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年祭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dbb/2013/1226/97720.html
编者按：此文曾删减后发表在2013年《炎黄春秋》第12期，标题为《抗美援朝的得与失》。这是未删减版。
朝鲜战争停战已经过去了六十年。按中国纪年，这正是一个甲子，很值得做些回顾和反思。不过六十年来，国内外舆论对这场战争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成果，可说早已十分充分。我今天只是想换一个角度，着重谈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所应记取的教训或者说是有哪些失误。在我看来，主要的失误就是：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乾纲独断地决定抗美援朝；拒绝对中朝极为有利的联合国停战建议；以战俘问题为由长期拖延战争；以及处理中朝关系上的一些问题，等等。
一，关于朝鲜战争的发动
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严格地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朝鲜发动的南下“统一祖国”的战争。第二阶段才是中国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现在先从朝鲜战争的发动谈起。
按理说，发动朝鲜战争应该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决定的事，但按当时还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规矩，则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而斯大林在二战后所极力避免的一件事，正是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引起苏美大战。在朝鲜问题上，他也是担心美国的直接干涉，所以对金日成多次提出武装统一的要求，都一直没有同意。然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的态度却发生根本变化，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他误以为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决定拉上中国，万一美国插手，可以把中国推到第一线。
金日成按斯大林的意见来找毛泽东，得到了支持。毛泽东除了和斯大林一样，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误判外，还由于他始终坚守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和有争当东方革命领导者的念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把延安当作指挥东方革命的“总部”。因处于秘密状态而不能回国的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就有不少滞留延安。如时任日共领导人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就以公开的身份出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由被俘的侵华日军人员组成）校长，并代表日共在中共七大上公开致词。单是我所在的延安俄文学校，教员中就有越南、朝鲜、印尼等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他们都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从苏联撤到延安的，日本投降后均已回国出任重要职务。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烈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所以中国革命刚一胜利就积极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金日成是从中国东北起家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有大量朝鲜人居住，成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在日本的殖民统治期间，人民的抗日复国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蔓延到了中国东北。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怒潮，东北更出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组成了遍布东北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后改编为统一的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朝鲜人的抗日复国力量多汇入各地的抗联。金日成就是从他的生长地吉林参加抗联的周保中部，最后升任为营长的。1938年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关内占领区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北抗日力量的清剿，致使公开活动的抗日武装无法立足，不得不分批退入苏联境内。后来，抗联经过整编，苏联把其中的朝鲜人独立出来，编成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部队。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并根据同美国的协议占领了北朝鲜。金日成也就率部回到北朝鲜，此后又在苏联策划下，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组成“内阁”，金日成出任“内阁首相”。同时也组建了朝鲜人民军。人民军虽然得到迅速扩充，但训练不足，更没有经过战争锻炼。所以他的骨干和主力就主要靠中国拨给的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三个师外加两个团。后来，中国还在辽宁为朝鲜设有训练基地，战争期间曾成十万人地帮他们训练新兵和俘虏兵。至于物资方面的援助，更是不可胜数，而且都是白送，事后分文不收。
还应指出的是，斯大林把批准金日成南下武力统一朝鲜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毛泽东；而苏、朝酝酿和决定发动战争，却有意对中国保密。什么原因，至今学界还是看法不一，只有一点无可争议，即表现了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还缺乏充分信任（怀疑他是东方的铁托），金日成则是看不起中国和对中国怀有疑虑。
朝鲜战争的对打双方，一家是南韩和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国及其追随者十六国，参战军力一百二十多万（其中韩59万余，美48万，其余为英、加、法、澳等），一家是毛泽东所说的“三驾马车”苏、中、朝，参战兵力朝鲜26万、中国78万(一说135万)、苏联2.6万（主要为空军）。在这三家中，首先是金日成急于以武力统一南朝鲜，一再要求斯大林批准，斯大林先是犹豫，后来才同意，但实际上还是以中国参战和苏联不参战为条件。中国的态度则是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后来更直接参战。所以，对朝鲜战争起关键作用的始终是中国。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金日成南下进攻，或者坚持先做解放台湾的准备而不进行积极援朝的部署（如在鸭绿江边派驻大批军队准备进朝参战），也许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但是毛泽东由于坚持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以在亚洲推进革命为己任，决心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美国，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进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也给毛泽东提供了大力整肃国内被他认定的敌对势力和扫清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的大好机会。他认为，这是巩固革命政权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朝鲜战争又成为内政外交相互为用的毛泽东外交指导思想的一次大实践。
二，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我国有四大失误
（一）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首先是被金日成急于充当全体朝鲜人民领袖的欲望给挑起来的。1949年3月11日金日成已经在苏联向斯大林提出武力统一朝鲜的设想。斯大林没有同意，只答应增加给钱和武器。但是金日成锲而不舍，接连找苏联驻朝鲜大使和参赞谈话，再三提出南下的要求，说南朝鲜人民水深火热，都盼着他去解救，看着一大半朝鲜人受苦受难，他不忍心；而且南朝鲜人民信任他，拖着不打，他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
斯大林一直不答应，主要是怕美国干涉，会把苏联拖进去。二战后头几年，斯大林确实非常谨慎，竭力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为此甚至一时收敛世界革命追求，在国际共运中推行所谓“联合政府”路线，就是要各国共产党停止暴力革命，转而求得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所以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也命名为《论联合政府》。因为苏联在二战中实在打得精疲力竭，死亡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近七分之一，物质损失也很大，人民生活相当困难。在苏联，老百姓害怕战争到了什么程度呢？当时在我国驻海参崴领馆工作的一位苏联女打字员听说朝鲜战争爆发，竟当场晕了过去！
