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宇】张贤亮：男人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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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雷晓宇   原题《张贤亮：男人七十》摘自ＧＱ

　　张贤亮今年77岁。他可能是中国作家里最会做生意的人，也可能是中国商人里最会写小说的人。早在很多年前，他已经名利双收。但是，很少有功成名就的人选择像他这样度过自己的晚年。他离乡背井，离群索居，但仍然过着一种富于活力的生活。他说："我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我从来不觉得我有77岁，我觉得我好像才17岁。我最羡慕的人就是007。"

　　通俗来看,随着年岁的增长，张贤亮的生命质量反而又提高了。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一无所有。从21岁到43岁，别人的黄金年代恰是他的蹉跎岁月。身为右派和反革命，他有整整22年的时间都在劳改农场从事体力劳动，没有自由，没有钱，也没有女人。但是，如果生命从平反那年开始算起，今年张贤亮才33岁。在这33年里，他活得淋漓尽致，拥有一切。通过写作，他在文学最繁荣的八十年代获得了名声。通过做生意，他又在商业最自由的九十年代获得了金钱。他与时俱进，左右逢源，当然也不乏女性的青睐。

　　2012年11月，微博上爆出张贤亮"包养五个情人"风波。现在看来，这是一桩挟私报复的乌龙事件。不过，4个月后，张贤亮忍不住说："5个，太小看我了。"不夸张的说，张贤亮这一生拥有过的情人，数都数不过来。其中，不乏名女人。对他来说，性是狂欢，却未必是沉沦。性从未给他带来过道德的负担。他不相信一夫一妻制。2003年，他曾经谈论王蒙的无绯闻生活，说："一个作家没有绯闻，怎么能把小说写好呢？"也许是前半生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和困惑，到了后半辈子，张贤亮为自己选择了一种轻省得多的活法。名利财色，锦绣乾坤。他仍然能够谈论革命和理想主义，但是血浓于水，冷若冰霜。他最狂热的梦想，在他25岁那一年，遗落在贺兰山的芦苇荡里了。"你们看我功成名就，但我担心眼里觉得我是个失败者。"像那些过于老练的人一样，他拥有一切，唯独丧失了天真。他说："人类一切的痛苦都源于执着。"佛家说，执著是苦，要破我执。

　　70岁以后，张贤亮接受佛学，返璞归真，回到了他10岁以前的状态。那时候，他生活在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里，无忧无虑，读书写字。当年，仆人们管他叫孙少爷。现在，下属们管他叫主席。当年，他集万千宠爱在一身。如今，他最大的享受就是跟4岁的养女相处。尽管返老还童，仍是老之将至。几年前，他花了两个月时间写了自己的最后一本小说《一亿六》，累出了白内障，住院开刀，现在他唯一敬畏的事物是疾病。他不指望长命百岁，但求活在当下。如今，他隐居在西北的荒原里。这个地方，叫做镇北堡。再往前，是森林公园、西夏王陵和贺兰山。阴天的时候，从他的四合院里能看到30公里开外的贺兰山脉，仿佛镶嵌银边的大片乌云，降落在地平线上。40年前，他就在那里的山坳坳里放羊，忍受饥饿，对自己的命运百思不得其解。活到这个岁数，他早已学会把一切困惑都抛在脑后。挑一个不刮风的下午，他找人来说说话，拍拍照，然后吃饭，写毛笔字，再看上一集《尼基塔》。



壹

　　再没有那个作家跟张贤亮一样，隐居在一个拍戏的外景地里，并且打算就在这里安度晚年。

　　跟所有成名已久的人一样，对于又一个陌生人的到来，张贤亮显得既礼貌又无动于衷。他外表像是个风流人物，长脸，高个儿，声音大，不爱笑。他看起来60出头，比实际年龄小十岁不止。他的衣着相当讲究，又不张扬。就跟他之前透漏过的一样，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戈壁滩上，他全身上下都是名牌：黑色的平绒布西装，米色的拉尔夫劳伦粗针毛衣，普蓝色的都彭长裤。他笑着站起来，向来人伸出右手。不过，他的握手丝毫没有用力。他又坐下来，抽一支三五香烟，点燃，吸一口，品了好一会儿，才把蓝色的烟雾吐向天花板。

　　做完这些之后，他把烟递过来。"抽的惯吗？"他问，"我只抽外烟。"

　　张贤亮是个懂得享受的人。扭头看看，这间客厅里的家具可不是什么样子货。巨大的红木条案，镶嵌白玉的柜子、雕刻祥云和龙纹的椅子，它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是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收藏的。他喜欢"消失的和即将消失的东西"。这个两层楼的四合院，从选址、图纸到松木质地的空调外挂机罩子，都是他自己设计的。院子盖在游人穿梭的影视城外景地里，门外就是拍《大话西游》的牛魔王府。在那个三十米开外的小院子里，有塑料做的梅花树和循环播放的大喇叭在招徕游客："如果一定要给这份爱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不过，还好，只要进了这个院门，外头的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再没有哪个作家跟张贤亮一样，隐居在一个拍戏的外景地里，并且打算就在这里安度晚年。外头的游客都知道这个影视城是张贤亮开的。虽然不见得读过，但他们多少知道他写过哪些小说。但没人知道，这位名人竟然就住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青砖围墙，松木窗棂，有游人以为这也是个可以参观的仿古景点，糊里糊涂的走进来，又很快被后院的两只藏獒给吓跑了。

　　张贤亮已经不怎么出门了。他跟北京和银川的文学圈子都已经差不多断了联系。偶尔，也有老朋友来看他。王蒙来了，他陪着逛逛，送一件羊皮坎肩。杨振宁来了，他陪着聊聊天。他有6辆车，其中一辆宝马，一辆辉腾，一辆保时捷卡宴。不过，除非是为了锻炼身体，他很少开车出去。他不爱进城，就更别提出国旅行了。北京和上海他倒是去过几次，回来一直叫苦，说跟乡下一样。其实，银川乡下才是他的安身福地。他在这里待着，比哪儿都舒坦。除了有两个厨子之外，就连每天出门遛弯都有人给他扽裤腿。

　　他已经过了广泛阅读、大量写作和迫切需要跟人交流的年纪。老作家的一天，一般是这么度过的：大多数时候，他会早起，练练毛笔字，看看报纸杂志，看看美剧，然后去几百米外的影视城办公楼转一圈；下午，他回来写自传，慢悠悠的，也不着急；到了傍晚的时候，如果天气好，没有刮风，他会到古城墙上散步。

　　这是一段有500年历史的古城墙。当年做兵营用的时候，是用黄泥和干草砌起来的。20年前，张贤亮在里头加固了红砖、电路和下水设备，把这里开发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外景地和旅游景点。瞧，城墙上插着黄绿相间的战旗，是拍戏用的道具；城墙下的院落、街道和小零碎，也是道具。他亲手把一座废墟造成一个戏仿的城，然后在这里面悄悄地过起自己真正的日子。

　　抬头往外看，3月初正是西北最好的季节。再早几天，银川还冷，黄河支流的冰还没有化。再晚几天，风季就要到了，根本出不得门。现在，空气干燥，太阳当头，晒得人身上微微发痒。有时候，他一边走，一边想想写自传的事。"我已经不屑于为读者写作了。"他说。言下之意，他这最后一部作品是为历史写的。

　　眼前灰蓝的天空和一望无垠的荒原倒是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不过，年纪大了，免不了把以前的事情跟放电影一样想一遍。他发现，到了这个岁数，昨天晚上的事情忘记了，几十年前的事情倒是记得一清二楚。

　　"全是细节，全是味道。"他说。



贰

　　"最苦的时候，我幻想做中国的总统。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有人揭竿而起，我绝对有能力把中国统治好。"

　　1960年冬天，这里还是牧羊人的小集市。城墙上开了豁牙一般难看的窑洞，住着卖黄萝卜的小商贩。

　　张贤亮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过24岁。年轻归年轻，他已经是个劳改了3年的右派分子。他走了二十几里地，从农场赶到这里，想要给北京的母亲寄一份信。他饥肠辘辘，筋疲力尽，咬着牙走来，又咬着牙走回去。

　　那时候，出现在这个荒凉世界里的，想必是个正在经历煎熬的年轻人。这倒不只是说他缺衣少穿，在饿肚子，而是说，他无论怎样也搞不明白，自己怎么落到了这般田地。他来自大城市，是个世家出身的孙少爷。他熟悉的世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晚年的张贤亮回忆起来，就像一部电影的开头。

　　"晚上，吱呀一声，大门缓缓开了。汽车在铺了砂石的路面上缓缓而行，两边的路灯一下子雪亮，整栋房子也都闪亮了。进门了，有人给你换鞋，有人给你换大衣，有人给你一个手指头、一根手指头的摘手套……"

　　1936年，张贤亮出生于江苏的一个世家。祖父张铭曾留学美国，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父亲张友农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后来弃政从商，开过工厂，做过证券交易。母亲在燕京大学读家政专业，也是大学族出身。10岁以前，他的童年在上海高恩路的花园洋房里度过。他不会自己系鞋带，但他的脚可以分辨出羊毛地毯和化纤地毯。家里有两辆车、两个司机、6个厨子、一个英国管家和一个教书先生。他记得，父亲最大的爱好已经不是开车，是养马。小时候，如果他跑到楼下，跟"下人"们玩，就会遭到大人的斥责，说他没规矩。

　　1949年是中国人的分水岭。张贤亮的父母肯定不会想到，不过短短几十年后，儿子会脱下西装，摘了手表，蹭掉皮鞋，专门跟这些人打交道。说起来，虽然是少爷出身，张贤亮的身体底子却好，论干活，他不输老乡们。他什么都吃，膀大腰圆。要挖沟渠，他总是第一个完成。等到运粮食的时候，他一个人能扛起两袋大米。一袋大米200斤，两袋就是400斤。

　　一个资本家的后代，在1949年以后有这样的命运，一点儿都不稀奇。要说导火索，不过是因为一首诗。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21岁的张贤亮在《延河》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大风歌》，被认为是在怀疑社会主义。很快，《人民日报》专门组织文章对《大风歌》进行批判，作者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银川郊区的西湖农场劳动。

　　现在看来，21岁的张贤亮简直是个无所畏惧的国际主义战士。只不过，他手里拿的不是来福枪，也不是镰刀，而是一只蓝黑色的自来水笔。1957年4月，在写给《延河》编辑部的一封信里，他的话活像个信徒："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同时，我有信心，我有可能，况且我已经自觉地挑起了这个担子……"

　　短短3年，恍若隔世。张贤亮寄完信，离开集市，回到农场，继续每天五六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命运的事情，他根本没力气想。1960年的世界，卡斯特罗雄心勃勃在股东世界革命，肯尼迪在发表他的新边疆政策，西方国家在鼓吹"福利国家"口号，某个城市还在选举"牛奶皇后"……中国呢，中国粮食欠收，到处都在闹自然灾害。毛泽东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要是有番薯吃就好了，张贤亮想。他饿得很，怎么也得找口吃的，好活下来。情况似乎越来越坏，几个月后，他做了人生的最大一次冒险：他从农场逃跑了。

　　在后来的小说《我的菩提树》里，张贤亮略微记载了这次逃亡："我生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凛冽的元旦之晨，趁出劳改大院去打扫干部家属楼的厕所时逃跑。流亡在外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的经历，超过了日记注释的范围……刚刚逃出了几天，劳改队外部的社会现实就教训了我，让我认识到这次逃跑是极端错误的……大约在一月十日我到了中国西北的大城市兰州。当时的兰州火车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了的十九世纪作家雨果笔下的"乞丐王国"。"

　　逃亡的具体细节，张贤亮从来没有在任何一部小说里写过。后来，他坐在他家的客厅里，一边抽三五香烟，一边想，一边说。下面所提到的，是一桩对他的精神世界有深刻影响的见闻。

　　"我要过饭。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跑到兰州。兰州比劳改队还饿，满兰州站都是几千个要饭的。我看到一个40多岁的人，拉着一个女娃娃。女娃娃很瘦小，看起来像十五六岁。他们也在那儿要饭，不但问我们这些要饭的要，也问干部要。我当时觉得奇怪，我们总是问，同志给一点儿吧。他问，同志你要不要。奇怪，你有什么东西给人啊，还问人要不要。"

