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得到过爱的人无法给予
—— 从家庭角度看桥牌皇后杨小燕的中国生活
冉云飞 今天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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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不能确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时学打桥牌，是否受到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辉煌战绩的激励与影响——彼时她大名鼎鼎，加之其与邓小平等人打桥牌，更是激起诸多报道，以至当时还在重大读书的先锋诗人尚仲敏的成名之作也叫《桥牌名将邓小平》——但每个美籍华人的出色成就都会使我们从小被浇灌的民族主义情绪茁壮成长，以至于常常通过选择性记忆，忘记其系美籍而只记住了她（他）的华人身份。甚至下意识里，在思维定势上把美籍华人当成了偏义复词，落脚之重点在华人身上。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需要确定一个同类者的成就，来让自卑虚弱的你觉得自己强大，尽管你与她（他）可能八竿子都打不着。
我对杨小燕并不了解，亦根本不知道精确叫牌法的发明人是魏重庆，且是她第二任丈夫。让我对她重新加以关注的，不是她的名声，亦不是一些被传媒跟风报道的所谓传奇。当我了解到她的父亲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农业社会学家杨开道以后，我有点“爱屋及乌”的探索癖了。因为准备给立人大学的学生讲《民国NGO上的失踪者》，早已知晓他带领学生参与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的社会调查，读过他在民国时期写的《农业社会》、《农业教育》等书，余下诸书《农村自治》、《农村领袖》、《农村调查》、《农场管理学》、《农村社会学》待读。在这样的间隙里，得知杨开道先生的女儿杨小燕曾经出过一本自传《我的中国往事：世界桥牌皇后自述》，赓即买来阅读，而且一口气读毕。
要想在杨小燕的自传里，找到与杨开道教授研究相关之蛛丝马迹，那当然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父女两人本来就在两个世界里。这两个世界的差距，就像一九四九年后杨父留在大陆，而杨小燕身居美国一样，有限的交集虽间有维持，最后却连给父亲杨开道送终的机会都没有。杨开道的成就基本上是1937年前完成的，1930年出生的杨小燕还属稚童之龄，除了知道父亲是位广有影响的出名教授外，不会对他的专业贡献有什么了解。随后是抗战与国共内战的相继爆发，接着便在大陆沧桑巨变前赴美，加之其所学为护士专业，终其一生不可能对父亲的著述有多少阅读与理解，并不让感到意外。
【二】
但由于我很注意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家庭教育情形，包括其子女读书（含学历）、就业（工作）、婚姻、成就等情况的搜集，使我读了不少人的日记、书信、年谱、回忆录、传记等，看到杨小燕这本自传，就有一种早有准备的欣悦。虽然是书没有直接涉及杨开道的学术研究，但其涉及家庭相处、学习情形，特别是杨小燕对父母的判断与回忆，对我们了解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此书一开始就可谓异军突起，一看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埋藏家庭关系不同寻常的“密码”。父亲不久于人世，母亲却既不理女儿，亦不理父亲。即便女儿怒气冲冲地向母亲发火，且三十二年的长期睽违、短暂相聚，女儿明天就要返美，杨母依旧抓住时机向客人展示女儿前一天用“一次成像”术给其拍的照片。“一次成像”在数码和手机泛滥的今天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那是很多中国人视照相为奢侈的1981年。不特如此，杨小燕还给家里买来了“一个电冰箱，两个烤面包箱，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台立体声收录机，一架照相机，两块手表，一台大型计算器和一架缝纫机”（p.3）。这样多的东西恐怕有些没法立马用上，更使逼仄的屋子没有回身的余地，但这却使爱好虚荣的母亲在受尽折磨后得到一点回报，要想其不向别人炫耀是困难的。