但金日成却一直决心发动战争。为了解除斯大林对美国干涉的顾虑，他多次向斯大林表示：他准备发动的是突然袭击，四天即可拿下汉城（现称首尔），很快就可占领南朝鲜，等美国反应过来，把远东驻军开到朝鲜，战事已经结束。何况劳动党在南朝鲜还有20万党员会里应外合，举行起义。
其实，斯大林早有他的战略计划，并不完全是受金日成的煽动。根据苏联扩张势力范围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他先是集中力量在欧洲争夺地盘。等在东欧的地位和影响基本确定并大体巩固下来后，他就要腾出手来经略东方。所以金日成的武力统一计划也合乎他的想法。但他主要顾虑美国干预。虽然形势的变化表明美国干预的可能性在减小，但万一要出兵参战呢，总不能把苏联直接卷进去。怎么办？他设想让中国顶住，至多发展成为中美之间的大战，这样还正可把中国牢牢地和苏联拴在一起，把美国对外扩张的重点从欧洲引到东方，从而大大减轻在西线对苏联的威胁。所以，他后来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武力统一朝鲜，先决条件也是必须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也就是把中国拉进来。在斯大林并未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方时，就已要金日成同中国共产党协商，让中国把它的朝鲜族部队编进朝鲜人民军。因此，金日成1949年4月底派金一作为特使到中国来，请毛泽东同意把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拨给朝鲜。毛泽东当即同意，表示可以把东北军区由朝鲜族组成的官兵成建制地拨给金日成。金一走后，毛泽东随即指示高岗把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族师两万多人送回朝鲜。这支在中国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7月份就回到了朝鲜。
斯大林的谨慎态度也终于在1950年1月30日发生变化。他通过苏联驻朝鲜大使转告金日成：说是由于国际形势有了变化，他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并准备帮助他。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没有具体说明，不过从当时一个月内发生的事件或许可以看出促成斯大林改变态度的因素。这就是：
第一，杜鲁门1950年1月5日声明，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战，意思是说不会干涉新中国解放台湾了。几天以后，艾奇逊宣布，没人保证台湾不会受到军事攻击，但美国在远东的太平洋防区不包括朝鲜和台湾。这就使斯大林放心了，如果金日成打南朝鲜，美国也许真的不会干涉。
第二，中苏已谈妥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建国后，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要“一边倒”和“另起炉灶”，所以争取中苏签订新条约和要求苏联援助，就成为他1949年12月访苏的主要目的。由于斯大林先还坚决维护雅尔塔协定，不准备废旧约立新约，所以让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坐了好些天冷板凳。直到1950年1月中旬，他才转而同意订立新的条约。他这时改变态度的原因，一是在美国表示可放弃台湾后，斯大林担心中国同西方国家尤其是同美国接近，而他却是要使中国成为苏联坚定的盟国，即西方当时所说的卫星国或附庸国的。二是有了条约，万一金日成南下引来美军，就便于把中国推到抗美第一线。三是新条约预示苏联将失去在我国东北的特权，包括长期使用旅顺港，这也许使斯大林相应提高了朝鲜在苏联远东战略中的地位。
第三，金日成还利用毛泽东的积极性推动斯大林。在毛泽东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访苏的这两个月期间，金、毛都和斯大林谈过朝鲜问题。金日成1950年1月17日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表示：如果没有可能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谈他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他就要去中国见毛泽东，“毛泽东将会对所有问题做出指示”。斯大林显然不愿看到出现这种情况。他了解，毛泽东一直认为应该先解放台湾，再帮金日成打南朝鲜，但是解放台湾需要苏联给予海空军支援，对此，苏联已断然拒绝。如果现在中国人改变主意，先帮助朝鲜统一，苏联在朝鲜问题上就会陷于被动。斯大林早就了解，毛泽东对金日成一直采取主动积极帮助的态度。毛泽东以前就已经把一批朝鲜族中国人民解放军拨归朝鲜，还准备继续拨。1月2日毛泽东又把林彪的一份电报当面交给斯大林看。电报说人民解放军中还有一万六千多名朝鲜人，建议把他们合并成一个师或四五个团送回朝鲜。
签订中苏条约刚于1月30日基本谈妥，斯大林立即给金日成南下开了绿灯。
金日成自认为早已准备好了，从1950年4月8日到4月25日，就一直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苏联军方讨论进攻南朝鲜的具体部署。斯大林虽然批准了他的行动计划，但是仍然不放心，一定要他再次去和毛泽东商谈，告诉他：“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
金日成原先有事只找斯大林，没把毛泽东当成亚洲革命领袖看待，也没想让中国帮他打仗。因此，他当场就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都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满足。只是因为斯大林有指示，他才不得不来找毛泽东。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向毛泽东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现在形势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毛泽东不太相信，因为斯大林以前和他谈到朝鲜的时候，一直都说不忙打，还同意中国先解放台湾再帮朝鲜。他当即中断同金日成的会谈，让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使馆核实。斯大林5月14日致电毛泽东，证实他已经“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是说明，“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就确立了要执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现在既然斯大林批准了金日成用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毛泽东自然没二话可说。何况毛泽东还认为，自己是亚洲革命领导，那就更加责无旁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放弃先解放台湾的决策，转而支持北朝鲜发动统一战争，就成了必然的事。
5月15日，毛泽东对金日成做了这样的表示：既然斯大林已经做出决定，他没意见；中国准备在鸭绿江摆三个军，美国一旦干涉并且跨过三八线，就一定打过去。金日成说，只要中国同意就行，不用中国出兵。
当时同意金日成南下显然是个重大错误。这就涉及建国后两条外交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执行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一条是张闻天（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周恩来、王稼祥）所主张的适应时代潮流和为本国建设服务的和平共处外交路线。这一点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革命胜利和建立新政权后，下一步该往哪儿走？是推动世界革命呢，还是集中力量于国家建设？毛泽东虽然也要抓建设，但他注意的重点，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继续革命。
对外也要继续革命，还应加上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得知斯大林对中国的一个见解，也就是一个指示。斯大林说，鉴于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成功和革命的胜利，今后在世界革命上要搞一个分工，苏联管西方，也就是欧美；中国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有经验。这就等于封毛泽东为第三世界革命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当然感到高兴。不过当时中国实际上还只能管一点亚洲近邻，而且斯大林还不完全放手，例如，他就不支持毛泽东建立东方情报局的设想。其实，在日本投降后，中朝之间就很快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解放区就得到过朝鲜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朝鲜曾是运送物资的重要通道。那时我在安东，也就是现在的丹东工作，对情况稍有了解。北京解放后，两国的中央也就建立起了直接联系。1949年4月底5月初金一来中国时，毛泽东还主动向他提到建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表示希望两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他对当东方革命领袖的兴趣的确很大。