　　"我在那待了一个礼拜。我戴个眼镜，眼睛没有腿，是用线缝上的。我那时候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便，这个大便要凭手抠，我痔疮就是这么来的，抠下来像羊粪一样，一块一块，黑颜色的。一次大便我至少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蹲得站不起来，所以我就得找一个地方，能扶着站起来又没人的地方。公共厕所已经不能进了，全是粪，我就跑到外面。正好我蹲一蹲，抠一抠，然后再站起来，那个小姑娘和一个干部摸样的人过来了。我这才明白，原来男的问人要不要，是问人要不要这个姑娘，卖淫。"

　　"那个时候，男人都不能勃起。干不也饿，都没那个兴趣，就全身摸摸，然后给那么一块小饼干子。"

　　张贤亮哭了。在他的记忆里，被打成右派好几年，这是他第一次哭。他不是个爱哭的人。他的母亲也不是个爱哭的人。他还记得，几年前，他母亲陪他来银川，当年打麻将打到腿肿掉也不下桌子的太太，在荷兰山脚下看见蜻蜓那么大的蚊子，连一滴眼泪都没掉过。相反，以前从不下厨的母亲开始每天给家里人做饭吃，每天都笑嘻嘻的。

　　眼泪不见的代表脆弱。回顾一生，这是张贤亮最伤感的时刻，但也是他最清醒的时刻。可能是生平第一次，张贤亮的头脑从纯粹的生理的饥饿中脱离出来，他的思维和现实世界有了距离感，有另外一个张贤亮跳了出来，注视这个乞讨者张贤亮。

　　"这是我的启蒙点。"他回忆说，"死了那么多人，中国还叫做社会主义，不是很奇怪吗？毛泽东号召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一个国家的领袖要许诺人民过幸福生活，丰衣足食。发这样的声明，我觉得非常荒唐。我觉得，这个革命长不了。"

　　当一个人对于世界的判断和这个世界要求他做出的判断南辕北辙的时候，他除了沉默，就是孤独。他发现，世界并不是《大风歌》里写的那般自由。这一年，张贤亮25岁，他怀揣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将一直这样活到43岁。

　　多年以后，我问他："你幻灭过吗？"

　　"没有。"他说，"我都没有幻想过，怎么会幻灭。"

　　"没有幻想不符合基本人性。每个少年都有过幻想。"

　　"那我告诉你，我最狂热的幻想是什么。"

　　1961年1月底，逃亡一个月后，张贤亮回到银川的农场。他发现，全中国都在挨饿，地方上还不如劳改农场。作为惩罚，他被派到贺兰山脚下的芦苇荡里放羊。在这里，他做了他这一生最狂热的梦：做中国的总统。

　　"最苦的时候，我幻想做中国的总统。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有人揭竿而起，我完全有能力把中国统治好。我写过一个《告全国人民书》，讲了我的四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资产个人化，经济市场化。"

　　1979年，当张贤亮获得平反，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把这些关于饥饿、性、苦难和荒谬的记忆写进了他的小说。《绿化树》写的是女人和饥饿，《我的菩提树》写的是逃亡和饥饿，《习惯死亡》写的是死亡和饥饿……有评论家说，张贤亮是那一代伤痕文学家里最被低估的一个。在国外，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米兰.昆德拉--都写政治、性和流亡生涯。

　　张贤亮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米兰.昆德拉一开始就是持异见者，而我是中间被启蒙的。"

　　一年以后，饥荒过去。世界运转如仪，也并没有人揭竿而起。张贤亮继续着他的右派生涯，并将迎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将另外得到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称号，并且从一个农场迁徙到另外一个农场，从事永无终结的体力劳动。做中国总统的梦，的确就是个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越来越可笑。

　　再后来的岁月里，张贤亮再也不愿意冒险了。尽管他不是无所作为，但也力求安稳。他对世界表现出一些玩世不恭的倦怠，也并无追求极致青史留名的激情和动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他获得较高的文学声望的时候，他渐渐地不怎么写了。九十年代，当他的影视城越来越赚钱，他又不断的拒绝开发商的投资邀请。他把上亿的现金都存在银行里，既不投资股票，也不投资房地产，但求今生今世。

　　"和我曾经的幻想比，我是一个失败者。我觉得我现在很落魄，不过就是个小小的堡主，充其量1个亿。既然是失败者，我就心平气和了，我就在不要增长了。我就很感恩，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好的身体，给我女儿，给我儿子--他虽然不争气吧，但也不坏，这就好了。"

　　平反之后，张贤亮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儿子。儿子今年30出头，从照片上看，几乎完全没有父亲的倜傥风采。经过父亲的安排，他早年师从韩美林学画，后来回到银川，在父亲创办的影视城里担任总经理。说是总经理，他并不怎么管事儿。据说，他每天睡到中午起床，下午会去办公室，坐在桌子前面画画。别人一看，画的全是小人儿。

　　父亲并不怎么介意。前几年，他又收养了一个小女儿，极其钟爱。他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他研究《易经》，笃信堪舆风水，但他从不给自己算命。

　　"我知道，自己的命并不好。"


　　叁

　　"只有入党才有话语权，才能做事。"

　　当幻想不再能给人力量，知识就会给人滋养。张贤亮这辈子第一次知道《资本论》这本书，是在1949年以前。他依稀记得，在绿色的客厅里，一位四川大学的老教授跟父亲说，要办好工厂，会当资本家，非读《资本论》不可。大约10年以后，在劳改农场的医院里，一位哲学教授送了他一本《资本论》。

　　这样的阅读对于张贤亮来说并不容易。1949年以前，张贤亮的知识启蒙来自家里请的秀才先生。他的启蒙读物是《唐诗三百首》、《金刚经》、《心经》、《五灯会元》。另外，他的姑姑之比他大十几岁，当时正在上大学，他就把姑姑的外国小说看了个遍。他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多年以后，他在电影院里看到前苏联电影《复活》，里头有一小段过场戏，表现贵族起床的场景。啪，银幕画面和他的童年生活合上了--就是这么回事。

　　"就一分多钟的戏。他早上起来，对着镜子，打好泡沫，用老式剃须刀一根一根的这么刮胡子。他往早餐桌上一坐，用两根指头把餐巾"啪"一声打开铺上，然后佣人往咖啡杯里倒上咖啡，送上早报……特别对，就这样，贵族是一种气质。"

　　总而言之，张贤亮早年的生活经历、阅读经验和审美经验都以某种氛围和情感为主，隐隐带有感伤、柔弱和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色彩。但单凭这样的文人气质，显然无法适应狂风骤雨般的历史洪流和冲刷。

　　张贤亮并非软弱之辈。《资本论》这样艰涩的理论书籍给他带来不少阅读障碍，不过，一旦看进去了，它也就成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一本书。简单来说，他并不是把它当做一本经济学著作来看的，而是试图把它当做一只理解赎回、探索趋势并且和此时此地的恶劣环境保持距离的水晶球。在小说《绿化树》里，他曾经借男主人公之口解释过《资本论》对他的重要价值。

　　"念了这本书就可以知道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我们虽然不能越过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但知道了，就能够把我们必然经受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像知道了春天以后就是夏天，夏天以后就是秋天，秋天以后就是冬天一样，我们就能够按这种自然法则来决定自己该干什么。"

　　《资本论》成了张贤亮的政治气候万年历。知识和理性带来的距离感和判断力帮他熬过了最难的时期。1971年，林彪在外蒙古坠机。当时，张贤亮毫不知情，但是他很快注意到，报纸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林彪的消息。他预感到，这个国家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林彪完蛋了，我就有预感。等到毛泽东一去世，我知道，我的时代要来了。"

　　1976年，张贤亮40岁。他已经从劳改犯人成为管制分子，是挣工分的农业工人，不过，头上一顶右派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掉。他没有房子，没有钱，也没有女人。意识到新的时代要来了，这不但是希望，也是压力。他在山脚下干了20年农活，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一旦走出农场这片小天地，他该何去何从？

　　张贤亮为新生活做了一些准备。他利用从《资本论》里学到的知识储备，开始尝试写一些政治经济学论文，研究八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问题。他给《红旗》杂志投稿，自觉颇有见地，但几个月后，论文全都被退回来了。

　　有一次，一个已经恢复工作的朋友回农场看他，说，你怎么这么傻，中国哪有政治经济学，只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你还不如在写诗呢，现在写诗已经不审查成分了。写的好的话，也是一条出路，没准儿能去农场中学当教员。

　　张贤亮听进去了。他试着写诗，但写不出来。"写诗需要赤子之心，但我已经没有诗情了。"

　　张贤亮别无所长，只会写东西。无奈之下，他试着写了一篇小说，脱稿给银川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原来这就算小说啊，我还能写好多呢。"就这样，1979年连续发表3篇小说之后，上级给张贤亮平了反。

　　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给张贤亮打电话，想要改编他的小说《吉普赛人》，并且邀请他从银川到北京来，参加北影的电影培训班。在北京的几个月里，他每天看四部好莱坞电影，听谢铁骊和李陀的课，感觉耳目一新。时隔数年，他终于回到了文化中心。

　　培训结束，张贤亮并没有留在北京。他回到银川，在文学杂志担任编辑。短短3年之后，他就成为了宁夏文联主席。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连续担任了4届全国政界委员--－对，没错，回到银川之后，他第一时间就入了党。

　　前面提到过，1961年1月，在兰州火车站，一次由性和饥饿带来的冲击，曾经直接促使张贤亮自我审视，成为一名异见者。一待饥荒和动乱结束，他为何又摇身成为了一位信徒和积极分子？但道说，一个人是如此容易走到自己的反面？

　　"也有人说我钻营。我说，不是的。入党是个务实的选择。起码你能够获得话语权。那时候，我号召所有有志于改变中国的人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时俱进和机会主义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机会主义其实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如果说，经历过贺兰山下的幻灭之后，张贤亮曾经一度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在1979年之后，他以党员的身份参政议政，但也没有成为一个坚定的左派或是右派。总的来说，他倒是一个相当冷静的务实派。这种务实一方面来自早年传统教育中"士"的追求，"天降大任于斯人"，一定要做事情；另一方面，出于对波谲云诡de政治现实的妥协，什么有用做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在什么地方，就要扮演好社会给你的角色，并且要把社会允许你发展的自由度打造到极致，但是又不是要越过边线，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不要讨人厌。"

　　张贤亮被突如其来的机会鼓舞着，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他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接近自己的政治理想。同时，他比21岁时更懂得审时度势了。他有自知之明，有分寸感，在他看来，中国当代的"士"只有在体制内生存，才能把自己的抱负施展到极致。

　　在他的镇北堡影视城里，除了"贩卖荒凉"，还有一处特别的小院子，是专门用来"展示苦难"的。这个小院子几乎算是中国第一个"文革"纪念馆。这里又被批斗的走资派的泥塑雕像，有简陋的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有大部队的大喇叭，还有吵架的财产登记单。在展厅里，有一整面墙，挂的全是中央在任高级官员来影视城视察时候的照片。在张贤亮的安排下，这些照片全部按照官员们的官阶高低排列前后顺序，一带有哪位官员卸任，照片马上拿掉。2013年2月初，照片墙上排名第一位的是习近平。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来过镇北堡。

　　对张贤亮来说，这简直是个有智力含量的恶作剧。他很得意；"我提案要搞全国第一个\‘文革\‘纪念馆"没人敢，我就弄个院子自己搞。我把中央官员的照片放在这里，显然他们都来看过，都没反对。他们都没反对，谁还敢反对。"

　　从"文革"大院所在的明城堡往外走，绕到几百米外的清城堡里，哪儿有座拍戏用的都督府。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张贤亮曾在这里接待过柳传志。这两人本来既无交情也无瓜葛。1997年，张贤亮出版了《小说中国》，这是一本讨论三农问题和私有制的书。柳传志看过这本书后，曾经约张贤亮在北京吃过一次饭。后来，柳传志借旅游之机有来过一次银川，专程摆放张贤亮。

　　在张贤亮的印象里，柳传志只跟他讨论过一个重要问题--要不要入党，"当然要入党"他说，"只有入党才有话语权，才能做事。"

　　关于这个严肃话题，相信党员柳传志跟他有共识。不过，他也不是在所有人那里都能够得到认同，九十年代初，张贤亮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八年。他和旅美多年的作家刘宾雁发生了一次争执。

　　"你没出息"刘宾雁说

　　张贤亮反问"是你们在国外自由地骂共产党勇敢，还是我在体制内提出不同意见勇敢？"

　　时隔多年，刘宾雁已作古过年，张贤亮仍要反复强调："我没有怀疑，我觉得我做得对。我利用这25年的参政机会，至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同一时期，张贤亮还去过法国，呆了半年。他和移居法国的作家高行健也打过交道，但他拒绝评价高行健和这段交往带给他的感受。"无感。"他说。

