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看布鲁斯雪莱（Bruce Shelley）的《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以前虽然信了主，但是对于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有很多的疑问。看了这本书后，对整个的历史稍微有一些了解了。我把书上的内容稍微做了一个摘录，把重要的事件都记录在电脑上，免得自己以后忘记了。
    我现在还没有整理好，一是打字太慢，二是没有时间。所以整理到现在中世纪还没有整理完，一半的内容都没有到。觉得这是个大工程，以后我会慢慢继续整理的。
    今天先把我已经整理好的内容发上来，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上来看看，初步了解一下。我只是把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放上来，内容全部是书上的，我只是把它打印到电脑上，语句上稍做修改而已。后面的内容我整理好了，会继续的放上来。
    看了这本书了解了很多的历史，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对教义的疑问其实早就有了，也了解了天主教中补赎的概念，还了解到现代战争中不虐待俘虏的精神原来源自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的原则。整个的历史真的是神在做工。
    如果大家对这段历史有兴趣，可以买书看，书上的内容很详细。当当和卓越上应该有这本书。

[ 本帖最后由 yingyinc 于 2008-9-30 20:07 编辑 ].

前言：
        我们讲历史之前，我们先要知道我们信靠的神是怎样一位神。
    赛40：25“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以赛亚书46：10“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没有任何一个宗教里的神，没有任何一个信仰系统或敬拜对象中间的神，是能与我们的神相比的，我们的神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们的神是掌握历史的神。历史掌握在他手中。所以西方的历史单词是HISTORY。HIS STORY。他的故事。
我们可以把东方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来作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历史是周而复始的，循环的，经历了朝代替换，但却没有带来什么变化。西方的历史不是这样，西方的历史是一条直线的历史，它向这一个方向，就是基督，就是福音。它的发展是沿着这条线发展的。它的整个文明是依靠着基督的。
    当然神也没有撇下我们东方的人，神有神的计划，时间。福音现在已经传到了东方，我相信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是神使用我们东方人的时代，这个话大家可能曾经听到过，西方有位领袖说这个时代是“中国人的时代，我们都是为中国人服务的”。我们国家拿来当做宣传工具。其实这话是指着基督说的。那位领袖的原意是说这个时代是福音在中国广传的时代。
    历史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神是掌握历史的神，历史掌握在他手中，而这个掌握历史的手同样也拉这我们的手，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
    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历史宏伟的长卷。来看神是怎样带领人类的。他是怎样来构筑他的故事的。.

一 耶稣和使徒时代――五旬节教会诞生―公元70年圣殿被毁
1．耶稣和教会
    耶稣有没有建立教会？如果耶稣建立教会，那么他是如何塑造基督教会的特殊品格的？
    从四福音中看到，耶稣是透过跟随他的团体来完成他的工作计划的。他有两年时间和他虔诚的门徒一起工作，教导他们“神的国度”里的生活是怎样的，介绍用爱和宽恕讲他们紧紧连在一起的新约。
    如果说这种简单的团体缺乏许多以后基督教王国的律法，教职，仪式和教义，但却是一个特殊的团体。耶稣一直主张过一种特殊的生活，既讲神的国度和人间的钩心斗角的政权分裂开来。渐渐的，他的门徒开始认识到追随耶稣意味着对其他要求忠诚的声音说“不”。在这种意义上，耶稣至少曾建立了教会。