金日成南下是斯大林同意在先，但他又把决定权交给了中国。只要中国稍为具备一点独立自主精神，不完全“一边倒”，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就有充分的理由，用委婉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比如讲，我们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朝鲜同志要打，中国就一定得帮助，但中国还面临解放台湾的问题；而且我们才打完仗，经济上很困难，人民生活很苦，万一美国人要干涉，中国就又得长期卷进去，那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还有，而且都站得住。可是毛泽东一条也没提。所以说斯大林想把中国拖下水，这没问题；但不能说是斯大林“强迫”中国同意的。何况斯大林后来在一度以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时，曾要金日成准备撤出朝鲜，退到中国东北，在那里成立流亡政府。这也说明中国就是不按他的意见出兵，他对中国也并没见外。
毛泽东同意金日成南下大概并没有召开中央会议同其他领导人商量。如果商量，多数领导恐怕不会同意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后来要抗美援朝，绝大多数领导人反对，就是证明。
（二）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对朝鲜战争，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有旁观，而是早就积极考虑，一旦需要，就派军队入朝参战。早在1949年5月金日成派金一来中国谈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拨给朝鲜人民军的问题时，金一当时并未受权同毛泽东讨论朝鲜统一的方案，毛却主动谈到并首次提出：朝鲜要实现统一，必须使用武力，一旦情况需要，中国就会悄悄派兵去和金日成并肩作战，“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1950年5月金日成来北京向毛泽东传达斯大林批准他南进时，毛即表示，如果美军参战，中国会派兵支援，因为苏联受制于同美国签订的以三八线为界的协定，不便出兵，中国则不受约束。
金日成是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全面进攻的。一开始确也一帆风顺，势如破竹，一下子就解放了汉城，一直打到朝鲜半岛东南边的洛东江北岸，占领了90%的南朝鲜领土，把李承晚部队压缩到釜山一角。但是金日成把战线拉得那么长，后方就空虚了。他并没有估计到美军会在后方登陆，进行干预。中国曾给他提过醒，只是被他当成了耳旁风。
金日成本来以为并不需要中国出兵朝鲜来帮助，直到他的进攻立即引来美军参战，他才开始向斯大林提出希望中国出兵。斯大林也是到7月5日才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以“敌人越过三八线”为条件，表示中国用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是正确的，届时苏联将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但之后他却犹豫了两个多月。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1950年7月15日报告斯大林，金日成提出，美国等既已参战，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可用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斯大林没有做出回应。8月26日，金日成又向什特科夫提出请中国派兵相助，斯大林两天后回电不同意。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被拦腰切断，南下部队立即兵败如山倒。这时斯大林开始考虑让中国出兵，但还是压着。金日成9月20日向苏方通报，周恩来已经问到朝方下一步对中国有何要求，他该如何应对。得到的答复仍是无可奉告。金日成9月底同时紧急致函斯大林和毛泽东，要苏联提供空中援助并让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以建立国际志愿部队的方式给予军事援助。这才得到斯大林的最后同意。
毛泽东并没等斯大林和金日成提出要求，美军一参战，就已着手准备入朝作战。7月2日周恩来告诉苏联大使罗申，中国已经把三个军12万人集中到了沈阳地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扮成朝鲜人进入朝鲜境内；还问到，苏联红军到时候可不可以提供空军加以掩护？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准备日后变为“志愿军”入朝参战。7月中旬，毛泽东向金日成的代表表示，朝如需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四个军共32万人”。 毛泽东8月4日在一次会上说，“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接着就在第二天指示高岗，边防军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高岗随即在东北边防军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8月19和28日，毛泽东两次会见苏联的尤金院士，说如果美国继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只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而最新情报又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毛泽东立即致信高岗，说：“看来不出兵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刘少奇也于9月21日告诉罗申，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
由此可见，毛泽东打算派兵赴朝作战有很大的主动性，是早就下了决心的，比金日成通过斯大林向中国求援要早得多。
金日成9月底紧急求援，10月1日斯大林致电罗申，叫他转告毛泽东，要中国立即派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即刻向三八线开进。
派兵出国打仗，毛泽东不能不先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现在只知道当时政治局多数人不同意，包括刘少奇、张闻天等。林彪、粟裕两员战将也以有病为由没有接领帅印。当场表示同意马上出兵参战的只有周恩来，但他提出要苏联同时出动空军。毛泽东第一次征求彭德怀的意见时，彭一开始也不同意，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后来他被说服同意领兵，但同样以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为前提。在这一情况下，毛泽东10月2日答复斯大林：暂不出兵，立即派周恩来赴苏同他讨论朝鲜局势。周恩来去苏联，主要就是谈中国出兵需有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
斯大林收到毛泽东的电报，马上打退堂鼓，准备放弃朝鲜。他一方面决定把在朝鲜的苏联机构和人员撤回苏联，但另一方面仍不死心。作为试探，他10月5日再次要求中国派兵，还特意表示，中国如果不出兵，以后就无法迫使美国放弃台湾。周恩来和斯大林就苏联出空军问题谈了两天，没有谈成，两人10月11日联名发出电报，说：苏联暂不出空军，中国暂不出兵，建议北朝鲜军队一部分在平壤和元山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另一部分转入敌后打游击，部队中的精英分子及指挥员调到东北组成朝鲜师团。10月13日，斯大林把这个商谈结果通知了金日成。
可是毛泽东却不等待周恩来和斯大林商谈完毕，不管苏联是否提供空中支援，已经决定出兵。就在周恩来动身前往苏联的10月8日那天，毛泽东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准备立即入朝。10月13日毛泽东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人，说即使苏联空军暂时不进入朝鲜，也必须马上出兵援朝。
斯大林得知中国决定出兵后，当即取消让金日成撤退的决定。
由此可见，在金日成进攻失败后，朝鲜战争还打不打得下去，决定的关键，已从斯大林转变为毛泽东。
进行抗美援朝，会不会把战火烧到中国，导致美国对中国开战，这个风险是存在的。彭德怀在接受出兵作战的任务时就说，我们准备打烂了再建设。毛泽东对这一点也并未忽视，但他估计可能性不大，并在尽量避免，所以他把赴朝作战的军队称作中国人民志愿军。
问题是，美国并不想打烂中国，这是毛泽东当时就比较清醒地看到了的。
但在决定抗美援朝的同时，毛泽东却提出了“保家卫国”的口号，其实这只是为了说服和动员全国人民的一种策略手段。事后，毛泽东自己就承认并作了说明。1970年10月10日他和金日成谈话时就说：“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指中国人民）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 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你不支援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理解了。”所以，毛泽东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为了解放全朝鲜，才不惜让中国军民做出重大的牺牲。提“保家卫国”只是对群众的蒙蔽。
（三）拒绝联合国的停战和谈建议。
这里指的是，毛泽东没有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同意进入和平谈判，特别是拒绝联合国政治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通过的解决朝鲜问题的议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和使人感到十分痛心的错误。
1950年底1951年初的战场形势很好，联合国内围绕朝鲜停战进行的外交调停工作也对中国十分有利。只是毛泽东既以赶走美军、帮助金日成解放南朝鲜为目标，自然不会因初战再战告捷就在战场上止步，同意举行和平谈判。胜利冲昏头脑的毛泽东果然放弃了这一有利的机会。
