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必须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 ——“俄罗斯良心”索尔仁尼琴六周年祭
齐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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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4 ijingjie
《境界》独立出品
#纪念索尔仁尼琴去世6周年#
文/齐宏伟
很多作家被人称为永远的，其实不过是阿谀。但对于他，却不是，他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2014年8月3日，是基督徒作家索尔仁尼琴六周年祭日。索尔仁尼琴是当代俄罗斯最著名、最有争议因此也最难以盖棺论定的大作家，1970年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颁奖辞称赞说：“俄罗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爱火。故土的生活提供了他题材，也是他作品的精神实质。在这些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
“上帝的捍卫者与献身者”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和他的命运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他的命运就是他的作品。他首先是一个穿越了冻土、监狱和黑夜的人，他深深懂得自由和阳光的价值，也写出了这种价值。
索尔仁尼琴于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和莫斯科哲学与文学学院函授部。同年十月应征入伍，后来因与友人通信中流露出“自由思想”于1945年被捕，判八年劳改。刑满后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平反后定居梁赞市，在一中学任数学教员。
1962年在《新世界》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他的《第一圈》（1968－1978）、《癌症楼》（1963－1967）、《古拉格群岛》（1973－1980）等均在国外出版。他于1974年被驱逐出境，1976年迁往美国，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红轮》。1994年结束流亡回到俄罗斯。尽管他在中国远没有《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那么“吃香”，单就笔者而言，他却是一位精神兄弟。读他的作品，总感到异常亲切。他笔端倾斜出的自由和快乐就像阳光一样温暖人身，但这种温暖背后又有特别沉重和庄严的气质，不致走向肤浅的享乐主义，反而给人带来深沉的反省和真挚的忏悔。
固然，《古拉格群岛》伟大而卓越，但有些粗糙，而《癌症楼》则更细腻和深邃。更重要的是，小说是写实的，但又隽永到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关于人性和精神的寓言。
这本小说是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自传，主人公的经历几乎就是他本人的经历。他同样是一名军人，在军队被捕，去劳改，释放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在那里他酝酿着一些文学作品准备写出来，但不久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只有几个月好活了。
他被折磨到奄奄一息之后，到塔什干著名的“癌症楼”治病，没想到出现了奇迹，他的癌症竟被治愈了。对此，索尔仁尼琴自己认为：“我不是我自己，而且我的文学命运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千百万人，他们没有能写下来、说出来、嘶哑地喊出来自己的狱中苦难和劳改营的发现。”
俄罗斯学者阿格诺索夫就此评论到：“索尔仁尼琴从中看到了上帝的天意：给他延期，为的是替1917年后受难的俄国人民和所有已死的人申诉。作家把自己视作上帝的捍卫者与献身者。”
《癌症楼》正是根据这段亲身经历写出来的。小说中主人公科斯托克洛托夫的心情当然就是作家的心情：还是在两个星期之前他就认为自己同生活已经完全绝了缘分，而现在，生活却又突然回到他身边——这种感觉占据了他整个心灵。惟有此时，他这才发现生活本身猛然间成了伟大的礼物，而不再是随意揉搓的材料。人从根本上来说无法抗拒命运，却可以在命运的罅缝遭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自由和欢乐，这是科学和理性无法解释的，唯有用整个身心，整个生命去创造的经历。
其实，作家的用意却决非照相式实录生活经历，而是对自身治病经历进行整体反思。他反思的依据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确切地说是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谱系。这在《癌症楼》中就能看到。小说第八章标题用的就是托翁一篇小说的名字：“人们靠什么活着”，里边写到一个病人看到这篇小说感到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安慰，因为托翁说人们不是靠关心自己，而是靠对别人的爱活着。
而小说中的反面角色鲁萨诺夫，靠捏造事实、告密、诬陷爬到了领导地位，现在得了癌症，也住进了癌病房，对此则极为轻蔑和不满。科斯托克洛托夫在一边感到极为愤慨，和鲁萨诺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也正是从这样的精神资源出发，他特别敏感而又敏锐地发现了斯大林近乎极权的统治下对个人精神价值和生命尊严的摧残。因此，他才以生命代价来写《古拉格群岛》，记述极权对个性的蹂躏经过，同时又记载人类的高贵精神如何在万般艰难的困境中坚强不屈地成长。如《古拉格群岛》第五部“苦役刑”第五章“铁板下的诗篇，岩石下的真理”，就记叙了在劳改营中，犯人们如何顽强不屈进行创作，追求着真善美，通过文字表达对真理的爱。
