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同是传奇还是怪胎
—— 关于历史的讲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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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昨天 11:17
一个历史人物是怎样“洗净铅华”的，不妨看看旧上海的冒险家哈同被怎样叙说。
有一篇文章，权且称为文章A，描述了上海的一段地产传奇。在这篇文章中，早年哈同辗转漂泊时，“凭借着自己的勤快，节俭，善于思考赢得了周围邻居的交口称赞”。1873年只身来到上海，“天赋加勤奋使得哈同从老沙逊洋行的门房迅速升到了地产科大班协办兼地产部管事”。“在上海房地产经营中，凭借其过人一筹的投机才能，洞烛机先”，“由于哈同的眼光准，魄力大，而且经营灵活多变，终于成为了上海滩上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大亨”。“成为亿万富翁的他，生活仍然节俭”，“对出资办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却十分的积极”。
另一篇文章，叫文章B好了，写哈同花园的来历。在这篇文章中，“哈同生性吝啬”，“利用贩卖烟土，赚了不少钱”，“多次依仗特权，用低价强购中国人的土地”，“原来的哈同花园不大，逐步蚕食、侵占农田而成规模”。他的妻子罗迦陵，则被描述为“原是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人的妓女”，“不是什么好鸟儿”，“是个附庸风雅的人物”，“张罗着建祠堂、修庙宇、还要办学校什么的”。“盛极一时的哈同花园如同昙花一样，稍纵即逝，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的消亡，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两篇文章，就其内在的历史逻辑而言，显然是属于不同时代的。文章B带着对冒险家的厌恶，而文章A透着对财富的肯定。在前后两篇文章中，哈同作为地产商人的巨大财富是不变的，但如何评价拥有这些财富的人，包括其财富获得方式，建立在财富上的办学等行为，以及财富拥有者的个人品德，则完全不同。
在这急剧摇摆的两端之间，发生了什么？叙事的政治在变化，叙事的策略也在变化。
在一端，财富不是标准，不是尺度，而是被审视的对象，而且这种审视是时代性的，即财富产生于何种时代背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背景下的财富天然被赋予不义的属性，由此，获取财富的手法，以及获取者个人的品德，都代表着罪恶。于是，“吝啬、贩卖烟土、依仗特权、蚕食侵占、不是好鸟、扔进垃圾堆”等词语尾随而至。
在另一端，逻辑相反，财富本身被中性化了，被称为“传奇”；时代的政治性认知被排除，被描述的是一个竞争性的商业背景。因此，财富的获得，追因则是“勤快、节俭、善于思考、天赋、才能、眼光、魄力”，这是一些肯定性的人格特征。
两篇文章都涉及到了哈同在租界工部局任事时的土地买卖行为。在文章A看来，哈同主要是利用了“地产界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提前获知“公共租界‘越界’筑路计划所获信息”。在文章B那里，这是哈同得以参与非法扩大租界地盘，并利用其预知租界建设计划获取，强购中国人土地。
这两篇文章，有着大略相似的事实，但对事实的解读是绝然不同的。剔除两者的不同之处，那是真实的哈同。不过，对任何一个人，真实是不是仅仅是指他做了什么，而不需要弄清楚他所做的“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只要知道某人做了某事就够，那么我们甚至不能明白华盛顿开创联邦制度和蓄养黑奴，应该进行怎样的价值判断，只有弄清楚事情的意味，我们才能判断价值的大小，并对人和事产生确当的评判。
但哈同在上海滩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呢？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还是一个畸形的商业怪胎，文章A和文章B分别给出了答案。从绝对意义来说，文章A和B都已不是纯粹的讲哈同做了什么，而是对哈同的行为进行价值的附加，尽管其方向绝不相同。作为事实的本真是哈同做了什么，作为认识的本真则因为价值附加的差异而各不相同。所谓“洗尽铅华”，往往只是以洗去前一种铅华，而附加上另一种铅华罢了。真实即使谈不上消失，至少在价值附加后不断漂移。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文章A还是文章B，都是一种追述，只是叙事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基础。价值评判的前提并不一致，故而评判的真假就会发生混乱，以A的评判指B为假，或者以B的评判指A为假，都是不无疑问的，但A和B都坚持自己拥有真判断。这不是简单的哪一个评判在先哪一个评判在后的问题，评判时间的先后并无确定真假的意义。
回到历史的现场怎么样？在哈同处身上海的时代，他所做的一切意味着什么，也许能得到更接近于真的判定。这应该是可取的。但终究而言，历史不能倒流，谁能够真正回到历史的现场之中呢，而且在历史的现场之中难道不同样有着价值上的多种选择？讲述者的价值选择，仍然决定了讲述的结果。在任何时代，讲述者赋予一切以意义，告诉人们一件事是怎样和意味着什么。
一切历史是当代史，这还是较为乐观的想法，因为这虽然消灭了人们抓住历史的希望，毕竟还没有消灭“多数人的历史”的想象。真实的情况是比这更糟的，一切历史只是讲述者的历史，而讲述者总是少数，却造成了强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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