　　经历时代风云，人总是很难面对那条未选择的道路。即便没有自我怀疑，内心冲突总是有的。这时候，童年看过的佛和禅就像浸没药水的底片，慢慢开始展示力量。他信佛。佛告诉他，一切忌空，要破执，要放下。如此一来，在此消彼长的世界中，他可以自我调节，休息无动于衷的本事。

　　"你看，托尔斯泰晚年多么可怜，人生一切痛苦都源于执着。他如果是佛教徒，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佛学多好，叫人心安。"

　　其实，张贤亮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已经彻底看都放下。他仍有虚荣心，想要被历史记住。他正在写作的自传，将是他最后一部文学作品。他进展缓慢，却又野心勃勃。他心中仍有一部自己的《古拉格群岛》。

　　肆

　　"如果当年的幻想成真，你会不会是马尔克斯《家长的没落》里的主角？"

　　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同年，身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下海创业，创办了镇北堡影视城。

　　同一时期，也有陆文夫、周梅森这样的作家下海，但迄今为止，张贤亮仍被认为是同代文人中从商最为成功的一个。1995年公司就还清了贷款。2012年，影视城全年的参观人数达到107万，门票收入8000多万人民币。这一年，公司价值2亿元人民不，有400多员工，每年还向周边农民提供500多个就业机会，影视城再也没有向银行借贷过一分钱，相反，有一个亿的帐面现金流存在银行的账户里。

　　如果说张贤亮颇有商业头脑，这可能还是要归功于《资本论》的经济学启蒙。另外，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做生意也算家学渊源，对于利润这回事，他并不陌生。在他的小说里，曾经记录过这样的画面；

　　"在一间讲究的天蓝色壁纸贴面的大房间里，在凤尾草图案的绿窗帘下，在大理石镶边饿法兰西式的壁炉旁边，我的一个伯父坐在棕色的皮面沙发里，我坐在放在地毯上的一只蜀锦软垫上。他晃动着自己调的加冰块的鸡尾酒向我说摩根家庭发迹的故事。

　　听到没有？做生意就要这样精，门槛不精不行！这位证券交易所的经理端着高脚杯教育我。睡倒闭了谁是函大，能赚钱才是英雄！"

　　张贤亮做生意不能算不精。在创办影视城之前，他就做过一个广告公司，积攒了一些经验，在银川当地，我甚至得到过这样的说法；张贤亮太精明了，最好不要跟他有钱上的来往。

　　有了体制内的地位和话语权，张贤亮毫不费力的击退了自己的竞争者，。当时，附近农场的负责人也想要承包这片外景地，进行商业开发。农场连年亏损，没有钱，打了报告跟上级申请4000万经费。张贤亮则根本不指望政府。他用自己海外版税的外汇存折贷款70万，把其中的50万投入到影视城项目中，又从当地的省市机关集资29万。有了钱，批了项目，它就开始回迁牧民，雇用设计师和建筑工人，开始了系统的工程改造。

　　张贤亮数度《资本论》，当然知道什么叫做绝对控股。直到现在，他在影视城的股权都超过60%。此外，他在上世纪就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做知识产权的生意。剧组来他的影视城拍戏，并不需要交场租，只需要签订合约，允许影视城保存剧组的布景和道具，并以剧组的品牌名义继续使用就行了。如今在明城堡里的《红高粱》土坯房，就是按照剧组美工师图纸一比一修复重建的。1993年，为了这份图纸，张贤亮支付了一万元的人民币。

　　不过，挣钱归挣钱，为什么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张贤亮的创作量锐减，几乎再也不写小说了呢？

　　"在九十年代，有比文学更高级的东西；商业"他说，"我预见到，政府在文学上回收紧，不再像80年代那么自由，但在商业上会开放。如果写了又不能发表，那我再怎么写，也是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的重复。"

　　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圈开始面临高潮之后的回落和分流。有的作家成了文化官僚，比如王蒙；有的作家出国继续纯文学的创作，比如高行健；有的作家开始跨界，比如马原；有的作家开始经商，比如张贤亮；还有的作家，比如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陆新华好多年后，有人辗转听说他去了美国，一度在拉斯维加斯做荷官。

　　张贤亮有过文学梦。21岁，他写《大风歌》，长诗开篇便飞机炸山，一连三句"我来了！"那时候，他相信"文以载道"，希望以诗歌和文学来参与时代进程。此番受挫之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他的文学使命才重新焕发。"我有那种使命感，要把我的个人经历、时代记忆和民族苦难用文学记录下来。我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实际上是一体的。"

　　不过很显然，张贤亮的文学使命感并没有那么强烈。90年代初期，当文学创作遭遇体制管理瓶颈时，张贤亮从来没有想过像高行健那样，出国继续创作，时间自己的文学使命。实际上，张贤亮在90年代曾经出国游历过，在美国和法国居留过半年，也和当地的中国学者、作家打过交道、但他不喜欢那种状态"就是到处骂，哪个报纸、电台请他们，他们就去哪里骂。"

　　最终，商业取代了文学在张贤亮生活中的位置。但同样的，对于商业，他更加没有所谓的使命感。在商界，他唯一打过交道的企业家也就是柳传志，不过他丝毫没有打算把这片黄泥色的镇北堡打造成百年商业帝国。曾经无数次有人撺掇他去拉投资，在戈壁滩上搞旅游地产，他也从来没动心过。

　　"我才不干呢"她白白说，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实际性的，全靠卖房子拉动。幸好我没做房地产，要不就完蛋了。

　　对于商业，张贤亮就当玩儿。去年，他突发奇想，要在影视城里加盖一个景点，复原949年一起的老银川一条街。一声令下，麾下所有人出动，搜罗文物的搜罗文物，画图纸的画图纸，做道具的做道具，盖房子的盖房子，找老艺人的找老艺人。结果，不到三个月，这个景点九该起来了。更早些时候，他在报纸上看见有一处鹿场快倒闭了，就心血来潮买下来。现在，这座鹿苑就在影视城的停车场边上，每天都要吃掉大量的玉米杆儿。

　　这就是他的城，他就是这里的王。这是他的堡子，他就是这里的堡主。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体现他的意志品味。他相信风水，整个城就被布置成一个阴阳八卦阵。他喜欢收藏，就转没有一个展厅展示他的古董家具。他有恋母情结，墙上就挂着他母亲的照片。这就是说，每年都有上百万人要对她行注目礼。他喜欢书法，于是到处都有他的书法装裱和题字。他写书，当然就有不止一个摊位售卖它不同版本的小说。他口若悬河，那么没有几个喇叭循环播放他的讲话就简直是咄咄怪事了。

　　在堡子里，唯一的办公楼是一栋青砖中式建筑。在楼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影壁，硬币背后写这一个巨大的汉字，用圆圈圈起来--－忠。在门外，是他的题字。旗帜、喇叭和他采访录像大屏幕。偶尔，他来办公室看看，每一个人都毕恭毕敬的叫他"主席"。其实，他们都多少有些怕他。

　　我问他；"如果当年的幻想成真，你会不会是马尔克斯的《家长的落寞》里的主角？"

　　"时势造英雄，中国这样的故事多了"

　　其实。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一个像他这样天赋异禀又老于世故的人，也很难超越他的时代。

　　伍

　　"我这样的男人你们女人不能要"

　　一年又一年过去，无论是文学成就还是商业作为，都已经不足以让张贤亮继续站在时代的潮头了。张贤亮老了。就在人们快要彻底把他忘记的时候，2012年年底，一桩让人啼笑皆非的桃色新闻又一次让隐居边陲的老人站到了风口浪尖。

　　2012年11月12日凌晨，一位名为"做他的情人的"id在新浪微博上连续发帖，自爆是张贤亮包养的五个情人之一，每个月工资3万。这些微博里交代了大量和"老太爷"交往的性细节，尺度之大，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震惊之余，大部分对男主角的年龄和性能力感到好奇；"76岁高龄，也太让人震撼了吧"

　　第二天，张贤亮通过新浪网公开辟谣，否认包养，称其为"完全无中生有"。"他言语中没有愤怒，反而多次开口大笑，他表示这没什么，自己也不会回应，他还提到微博里的内容他看过，简直就是个黄色小说，跟《肉蒲团》一样。"

　　事件很快平息，当事微博也因为发布淫秽内容而被注销。张贤亮再也没有公开谈论过此事，迄今为止，也没有在更新自己的微博。

　　窃窃私语并未止息。他在2009年接受杂志采访的内容又被重新扒拉出来，用以满足人们对一个70岁男人的性生活的好奇心。（见《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09期，《张贤亮；我是很生猛的》

　　"你现在还有性生活吗？"

　　"当然有"

　　那一年，张贤亮已经73岁了。

　　也有人是张贤亮的文学界人士在微博发帖为他说话。现在，微博上已经找不到这些帖子了大一就是，我所认识的张贤亮是个风流不下流的人，他曾在某次活动中看中了一个女士，随后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做自己在当地的情人，他将每月支付不菲的生活费。结果，对方拒绝了，张也不以为然，仍然表现得开朗友善。

　　还有银川本地的id在微博留言说，张贤亮不就是个作家吗，过去有几年，我曾经在我们家楼下看过他，因为他的一个固定情人就住在我们家楼里。

　　就连他和宫雪花的陈年绯闻也重新浮出水面。九十年代，他曾经为宫雪花的书作序，里头有"如果我是亿万富翁，就要包他做二奶"这样的话。

　　这件事情，我倒是多嘴跟张贤亮本人打听了。他不但不恼，甚至还有点得意。既得意于美人的青睐，也得意于自己片叶不沾身。简单来说，据他描述，当年宫雪花曾经是他的崇拜者，对他有意，他也曾在香港宫雪花家里住过两天，不过，两人之间并未发生亲密关系。
　　"当然，我邪脑筋是有一点。结果我一去，的的确确我所有的书她都有，都在书柜里。这一下，我不好下手了。再加上她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孩子还小。即使晚上她穿得很性感到我房间里--这个性感，更深一步就是肉感了--她要不投怀送抱的话，我就很不好下手……后来，我们就开始谈生意了。"

　　左一个"下手"，右一个"下手"，老先生显然在回味这次艳遇。几年以后，他创业成功，真的成了亿万富翁。有一天，影视城的座机响了，有人接电话，一问，是香港打来的，一位宫小姐，找张先生。

　　这件事情的后续，不得而知。不过，多年以后，拜托互联网的伟力，张贤亮"威名"远播，桃花满天开。他的绯闻不再是小道消息，成了和男性、生命力、性道德有关的公共事件。

　　事情略微有点令人尴尬。尴尬倒不在事件本身。风波过去4个月后，张贤亮非常坦白的谈论起这桩绯闻，原来只是影视城一名服务员的挟私报复。令人难堪的是，事情发生一个月前，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比自己小19岁的同行登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成名已久的老作家却被边缘化了，竟然只有搭着桃色新闻才会被人们在提起。

　　张贤亮自己倒是满不在乎。莫言获奖之后，他以宁夏文联名誉主席的身份写了一封祝贺信。后来，他专门用一张硕大的红纸写了这封信，张贴在影视城《红高粱》的外景地里。每一名游客，只要一走进那间巩俐嫁人的泥胚房，迎面就能看见这封安民告示似的公开信，表达张灯结彩的祝贺和敬意。

　　和莫言一样，张贤亮的小说大多也以性和饥饿为主题。但张贤亮的小说往往被认为有极其强烈的自传色彩。这或许也是人们对他个人的性经验更加好奇的原因之一。即便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看起来也的确很像小说里的情节：65岁的张贤亮曾经回过劳改农场，一位当年的绯闻对象忙不迭为他做饭。女人掀开衣服，露出层叠的肚皮，问他，你还要吗？他说，要。

　　与对张贤亮来说，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生活，性都是极其重要的元素。讽刺的是，他曾经承认过，一直到40岁，他还是个处男。这一次，我没有问，他却主动的谈到了他的性启蒙。他并不避讳谈论性。很多时候，他甚至乐于谈论性。这一次性启蒙，最终导致他对这个神秘元素产生了强烈兴趣，并且展开了无穷的想象。

　　"我到30多岁的时候还是童男子。农场有个姓王的猪倌，解放前当过连长。那时候，他已经40多岁快50了，他跟一个女孩子一直保持性关系，从女孩13岁到17岁。那时候，人人家里都没菜吃，吃不饱。他是喂猪的，有好多菜叶子。那个小女孩13岁，每天提着菜篮子来找他，他就给点菜叶子。来往多了，有一次，他就去摸摸她，亲亲她，女孩也不拒绝，然后两个人就弄起来了。"