2 和犹太教的分离
    第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团体是由犹太人组成的。开始时，他们依然忠于犹太律法，继续在会堂中参加崇拜活动，生活方式和其他的犹太人相似。开始时犹太公会采取宽容的态度，部分是因为他们继续参加崇拜活动。两年内人数已经增加到数千人。在使徒的领导下，通过两个特殊的仪式（洗礼和圣餐）使这个运动既保持了团结，也是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成为其团契的核心。
教会的迅速成长在当权者之间引起恐慌，同时在教会中也产生了张力。越来越多的信徒来自希腊化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忠于他们的宗教，但是长期受到希腊化思想的影响。最初使徒们欢迎信仰耶稣的希腊化犹太人进入教会。但是合一的精神随着巴勒斯坦信徒和希腊化信徒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而受到损害。
    司提反开始在耶路撒冷的希腊化犹太会堂传道，触发了一场骚乱，司提反后来被石头打死，而这仅仅是开始。
    第一次基督徒流血事件发生在公元36年。这标志者着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分裂日益扩大，促使刚刚兴起的信仰转化为一场传教运动。虽然犹太使徒没有受到骚扰，但是希腊化的门徒被迫逃离耶路撒冷。他们在各处建立基督教社团，建立教会。
    没有人――当然除了耶稣――能够像保罗那样塑造基督教。保罗传信的人是个混合群体。其中一些人出身高贵，但大多数人原为卑贱的异教徒。在这些教会中灌输基督教道德原则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在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中，这个问题触及犹太教和外邦信徒之间一直存在着的张力的最核心部分。
    深受犹太教传统影响的巴勒斯坦基督徒说：“告诉他们，除非他们遵守犹太律法，另外还要信仰耶稣，否则的化，他们的信仰毫无希望可言。”
    但是保罗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他亲身经历指明了另一条道路。保罗说，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律法赢得神的义，那么我就能成为天国中最大的。但是，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义最终只会走向失败。我们只有凭借原本不配的神的怜恤方可被接受为义人。这是神的恩典，而且恩典总是源自于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
    许多基督徒认为保罗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们深受基督徒道德滑坡的困扰，他们感到这种滑坡肯定会在外邦教会中发生。保罗说，如果他们真正因信接受了基督，那么他们便接受了基督的道路和基督的心。真正爱神的人能够按照他所选择的去做。这是因为如果他真的爱神，那么他会心甘情愿地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这种差异从使徒时代一直延伸到我们这个时代。
    保罗的巡回传教赢得了越来越多认同他的信徒。这是因为外邦人的世界并非不信神，尤为特殊的是一个所谓的神秘主义膜拜团体已在帝国的不同地区得到一定的发展。它们包括了大量复杂的思想，其中有灵魂不朽，复活以及善恶二元斗争等，这些思想表面上和基督教信条相似，有利于保罗向异教徒解释耶稣的信息。
    到了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教的时候，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裂缝已经不可弥合了。外邦信徒不实现割礼，也不遵守犹太的饮食律法。
    当保罗在异教世界传教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仍然严格坚持犹太正统思想。迫害随时会发生。耶稣的弟弟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领导耶路撒冷教会，然而在公元62年，他死在犹太人祭司小亚那手中，他是被石头打死。他的死使耶路撒冷教会陷入群龙无首和道德败坏的局面。
同时犹太人和罗马统治者之间的紧张也日趋增强。公元64年，犹太圣殿完工，这让成千上万劳动者失业，普遍的不满又增加了一层。66年犹太人开始反抗，但他们不可能抵挡罗马的力量。公元70年罗马提多将军就摧毁了圣殿。这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说这个圣殿要被拆毁并且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犹太教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了圣殿。他的祭司制度也就结束了，直到今日。犹太人也开始流浪四方，直到1948年犹太重新立国。
    在反抗之初，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在异象中被建议逃离该城。虔诚的犹太人认为基督徒逃离圣城是一种叛逆行为，因此逃离封死了基督教会在犹太世界的命运。几年后，禁止身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参加会堂侍奉的决定出台了，破裂已不可挽回。
    公元70年以及圣殿被毁事件标志着使徒时代的终结。最早的使徒大多数已经过世。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一种新的万应灵药已经在地中海世界撒落开了，在几个世纪后在罗马帝国占主导地位。.