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不久就跨过三八线，之后又占领了平壤。1950年10月19日悄悄入朝的志愿军没过几天就打响了第一次战役，到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已基本上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朝鲜国土。两次战役取得巨大成功，大出美国的意料。在第二次战役还没结束时，12月5日美国就有过在体面条件下进行和谈的考虑。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美国进一步产生撤出朝鲜半岛的想法。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29日指令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和第八军军长李奇微，只有在不会造成巨大伤亡的情况下才应继续组织战斗，否则要做好从朝鲜全面撤退的准备。几天之后，杜鲁门再次考虑撤退。同时，在联合国内出现了矛头越来越多地指向美国而有利于我国的外交努力，包括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李奇微看到了中朝方面的弱点，已经开始准备反攻，华盛顿也随即打消了撤退的考虑。中国更在谈判问题上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这就使联合国内的调停活动只能以失败告终。
印度是调停活动的带头国，从一开始就把恢复我国联合国席位和台湾问题同朝鲜停战联系在一起。金日成进军南朝鲜半个多月后，尼赫鲁在致美苏领导人的信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军仁川登陆半个月后他又一次提出。美军越过三八线，印度在联合国内正式采取行动，呼吁的主要对象从中国转向美国。12月7日，印度代表十三个中立国家提出关于朝鲜停战的提案，包括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停战、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舰撤出台湾海峡等内容。12月14日，在暂时搁置解决远东现存问题这一条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提案，建议在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停战的先决条件下，举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参加的朝鲜问题大国会谈，商谈内容除朝鲜停战还包括台湾和中国的安理会席位问题。在中朝军队跨过三八线的新形势下，联合国政治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通过由联合国大会主席、印度和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新提案，又捡回了被搁置的远东现存问题，基本点是：立即实现停火，举行政治会谈，分阶段撤出外国军队，由朝鲜人民选举自己的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后召开英美苏中四大国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印度向我国通报时指明，这一建议对中国有利，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
这的确是一个符合中国利益而违背美国意愿的决议，只在几个小时之前才得知决议内容的美国并不想投赞成票，但它又不能不顾及国际上包括英国等盟国要求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压力，只好投下了赞成票。美国是把宝押在中国会拒绝上，这是艾奇逊出的主意。他在《回忆录》中说，国务院“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这个宝，美国押对了。
对于印度等国的调停活动，中方的态度实际上是断然拒绝，所以一开始就为谈判设置严重障碍，如反对先停战后谈判，不再承认三八线等。1950年12月5日印度、缅甸等11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对此，中国在苏联支持下提出五项条件：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出台湾，朝鲜问题由朝鲜人民自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并驱蒋，召开中苏美英四大国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除此之外，我国还一再声称：美军跨越了三八线就宣告这条分界线已不复存在，先停战后谈判是阴谋、是骗局。毛泽东1950年12月29日更提出，志愿军不消灭敌人不回国，三八线在人们头脑中的旧印象，经过第二次战役，也就不存在了。这都表明，印度等国的调停活动在我们这里只能碰钉子。
当时形势和事后发展都表明，这只是显示新中国领导者态度的傲慢和缺乏知己知彼之明，因而导致中朝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所得反而更少。我方人员伤亡被俘，物质损失和朝鲜的城乡破坏，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我国这次拒绝谈判之后。这还使中国在外交上从主动变为被动，从得到国际上特别是第三世界，还有英联邦各国以及一些西北欧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变成了多数国家的不理解以至反感。果然，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过了三个多月，又通过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这样做的国家数目很快达到45个。中国一下子就在国际上孤立了。
如果我们在当时军事和政治都有利的形势下就此转入谋求政治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那么，在犯了前面的两大错误之后，不仅可以体面地挽回局面，还很可能由此走上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并开启解决我国的联合国席位和台湾问题的谈判。
但是，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加上他的过分自信，决定了他不可能这样做。战场上的初胜，更增强了他速战速决地尽量多歼灭美军、由此把美军全部赶出朝鲜、完全消灭韩军、解放南朝鲜的信心。他对联合国席位素无兴趣，也不想用和平方法特别是通过国际协商途径解决台湾回归问题，而认准只能用枪杆子去解放台湾。
拒绝谈判后又未能在战场上取得一些较大的胜利，也应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他屡屡驳回彭德怀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和出于爱惜指战员生命而提出的意见。但毛的意见是必须执行的，因为他是最高统帅。彭德怀和毛泽东虽然都是志愿军的指挥者，作用却大不相同：彭是亲临实战的司令员，毛是远离战场的军事统帅；毛不仅节制司令员，还可直接指挥军团司令和军、师长。毛泽东不仅是整个战局的决策者，还是几个战役乃至某些战斗的具体指挥员。人们看到，尽管彭德怀在同意挂帅出兵上也负有责任，但在战场指挥上，都是他对，毛泽东错。这种情况贯穿于五次战役，兹简述如下。
（一）志愿军准备和入朝之初，彭德怀主张稳扎稳打，先防后攻，以阻拦美军北进为目标，不忙于大规模进攻；毛则急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1950年10月14日致周恩来电中转述彭德怀的意见是：志愿军进入平壤元山以北地区使之不被敌占，争取时间装备训练。他还主张公开入朝，使美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彭10月22日致毛泽东和高岗电，提出“争取扩大巩固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以防御战形式寻机反攻或政治解决。他还建议先构筑阵地，组织一个时期的防御以站稳脚跟，对敌形成压倒优势，6个月后再实施反攻。这一套没被接受，毛下令尽快开战。第一次战役随即打响，直到战役结束的1950年11月5日才对外公布志愿军参战，还有意不说明参战的规模和意图。这次战役固然取得胜利，但是部队牺牲很大。11月，毛泽东四次发电报催彭德怀，要求一次性歼灭美军几个师。结果第9兵团因仓促入朝，来不及换装，致使志愿军冻死四千、冻伤三万多，而歼灭美军几个师的目标当然更做不到。
（二）第一和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后，彭德怀建议在战场上见好先收，毛催着不停歇地接着打。彭提出部队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再战才比较有把握。他12月8日致信毛泽东，提出可暂不越过三八线，到1951年二三月再进行第三次战役。毛泽东过了五天回电，要他越过三八线，要他接着就打第三次战役。彭德怀12月19日致电毛泽东，报告说虽已遵命越过三八线作战，但存在受阻和胜利不大的可能性。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再次攻占汉城，推进到三七线。彭立即再次要求休整，而且需要休整较长时间。毛泽东1月11日虽然同意了彭德怀的部队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的建议，但他仍然盲目乐观，14日给彭打电话，说预计美或作象征性抵抗后退出朝，或则在大邱、釜山一带进行顽抗而耗尽潜力后撤走；春季攻势是进行“最后性质”的作战，“保障最后胜利”，在1951年4-5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