你也许会说一个人吃了很多苦，炫耀一下自己所得的一点回报，那是可以理解的，我也同意此说。但你要是读完杨小燕的自传，就知道这样的人际交往方式，与受苦无关，对于杨母来说，可谓其来有自。隔绝三十二年，那封要其回家的信，就可以部分解密杨小燕与父母的关系。“信中的请求并不通情达理，简直毫不客气。信中说：‘现在你务必返回汉口家里。作为父母，请求子女垂怜，乃可耻之事，但我即将去世，望能见到次女。据她的听话的姐姐告诉我们，她在西方世界已富贵发迹。’我只需看几个字，就明白我要对付的是谁了。这就像母亲强迫我坐在椅子上，用她刺耳的声音在教训我一样。她很聪明，不自己写信，否则我可能就不回去了。”（pp.4—5）这封信虽是杨父所写，但杨小燕知道这是母亲意图的真实体现，为何如此说呢？这得分几个层面来说。
杨开道在民国虽是著名社会学家，收入较丰，但杨家的财政大权却操之杨母。杨母干练、强硬、会使手腕、好虚荣、善于控制家庭、有主见。杨父却亦非完全木讷之书生，很早入国民党，虽不究心党务，但显然对官场那些人事也非完全不了解。战时杨父完全离开了学术领域，在官方的一个贸易公司供职，似乎也没见什么抱怨与不适。内战时期在上海政治大学上课，不少时间却在参加反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故亦未能出成果。至于四九年后，人能身存，已属万幸，哪能再有多少成就呢？
杨小燕看到这封信不爽很正常，没有谁看到这种不客气的信觉得爽，除非是受虐狂。杨母倒是勇敢干练，其婚姻也是她托姐夫向杨开道自我说项而成功的。书中当然看不到她对杨开道学问的尊敬，既是高学历海归又是名校名教授，收入亦不错，当然是很重要的砝码，这应该是她对婚姻选择的条件。其实这条件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只不过这种过于实用主义与浮夸（在燕大基本模仿西式生活）的生活态度，传递给孩子，恐怕于孩子不是什么“正能量”。杨小燕在书中谈及家庭算得上坦率，但也没有多少温情，恐怕与其母某种意义上的情感勒索，不无关系。让丈夫写信说杨小燕在西方已发达，此乃提醒其源源不断地提供他们的需求。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了无生气的社会，需要得到点子女的帮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可以如此直言不讳，大可考究，因此我把“请求子女垂怜，乃可耻之事”当成杨父的心声。
杨母生在一个还算富有的商人家庭，但得到的父母之爱似乎不够。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陪伴与聆听，其没有安全感便是自然的。何况在女权远不如今天的上个世纪初，作为一个女人的安全感更加匮乏。一个人不能给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杨母自身没有丰盈的爱，对子女亦没有能力给出得体之爱。不是说没有爱，而是说爱的方式有问题。由于自身不独立且安全感不够，找丈夫就成了找靠山，所以后来她撮合杨小燕与沈昌瑞的恋爱，自然是为了让杨能够赴美，但更多的心思却如杨小燕所说，是为了他们将来有所依托。果然杨小燕在四九年后的三十多年里，一直不停帮助家庭，使得家庭觉得她发达而近乎“勒索”无度。其实这也影响杨小燕对家庭特别是对母亲的看法，其字里行间的坦率夹杂着不少刻薄。过于刻薄的人是因安全感不够，而有提前进攻的欲望，最终希求保护。这便是原生家庭里父母双方对孩子在性格及心理上的传递性影响。
杨小燕认为自己与父亲之间有挚爱，但这挚爱里也有爱的匮乏，她的回忆录里只记得1937年战争爆发时，她与父亲唯一一次看京剧的情形。因此即便是匮乏的爱，也使她回忆起来倍加甜蜜。但她知道父亲在母亲与自己面前所显示的形象是有很大差异的，“我总是怀念着当时他温和的声音和他的面容，而不愿想起他在母亲严厉无情旨意下的软弱表情。这封来信企图向人们显示我们父女之情的破裂”（p.5），她深知母亲授意下的激将法才可能“赚”她回家。“从前我看到的他是一个在教学和写作方面驰名全中国的光辉人物”（同上），但在重庆时还是杨小燕果断地违反父意，费尽周折请来李大夫才把母亲救回来，这驳了父亲的面子，却也让杨小燕更深层地感受到父亲的软弱与固执。父亲在家庭之爱里的缺席，使得偶尔陪她玩耍也变成了一件终身值得回味的事，这未免不让人觉得有点心酸。