二 初代教会 大公基督教时代公元70――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归信

大公教会：圣而公之教会
英语“大公”这个单词就是Catholic，也就是天主教。天主教是中国人的翻译，其实就是大公教会。大公就是普世的意思。它是属灵的异象，是对基督徒应当在一个肢体中合一的坚定信心。

1．        信仰的传播

早期基督教扩展旅程的最佳起点就是从犹太人开始的。
当时亚伯拉罕的后裔大量的分布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他们独特的宗教信条使得他们成为吸引和排斥外邦邻居永不枯竭的源泉。有些外邦人接受割礼，因此成为犹太民族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与犹太教有关的外邦人大多数依然属于“敬畏神的人”是会堂侍奉的兴致勃勃的观众。传福音在这个团体中获得了最富成效的回应。这些神预备好的精英的出现使得比较使徒时代和其后任何一个时代的传福音几乎成为不可能。大多数“敬畏神的人”非常了解旧约，接受其中的道德价值观，理解其神学思想。
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后，基督教运动的中心向北移动，接着转向西部。到3世纪末期，罗马帝国没有一处没有福音的见证。
为什么基督教信仰能够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传播呢？神在这种运动中工作，神与早期见证者同工。从人的因素考虑：
第一，        早期基督徒被一种强烈的信念所感动。在面对各种困难时，这种不可动摇的确信有助于解释教会增长的原因。
第二，        基督福音满足了人们心灵之中某种能够被广泛感受到的需要。
第三，        在实际生活中表达基督的爱可能是基督教取得成功最有说服力的原因。
第四，        迫害有助于将基督教信仰公开化。在见证基督教遭受惩罚以及死亡的异教徒中，有大批扳依基督教。
2．遭受迫害
初代教会仍然不停的被逼迫被屠杀。其中大的逼迫有10次。许许多多的圣徒死在罗马政府的手中。
罗马社会仇恨早期基督徒，主要是因为他们生活方式独特。只要按照基督的教诲去生活，基督徒就成为对异教生活方式无声的谴责。拒绝异教的神诋是基督教生活方式的核心，也是基督教受到攻击的根本原因。
由于基督徒认为其他社会活动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加以拒绝。例如角斗。
福音引来一种崭新而革命性的对待人类生活的态度。这可以从基督徒对待奴隶，儿童和性的观点上看出。
对基督徒广泛的仇恨有助于解释来自罗马人的第一次迫害。公元64年，罗马政府开始逼迫教会。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放火烧了罗马城，大火烧了6天，但他嫁祸于基督徒，说是基督徒放的火，他开始屠杀折磨基督徒。把基督徒丢在斗兽场里给野兽吃，把基督徒捆绑在柱子上当火把点，把基督徒钉十字架。12个使徒中除了约翰被流放拔摩海岛，其余的都被杀。使徒保罗就死在他手中，被他砍头。
使徒彼得也殉道，被倒钉十字架。有个关于彼得殉道的传说：本来彼得是有机会逃出去的。但他逃到罗马城外后，他遇见一个人背着十字架往城里走，他发现是主耶稣。主问他说：“你往何处去？”彼得说：“我要逃难。”耶稣说：“在罗马城还有很多的基督徒，我愿意为他们再回去，再一次钉十字架。”彼得当时很感动，他说：“主耶稣你不可以再钉十字架。我回去。”彼得后来回去，被抓了，要钉他十字架，彼得说：“我没有资格和主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所以我要倒钉十字架。”
迫害基督徒的第二个明显的相关理由是散布他们的种种诽谤。这种野蛮的指控可能源自人类本性中的一个特点――保密会产生不信任。他们常常被指控的是性犯罪和吃人。
基督徒受苦的第三个原因是基督徒被指控为无神论，他们指责基督徒冒犯国家的神诋。
罗马迫害基督徒的首要原因出自帝王崇拜传统。谁配坐在宇宙的宝座上掌管历史的进程呢？是恺撒还是耶稣？罗马认为他们是一伙隐藏的革命家，会威胁到罗马帝国的生存。
3．内部的异端
神学是关于神的理性思想。宗教是指我们信仰神，是指我们努力依照这种信仰去生活。神学则试图理性地解释我们的信仰：它是对宗教的思考。
当我们在这种思考中犯错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异端或坏神学。异端不必然是坏宗教，它可能会带来坏宗教。事实上，异端帮助了教会，强迫教会塑造出“好神学”――关于圣经启示的周全而系统的声明。教义是教会工作人员在实践中锤炼出来的。
对基督的崇拜是信仰的中心，1世纪的基督徒将基督论当作不可妥协的信条。
早期著名的异端是诺斯底主义，它的基本信条是善恶二元论，将恶等同于物质，认为任何创造之神都是邪恶的。否定耶稣基督的人性。
早期基督徒信条的最佳概述就是使徒信经。
大约是在2世纪晚期，3世纪早期，根据罗马基督徒的格言确立了《使徒信经》。它最后是在公元813年获得查理曼大帝正式认可。关于《使徒信经》有一个传说。12个使徒最后一次聚在一起，约定每个人留下一句话，以后就去各地传福音，永不碰头，直到天家再相会。结果就产生了《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
因着圣灵成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信经确定了对“全能神”的信仰。
其次确定了如下的信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成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强调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在正统的基督教中，救赎并不是通过某种属灵领域中的神秘知识，而是通过神在历史中的行动而出现的。这是个大事件。
最后，“我信身体复活”强调的是人是一个整体。身体是神赐予人的礼物，即让人在现世生活，也让人在来世生活。
2世纪，出现了孟他努主义（反对使徒与主教的权威，自认是神的代言人，以圣灵的名义说预言）。教会让其后一切的崇拜，教诲，生活都以基督和使徒的见证为中心。将使徒的作品分别出来，成为独一无二的权威。确定了圣经。
这并不是说教会已经不再信仰圣灵的权能。其差别在于：在最初的岁月，圣灵让人写下基督教信仰的神圣经卷；在其后的日子里。圣灵让人去理解。解释和应用神默示的话语。
4．圣经的确定
第一代基督徒是犹太人，所以基督徒从来就不是没有正典的。3世纪教会的学者通过运用寓意法捍卫基督教的旧约观，将实际发生的事件转变为象征或其他基督教的真理。
通过保留旧约，教会强调如下两个重要的观点：
一 教会坚持认为，对于基督徒来说，信仰必须调和神的愤怒和神的慈爱。不直面正义之要求的爱从来不是基督之爱。
二 通过保留旧约，教会强调历史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意义。基督教既来自过去，又与一位名叫耶稣的历史人物密不可分，在这两种意义上，基督教都是一种历史性的宗教。
基督教的信仰不仅仅是旧约，还包括重要的使徒信息。在新约的确定过程中，几个要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凡属于圣经，真正是圣言的经卷具有自明的品质。在表面上就具有独一无二性，对人的生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由于一些基督教作品被基督教崇拜所使用，所以被列入圣经。
第三，要与某位使徒有密切联系。
第一个和我们现在一样的经卷目录出现在367年亚历山大的主教的一封信中。