　　"3年之后，有一天，有个男孩也来喂猪，趴在窗户上看，发现他们了。这事情放那个年代是要枪毙的。军管会去问女孩，他是不是强奸你。她说，不是，我愿意的，我要嫁给他。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就是性。"

　　"猪倌被判了10年。斗争会开完了，第二天就要拉到劳改队去。头天晚上，他跟我住在一个房间。我都要睡了，他跟我一直说到天亮，说这三年来他跟女孩怎么弄的，什么形状，怎么能把女孩弄舒服……他说，我这一辈子也不冤了，反正在这喂猪，在劳改队也喂猪。"

　　这些东西，我闻所未闻。我从来没有跟女的接触过，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吃过糖。糖非常好吃，非常甜，弄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滋味。他跟我说，性多么舒服，怎么有趣，我听得目瞪口呆，但当时一点儿没引起我的性欲。我说该睡了，他说不行不行，还把我摇醒。他进了劳改队，就再不敢说这些话了，那是最后一次。

　　现在回想起来，那写下来简直是一部淫书。比《肉蒲团》还《肉蒲团》。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提到《肉蒲团》了。很显然，张贤亮研究过不少异性为主题的小说，他使用身体写作。不过，在描写性这件事上，张贤亮经历了一个过程。同样地，在体验性这件事上，他也要走一个过程。等到他自己真正拥有第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

　　1976年，预感到新时代的到来，张贤亮开始系统地阅读和写作，准备投稿。此前，由于他单身，在农场里一直跟男性同住，没有一件自己的屋子。当时，农场里有一个跟他同岁的女"坏分子"，不能生孩子，离了婚，身世很惨。两人以商量，跟大部队打了个申请，就搬到一起同居了。

　　多年来，张贤亮在小说里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或泼辣，或温柔，或乐观，或忧伤。但真要说起来，他讲不出什么明确的女性观。不过，他倒是承认说，自己有恋母情结。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1937年的老照片：母亲抱着1岁的张贤亮，站在花园里的留影。那是夏天，母亲笑意盈盈，穿着短袖的浅色印花旗袍，头发光光的束在脑后，看起来就像个少女。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

　　现在看起来，他的第一个女人和她的母亲非常的相像，都是温柔、坚强并且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至今，他对这段关系念念不忘。确切的说，那是一种极端环境下男人和女人的互相依恋。白天，两人一起出工，晚上，两人相互给对方擦洗后背晒伤起泡的皮肤。这种感觉，在后来的张贤亮回忆起来，几乎就是爱情了。

　　这段并未成为婚姻的关系并不持久。一年以后，女人摘掉了坏分子的帽子，哥哥帮她在老家找好了工作，来接她。他留恋自己的男人，不肯走。哥哥把男人叫到屋子外头，请他为了她好，放她走。他走进屋里，劝她走。她哭了。她走的时候，把所有家具和日用品都留给了他。

　　"你们有爱情吗？"

　　"有。"

　　"爱情是什么？"

　　"是依赖彼此。"

　　"你还相信爱情吗？"

　　"爱情的本质就是性。"

　　在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里，同居女人和母亲是仅有的两位。同居女人不过是他对性和女人的初体验，后来的很多很多年里，想必张贤亮阅人无数。他不再相信爱情，性也从未给他带来过道的负担。他娶过妻子，生了儿子，但他不相信一夫一妻制。

　　"现在也不信。"他说，"我这样的男人，你们女人不能要。"

　　"敢问你一辈子有过多少个情人？"

　　"那个保养风波太小看我了，5个！"

　　"10个？"

　　"不止。"

　　"20个？"

　　"数不过来了。"

　　"现在有情人吗？"

　　"没有了。"

　　"真没有？"

　　"真没有。后来也觉得麻烦。"

　　张贤亮的女性观绝非传统主流，但他毫不掩饰这一点。不仅在记者面前，甚至在同行面前也是一样。2003年，他参加作协的活动，在谈到王蒙没有绯闻的话题时，他说，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绯闻，怎么可能把小说写好呢？

　　"我问什么会这样？"他抽着烟，问自己，"我想过，可能是因为，别人想女人的时候我都在想政治，在想怎么活下去。我40岁才开始接触女人，跟20岁谈恋爱的人肯定不一样。我感觉我一辈子都没有恋爱过。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撕心裂肺欲罢不能的感情。"

　　这点倒是真的。命运使然，他这个人有颠倒错乱的年龄感。20岁，正常人在青春期，他在坐牢。40岁，正常人在中年危机，他刚出狱，新生活刚刚开始。如果抛开童年时光不谈，他的人生从1979年平反才真正开始的话，那么他现在才33岁，跟我同龄。

　　他今年77岁，老觉得自己才17岁。他有点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本杰明.巴顿一生下来就很老，然后越活越年轻。不过，他自己更喜欢小说《阿甘正传》里那个段子：

　　阿甘抱着玛丽.莲梦露在跑步。

　　尚未提醒他：喂，这可是梦露啊。

　　阿甘答：嗯，有点儿重。.

【自传未定稿】雪夜孤灯读奇书.
作者：张贤亮

2013-07-26 11:56:16

http://www.infzm.com/content/92829

来源：南方周末

劳改局按男女犯人的比例向劳改劳教农场分配药品，西湖农场男犯多女犯少，妇女药品就有剩余。张医生每两天偷偷给我一盒乌鸡白凤丸，我每天把5个“大蜜丸”捏成馒头大，吃下肚，且不说滋补作用，起码有久违了的饱的感觉。

我准备“重新做人”
一个作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或有许多东西不可写的时候，他自己便成了他的写作素材。

回首往事，如同面对被惊天海啸冲击过的海滩城镇，满目疮痍，遍地狼藉，一切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没有一座建筑物是完整的，没有一件东西是它原来的模样。但是，每一块碎片都叙说着一个故事，破玻璃仍闪闪发光，它曾把空间隔离出室内室外两个世界，多少童稚的眼睛曾透过它遥望蓝天碧水，展开幼年漫无边际的幻想；倒塌了的楼台歌榭，如今廊柱横梁虽冰凉如铁，也可向你回忆它包容过的温馨与热烈，喜剧和悲剧都曾在那里上演。所以，我在70岁开始写自传体小说时，写了一首七绝，名曰《夜雨》：“夜雨孤灯对晚风，江湖一饮百年空。平生故事堪沉醉，不问茶盅或酒盅。”

是的，“平生故事堪沉醉”！

今天能证明我回忆的确切性，而不会让我“恍如隔世”的，因为有几本书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上，密密麻麻地有我当年的眉批和上万字的读书心得。

我怎么会认真深入地阅读《资本论》呢？

我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后，于1958年5月14日被押送去劳教农场——甘肃省贺兰县西湖农场。对我的处理是对“右派分子”的顶级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21岁的我，是被《人民日报》批判过的，在那时还是小城市的银川，出了我这么一个被“中央”点名的“右派”，一下子“著名”起来。对我的批斗铺天盖地，但押送我时却十分草率，仅派了一个管伙食的干部领我一起跟着小毛驴车踽踽而行。这种毫无仪式感的押送我启程去“教养”，让我颇为失落。毛驴车拉着我的行李，行李是母亲昨天替我收拾的，衣裳被褥只有几件，书本却很多，为了“彻底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我特地带上了从来没有读过的《资本论》。这本《资本论》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四次印刷”，其实是从我工作的单位——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图书馆借来而未还的书，内外崭新，还没人借阅过。

老母牵着幼小的妹妹倚着土坯房的黄土墙目送我远去，虽依依不舍，但以为我好像还有远大前程，因为在她有教养的头脑里，“教养”一词总是与“绅士”连在一起的，绝对和“苦役”不相干；我也仿佛觉得经过一番“教养”会“重新做人”，并不十分悲伤。书全部装在一个黄色的藤条箱里，可是到了劳教农场，管教干部却把文艺书籍都没收了，只允许带《资本论》进“号子”。

经过“大跃进”没日没夜的繁重劳动，加上抽干骨髓的饥饿，我把能换成吃的私人物品，都在劳教分子自发形成的以物易物的“自由市场”上换了吃食，连枕头都换了（枕头是绣花的，还有人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厚达1026页、布面精装的《资本论》便被我包了块破布当枕头，可说是夜夜和马克思“零距离接触”。这本书使我的一生保持了连贯性，前后两段人生也获得了完整性。

我的逃亡之旅
1960年，劳教农场开始陆续死人了，每天都会从“号子”抬出几具尸体，有的在出工的路上干脆倒下，一卧不起。说“饿死”太敏感，说“非正常死亡”又嫌空泛，总之是因长期吃不饱而死。劳教农场就把数千名劳教分子按身体情况分为每日劳动二小时、四小时、六小时、八小时的四个队，我被分在二小时队，可见我已经非常虚弱了。然而，恰恰这个队是死亡的重灾区，在我身边前后死了四个人，左边两个，右边两个。有一个据说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对改良马铃薯品种做出过贡献，他帮助欧洲人解决了粮食问题，回国后却因“长期吃不饱而死”。这种命运的讽刺使我躁动不安，虽然身边有马克思相伴，还是有一天趁管教干部不注意，偷偷跑了出来。

这次逃亡之旅才使我知道饥饿和物资严重匮乏是普遍性的。在甘肃宁夏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我亲眼看到一对躺在炕上的老人脚下的铁锅里，煮着一个刚出生的死婴，令我当场把胆汁都呕吐出来。那正在10月份，还有点收获了的庄稼残留在地里，一路拾庄稼带乞讨到了兰州火车站。一看，那简直是《巴黎圣母院》里“乞丐王国”的再现，唯一少了些浪漫。这时，我就像《出埃及记》里摩西率领的那帮逃亡的以色列奴隶，竟怀恋埃及法老的“肉锅”来。劳教农场毕竟一天有三顿稀汤，只要躺着不动，一时不至于死，还是有希望的。逃亡之旅前后10天，所见所闻可以写出一部厚度不亚于高尔基《我的大学》的书。当年自然没想到这是宝贵的写作素材，只是含着眼泪回到似乎是阔别的农场。与外面世界相比，我愿终生在这里“教养”！

到了农场场部门口（“二小时队”所在地），我实在没力气再挪动一步，像死狗一样瘫在墙根下。一会儿，一位年轻的管教干部走出来，瞥了我一眼，带着嘲讽的口气笑着说：“回来啦？饿得受不了了吧！进去吧！”他领我到灶房喝了一碗残汤，那真是美味呀，我把碗舔得洁净如洗。然后，他又带我到一个有篮球场那样大的仓库去认领我的物品。那里面堆满了逃跑和死亡的劳教分子留下的东西。我很快就找到我的黄色藤条箱，只装了一床渔网般的棉被和包着破布的《资本论》。

52年后，我居然在银川市古玩市场再次见到这位管教干部。聊起来，他还比我小一岁，已经白发苍苍，开了一家古玩店，对过去我俩都避而不谈，他兴奋地捧出他的珍藏让我看，真的有几件价值上百万元的宋元明时代的瓷器。

这里，我不得不说，尽管我一生命途多舛，但从来没有遭受过人身侮辱，处处遇见好人。“文革”时我多次被批、被斗、陪过绑、上过杀场，可是将我五花大绑的农垦战士还是跟我嘻嘻哈哈，他们吸着烟绑我引起我烟瘾，我还叫他们给我吸几口。他们会毫不见外地把烟头塞在我嘴上，笑骂道：“狗日的！只许抽两口啊！”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使我发觉整个所谓“政治斗争”不过是玩笑。上面施行“愚民政策”，下面自有“愚君政策”。愚民永远有对付统治者的办法，见招拆招，把所有的“斗争”和政治措施都一一化解为玩笑。

吃“大蜜丸”顶饿
即便因为我是主动“归队”没有再给我处分，但身体不饶我了，“二小时”也不能干了，开始发烧，大口咯血，稍一动便头晕目眩，整夜不能入睡，白天晚上全身冷汗淋漓。1980年我恢复工作后检查身体，医生仔细端详我的X光片上肺部的钙化点，说我曾患三期肺结核，离死只有一步之遥，医生哪知道我还真的死过了。我生死之际及死而复活这段经历，至少可以铺陈出一万字的小说。这里我只想感谢一位姓张的医生，他比我年长10岁，兰州人，耳朵有点聋，也是戴着“右派”帽子的劳教分子，看过我在1957年前发表的诗。我之所以能读《资本论》完全是他的功劳。他竟将我治疗得以康复，能连续几小时读书而头不昏眼不花，用的是什么神药呢？乌鸡白凤丸！原来，劳改局是按男女犯人的一般比例向各个劳改劳教农场分配药品的，如果这个农场男犯多女犯少，这个农场的妇女药品就有剩余。西湖农场正是男犯多于女犯，张医生每两天偷偷给我一盒10丸装的用以调经止带、医治行经腹痛、月经不调的乌鸡白凤丸，嘱咐我每天吃5个“大蜜丸”。5个“大蜜丸”捏成团有个馒头大，而且又富含人参、丹参、当归、黄芪、山药等药材，当年的药品都是真材实料，绝无假冒伪劣产品，这种仙丹吃下肚，且不说滋补作用，起码有久违了的饱的感觉。