（三）彭德怀建议把联合国政治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和谈决议中“限期停战”这一条接过来，毛反对。李奇微大规模反攻两天后的1月27日，彭和金日成、高岗、邓华联名致电毛泽东，建议借这个限期停战的决议，中朝军北撤15-30公里，以赢得时间继续休整。毛泽东第二天就回电，叫停止休整，“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继续南进，等消灭两三万美韩军后再休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专程回来紧急陈情的彭德怀，仍然要求全胜，只不过开始承认速胜不易，说第四次战役办不到就准备第五次。这样一来，第四次战役一结束，4月22日就接着打响第五次战役，直到5月21日结束。在这次战役中，中朝军队未能按计划再推进到三七线，还丢掉一些地盘，而且边打边撤，成为历次战役中牺牲最为惨重的一次，减员8.5万，被俘两万多。这是继美军仁川登陆后被俘人员次多的一次战役。只是上次是朝鲜人民军，被俘十万；这次被俘的主要是1.7万志愿军。
（四）在遣俘问题上好面子，长期拖延战争。
第五次战役后的5月下旬，党中央多数领导同志都主张志愿军在三八线附近停下来，这才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也就是这个时候，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时任使馆研究室主任的我写的一篇《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调研报告上送到中央，并引起高度重视。周恩来亲来电报，指示这类报告今后不能通过信使带，而应立即用电报发回。
这个调研报告主要是说明，情况已经很清楚，联合国军很难打过三八线，中朝军队也赶不走美军、消灭不了韩军，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为增强中朝方面在谈判桌上的地位而把战争拖下去，也得不偿失。对这一陈述以及明摆着的朝鲜战场形势，毛泽东却不为所动，仍然要用边打边谈的形式把战事拖下去。一直到停战谈判结束两天之后，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说，从纯军事观点看，大致再用一年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能的。
因此，毛泽东在停战谈判中就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完了三个议题，于1952年5月初便进入第四个议题--遣返战俘问题。纠结于究竟是按我方主张的全部遣返还是按美方坚持的志愿遣返，使谈判陷于僵局长达15个月之久。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决定推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并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毛泽东才被迫同意按自愿遣返原则最后结束谈判，从而终止了朝鲜战争。
按照国际公约，双方战俘本来应该全部遣返。毛泽东也曾认为，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事实也正是这样。早在美韩手里有13.2万中朝战俘、中朝手里有近4，500名美英战俘7千多韩国战俘时，美方曾提出有可能向中朝遣返11.6万人（这个数字比最终被遣返回来的8.25万人要高出很多）。问题是，出于所谓的“人权”考虑，美国同时表示，得对这些战俘进行“甄别”，因为其中有1.6万人不愿被遣返。这可是影响中国军队声誉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甄别”。后来在谈判过程中，有一次问题已经接近解决，但最后又被毛泽东否决。1952年7月，美方同意向我方遣返8.3万名战俘。这与我方可同意接受遣返数字的底盘--“9万人上下”相去不远，因此我谈判代表团认为，这代表美方的一种让步，倾向于接受。但是这个意见被毛泽东驳回，说在敌人加紧向我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接受8.3万这个数字对我不利，还批评代表团“在政治上太天真”。8.3万这个数字也高于最后被遣返者的总人数。
毛泽东主观地认为，志愿军战俘愿意回国是没有问题的，障碍就出在美国和蒋介石对他们的胁迫上。但是他没有想到，除美台方面的威胁劝诱外，也确实有许多战俘不想回来。因为入朝参战的部队中有不少被俘的是原国民党军经教育后编入我军的，其中很多人容易动摇变节，所以最后还是有1.4万人，即将近三分之二的被俘人员去了台湾。
毛泽东一直硬不让步，主要是个面子问题，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视这些战俘的权益。经过同美蒋进行英勇卓绝斗争最后才挣扎着回到了祖国的七千名战俘，全部遭到严重的歧视和迫害。1954年2月，80%的党团员战俘曾恢复党团籍和军籍，但在紧接着发生的高饶事件后，中央又迅即下发文件，把95%的党团员战俘开除党团籍。他们大都被遣返回乡，从此长期成为当地被专政或监控的对象，一直被当作“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投诚的敌伪人员”对待。
由于战争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美国又掌握着空中优势，每日的狂轰滥炸使朝鲜的损失极大。所以金日成从1952年1月底开始就要求尽快缔结停战协议，把战俘等有争议的问题交给之后由有关国家召开的政治会议去解决。毛泽东就是不同意，还一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1952年8月20日来电要毛泽东“对美必须强硬”，还再次断言，“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有意见也没有用。谈判开始后，金日成就认为不值得为战俘问题顶下去。美国提出自愿遣返的问题后，他又主张妥协，1952年2月提出应该尽快结束谈判，说志愿军战俘的多数都是以前蒋介石的军队，政治上不可靠，“为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1952年7月14日致电毛泽东，主张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立即停战。毛15日复电反对，又于16日又致电斯大林寻求支持。斯大林自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后，局面才出现大变化。苏联新领导集团要求立即迅速解决问题，结束谈判。他们提出，可从接受对方先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入手，尽快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结束停战谈判。对于这一新方针，金日成不仅双手赞成，而且极为兴奋，当即向苏联方面表示，“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非常大，每天几乎有三百到四百人丧命，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对于中国在战俘问题上拒不让步导致战争拖延的做法，他的不满再次溢于言表。
在苏朝特别是苏联的压力下，尚未放弃“一边倒”政策的毛泽东只好妥协。于是，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停了下来。
三，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是：志愿军虽然蒙受重大损失，最后仍只能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南北间的界线还得按停战生效时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划分。结果，南方（韩国）在东边北进最远达50公里， 北方（朝鲜）在西边只南进最多10公里，朝鲜反而丧失近三千平方公里领土。朝鲜也就是大体上保住了1950年底1951年初头两次战役取得的战果，在联合国内则和中国一起，成为专指的被谴责对象。
抗美援朝最大的“得”，就是以志愿军的近百万伤亡的代价保留下了北朝鲜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金家政权。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个国家和政权大概只能消失了，与我国隔江相望的近邻则可能是朴槿惠总统领导下的大韩民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过去一直有个“唇亡齿寒”的说法。其实仔细想来，当时（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与韩国相邻，并不能说我们一定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发生什么“齿寒”的问题。事后中韩关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点。
（一）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9月23日，他对也是来参加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1957年7月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又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斯大林去世后在发泄一下他对斯大林的不满时，朝鲜战争也成为问题之一。但赫鲁晓夫认为，该负责的应是毛泽东。1960年彭真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就此同赫鲁晓夫吵了起来。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打朝鲜战争的积极还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消极，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先谈朝鲜战争带给中朝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并从中国谈起。
1，中国遭到惨重伤亡。
由于我方采取的是被人们称之为“人海战术”的办法，就使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近百万人的伤亡。有人找到我们一份题为《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的文件，里面谈到我们先后出动的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的减员人数达到97.8万。另按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再加上负伤的38万多和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人。按牺牲18万多人同美国的阵亡人数（名字被镌刻在华盛顿一面纪念墙上）54，246相比，大概平均美国方面死一个人，我们得赔上三个多。