因为在家中处于第二的位置，杨小燕不如大姐那样听话，更不如她在音乐方面极早地展露出天赋而受到重视。也不如在她后面接着出生的两个妹妹之因幼小而受关心，这使得杨小燕在家庭中一直处于被忽略的悬置状态。最小的妹妹出生时，母亲固执地认为生了个儿子，那种终于为杨家传接了香火的心满意足的臆想，占据了母亲整个心扉，杨小燕回忆录将其母的口吻与神态描绘得惟妙惟肖。当杨小燕说其所生是女儿时，她近乎歇斯底里地发作，使得她在燕京大学家中对西方社会生活的不竭模仿，似乎变得充满矛盾而显得可笑。其实这里面有着不可否认的内在相通性，就像杨小燕外婆说其母信仰宗教是为实用，而非真正的信仰一样。模仿西方生活乃至在家中说英文，不证明一个人有颗现代的头脑，而是为与杨开道同样出色的朋友及同事交往之必须，这样我们就理解她看上去反抗男权束缚却非常看重生个儿子的自相矛盾。正所谓贯穿之妙，存乎实用。
为了让来家里的客人公开赞扬自己的孩子，杨母给孩子们弄各种高雅的训练，不管孩子们喜不喜欢。比如让杨小燕练“查尔斯顿”舞，“她在口头上教过我一些常规动作，自己却没有胡乱地跳过一步，她只是让我猜想每一步应该怎样跳，一直到我跳对了为止”（pp.17—18）。有如此对孩子的控制欲望与能力，自然杨小燕要说：“我还没看见过什么人能像她那样，有这么坚强的意志，能如此善于控制她周围的人，并使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享受贵族生活方式。她带着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要求被人们承认的野心与我们大家共同生活”（p.18）。
杨母的行为和中国大多数父母没有什么区别，在她对孩子们未说出的潜台词里一定是“我是为你好”，很少有人觉得这样的强逼对孩子是永远难忘的伤痛。杨小燕在回忆录里很少透露她自己的家庭特别是与孩子关系，但她隐略地透露了自己得小心处理母子（女）关系。这说明她虽然对母亲有清醒的认识，仍不免不小心会做出母亲那样的事情。一个人的性格及没有安全感会从原生家庭带下来，甚至会再度传承下去，这在心理学上都是解释得通的。
虽然遇着如此强悍的妈妈和很少陪伴的爸爸，但杨小燕还是算幸运的。她那个时代没有强制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姐妹的玩乐游戏，从而习得竞争、合作乃至对错误的改善。更为幸运的是，她家里有个从长相到聊天，都是很好玩的厨子老张。老张并没有多少文化，他常在空隙时，带着姐妹俩逛公园、街道，把自己道听途说得到的中国传统戏文、小说故事等，用前后混搭的方式聊给杨小燕姐妹听。在杨小燕看来，这也比在母眼眼皮底下，受尽诸种束缚强一百倍。也许是下人的缘故，杨小燕觉得在父母那里没有找到的受重视的感觉，在老张那里却得到了，而且常是在备受孤立的时候。“在我受排斥的这一段时期里，他朝着我偷偷地使眼色和微笑，他还在确保没有别人听见的时候给我讲鼓励我的话来振作我的精神”（p.107）。可是这个不起眼的、在他家工作十几年的厨子，居然是个地下共产党，最后竟遭逮捕而失踪，既让她惊讶又让难过。
受母亲的束缚终于要告一段落了，在即将赴美的前夕，杨小燕想起五年来“训练”过程还是忍不住吐出她的不快。杨小燕的“教父”、著名社会学家、杨开道的好友许仕廉在上海为一家国际公司做事，于是经常邀约一帮有名的人办舞会，杨母岂能让其出色的女儿丧失这样的机会？“在过去五年中，她始终对我百般栽培，让我担当起长子的职责：在父母风烛残年保证家庭的稳定”（p.219），“五年以来，她使我相信自己正在赢得她的尊重和感情，从头到尾，她心里却打着别的主意！现在我要忘掉她费尽心思的那桩婚事！宁愿到街上去冒险去干些犯法的勾当！”