不到一个月我就精神陡增，能爬下炕四处走动了，张医生却向上报告我还在发烧，需要静养。这时，冬天来了，下雪的日子，“病房”内格外清朗，而我却感觉无聊起来，靠在黄土墙上想来想去，认为我当初确确实实没有一点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今天叫我无可“改造”，而我所见所闻的社会现实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这样，我终于翻开《资本论》，想看看“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翻开书便欲罢不能，首先是第一篇第一章分析商品，第一句话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这句话理所当然地引起我物欲的想象，因为当时商品奇缺，买任何商品包括火柴肥皂都必须凭票。现在，我还收藏有一张“月经带票”，发自江苏省南通县平桥镇，是四川樊建川先生送给我的，可说是存世孤品。计划覆盖到境内每一个成年妇女的私处，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资本主义呢？却有着“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社会主义理应要比资本主义拥有更为“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呀！两相对比，在直观上就使我产生了对当前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怀疑。

接下来，更引人入胜了：

“最初一看，一个商品好像是一个自明的极普通的东西。它的分析告诉我们它是一件极奇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在它使用价值的限度内，无论我们是从这个观点，说它会由它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或者说这各种属性，原来是它当作人类劳动的生产物取得的，它都毫无神秘之处。很明白，人会由他的活动，依照于他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成一个桌子时，木材的形态就被改变了。不过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种普通能感觉的东西。但这个桌子一旦成为商品，它就成了一个感觉的超感觉物了。它不仅用脚直立在地上；在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它还用头倒立着，并从它的木脑袋，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

这段话下面是这样注释的：“我们想起了这样的话，当一切其余的世界像是静着不动时，为了要激动别个，瓷器和桌子就舞蹈起来。”多么富有思辨魅力！看似语言游戏其实是大脑运动。





张贤亮摄于1971年，时年35岁，农场农工。 （作者供图/图）

柴油灯下读《资本论》
在劳教农场医院复活后，我还拣到一本破烂的《易经》，不知是哪位难友侥幸带进来的，最终成了他的遗物。两本毫无关联的书参照来看，竟相得益彰。后来我看列宁的《哲学笔记》，上面有列宁这样的“警告：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全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原文是两个惊叹号）”而我正是因为读过《易经》，初步有了思维训练，能以稍稍理解它的思辨性，“第一章”立刻把我紧紧地抓住了。后来，我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黑格尔的晦涩只有东方人（受过纯思辨——玄学训练的大脑）才易于理解的。他的一切都存在于虚玄的云雾中，而这虚玄的云雾正包含着无限的充实与丰富。”

马克思的文字令我如入仙境，使我手不释卷，不知不觉即将黄昏。我马上爬下炕，拿了十几粒张医生给我的鱼肝油丸向拖拉机手换了一瓶柴油。我将柴油倒进一个小药瓶，瓶盖上钻个小孔，穿进一缕破布条，就成了油灯的灯芯（以前的药瓶是铁皮盖，大量使用塑料制品是后来的事）。晚上，灯光如豆，而我在灯下如痴如醉。这种浓烟直蹿的油灯我从1960年冬一直用到1965年夏宁夏农场普遍通电，每天早晨擤出的鼻涕其黑如墨，加少许清水搅拌搅拌可以用蘸水钢笔写信。奇怪的是我曾吸过大量的污染颗粒仍然健在，可见什么PM2.5、什么雾霾并不可怕。

这就进入“雪夜孤灯读奇书”的境界了。我这里要较长地引用马克思一段话，才能让读者领略到马克思的理论风采：

“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限界内进行的。这个领域，实际是天赋人权之真正的乐园。在那里行使支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Bentham）。自由！因为一种商品（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是由他们的自由意志来决定，他们是以自由人，权力平等者的资格，订结契约的。契约是最后的结果，他们的意志就在此取得共同的法律表现。平等！因为他们彼此都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发生关系，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处分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的利益。使他们联合并发生关系唯一的力，是他们的利己心，他们的特殊利益，他们的私利。正因为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所以每一个人都由事物之预定的调和，或在什么都照顾到的神的指导下，只做那种相互有益，共同有用，或全体有利的工作。

离开简单流通或商品交换的领域——抱庸俗见解的自由贸易论者，就是从这个领域，借取观念、概念、和标准，来判断资本和工资劳动的社会——剧中人物的形象似乎就有些改变了。原来的货币所有者，现今变成了资本家，他昂首走在前头；劳动力所有者，就变成他的劳动者，跟在他后头。一个是笑眯眯，雄赳赳，专心于事业；别一个却是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上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刮似的。”

最后一段多么形象！完全是小说笔法！它使我激情澎湃，我立即感到我富有了！我自由了！我向张医生要了支钢笔，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句引自罗曼·罗兰的话：“向正在受苦受难而又顽强奋斗的自由灵魂致敬！”

我还是喜欢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1975年，我已在“农垦十三师五团”当了几年农工，有点积蓄，进城到新华书店买了全套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的《资本论》，“1975年6月第一版”，后面一段译文是这样的：

“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我用了一百多块钱，花光了娶老婆的准备金（果然我到43岁还没钱娶老婆，把儿子的出生都耽误了），然而大失所望。两相对比，哪种译文生动当下立判！我觉得我们官方板起面孔训人的文风大大削弱了马克思著作的趣味性，令人望而却步，严重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普及。

家住银川的农垦战士告诉我，要买这种书最好到废品收购站。于是我又进了一趟城，只花了一块钱就淘到“1964年11月第2版”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三卷《资本论》和“1972年5月第一版”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无事可做的乐观主义
在中国大陆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部小说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可以满足全部精神需要。管教干部大可不必没收我的文艺书籍，当时的官方更是在文化专制上神经过敏，“他不是疯了！他是神经病！”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就包容了他们在世之前的人类文化艺术成果，能让我在人类文明中徜徉，神游八荒。从希腊神话、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以及《圣经》、《吠陀经》直到莫扎特的音乐剧《魔笛》、席勒的《唐卡洛斯》……马克思恩格斯都穿行于其中，进出自如，更不用说从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了，《人权宣言》的启蒙者卢梭，更是两位先哲崇敬的思想家；《资本论》中大量的注释，特别是1845年到1862年英国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简直可以当小说读；马克思还涉猎到中国历史，曾举明朝一位户部侍郎王茂荫上给皇帝的条陈，用来阐述货币史。《资本论》涵盖了19世纪前的世界史，可说是读世界史必备的参考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风生动、风趣、幽默，有时还略带俏皮，用跳跃跌宕的概念构建出严谨的逻辑，这才是大智慧的表现！他们的幽默俏皮好似站在高高的云端俯瞰芸芸众生时发出的微笑，如果有“神”的话，那就是“神”的境界，直白地说就是“出神入化”。早在1872年就有评论家说过：马克思能“把一个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也说得有一种特别的风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注释）。有人总是说“马克思主义富有战斗性”，却不懂那种“战斗性”是软性的，是抚摸式和把玩式的而不是刚性的口号，可见我们还是像列宁说的那样“没有理解马克思”。到1975年，我就彻底看透了专制制度闹不长久，当年号称崇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正是马克思引用海涅那句名言以自嘲的：“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臭虫！”

所谓“四人帮”最猖獗的年代，正是我觉得非常可笑的年代，正是那个年代培养出了我的乐观主义精神。因为这时我正在读《资本论》第三卷，我读到这样一段话，这段话我曾在我的《小说中国》一书中列为“统治者的宝典”：

“……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指贷款，因这段话在《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者收入。生息资本（续）》之内——引者注）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原著括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起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当时的社会，严格地实行着“身份识别制度”，建立了一套遍及每一个中国人的全面的“身份识别系统”，出身于资产阶级、业主、地主、富农、上中农以及“黑五类”与可疑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不论多么优秀都无法进入社会上层，数以亿计的人固定在悲惨的处境中受着种种折磨和歧视。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这种统治是极其愚蠢、极其脆弱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今天，马克思这段话仍在我脑际徘徊。我认为当前社会值得担忧的并不是贫富悬殊，而是贫富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不畅，社会底层的杰出人才能凭个人本事挣扎到出人头地的机会越来越少；连民间企业“贷款”都极其困难（前引那段话正出于《资本论》阐述金融业的篇章），遑论其他。社会阶层面临固化的危险；我们离“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财富阶层和管理阶层的“指标”还差得很远；户籍制度其实是变相的身份识别制度。

我的中国梦是能“返璞归真”
1988年，我站在巴黎的蒙马特高地，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向在那里牺牲的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的英灵默默致歉。我们从1958年到1978年挪用公社名义成立了成千上万的“公社”，经营长达20年之久，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竟然对《法兰西内战》故作不知。公社大旗上鲜明地标明了“两个基本点”：“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的一切职位交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而我们只不过是用“公社”“一大二公”的名义剥夺了全民的财产。实际上，按马克思的说法，所谓的“公有制”是在私有财产制度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体现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股份制公司”，认为这种形式可以通往“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注意：公有制其实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公有，是由众多个人的私有所构成。在私有财产制度还未充分发展时就“剥夺剥夺者”，至少是反逻辑的！最后果然变成“公家全部拥有，人民一无所有”。联想到列宁《哲学笔记》中摘取黑格尔的话：“人权，其实是财产权”，没有财产权，谈人权就是一种奢望。所以，虽然我们颁布了《物权法》，还是有很多干部群众没有认识到，土地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随意剥夺土地使用权——也就是人权——的情况极为普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人权意识都很淡薄。

我认为，在暂时还不能“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的一切职位交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的现实中，要打造一支素质优秀的公职人员队伍，必须要求所有公职人员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分析认识社会的理论；《资本论》是全面理解市场经济的基础课本，至少，这些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大脑训练变得更为聪明，同时接受一次人类文明的洗礼。我们面临的社会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无非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社会规律那里去！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开宗明义就说：“一个国家应该并且能够从外国学……一个社会就令已经把它的运动的自然法则发现，它也还是不能跳过或以法令废止自然的发展阶段。但能够把生育时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认识到我们由于“跳过”了必要的阶段，在很多方面还须回头做起。

从“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限界内进行的。这个领域，实际是天赋人权之真正的乐园……”那段引文出发，马克思已经从社会经济基础上阐述了自由、平等、边沁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从而得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道德名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的论断。而我们还是用道德的自我约束来要求各级公职人员，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自律。子女“常回家看看”一说入法，马上就入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而财产申报制要入公务员法何其之难。人民有权像管子女一样监管公务员！

我即将八十岁，垂垂老矣，“不做大哥好多年”。现在“中国梦”是个流行词，抚摸我精心读过的几本书，我以为最值得留恋的是那时读书的激情，如果要问我的“中国梦”，我的“中国梦”就是能够返璞归真！.

