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从不幸里学到什么？
冉云飞 今天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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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阅读和写作因缘有点神奇，前不久读完大江健三郎的《在自己树下》，知道他对自己智障儿子大江光那不息的爱，终于使大江健三郎成了“我的菜”。与此同时，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长马建强兄因读了我一篇《民国成都“女武训”》——此为少数公开写成都特殊教育先驱罗蜀芳事迹的文字——而使我有机会得以与他一起拜访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了解到成都特殊教育家罗蜀芳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位受到海伦·凯勒资助与赞赏的杰出女性，受尽磨难，在她的故乡之寂寥鲜闻，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巧得很，这两天得闲整理书籍，翻到早已购买但尚未读的法国作家让—路易·傅尼叶《爸爸，我们去哪儿？》，随手翻读就手不忍释。




傅尼叶生了两个比大江光严重得多的智（残）障儿，可以说任何事都不能自理，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只有小儿子能说一句“爸爸，我们去哪儿”这样的话。一个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偏偏能说出这样一句话，一方面说明其潜意识有到处游玩的天性，另一方面也给包括他爸妈在内的成年人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天问一般的难题。



这个难题让包括傅尼叶在内的人类之纠结近乎是永恒的，因为这问题不会有答案，更不会有标准答案乃至唯一答案。人类为何追求答案乃至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呢？那是因为人类在追寻生存意义的过程中，害怕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悬置感，那种无所依附的失重感，使人类处于无可逃匿的恐惧中。这个书名，显然并不是有的人所说的那般轻松——或许这些人只不过是被傅尼叶书里轻松而调侃的文字所迷惑——而是深蕴着巨大的焦虑感，暗藏着难以释怀的伤痛。



傅尼叶不乏轻松幽默的文字，使得不会深究文字后面意义的人，似乎觉得这只是个故事，傅尼叶也特意造成这样的假相。没有遇着过这样的灾难与不幸的人，如果你还缺少同理心的话，是很难领会其间的悲伤的。这对于傅尼叶来说岂止是两个残酷的事故，简直就是与一生的幸福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一般的事故，其伤痛时间短，对于傅尼叶来讲，哪怕两个儿子都去世了（事实上第二个还在世），其伤痛也不可能完全平复。



我有两个朋友，都曾生下了智障儿，那种生活的无助感，让我这种彼时尚没有信仰的人见了不敢直视。见面时，安慰与否都在依违两难的微妙境地之中，因为真正的伤痛只有他们独自面对，他人的帮助毕竟是微渺的。他们两人的家庭最终因此一拍两散，至于孩子的后来，也就不忍闻问了。傅尼叶夫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生了两个残障儿子后，还敢生第三胎，终于应证了自己并非生活特选出来的倒霉蛋，因为第三个是正常而美丽的女儿。虽然他们最终也离异了，但直面现实的勇气自然比我那两个朋友包括我本人都要强大得多。



这样看来，傅尼叶直面现实的勇气，用轻松幽默的笔调，将他两个儿子的生活记录下来的努力，就特别值得感佩。傅尼叶几乎历数孩子给他带来“好处”：无需买书、无需关心他的学业、也不为其求职焦虑等，“更不用担心你们将来能干些什么，因为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将来什么都干不了。”（p.5）什么都干不了，这实在是悲惨到类似于判了死刑一样的结局，以至于傅尼叶偶然发现小儿子也会撒谎了，都会非常高兴。只有体会到毫无退路的人，才会对发现一根稻草而欢欣鼓舞，撒谎这桩人类常用但又被猛烈批评的行为，原来还用这样的“妙用”，倒是有点出人意料。















傅尼叶毕竟是小说家，的确也是能把事故转化成故事的高手。比如他写小儿子托马的手不听儿子使唤，但手挨得近，眼目所及，所以常与手“对话”。他说有时托马与她（指手）窃窃私语，有时吵翻了，“也许他在指责她什么都不会做”“她连怎么抚摸猫咪都不会”，你又为什么忍心指责她呢？其实托马与手的关系，置换成傅尼叶与托马的关系，就不只是一段幽默的故事，最终变成对现实的写照而成为事故。这样“与众不同”的代价虽然巨大，也只能承受下来，除此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我的孩子们和谁都不一样。我如此喜欢与众不同，这一次，我应该满意了吧。”（p.114）这种“满意”道尽了逼迫、无奈、酸楚的混合情绪。



说起来，爱好像是人类天生都该拥有的能力，事实上仿佛的确如此。但不幸的是，爱的能力需要很深的后天习得，仅仅依靠本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负面情绪大量蔓延在我们的生活中。人类对负面情绪的抵抗由来已久，那是因为恐惧、悲伤、不幸、倒霉、压抑、愤懑等，带给我们太多苦难的现实压力和艰难回忆。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使人获得愉悦。但不幸的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把快乐与挣扎完成刀辟斧削的切割，并且用经济学的方法形成有效而清晰的市场分工，就像有上帝就有魔鬼撒旦一样，正、负情绪往往配对出现，使人生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充满撕裂的混合双打。



很多人赞赏傅尼叶字里行间的幽默，在我看来，那是被字面的表象所迷惑。我认为他骨子里对生活的热爱与悲凉兼具，但掩忽不住悲凉对他精神及现实生活的侵蚀，这个我们没有必要为他充当一个不面对现实的解人。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谬托知己。遇人不淑往往被人们视作是爱情败裂与友谊破产的“御前侍卫”，其实谬托知己，未必不是把自己的情感与智商用错地方的专有名词。你读着傅尼叶的文字，你真是觉得事事句句都充满了对他的理解，其实你已处于漫游状态，而且由于你的情感不在服务区内，早已无法与其联通了。叶兆言与梅子涵的序言，难免给我这样一种感觉。



当然我承认他的幽默，但我更看到他无法排谴的难过。愁苦之时写欢愉之事，而愁苦倍增。值得庆幸的是，裹以幽默之辞，其表达不幸之力倍增，却没有那么令人难堪与让人躲避。那些把伤痛写得直接而悲惨的人，固然能赢得人们一掬同情之泪。但滥情而不节制，几乎会为真正的写作者与高明的读者所拒绝，或许这是傅尼叶要如此表达的内在因由。你如果说他的幽默是绝对的，像一些根本不得要领的佛教徒说他看破红尘——对这些所谓的看透者，我常常想起加缪的终极哲学命题：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自杀——我不用别的恶意来揣度你，而是因为你局外人的身份所决定的。两个残障儿子对不相干的人来说，只是一个可以花半天就可读完的故事，而对傅尼叶来讲是个无法完全排除的终身事故。



我愿意再重复一次，我读着傅尼叶大部分轻松幽默的句子，我都深感苦涩，有时甚至觉得他不乏故意搞笑的因子在。从这上面来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不想给读者带来痛苦的迫不得已。当然，他有时搞笑得非常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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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遇到有人要我资助残障儿时，我都会拒绝。

我不敢说自己也有两个残障儿子，怕他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我会面带微笑，用轻松的语气告诉他们：“我已经给过钱了。”（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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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完全可以不管别人如何看，直说自己家中有两个残障儿，自己都需要帮助。但他自尊自救，在意别人的情绪，不愿使自己因悲伤失度而不得体。


（2014年7月11日至13日写毕，14日修订于成都）





（注：本文发布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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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书籍相关：

书名：爸爸，我们去哪儿？

作者: （法）让-路易·傅尼叶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原作名: Ou on Va, Papa?

译者: 李欣

出版年: 2010-12

ISBN: 978702008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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