2，严重损害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原来局限于欧洲地区的冷战，一下子扩大到了亚洲，且激化为相当规模的地区性热战。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离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好战好斗的大国，先后站到了反对世界头号和二号大国的第一线，这就是反对“美帝”和 “苏修”，后来还加上反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所谓“反动派”（以印度尼赫鲁为代表），毛泽东也就担任了全世界反对“帝修反”的革命领袖。但这却使我国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全面倒退了三十年，国民经济绝对下降，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同发达国家和不少新兴国家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抗美援朝对于我国对外关系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我们傲慢地拒绝了联合国的停战建议。美国得以煽动并联合大多数国家通过谴责我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我国为劲敌。为防止产生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同我国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军事条约。这些又迫使我国不能不进一步强化对苏联的“一边倒”和对西方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被排除在大半个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之外，没能跟上世界发展步伐。
抗美援朝也耽误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连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过，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攻打台湾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这是不能挽回的错误，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虽然没有说这是抗美援朝带来的一个后果，但人们心里都是明白的，将来的历史书也会讲清楚，决策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当然，攻打台湾并取得胜利给那里的民众带去的会是福还是祸，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抗美援朝只有在军事建设上使我国收获巨大，人民解放军基本改装了。中国有上百个师都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改装的。按彭德怀的说法就是，原来我们是非正规的，现在正规化，变成正规军了。因抗美援朝，苏联在军事工业上对我国的帮助也很大。原来人民解放军用的多是二战结束前后的旧式武器，特别是缴获日本的武器。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能够自己制造的武器，最高标准也就是迫击炮。斯大林虽然只秘密派出空军参战，但却拿出大量现代化军事装备廉价（按半价计算）卖给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在苏联帮助下，基本上解决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问题。我们连个子弹都生产不了，后来全军首次实现了枪械型号的同一，还开始生产坦克、大炮、飞机、导弹了。
（二）停战60年朝鲜还没有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
谈得失，还应看抗美援朝战争给朝鲜究竟带来了什么。抗美援朝本来为的是解放全朝鲜，让全朝鲜人民都过上光明、进步和富强的好日子。但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早已得到解放的北朝鲜基本上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被它始终当对头的韩国，日子反而越过越好。
停战后两个朝鲜的发展大不相同，就和二战后两个德国从底子差不多的水平上开始发展，不久就一个飞速前进一个长期停滞的情形一样。韩国从比朝鲜相差很多的起点上很快就上升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现在更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比较均衡的发达国家行列。朝鲜则从一度突飞猛进竟然落到大批民众多年来食不果腹的境地。
其实，朝鲜在战后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它的工业化水平，可与当时被称为经济发展“奇迹”的日本媲美，把韩国远远甩在了后面。原因主要是得到苏联和中国的大量援助，另一方面也由于金日成在国内执行了着重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的正确政策。停战后头十年，经济年均增长25%，创世界记录。1984年，朝鲜粮食总产量突破四千万吨，自给有余；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和中国一起成为苏联东欧经互会的观察员。
斯大林死后，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导致中苏矛盾急剧上升，双方都想把朝鲜拉到自己一边，这就使朝鲜占了大便宜。1960年中国由于“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危机，但还是不惜国内大量饿死人也继续慷慨援助朝鲜。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推迟访朝引起金日成不满。金日成1960年5月访华时表示要亲华远苏。过了半个月，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苏，决定取消给朝鲜的全部军事债务，还给他看了毛泽东1956年11月30日和尤金的谈话记录。里面谈到金日成不赞成毛泽东拖延停战谈判的主张和作法，想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但联合国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一时反感和怀疑，顺口说道，金可能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读后大怒，当即说中国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表示将支持苏共一切方针，不再去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赶快弥补，1960年9月拨给朝鲜大量援助。周恩来表示，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但要保证对朝的援助项目。这一年中国正在大量饿死人，仍给朝提供了23万吨粮食。同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同意分四年贷款4.2亿卢布，还说：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否则可以无限延期，等后代再还也行。
苏联和中国战后给朝鲜的援助规模巨大。据苏联统计，到1960年4月，苏对朝的无偿援助已达13亿卢布，还有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并帮助建设了大批成套项目。
中国自然不甘落后。根据中朝1953年11月的政府间协定，中方把从战争开始到1953年援助的全部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方，还在三年内向朝方无偿提供时值近八亿人民币的生产建设物资和生活用品。在战争期间，不仅两国部队并肩战斗，就是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近乎不分彼此。停战之后援助仍在继续。战争的破坏，不光使许多城乡变成废墟，而且青壮年劳力也极为缺少，几十万志愿军在战后当即转身成为遍布北朝鲜城乡的施工队，直到1958年回国。平壤、元山等七十座大中城市，百余个工厂和水利设施，主要靠志愿军的义务劳动。从1958年到1963年，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仍以无息贷款的方式为朝鲜援建了纺织厂等29个成套项目。那个时期，只要朝鲜提出需要而我们又有，就首先满足他们的要求。例如他们看到北京建地铁，就要求先帮他们在平壤建地铁，因为平壤是反美“前线”，所以工程既紧迫而且还要求修得更深更结实。于是北京地铁缓建，连器材带施工人员移师平壤。又如，一次朝鲜急着要建造两座纺织厂，中国就将自己已建成尚未开工的邯郸两个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掉，运往朝鲜。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情况急转直下，朝鲜经济已从衰退变得严重恶化。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国际援助大为减少，但更重要的还是朝鲜领导层改变了政策，推行所谓“先军政治”和闭关锁国方针，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特别是搞花钱最多的导弹、核武器，要成为“军事强国”；政治上则不断加强专制独裁，巩固家族统治和领袖世袭。为此，搞了不少新花样，如抛弃马克思主义，以“主体思想”统领一切；立新年号，以金日成出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等等。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但对外又胡作非为，一再破坏国际关系准则，如搞核试验核扩散、发射导弹等，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和联合国的一再制裁，成为少有的国际弃儿和影响东北亚安全和稳定的一个重大危险因素。