索尔仁尼琴提到沙拉莫夫的诗歌：
“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
这意味着死亡——枪毙。
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
即使为了获得生命，
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
这张已经展开的纸，
我绝不把它揉弃！”
哪怕面对死亡，仍要争取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或者，他相信只有在苦难和绝境中，才锻造出真正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来。
解剖国家和个体的精神癌瘤
索尔仁尼琴甚至认为，若没有逮捕和监禁，他这一生也许永远都只会写写歌功颂德的速朽文字，尽管他热爱文学，也不过天天为着文学题材的选择和文学技巧的提高而苦苦思索，这样的写作不过是鲁迅所说的“奴才”式写作，日日抚摸着镣铐唱出优美动听的赞歌。而遭监禁和流放之后的写作，就成为一种召唤。他觉得自己已不得不要为真相而写，为了不遗忘过去而写。但真相是什么？这需要眼光来发现。 所以，从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出发，索尔仁尼琴发现整个国家病了，长了肿瘤。人体的肿瘤会导致个人死去，国家的“肿瘤”也会导致一个国家死去。这正是《癌症楼》要告诉读者的真相。
新意识形态下的国家之所以形成，当然是为了保障个人能过上幸福生活，但它却一再以幸福来诱惑人把自由交出去，到头来自由变成了奴役，幸福生活却远远没有兑现。
更可怕的是这个得了病的国家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制，自由不知不觉消失，人们没有察觉，还在兴高采烈地接受着奴役，思想上也甘愿接受国家为了所谓最高利益灌输给个人的谎言。《癌症楼》中的鲁萨诺夫就是这样的典型。以他的精神特征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存在并飞黄腾达就是国家得病的症状，不对这样的邪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国家就没有好起来的希望。
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完全把使国家患病、扼杀自由的责任推给鲁萨诺夫们，他反省过自己，发现自己的精神上也有这样的肿瘤，就像鲁迅笔下的狂人，发现自己也吃过人。在与各种丑恶进行面对面搏斗的过程中，科斯托克洛托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愤懑背后未尝没有嫉妒和沮丧，他自己也越来越像一个“死人”了。
在《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监狱工业”第四章“蓝滚边”中，索尔仁尼琴回忆起自己被捕第二天，要和另外六个俄国兵、一个德国战俘一起步行被押送到布罗德尼茨，押解队长点头示意要索尔仁尼琴拿起他本人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索尔仁尼琴感到受了侮辱，就请押解队长让德国人拿。德国人拿了一段路就拿不动了，其他战俘却自愿轮流着拿起箱子来往前走。类似当上军官这样的小小权力就能把人异化成为一个傲慢自大的人。
很多年后，直到在古拉格群岛经受非人磨难之后，索尔仁尼琴对那个时候的自己才认识清楚，他忏悔说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不过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罢了。所以，人们的精神不知不觉间就生了癌，一定要借助忏悔使精神得到光照和治疗——就像《癌症楼》中科斯托克洛托夫的癌借助爱克斯光照射一样。
1993年，流放国外二十年之久的索尔仁尼琴在归国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驻巴黎记者斩钉截铁地推销自己在《癌症楼》中的“发现”：“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不是我宽宏大量，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这可不是要人在人面前“坦白从宽”或“治病救人”，而要回到神圣价值，蒙受光照，接受精神洗礼，新生命方能真正开始。小到个体，大到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如黑格尔所言，历史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对过往的邪恶和罪孽进行清算，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就永远无法开始崭新的历史。然而，人类自身怎么会得精神疾病？社会和文明本身一定会矢口否认。很多人躲进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幻象中麻醉自己，根本不愿正视精神疾病。其实，连生命本身都得了一种叫“死亡”的病。
可惜，人们对肉体疾病会高度重视，对国家和个体的精神痼疾却漫不经心。什么时候，才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眼光，关注一下精神顽疾？恰是有了价值之光的透视，才有了向死而生的勇气，在疾病摧残下，科斯托克洛托夫才空前关注起那不被摧残的生命柔情，死过一回后，才发现那三个卢布一串的烤羊肉味道是那么喷香，回味悠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