风流者张贤亮
—— 他将杂沓人声留在身后，张先生，走好

闫红 今天 09:55
http://dajia.qq.com/blog/450048056005503

我不记得那时我多大，只记得当时我家的杂志都堆在我爸妈的床底下。我爸妈订了很多文学期刊，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一本本的拖出来看。有一次，我翻到一篇名叫《绿化树》的小说。



那个小说很长，我爸妈下班时我还没看完，这次我没像平时那样放回床底下，而是藏进了我自己的书包。等我爸妈睡着了，我又取出来看，夜深人静，周遭寂然，只有日光灯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如诗里形容的那样“漂白了四壁”。整个世界变成起伏不定的汪洋大海，我在海的最中间，看那个年代久远的故事。



凌晨时候，我终于能够合上那本杂志，不觉得疲惫，反而是一种意犹未尽的振奋，仿佛在别人的人生里旅行了一回。同时，还感到前所未有的饥饿，一种带有实验性的生机勃勃的饥饿，我悄悄溜下床，到厨房里找了个馒头，大口吃完了。



看《绿化树》，很难不产生这样一种饥饿感。它的每一页，都会写到食物，写到觅食过程，尽管那些食物都极为粗糙，觅食的过程，却是艰苦卓绝。为了抵抗火灾一般的饥饿感，作者将他全部的智慧都用来换一口吃的。



他利用视觉差，在食堂里多打100CC的稀饭；他利用老农民的逻辑局限，骗了人家几斤黄萝卜，兴奋得像是全宇宙的君主：“阴间即使派来牛头马面，我还有五斤大黄萝卜！”倒霉的是那些萝卜全翻进了沟里；他磨蹭着最后一个打饭，只为能刮一下蒸馒头的屉布，他得逞了，那屉布上刮下来的馒头渣渣足足有一斤；他奉命用糨子糊窗子时，也能用克扣下来的糨子，摊上几张煎饼，可怕的饥饿感暂时被压下，心头窜出的，却是扎心扎肺的酸楚……



如此这般之后，他终于写到了他的救赎者，那个名叫马缨花的女子。她请他来到自己温暖的小屋，坐在炕头，给他吃的，给他那做梦都不敢想的死面馒头。他在馒头上看到那女子指肚的印记：“它就印在白面馍馍的表皮上，非常非常的清晰，从它的大小，我甚至能辨认出来它是个中指的指印。从纹路来看，它是一个‘罗’，而不是‘箕’，一圈一圈的，里面小，向外渐渐地扩大，如同春日湖塘上小鱼喋起的波纹。波纹又渐渐荡漾开去，荡漾开去……”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几乎要和主人公一样落下来，这描写让我感到馒头的可亲，那晚下肚的馒头，别有滋味。



是我那几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而那时，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意识流、黑色幽默派等等，各种流派层出不穷，这个名叫张贤亮的作家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在我年幼到对文学全无概念时，就以他的细节，他对于人生诚实而独到的理解打动了我。如果说别的作家还都是“让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吧”，他则是“让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别人是讲述，他则是不无苦楚的吟唱，那种质感，有点像那个帕尔哈提的嗓音。



我后来又看到他其他的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等，平心而论，这些小说没有让我觉得那么震撼，甚至于还多少有点重复，都是才子（加少爷）落难，红颜相助的故事，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对作者的敬意。一个作家，有这样一部作品就够了，或者说，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家，你也很难想象他还能写出其他作品，自己的好作品，也像是一个山头，翻不过去，也算一种无奈的光荣。



2000年，距离我读张贤亮第一部作品的十多年后，我终于见到了他。那一年，他应安徽老作家鲁彦周之约，参加某白酒企业赞助的笔会，我很幸运的，成为那趟笔会的随行记者。猜测了很多回的作家出现在我面前，他的样子，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他当时年过六旬，依旧风度翩翩，脸瘦削修长，五官都是偏清秀的那种，最让他显得卓尔不群的，是他眉眼间的桀骜与淡漠。他也说笑，有时甚至显得比别人更热闹，但那种热闹是瞬间就可以收起的，眼神里马上就能竖起一道拒人千里的屏障。



他会跟同行的女性炫耀自己的大牌衣履（我后来在别人的采访里也看到这一点），遭到嘲笑他也不在乎。有次他还吹嘘自己非常擅长炒作，有很多得意之笔，“你们知道我最成功的炒作是哪一次吗？”他细长的眼睛踌躇满志地看着天花板，后来写出《媳妇的美好时代》等作品的金牌编剧王丽萍狭促地接口：“宫雪花那次呗。”他翻了个白眼，不朝下说了。他给宫雪花的书写的那个序确实有点太那啥了，但他的无语并不见得是难堪。



他喜欢女人，也喜欢展示自己女人缘——据我肉眼观察，他也真的有。有天早晨，他大步跨进餐厅，一路嚷嚷，说是昨晚凌晨两点，会务组居然给他打电话，问某女士是否在他房间。他夸张地愤怒着：“别说不在，就是在你们也不能打啊！”说不上他是想以此洗刷自己，还是存心张扬他们也许是莫须有的暧昧关系。



那个笔会上有很多著名作家，其中不乏出口成章能言善道者，但他明显是人群中的异类，以六十多岁高龄，成为风头最劲的那个。有人琢磨他，有人嘲笑他，也有人嫉妒他，有个老作家私下里对他极其不以为然，说他曾长期受迫害很压抑，现在勾搭年轻女孩报复社会。但这位老作家也爱跟女孩子搭讪啊，只不过没那么坦荡罢了，而正是这种坦荡，使得张贤亮的风流只是风流，不带一丝猥琐。



那次是在九华山，山路陡狭，主办方安排了滑竿，两个轿夫抬着两根竹竿，中间架着一把竹椅。作家都是讲究人文关怀的，难免觉得让人抬着很尴尬，任主办方一再劝说，都不抬步，讪笑着左顾右盼，嘴里说着“这怎么好意思”之类。但那滑竿虽然被主办方包下，却得有人坐了，轿夫才能拿到钱，于是轿夫也跟着一路央求，一大堆人堵在路口，你推我让，人声喋喋。



就在这一团热闹之际，张贤亮自顾自地走向一架滑竿，我正好站在旁边，看见他无声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轿夫接过，悄声感谢，两人一气呵成，默契如行云流水。他怡然坐到椅子上，昂首朝前方而去，将身后依旧姿态百出的作家们，比得好不迂腐。



还有一次是在黄山，山高树多，正是照相的好背景，有个小姑娘搂着一棵大树，欲做小清新状，一件极为扫兴的事发生了，她竟然在树上摸了一手不明粘稠物。同行的男人们怜香惜玉，个个觉得自己有义务将小姑娘从窘境里解救出来，七嘴八舌地帮她释然，有说是露水的，有说是树脂的，唯有张贤亮先生一言不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巾递过去，秒杀了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男人们。



这两个细节加在一起，凑成了这个男人的魅力，他桀骜不驯，风流放诞，更有淡漠的眼神加上温暖的细节，传说中的纵欲，和他口中对佛教的笃信，这些反差，成就了他的一种丰富，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大境界，一种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洒脱。

而这些，跟他小说里展现的，前四十年的捉襟见肘对照起来，更有一种精彩，似乎他聚集了前四十年的能量，只为了释放得更加充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伤筋动骨，从身体到灵魂，每一个分子都重组，成了这样的一个他。



但对于他说的，我是复杂的中国人的代表，本人不敢苟同。从苦难里趟过来，有人陷入深沉的反思，有人去做不相干的学问，有人更加唯唯诺诺，只有他，是抡圆了活。而他还说，自己这样都算落魄的，他原本的理想是做总统。


恕我不恭，这说法让我想起那个原本想做齐天大圣的孙悟空，他们还有个共同点，就是一点都不抒情。此外，他还像一个怪侠，有时心忧天下如郭靖，有时像个严肃版的韦小宝，有时又似段王爷温柔与无情兼有，他的多变面孔，引起热议纷纷。好在，这些对于张贤亮，从来都不是个事儿，我心目中的他，永远是那个昂昂然坐在滑竿上的样子，他一言不发，自顾自朝前而去，将杂沓人声留在身后，张先生，走好。

（银川新闻网9月27日消息，据确切消息，张贤亮先生因重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无声，哀悼。CFP供图）.

@老虎不吃飯飯
在镇北堡“文革博物馆”挂着一张像。张贤亮母亲陈勤宜，出身名门，燕京大学肄业后赴美深造，专修家政学。张贤亮劳改时，母亲在北京以手工编织为生，WG中被摧残致病，医院因她是“右派分子家属”拒绝收治，1969年在北京史家胡同一间小破屋中孤独辞世，享年61岁，尸骨无存，仅留下这张摄于1963年的相片。.

摇曳生姿的笔杆舞动了一个开放与骄奢并驰的时代.

张贤亮：我是很生猛的
http://www.infzm.com/content/24587/0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唐跃

后来谁都可以说了，谁都可以骂了，谁都可以上网了，还要你小说家代言什么?这年头，现实比小说精彩离奇得多，现在最好看的不是小说，是新闻

73岁的张贤亮仰倒在酒店咖啡厅的沙发上，哈哈大笑，他在讲述自己的新作，得意非凡。

近10年来，他几乎没有发表小说，更多精力放在宁夏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的经营打理上，素有“中国作家首富”之称的他，总资产已经超过两亿。

新作名为《壹亿陆》，刊发在《收获》杂志2009年第1期上。捡破烂的王草根、站街女“二百五”、没有性别意识的优异人种“一亿六”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张贤亮以四川方言写就这个故事，“畅快淋漓，充分体会到创作的快感，人物自己跳出来说话了”。

“还是在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受，多少年没这样了。”

在《收获》发表时，几处关于男性生殖器的乡野称呼被编辑用“身子”替换了，他正为此有些小郁闷，没料到，甫一发表又有记者打电话给他，称读者反映小说情节荒诞、文字低俗。

“哪里低俗了？我一个性描写都没有！”他很是气愤，认为记者假扮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设置议题，左右民意，“出版社现在连书都不敢出了。”

他坚定地拥护自己的作品，毫不留情地夸赞自己的才华，来北京参加会议，老朋友安慰他，“贤亮，小说还是挺生动的，一部分人在骂而已。”他一摆手，“我才不在乎呢，所有人都骂才好呢！”

我一贯无厘头

人物周刊：这部小说看来你是非常自得、非常喜欢的。

张贤亮：我很自得。第一，我从去年9月14号开始写，11月14号写完，两个月写出了别人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一年才能写出的东西来，充分证明我有旺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第二，酣畅淋漓。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原型，都是自己蹦出来的。

那时我好像得了癔症，后来编辑说你不能再写了，超过20万字杂志没法登了。我还是收着写的。真放开了，四五十万字打不住，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我面前展开了，人物自己要跳出来说话。

人物周刊：你对写作环境有要求吗？

张贤亮：就在书房，周围的环境都无所谓，我还要管理我的影城呢，玩着就写了。抽丝剥茧，一气呵成。

人物周刊：想到发表后会引发争议吗？

张贤亮：没有纷争，就是媒体在那儿炒，记者代替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第一篇采访，那个记者就定了调子，说很好看，直面现实，但写得很低俗。什么叫低俗？

小说是《收获》的编辑约的，我答应了很久都没有动笔。一直到去年9月初，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科普类的，说人类现在最严重的不是金融风暴，而是男性精子的减少。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抓住这个写。一开始想以一个荒诞的形式写个短篇，一写就收不住了，达到一个极度亢奋的状态。我原来写的小说和现实关系还不是很大，这个小说呢，现实中的东西都涌到我的脑子里来了。你别看我现在人五人六的，我很关心我们的底层。我就从中国最底层的开始写，中国混在最底层的男人无非就去拾破烂，女人无非就去当小姐。我就选一个拾破烂的，选一个当小姐的。

人物周刊：你对他们的生活了解么？

张贤亮：这还需要了解？！如果说一个作家光靠原型和生活写作的话，这个作家没出息。生活毕竟有局限。作家是艺术家，艺术就是靠想象，靠艺术的创造。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想都能想到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张贤亮：有时道听途说，但只言片语就能启发你很多。

人物周刊：写得特别快活是因为能把这么多年见到的光怪陆离的现象都打包进去？

张贤亮：对，打包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写到中间我觉得太荒诞了，自己也吓到了。所以用作者身份跳出来说，“郑重其事地异想天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我想告诉读者，不要以为我胡编乱造，我们处在历史巨变的时代，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

人物周刊：写这句话鼓励自己继续荒诞？

张贤亮：（哈哈哈）对，继续荒诞下去。这下就牵扯到低俗了。我要写拾破烂的，我要写小姐，而且这小姐还不是高级大酒店的小姐，是站街女，10块钱一碗面就跟人走的那种。他们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需要说些粗话。拾破烂的王草根他一天学没上过，但是后来成了大款，财大气粗，仍然满口脏话。这种人我倒是接触过的。你别看他有几个亿的资产，越是这种财大气粗的人，越是满口脏话，他根本不在乎。我从艺术形象上要鲜明生动才让他们满嘴脏话，这下子就被说成低俗了。

《收获》发表的时候把一些粗口置换成文明的词了，他妈的，这一换就不是那个人物了，就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非要耳朵上别一根圆珠笔标示文明进步。

我能看出来有好几个编辑在动手，前面放过了，后面不放过，比如“鸡巴”这个词，前面保留着，后面给改了。

人物周刊：你虽然70多岁了，但下笔比很多同龄人甚至晚辈都要勇猛。

张贤亮：我是很生猛的。要么不写，要写就遵循我的艺术规律。《收获》把“鸡巴”改成“身子”，这是编辑的文雅语言，不是底层小姐的语言，把人物形象削弱了。

其实我就是借着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展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给底层人以希望，进城拾破烂的和当小姐的最后都过上好日子了，都在改革开放中成了成功人士。当然，他们有一些不正当手段，但改革开放初期那就是无规则游戏嘛，原罪不是哪一个个人的。

