的市价，根据上海史丹福老洋房租售中心的统计数据，2004年，宝庆路3号所在的上海徐汇区的老洋房均价为3.8万元/平方米，也就是说，宝庆路3号当时的市场价值已经达到1.8亿元。外界猜测，这也应该就是周家7户继承人不同意法院的竞价转让方式的主要原因，毕竟1.8亿和7300万之间的差距足以带给周家继承人许多的疑问和猜测。
如果按照判决书中的说法，上海地产集团是愿意出资7300万而取得的该房产权，也就是说，在当时，上海地产集团应该是出资最高的或者是唯一的买家，而事实上，早在周家对于宝庆路3号的分配问题求助于法律时，外面的地产界就已经对这块上海繁华地段的私人花园洋房垂涎已久。
当时有意参与竞价的上海富顿集团的曾经理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至今感慨不已：“这个宝庆路3号，那是可以买来当宝物的。”
当时给一家企业和宝庆路3号做过房产中介的时涛先生告诉记者，当得知这处地产要以竞价的方式折现时，各地产商都纷纷表示愿意出资购得这块房产产权，而当时委托时涛做中介的这家企业出价是8000万元。
而曾经理所在的富顿集团出价则更高：“我们出价1.1亿到1.2亿， 然后我们有跟他签了一个意向书，就是说如果这个价钱同意的话就成交。”
曾经理说，不仅如此，在最早的竞价中根本就没有上海市地产集团，但是现在他们用低于这两家的价格赢得了这处房产，那么上海地产集团又是凭借什么后来者居上的呢？一中院判决书中的说法是最后只有上海地产集团愿意出资，也就是说，其他的地产商最后并没有参与正式的竞争，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在纷纷报价之后，又撤销了这个念头呢？
曾经理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当时参与竞价的过程：“法院这样跟我讲，我们要先把8500万打在法院里， 由法院来通知这13个人，看他们有没有异议，这是第一道手续。第二道手续通知他们来领，全部都办好了以后，才能过户给我们，然后这13个人里面， 万一有一个人有异议，房子就动不了了。”
这些充满风险性的提示进一步将这些潜在的买家挡在了门外。
13个继承人的签字同意
不可回避的法律事实是，不管以什么方式竞价，宝庆路3号的拍卖过程，以及最终竞价结果，应该得到所有继承人签字同意，但是记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地产集团并没有得到全部的签字。
这也就是说，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以需要宝庆路3号所有继承人签名同意把富顿集团挡在了参与竞价的门外，但是上海地产集团同样没有得到所有人签字的同意。
对于这个问题，赵红梅认为：“办产权证应该经过转卖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要形成合同关系， 13个继承人的意思表示是非常关键的，法院没有经过诉讼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就去处分财产，我觉得这是值得商榷的。”
更令周家继承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一审判决书下达之后仅9天，2004年9月23日（还在上诉期限内）的上海《解放日报》第31版住宅消费栏刊登了一则广告：“宝庆路洋房，共五栋法式洋房，土地面积4780平方米，1.35亿，地表建筑，你还在等什么？”
这则由上海普润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刊登的广告，引起了周家人的愤怒。不仅是因为“新主人”过于急迫的叫卖，还因为有相关资料显示，普润这个以房产中介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恰巧是上海市地产集团下属子公司上海金丰投资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刊登广告的时候，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生效判决，也就是说上海地产集团在此时并没有取得宝庆路3号的合法产权。
宝庆路3号内景
为弄明白这期间存在的问题，记者来到了上海地产集团进行采访，但是被值班保安告知，领导都已经外出开会，后来记者辗转联系到地产集团土地开发部的蔡主任，蔡主任在告知记者一句他们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之后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一审判决后，周家13位继承人中间的6位向上海市高级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宝庆路3号7300万元转让的竞价结果。2006年5月，上海市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对房屋产权归属及折价款数额认定的判决。
而对于这份终审判决，6位继承人依然不服，周宗良的外孙陈全庆告诉记者说，钱的多少是次要的，公正最要紧。“周家的继承人不是说苦得没有饭吃，生活还是可以过的，但是大家要求公正”。
这6位继承人决定继续向更高的司法机关进行申诉。
限期搬出宝庆路3号
目睹了历史变迁的宝庆路3号，终究能否逃脱易主的命运也许还存在最后一丝幻觉，而花园中年复一年茂盛和凋落的梧桐，在默默见证着新一次的波澜。
2007年初，上海地产集团凭借终审判决取得上海市宝庆路3号的产权证，然后他们一纸诉状将徐元章告上了徐汇区法院，要求徐元章立即搬离宝庆路3号。2007年8月15日，徐汇区法院作出判决，判决认为，原告通过合法程序取得宝庆路房屋所有权，原告享有对系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被告抗辩的居住权，是基于与周家的亲属关系而获得的居住认可，但这类居住权应随着许可的消失而灭失，而并非永久的存在。判决要求徐元章兄弟在30日内搬出宝庆路3号。
对于这个问题，徐元章兄弟表示了不同的观点，徐元章认为首先自己在这幢老洋房居住了56年，而且几十年来自己对这座房产进行维修和维护花费不菲，应该享有该房子的居住权。对于这个问题，赵红梅认为，要解决徐元章兄弟提到的居住权和优先购买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他们的继承权，徐元章对房子的修缮，可以得到适当的补偿。而对于补偿，徐元章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所房子所承载的家族历史得到延续。
徐元章还认为，即便宝庆路3号需要变卖，自己也应该拥有优先购买权：“徐汇区法院又否认我的优先购买权，说我没有能力买这个房子， 他怎么知道我没有能力买？”
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来到徐汇区法院进行求证，见到了该案的主审法官，这位法官把我们带到办公室后就消失了，再进来时，是一位庭长，庭长表示拒绝接受我们的采访，庭长告诉记者，他们就是依据产权证去审理， 其实也是依据前面那个案子终结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判决并无不当，对于记者提到的徐元章的优先购买权问题，这位庭长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也不可能买得起。”
因为这样的风波，徐元章的女儿特意从美国赶回上海，她说她害怕有一天真的要搬走，害怕等她再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这里就不再是她童年记忆中的宝庆路3号了，“在我的记忆中，家就是中国，再具体就是中国上海，再具体就是中国上海的宝庆路3号。”她对记者说。
说到这些，这个居住在海外的女子显得格外伤感。
徐元章是以画上海老洋房为名，他的画曾被上海市政府制作成明信片册，作为赠品赠与国外友人，而如今，画了大半辈子房子的他，却也许将要离开自己的住所。
“这个房子是我的灵感，离开就画不了了，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啊，我是画房子的，房子却没了。”徐元章脸上难掩失落之情。
悬而未决的归属
潮起潮落，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带走多少上海传奇和昔日豪门的恩怨。其中的种种细节，只有他们后人在不受干扰的十分私人的空间里，才可以细细品味和冥想。
综观这一个纷繁复杂的上海故事，娓娓道来似乎夹杂着些许悲凉。但是周家的人都没有放弃，对于上海高级法院对于宝庆路3号归宿的终审，至少6位以上的继承人正在提出申诉，而徐元章在收到徐汇法院“限期搬出宝庆路3号”判令后的第15天，拿着上诉状走进了市一中院，他还正在努力寻找要回继承权的途径。
在徐元章在这个老人心中，或者房子的意义远不只是栖身那样简单，它承载的，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发生在豪宅里的那些故事，也许不应该追随那扇破旧的黑门一起斑驳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