（三）抗美援朝增加了中朝两国的不和与矛盾。
就中朝关系而言，抗美援朝也是失败的。
在抗美援朝过程中，金日成和中方多次发生矛盾和冲突，有时弄得关系相当紧张，不得不由斯大林出面干预。因为金日成虽然看不大起中国，但对斯大林和苏联还是百依百顺的。例如，抗美援朝一开始就产生了两国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虽然朝鲜人民军已基本被打垮，但战争仍在朝鲜境内进行。因此金日成认为，作为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中国志愿军也应由他统一指挥。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因为这时战争的主力已经是志愿军，同意金日成统一指挥，无异于把志愿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他，这当然既不妥当也不现实。在第二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金日成急于求成，屡次同主张进行必要休整后再战的彭德怀意见相左。停战谈判开始后，金日成想早点把战事停下来，好让国土不再遭受破坏、朝鲜人少受点伤亡，毛泽东却坚决主张继续打。还有，在铁路运输中究竟由中方还是朝方负责管理，运送军用和民用物资常因抢车皮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最后都是由斯大林裁决，按中方意见办。这些都使金日成十分恼火。直到多少年以后，在朝鲜还流传着这种说法：没能把全朝鲜统一起来，都是因为中国不听金日成的话，没有在第三次战役后一鼓作气地打下去，而是实行长时间的休整。
金日成政权的保全和战后的巩固自然与中国的战时牺牲和战后援助分不开。但朝鲜当局却有意抹杀这些 。朝鲜停战后，当局在平壤建了个战功博物馆，十二个展厅中只有一个是关于中国抗美援朝和志愿军的，还主要供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参观。其他十一个展厅都是说，仗是朝鲜人民在金日成领导下打的，也因此取得了胜利，一概不提中国的抗美援朝和志愿军参战。
对于中国为朝鲜做出的牺牲和提供的援助，朝鲜官方舆论还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他们为中国做了牺牲，而且牺牲很大，是他们为中国把美帝国主义挡在了中国的家门口外，因此中国帮助朝鲜是理所当然。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朝鲜人，毛泽东和其他某些中央领导人也就是经常这么讲的，特别是对朝鲜客人和其他某些外宾。
中朝关系搞不好，还有个历史和民族感情问题。朝鲜是长期向中国进贡的国家。它认为过去一直受到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以，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态度一直非常谨慎，在国内事务上更是严防中国插手。不到不得已，绝对不愿中国军队跨过国境帮他们打仗，怕的是战胜了一个外国敌人，又来了一支新的外国占领军。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越南的情形也类似。
中朝关系搞不好，更有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按世界革命的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问题。金日成领导着朝鲜，却并不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朝鲜战争时，他第一得听斯大林，第二得听毛泽东的。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地位上升，要让金日成完全听他的了。金日成对这种情况很有意见，1955年底提出了“主体思想”，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在国内，他为了独揽大权和排除异己，在战后特别是1956年大肆清洗党内所谓的“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为此开了一次劳动党中央全会，把那些被认为属于这两派的中央委员一下子都给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有的甚至被开除掉了党籍。这碰巧就发生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金日成这一做法，当即引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尤其是毛泽东。毛泽东和苏共中央商定，派彭德怀和米高扬前往朝鲜，批评金在干部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党内充满恐怖情绪”，要他开中央全会改正，还要登报。金日成当时只能接受批评，一时做了一些改正，如重开中央全会，恢复了此前开除的一批“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中央委员地位，但不予重用，反而更加给以歧视和挤压。这些人中大多为了防止进一步遭到迫害，不久后就自动逃到了中国或苏联。但金日成对这次中共、苏共干涉他们党内事务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满，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反对“事大主义”，矛头直指中国和苏联。不过在实际上，金日成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因为朝鲜不但在防卫和外交上还离不开苏、中的维护，而且经济上还依赖它们的援助，特别是国内还驻扎着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以1958年2月我随周恩来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出访朝鲜时，除看到朝鲜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外，也看到金日成和朝鲜其他领导人毕恭毕敬的态度。一次金日成到代表团驻地来看周恩来，周正在午睡，我说我马上去叫醒，他却坚决不让，硬是一直在客厅里转悠着，等了半个小时。
中国却并不因金日成和金正日另搞一套而改变对朝态度。我们不但承认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始终称其为“兄弟国家”，更曾经号召全国向朝鲜（还有古巴）学习。
毛泽东也一直以国际主义（按，这一口号在上世纪下半期就已被各国共产党先后放弃）态度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边界问题。他的想法是，一个国家只要由共产党执政，两国之间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就好解决。他在1967年12月13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说过，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领土让给印度。这块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印度占去，后来建成了一个“阿鲁纳恰尔邦”，成为几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重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曾为我方收回，但停火后毛泽东即下令撤出，还从全线后退20公里。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似乎还同时继承了中国天朝大国皇帝的传统，在领土问题上仍有点视周边国家为“进贡国家”，对它们的馈赠依然大方。他按这种思路解决中朝边界问题，就使金日成占了大便宜。在划分中朝边界线上满足了朝方的要求，把本来完全在我国境内的长白山白头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划给了朝鲜；中朝间的界河也不按国际惯例根据主航道划线，而是把边界线一直划到我国岸边，鸭绿江里好几十个沙洲、岛屿就连居民带土地都划给了朝鲜。（当时我还在外交部工作，了解这件事是由姬鹏飞奉命具体经办的。）但是朝方不但毫无感谢之意，还认为那些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它的，迫使当地的原汉族居民离开。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更远，连东北地区一直到长城这一大片地区在以前也是它的。
直到现在，我国的一些主流媒体还在说，不进行抗美援朝不行，否则金日成政权垮了，敌人就开到鸭绿江边了，因此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这个逻辑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其实仔细想来，这恐怕不一定对头。人家韩国怎么就是敌人？和韩国交界就受到威胁？现在实际上我们和韩国的关系似乎还比和朝鲜好一些，起码是比较好相处一些。韩国经济比我们强，起码不要我们的援助。我们非得在朝鲜北部保持金日成留下来的这个“主体”国家作为前哨阵地、同韩国之间的缓冲区不可吗？
实际上，在中朝关系上，一直都是我们在背包袱。背了抗美援朝这个大包袱之后，还接着背，直到现在也没有解除。毛泽东在世时，未因战争结束而放下包袱，还为加强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争相拉拢金日成。例如，毛泽东曾罕见地在金日成面前认过错。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向金日成承认1956年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后来毛泽东还在金日成面前多次表示，中朝关系中发生的不愉快，都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主义，并指名彭德怀和历任中国驻朝鲜的大使。