人物周刊 ：作品表面荒诞，内里是严肃的？

张贤亮：非常现实，是荒诞现实主义。我的小说全部都是黑色幽默。有评论说这个小说让读者“大跌眼镜”，说不是期待的张贤亮。他们期待什么呢？中国第一个无厘头电影是我写的，《异想天开》，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的；黄建新的《黑炮事件》也是根据我的小说《浪漫的黑炮》改编的。

荒诞是我的风格，我一贯无厘头。不是期待中的张贤亮？期待我老写《绿化树》？我老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老写“文革”老写“反右”？我就爱剑走偏锋。

人物周刊：照这样说，要是年轻几十岁，你比韩寒还牛？

张贤亮：牛多了！我写的这些东西80年代的人写不出来，他没这种深度。现在的作家都退到哪里去了？要不写历史，要不就是写个人的内心感受、个人生活的遭遇。我借一个荒诞形式一下铺开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他们写得出来么？他有这么广阔的视野么？有对社会这么敏锐的感知力么？

人物周刊：你夸起自己来是这么不留情面。

张贤亮 ：当然，我天生异禀，肯定不留情面。

这年头新闻比小说好看多了

人物周刊： 你看了余华的《兄弟》没有？他推出下集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批评，说作者似乎根本不了解他的人物的生活。

张贤亮：没有，多少年来中国作家的作品我都不看。你不要拿我的作品和别人的类比，恐怕没有可比性。

人物周刊：韩寒、郭敬明这些年轻作家的东西，你看吗？

张贤亮：没有，我都没看。

人物周刊：作为作协领导一点不关心他们？

张贤亮：我领导谁啊，我才不领导他们呢，我就领导我一群狗。我有100多只狗，都是世界名犬。写作就是玩。我在现实生活中不自由，经商不自由，一会工商来找我，一会税务来找我，一会卫生来找我，一会环保来找我，烦不烦啊。我就写小说，找快乐。小说里的人物，我让他哭他就哭，让他笑他就笑，让他恋爱就恋爱……我干什么都是玩，我办影城也是玩，影城就是我玩起来的，财富就是玩出来的。

人物周刊：你有个观点，说这个年代作家也好文学也好，靠边站是很自然的。

张贤亮：是很自然的。已经正常化了嘛！再不会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了。那个年代的报纸啊杂志啊都是党的喉舌，就小说领导不看，是个盲肠。结果说出了人们想说不敢说，想说又说不好的话，小说家变成了时代的代言人。后来谁都可以说了，谁都可以骂了，谁都可以上网了，还要你小说家代言什么？这年头，现实比小说精彩离奇得多，现在最好看的不是小说，是新闻。

人物周刊：你还说写作就该是个业余差事。

张贤亮：就应该是业余的。业余就够了，不要把写作太当个事儿。

人物周刊：这又要得罪很多人。

张贤亮：我老得罪人，得罪的多了。今天中午吃饭时还有人说网上很多人骂我，安慰我说一部分人骂我没关系。我说全部人骂我都没有关系，何况一部分人骂我。

人物周刊：文学不那么重要的年代，你给作家什么建议呢？

张贤亮：不建议，他们爱怎么办怎么办。

人物周刊：你自己呢？怎么看你的写作？

张贤亮：我写作找快乐，找快感。（哈哈哈哈哈）写到一个好句子，和一次成功的性交有同样的快感。你写下来，这是警句。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有性生活么？

张贤亮：当然有了。你写嘛，这个我不怕，不牵扯政治。

我充其量是个丐帮首领

人物周刊：在这个小说出来之前，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在骂你了。

张贤亮：我不在乎，我也不管。我招人骂有两点。一个是首富，首富和罪犯只有一步之遥，最招人恨的；第二个，我是彻底否定“文革”，一直给改革开放唱赞歌，这使很多在改革开放中没受益的人嫉恨。

网上有人说我的“右派”身份是假的，还有人建议枪毙我，不仅枪毙我，还要枪毙我的狗。现在又说我小说低俗，我才不管他，我无所谓。

人物周刊：你当首富当得很快乐。

张贤亮：我也没法辟谣吧，不能说我不是首富，谁谁谁才是首富。记者不就看到我开了宝马7么，当时中国作家的确也没人开，就我一个人。我只能说中国作家本身就是一个清贫的群体，说我是中国作家中的首富，充其量不过是个丐帮首领。

人物周刊：无论写作还是经商你都非常有成就，你觉得自己是能耐特别大的人吗？

张贤亮：你不要降低别人，包括你自己，一个人在母体里就是全能的。我能干是因为我劳改了22年，我什么都干啊，有什么我就干什么。

人物周刊：当时办影城你心里有谱么？

张贤亮 ：没谱啊，哪里有谱，赶鸭子上架了。办三产，单位没钱，我是宁夏文联主席嘛，就傻乎乎把自己的外汇存折拿到银行抵押了。没想到第二年，中央下了文件又要剥离，影城就剥离到我名下了，我被迫当了民营企业家。

人物周刊：但你经营影城的思路很清晰啊。

张贤亮：这个我不谦虚，文化是第二生产力，我靠的就是我的文化远见。我从来就不把镇北堡叫影视城，我早看出来了，影视城没前途。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引进，我一看就预想到了未来的大片不是拍出来的，是电脑做出来的，没有一个影视城可以承担《侏罗纪公园》这样的拍摄任务。

镇北堡开始是接待剧组，跟大多数影视城差不多，逐渐转型，现在是“中国北方古代小城镇”的缩影，只要是想要古代的、北方的，就可以进入镇北堡西部影城。

人物周刊：很多人受了命运的打压会变得胆小谨慎，为什么你却这么活蹦乱跳？

张贤亮：异禀啊，天生异禀，越来越胆大。其实我劳改那会儿就不是安分守己的，在劳改队吃不饱我就跑。结果发现外面还不如劳改队，又回去了，是自愿回去的，所以没给我加刑。我是天生的乐观。如果我不是天生的乐观，22年前我就死了。

人物周刊：你的旧作，大多写特殊环境下的人性，常常都是苦难中的美好。除了天生的乐观之外，还有些支撑吧？

张贤亮：我觉得上帝对我不薄。我时刻有一颗感恩的心，要做好事。我觉得世界很美好，尽管它有丑恶的一面。我遭了些罪，但是后半辈子全还回来了。财富不是我所追求的，是偶然得到的。我的西部影城能提供300多个就业岗位，很多人靠我吃饭，我的快感在这儿。

人物周刊：你对日常生活有高要求么？

张贤亮：我绝对讲究生活品质，全身上下都是名牌。我这条裤子，是别摸我的（BMW谐音），鞋子是都彭的，表是瑞士一个品牌，中国还没有，连袜子都是英国的牌子货。

人物周刊：要把以前受过的苦都补回来？

张贤亮：不不不，我只是追求快乐，一切东西到我这儿都成快乐。贵贱其实都不是问题，渴了，花一块钱在大街上买瓶矿泉水喝，那一块钱也能带给我很大的快乐。这个你们没有前后对比，很难体会到。

人物周刊：是很难，没有你的年龄和经历，也没有一堆钱堆在那里。

张贤亮：还有个好身体，这点很重要。没有好身体就没法享受。我40岁还是童男子，劳改了22年，身体底子很好。

人物周刊：你博客里说“每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都是很悲凉的”，说自己在悲凉的时候就会听《二泉映月》。

张贤亮：那是无病呻吟，作出一种悲凉状，作出一种孤独状。每天你都要找出一些伤心事，来调剂一下自己。每天都快乐受得了么？成他妈圣诞老人了。你再记下警句：想找伤心事和想找快乐事一样容易。.

朱大可：张贤亮的苦难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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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与“肉”的博弈

寓言

张贤亮无疑是“伤痕派”中最具才华的作家，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造和推进之后，粗陋幼稚的官方文学，终于在张贤亮那里走完了精致化的程序。他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阿赫玛托夫等人的模仿，从文体上升到了内在的灵魂，也就是获得了一个类似东正教徒的价值容貌。他据此整合自己的历史记忆，并把要把它们纳入博弈型叙事的框架。

跟其他作家完全不同的是，张贤亮“亮出”了自己半宗教式的修辞体系。这是他获得官方文学殊荣的主要原因。没有任何作家能够像张那样，借助东正教加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文学的混合教义，调动完整的隐喻—寓言修辞技术，营造了一个中国痛苦记忆的有序的书写体系。这不仅是苏联前辈文学经验的展览，也是中国记忆修辞学的一次成功尝试。

《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自传体伤痕小说的三部曲，描述了灵与肉的激烈较量。在张贤亮自传体小说的语汇里，肉是两种隐喻的复合，它不仅意味着情欲，也意味着食物、金钱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在另一方面，灵则隐喻着纯粹理性、知识分子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对抗体系，却被简化成了灵与肉的隐喻式对话。从当时思想体系里获取养分的张贤亮，无法理解灵与肉的内在和谐，相反，他要向我们喊出最尖锐的战斗呐喊。但这不是与外部世界的抗争，而是内心的自我交战。越过热烈的自我否决和自我忏悔，他要完成圣徒式的精神寓言。

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绿化树》序言

《绿化树》的男主人公章永磷，一个劳改农场服刑的右派知识分子，只身面对着三重饥饿：严重的肠胃型饥饿、性饥饿和精神饥饿。前两者属于肉，而第三种则属于灵。三种饥饿不仅是张贤亮主人公的普遍特征，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在张贤亮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内在原因，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原罪。由于跟工农脱节，他们天生是有罪的，需要不断自我忏悔和自我改造。这种原罪感来自东正教作家和本土领袖的训诫，在中国作家的记忆里变得充满诗意起来。

在张贤亮的文本里，土地、河流、村庄、草原，所有这些母体性事物都是同义的，可以自由借喻和替换。它们是延安探母运动的延伸，并且比其他伤痕派作品更加温柔、性感和悲喜交织。

作为罪人的知识分子，完成其精神净化的历程，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外在助力，那就是圣经和天使。而这两者在《绿化树》都已完美具备。为了坚守自己抵抗肉欲的信念，章永磷热衷于躲在小屋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这就是他的伟大《圣经》，他藉此拒斥着食物和女人的强大诱惑。他的女人马缨花，则是荡女和天使的混合物，她散发着富有（食物）和肉欲的光辉，同时又代表着童贞和纯洁的爱情。她是用以解决三重饥饿的使徒，身上叠加着但丁《神曲》中圣女贝德丽采的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绿化树》具备了圣徒叙事的全部寓言性元素：一个热切忏悔的知识分子罪人，一本影响深远的革命圣经，以及一个引领罪人走向觉醒的圣女。马克思主义圣徒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复活在记忆的午后，向我们发出亲切而隽永的召唤。张贤亮的三部曲都有一个类似的结局，那就是灵魂对肉欲的战胜。灵魂从肉体那里解脱了，游荡在广阔的思想草原里，犹如自由的骏马，充满获得新生的精神狂欢。这是肉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象征。但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叙事的自由，它改造了痛苦的记忆，把它变成一曲迷人的赞美诗。罪人在摆脱了肉欲的引诱之后，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形而上的国家实体，那是知识分子的美妙天堂。




反讽

在灵与肉交锋的前线，思想的迷惘是无可避免的。鉴于价值的严重错乱，张贤亮的男主人公章永磷，置身于一个反讽式的空间，并且注定要成为一个反讽式的人物，成为21世纪人们赞美或嘲笑的对象。

张贤亮的反讽不是来自话语的层面，而是来自更深的意识形态层面。究其本性而言，这已经超出了修辞学的范围。在《资本论》的干枯字词的底部，肉体欲望的火焰在熊熊燃烧。这种自我悖反的叙事就是最大的反讽，穿插在张贤亮的小说里，犹如一条坚固的锁链。它是如此沉重，同时又洋溢着喜剧化的谐谑色彩。

我悄悄摸了摸枕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也许你还能从那里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种样子。”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调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

——《绿化树》第七节

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反讽式记忆。肉欲不可阻遏地从身躯里生长出来，而《资本论》的坚硬信念，横亘在人和他的欲望之间，犹如一座难以逾越的迷墙。作者必须接受革命的精神洗礼，同时又面临着肉欲的无限诱惑。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出现了一段谐谑的对话，双方分别是大青马和主人公章永磷。它显然与记忆无关，而是一段彻头彻尾的虚构体，却成为劳改生涯的最有力的诠释，打开了记忆原体的意义之门。大青马的存在是第一度反讽——在马的动物形态（表层语义）和它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灵魂（内层语义）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这种错位制造了强烈的荒诞效应——在经历了长久的缄默之后，那头陷入泥潭的畜牲突然开口说话，俨然一个洞察一切的智者。