这桩杨母费心经营的婚事，是指彼时参谋总长陈诚的行政秘书沈昌瑞（其兄沈昌焕系蒋介石行政秘书）看上了杨小燕。后来她因沈昌瑞在美读书而到了美国，并与沈结婚，生有三个子女，但最终于1967年离婚。写这本自传是杨小燕风头正劲，与第二任丈夫一起生活的时候，但她回忆父母在这方面过于“苦心孤诣”的做法时，依旧充满批评：“我也生父亲的气。他一定多少知道一点母亲的心思，可是他太软弱，无力制止母亲。母亲为了换来一条通向美国的道路，在我身上寄托着长期的战略计划，而父亲的沉默使我感到：他在这一点上是同流合污了。”（p.220）在中国，有很多人看了这样的“战略计划”，还要赞美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三】
杨小燕《我的中国往事：世界桥牌皇后自述》，其实早在二十七年前的1987年就由同一出版社出过，书名为《我在中国的十九年：世界桥牌皇后自述》。《我在中国的十九年》第一章及第六章均为“汉口”，这次新版调整成第一章《汉口》之第一、二节。其余原版的二十一节，现区为二十三节，并给各章安上副题，各小节都安上标题，更能让人一目了然地知晓该节内容。新旧两版书之扉页上有二献辞，分别是杨小燕给其夫查尔斯亦即她第二任丈夫魏重庆的——“始终不渝地信任我”、特里．奎恩给其妻简的——“始终鼓励我写作”。但估计新版读者可能会比较抓狂，为何有个特里．奎恩给其妻的献辞同列杨小燕自传名下呢？
旧版上特里．奎恩列为此书的第二作者，而新版完全剔除，不知何故？美国知名人士之自传，要想成为畅销书（此书1984年成为全美畅销书，与彼时杨小燕出名之风头正好形成事业与时间上的匹配），常倩人捉刀——其实此种风气在今天的中国亦习以为常——我估计杨小燕本书可能是其自述或者撰写，但特里．奎恩有很多加工及润饰，其工作量不小。而且从讲故事的才华及结构的安排上，除作者以外，编辑也贡献不少。不然全书怎会如此跌荡起伏，风趣幽默，细腻见骨。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到了篇末才让人知晓长相特殊的老张——“他的左肩后面有一块隆起的肉，而在他的额头的右边却显然长了一个突出的小肉球，这一下倒难得地对称了”（p.35）——是地下共产党而被抓。从老张奉杨母之命对杨小燕参与游行之事的监视，到许仕廉说张明德（杨小燕及读者均不知张明德就是杨开道的厨子老张）这样的人很危险，最终写到他被抓的暗示，完全是照着侦探和惊险小说的套路来写的，故其有很强的可读性，可谓良有以也。这样的自传写作方式，与中国人自传的写法明显不同，很容易看得出特里·奎恩受西方写作班训练的痕迹，或者畅销书写作的套路。因此把他的名字拿掉，我认为不仅不公平，而且有损于读者真切地理解杨小燕这本自传。
《我在中国的十九年》与后版之《我的中国往事》，都是相同的译者陈厚铭、杨慧林所译。但前后两版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却没有得到改正，那就是燕大第一任华人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家许仕廉的名字错成许世廉。这让我想起前不久读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的《回家记》的译者将石宝寨译成“石宝塔”、神农溪译成“神农河”，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的译者，将有名的农民画出产地陕西省户县错译成“山西省湖县”，把湖北江陵县错译成“湖北湘陵县”，竟错把张江陵（张居正）译成“张湘陵”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自然这不算什么大事，但作为译者来说，这些专有名词多下点死功夫，是不难解决的。
我不知杨小燕这本《我的中国往事》卖得如何，但从1987年出首版开始，到现在于网络上没有发现像样子的评论，豆瓣也没有专门书评，可能低于她的桥牌类书籍的销量。为何在出版二十三年后的2010年再度出版此旧作呢？我们不可忘了在附录访谈中结尾的一段话：“二零零九年，中国女子桥牌队在威尼斯杯赛上获得世界冠军，不仅圆了中国桥牌人之梦，也为杨小燕圆了梦”（p.233）。桥牌队的胜利和商业民族主义在此合二而为一，注定了书籍再版的时间。
杨小燕反抗母亲很多事情，可算是敢作敢为；结婚三次，敢爱敢恨，不过从骨子里面她继承了她反对的母亲之血脉，亦比较实用，不然就不会对与中国高官的交往看得那么重。但公平地说，在同类书籍中，我认为她这本自传是不错的，虽然她的记忆可能充满许多创造性，但从人物性格和生活发展的逻辑来看，并不算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