金正日对中国已不像金日成时期那样还比较客气，可我们对他却更加优待。金正恩对我们的态度更差，连他父亲对我们承诺的重大事情必定事先通知都不履行，如第三次核试验（场地距我边境只一百公里左右）和失败了的那次导弹发射。即使做做样子的事前普遍通报，有时对我国也在对美国之后。可他一上台，我国政府就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提供价值高达6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这在中国援朝史上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单笔援助，数量为1994年金日成去世时所给的两倍。
（四）抗美援朝阻碍中美早日走上建立正常关系的轨道
还在解放战争发生转折时，美国就积极同我们拉关系，并认真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中美间的正常关系，虽然一再碰钉子，但仍未放弃努力。直到抗美援朝，美国才最后放弃幻想，决定与我为敌，进行遏制与包围，开启了中美的全面对抗。鉴于美国在二战后急剧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这就使我国在相当程度上被排挤到边缘地位。我国建国后三十年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
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我国对美国的意图有两次误判。支持金日成发动南下进攻，虽然斯大林和金日成做决定时是误以为美国不会干涉，中国即使不完全相信也不能不给予正面回应，但我国也对美国不会干涉心存侥幸。美国军事介入后，我们又过高估计它的战略意图。1950年6月28日和8月26日，周恩来两次表示，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对东亚发动更大范围的侵略的借口，美国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如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加以压服。毛泽东8月4日也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朝鲜。
事实是，美国并不想和中国打仗，更无意打世界大战。美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失利后，杜鲁门政府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曾两度考虑过让美军撤出朝鲜，1951年4月又撤了想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职。1951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政策辩论中说：“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 毛泽东对战争对美国做出误判，主要是没有认识到新旧时代的交替。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领导人还认定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美国定位。
抗美援朝后，美国开始对我国采取敌对政策。它在我国周边建立了一系列军事条约组织，为的是防范我国继续在这片地区推进红色革命，所以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防御。凯南提出并由几届美国政府推行的遏制政策，含义就是以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为敌国，企图把它们关在国门以内，挡住它们向外扩张，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冷战一结束，老布什总统就宣布今后要变遏制为“超越遏制”，也就是不再以这些国家为敌人，打交道的办法也一改而为欢迎它们对外开放，走出国门，融入国际共同体。因此，把遏制政策说成是一种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军事侵略政策，并不符合美国原意。但对此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以美国为我国主要敌人的舆论，仍倾向于以往对美国的理解，即它“亡我之心不死”，始终是我国防御和斗争的主要对头。
借抗美援朝在国内掀起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浪潮，大有助于我国政府在国内肃清被视为亲美以至整个西方的势力和影响，自封为国际上坚决反美的旗手。所以在苏美拉关系，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经过长期的国内群众教育和积极的对外行动，再加上其他措施如炮打金门等，都为我们在对外关系上以美为敌的决策夯实了基础。朝鲜战争停战三十年后，我国采取了“一条线”（实为联美反苏）的外交战略，美国也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积极拉拢中国，以改变苏攻美守的态势。直到这时，中美关系才出现松动和取得突破，使中国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地位起了转折性的变化。中国进入联合国和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同世界多数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这才改变了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大家庭边缘的孤立地位。
事实证明，建国后头二十多年那种尽量推迟和西方国家建交，尽量拖延参加重要国际组织的政策，是一种继承落后的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国家遭到很大损失和危害。例如，后来为了改变那种吃亏多年还丧失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资格、长期被置于观察员地位的状态，我国进行了争取参加这一国际组织的谈判。可一谈十多年还是没有争取到创始国的资格。而长期没能加入这个组织，使我们在外贸上遭到巨大损失。
在谈了朝鲜战争和相关情况后，现在根据停战后60年来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的反思，主要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二战结束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实现了新旧时代的交替，即从上半期的战争与革命时代，逐渐转变为下半期以及此后长期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动战争，因为违背潮流，所以只能是以失败告终，或是造成局部混乱，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一方。中国同意并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之所以根本错误，就正是因为朝鲜战争违背时代潮流。金日成在斯大林、毛泽东支持下发动进攻韩国的战争，除给参战国特别是南北朝鲜人民带来惨重伤亡和物资的极大损失，以及朝鲜南北方国土的严重破坏外，可以说是一无所得，战争的性质也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性。三年多的战争经过互相妥协而停下来后，几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状，被分裂的两个朝鲜依然对峙着。因此，不仅金日成的武力统一计划是彻底失败了，就是我国的抗美援朝也不能说取得了胜利，充其量只能说是在战场上和美国打成了个平手。如果用实现毛泽东原先设想的把美帝赶出朝鲜半岛、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战略目标来衡量，那就不得不承认，结局也只能说是完全失败的。
第二，应当承认，杜润生老人把“抗美援朝”批评为“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超过“文革”）这一见解是深刻和正确的。他认为，抗美援朝最大的“失”，倒还不是人员伤亡和物资受损，而是影响甚或改变了我国的建国方略。这场战争使我国没能适应人类发展和世界演变的潮流，即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还使我国只能照搬苏联模式，还大搞各种运动，使我国的专制独裁制度不断得到加固，社会经济文化出现长期全面倒退。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造成中朝两国的不正常关系长期延续下来，无论对两国人民还是对国际形势的缓和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明显地不见得有利。抗美援朝似乎让我们对朝鲜承担下一些义务：对它在国内事务上的错误政策如“先军政治”和搞导弹、核武器等所造成的困难进行补偿，援助粮食和能源；在国际事务上对它进行保护和偏袒。在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崩溃的情况下，还要单方面地保留朝鲜为“兄弟国家”（宣传上和实际上）的名义和地位。这不但使我们半似自愿地长期背上这个包袱，而且在国际上还要落一个是不守规矩的朝鲜的黑后台骂名。因此，我国在外交上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下决心改变对朝政策，使中朝关系逐步走上正常国际关系的轨道。
（2013年7月）
（此文写作中参阅了沈志华先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书，并用了其中不少材料，专此致谢。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