我来到这世界上，就经常吃大字报。大字报虽然有股墨汁味，但毕竟是草纤维做的，比饲养员给我们不负责任地塞来的长草好吃多了。我发现。我出生在一个语言空前发达的时代。你们人类现在别的方面都退化了，惟独擅长玩弄语言。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长期的熏陶下，我自然也会说话了！”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这是拟人修辞所营造的古怪场景。文革所生产的大数量的极端话语，被大青马像草料一样进食后，竟然转换成了思想和语言，其洞察力甚至超越了那些浑浑噩噩的罪人。而在这个尖锐的反讽之上，也即在觉醒的大青马的思想与言说之间，还出现了第二度反讽，那就是用反语来嘲讽这个被压制情欲的世界。大青马自称是一匹骟马，并一再讪笑章永磷是精神被骟的阉人，由此构成了“阉人骑骟马”的古怪图景。但事实上，这却是一种惊醒者的黑色自嘲。这场对话企图利用马和章的某种反转的镜像性，揭示他们在情欲灭绝上的同一性——

由于我被骟了，我灭绝了情欲，抛开了一切杂念，因而我才有别于其他牲口，修行到了能口吐人言的程度。正像你，谁也不能不说你在劳改犯中，在卖苦力气的农工中，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是背得比较熟的。而另方面，因为你又并不是被骟掉了什么请原谅我用词不当——如司马迁那样，却是和我一样在心理上也受了损伤，所以你在行动上也只能与我相同：终生无所作为，终生任人驱使、任人鞭打。任人骑坐。嚯嚯！我们倒是配得很好的一对：阉人骑骟马！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骟马和阉人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反讽气息中延续着，充满了弱者的无奈的机智。骟（阉）就是最彻底的反讽，它摘除了唤醒情欲的根器，却获得了智慧（精神），这是一种最可笑的代价，也是思想极权制度留给民众的最高礼物。而在马的言说和被言说者章永磷之间，竟然还出现了第三度反讽，大青马透彻地闻到了章身上散发的肉欲气味，以及他的精神觉醒的可能性，并就此发出了睿智的警告——

人们为什么要骟我们？就是要剥夺我们的创造力，以便于你们驱使。如果不骟我们，我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经常表现得比你们还聪明，你们还怎么能够驾驭我们？连司马迁自己也说过，‘刑余之人不可言勇’。唉！你还侈谈什么创造？”……我也奉劝你，你以后在人们中间也别表现得太突出。把你的知识和思想隐蔽起来吧，这样你才能保全你的性命。”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大青马的陈述是充满揶揄的。它的劝诫跟它的内在觉醒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它所戏拟的达观、妥协、禁欲、自虐和随遇而安的立场，正是章永磷正在反思并企图逾越的。所有这些反讽都包含着对历史记忆的哀伤沉思，显露出右派作家在1980年代所具备的内省高度。

多重反讽（Multiple irony）的修辞，是后集权时代的话语特性。知识分子仍然无法用正谕话语直接说出自己的政治判断。作为一种曲折和隐晦的书写，反讽成了至关重要的话语策略。但张贤亮并未在繁复的多层反讽中获取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恰恰相反，他令人吃惊地保留了仆从的美德。这是一场普遍的自我分化——一方面对自我镇压肉欲感到伤痛，借用大青马之口来嘲笑“人类总要把一些平凡琐事涂上一层绚丽的色彩。掏一回厕所也要说成是学了毛主席著作的结果”，一方面却要继续维系这种思想制度。这就是张贤亮的精神分裂。他的自我博弈的人格，破裂在了20世纪末汉语书写的前线。

一位研究者言辞热烈地总结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题：“章永璘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

在我看来，阐释者的这番赞美，恰好成为理解伤痕派旗手的一个重要依据。它向我们证实，在经过一系列针对肉欲的同情、褒扬、赞美和挣扎之后，张贤亮最终离弃了肉欲（物欲和情欲）的真理，大义凛然地站回到了灵魂（国家主义的崇高精神）的一边。他对身体的怜惜和激情书写被他本人抛弃了，成为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这是人性反思本身的悲剧。它重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轮回道路。正是这个大青马化的代价，换取了主流文学史的盛大赞美。





风格的修辞学

煽情

在风格的修辞学方面，中国文学一直处于比较低弱的级别。它坚持运用农业时代叙事的煽情策略，并且指望在这个层面上获得读者的青睐。《灵与肉》是寓言叙事的典范。在这部小说里，被打成右派和强制劳动的主人公，在底层劳动中获得了爱情和家园。最后他竟然拒绝了来自美国的富豪父亲要求他继承财产的请求，宣称自己是祖国的儿子，不能离弃这个生育他的母亲。整部小说洋溢着政治受虐和精神自虐的喜悦。这种喜悦再主人公被宣布摘除右派帽子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高度——

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

——《牧马人》

这是典型的哭泣型抒情，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眼泪叙事”，从那些液状分泌物中，诞生了一个小人物的卑微而伟大的情感，那就是对祖国（国家）的毫无怨言的爱意。不仅如此，作者还要在小说里为这种情感的价值作证——

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

——《牧马人》

对于主流作家而言，煽情就是风格修辞的最高形态。张贤亮建立了优美的国家叙事的语词殿堂。这种煽情的爱国主义道德修辞，在1980年代引发巨大的回响。直到今天为止，还有大批高校中文系学生在不断赞颂这些浮华文本。而在他的身后，主流导演谢晋前赴后继，把《灵与肉》拍摄成故事片《牧马人》，对小说作进一步渲染和夸饰，把人物的对白变成了英雄式的豪言壮语，导演甚至借用孩子之嘴，说出“爸爸就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在妈妈手里”之类的道德箴言，藉此暗示坚贞的主仆关系。基于这两个人的不懈努力，国家主义煽情叙事在1986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早在《伤痕》的叙事中，就已经渗透着受难（受虐）、恋母和忏悔的三种情结，这是新国家主义文学的第一次情感三重奏，它在抚摸历史伤痕的同时，阐发了内在的受虐型快乐。眼泪叙事爬行在布满伤痕的皮肤上，发出颂歌般的幸福声音。张贤亮的小说与之完全相同，但它的抒情模式却比《伤痕》更为精致和细腻，其中充满了内省式的独白，仿佛是一些沉默的戏剧。它们富于修辞地勾勒着情感圣徒的心路历程。

受虐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而“张贤亮综合症” （Zhang Xianliang syndrome）则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它向我们反复重申着两个基本原则：1、痛苦和欢乐是崇高的情感，不仅如此，痛苦是必要的，而受虐是无限美妙的，痛苦的记忆是一种漫长的道德考验，被用以证明荣耀所必需支付的艰辛代价，痛苦成了这荣耀本身的崇高的附加值，并推高了荣誉本身的地位，它们的存在，是通向天堂之路的荆棘而已，它修饰着那些饱尝艰辛的肉体和倍受折磨的灵魂，使其变得优美起来，仿佛是一次诗意的行走；2、苦难是对个人忠诚度的最高探查，伤痕派作家据此编织着苦难纷呈的历史。张贤亮们的使命，就是借助修辞重新定义痛苦的记忆，为制造自身悲剧的势力辩护，重申对国家、民族、家园和土地的永久忠诚。




对比

场景对比是文革期间被广泛应用的修辞技巧。有一种叫做“忆苦思甜”大会的模式，向民众提供了无数感人肺腑的记忆经验。一个或几个讲用人在台上痛诉旧社会的苦难，同时又热烈地赞美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而民众则在台下为之惊骇、哭泣和欢喜。这种对比性叙事的功能是双向的，它成功地点燃了阶级仇恨和政治爱情。

毫无疑问，张贤亮进行新旧历史对比的书写高手。在《灵与肉》和《绿化树》里，都出了大量历史对比的场景。这是典型的蒙太奇手法。它坚持把两种对立的记忆接驳在一起，由此产生强烈的对比效应。这其实就是“杂耍式记忆”在风格修辞学层面的再度呈现。我们已经看到，在小说《灵与肉》里，资本家父亲的布尔乔亚生活与主人公的贫困简陋的乡村生活，姿态优雅的女秘书和质朴善良的妻子，构成了强烈的物性反差，但正是在这样的反差中，主人公选择了看起来比较差的那种。这是一种严厉的道德探查的方式，而张贤亮通过了这种探查。他在自己的小说里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圣徒。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五分之一世纪！我们国家和我都摆脱了厄运，付清了历史必须要我们付的代价。还是在那种多雪的春天，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分乘两辆“丰田”小轿车，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到这个农场来举行答谢演出……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我想，这庄严的国歌不只是为近百年来为民族生存、国家兴盛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演奏的，不只是为缔造共和国而奋斗的革命先辈演奏的，不只是为保卫国家领土和尊严而牺牲的烈士演奏的……这庄严的乐曲，还为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紧紧地和我们共和国、我们党在一起，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的普通劳动者而演奏的吧！

——《绿化树》第三十七节

耐人寻味的正是《绿化树》的这种结尾。男主人公不无炫耀地自述道，“我”乘坐“丰田小轿车”返回农场，又“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起，出席“共和国重要会议”。小说又用一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冗长句式，刻画了人民大会堂里的庄严旋律，这是跟《伤痕》相似的天堂声音（照明）体系，一种夸张的渲染式的修辞，却比后者更加辉煌灿烂，因为它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国家叙事就此获得了飞跃式的升华。

在那个无比幸福的时刻，过去的所有耻辱、苦痛和伤痕都烟消云散了。权力的受虐者、底层的罪人、背强制劳动的苦役犯，现在终于翻身成为权力的主人。这富于戏剧性的变化，表达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并从那里获得上流社会的荣耀。从苦役犯到“有影响的人士”，也就是从地狱到天堂，这个巨大的对比性飞跃，划出了主人公的生命彩虹，它也是一种秘密契约，昭示知识分子的和解。越过长达二十年的悲苦记忆，它们终于握手言欢了。

以这种新旧对比方式终结知识分子的苦难记忆，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恰恰相反，它完全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需求，它甚至径直喊出了这种精神渴望。在洗去了往昔的悲苦之后，华丽的天堂回报了忠诚的儿女。这是何其感人的一幕。黑白分明的对比度，制造出鲜艳的叙事风格，张贤亮据此修复了灵魂的创伤。他从自己的记忆体里脱茧而出，成为一个浑身沐浴光辉的新人。而人民则在四周大声鼓掌。



新记忆运动的祛魅使命

就在伤痕派作家发布矫情的记忆体文本时，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反思声音，在文学的缝隙里冒了出来。在1970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季，遇罗锦率先推出自传体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它是献给其兄长遇罗克的情感纪要，罔顾当时严厉的道德语境，大胆书写了自己的婚外情史，它大步超越了张贤亮的道德限度，成为新时期道德解放的犀利宣言。此外，女作家张洁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也是一曲关于情感记忆的温柔颂歌。它们打开了被尘封的女性的秘密世界。在1980年代，女人比男人更真切地还原了心灵的感伤记忆。

与此同时，上海女作家戴厚英写下了自传体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这个文革的造反者，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恋。她曾是诗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却在审查对方时爱上了她的政治敌人。在“组织”的逼迫下，她被迫与闻捷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含恨自杀。诗人之死唤醒了戴厚英的政治良知。小说成了她进行道德忏悔的话语平台。在她的记忆中，渗透了罕见的哀伤和悔恨。爱情修正了她的政治立场，把她变成了一个正确书写记忆的女人。跟卢新华和张贤亮的自虐式忏悔截然不同，她一方面满含勇气地担待着自身的罪责，一方面又在固执地指认着苦难的终极原因，并且要追诉来自母体的形而上罪恶。

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寓所被年轻的安徽乡亲民工所杀，她的头颅与身体被残暴的利刃所分离。戴厚英之死是如此惨烈，仿佛是文革暴力的一次回光返照。她接受了最残酷的命运的审判。由于头颅的长眠，记忆被粗暴地打断了，冻结在世纪末的黄昏里，直到21世纪黎明才被重新打开。这场面对争议的新记忆运动，拒绝了国家修辞的书写原则。它要澄清关于本朝叙事的重大误解。在中国文学的前线，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修辞。记忆需要修辞，但不是为了制造阅读的烟幕，而是为了祛魅和还原严酷的真相。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