5  教会的组成
第一代基督徒相信，通过圣灵获得新生是基督徒必不可少的标记。但是如果基督徒在领受圣灵，接受洗礼之后犯下重罪该怎么办？如果神宽恕的恩典大于人类的滔天罪恶，教会为了赞美神的恩典应该允许人犯罪吗？或者说，在受洗之后，还有不可饶恕的罪吗？
教会是一种制度。教会向万民传福音，显示出普世性；教会直面异端，阐述正统教义；教会和罪作斗争，发展出主教制。当教会将宽恕罪恶的权能赋予主教时，大公基督教就成型了。
主教制，既主教的权能和威信，也是逐渐形成的。保罗明确的表示，那些在他宣教旅程中建立的教会需要有牧养的领袖去关心信徒的属灵需要。在2世纪末，在教会事务中，主教毫无疑问是领袖。
怎么理解主教？
上述问题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答案。（1）一些基督徒认为主导早期教会命运的人蓄意且恶意地偏离了神授模式，因此他们所做的这些变化应当受到谴责和更正。这是一些“回归圣经”运动人的主张。但是这类运动常常面临如下的棘手任务：决定使徒教会的哪些做法可以成为一切时代应当遵循的永久模式。
（2）其他基督徒评论说，教会及其领袖在神授模式缺乏的情况下发挥他们的自由权。他们所发展出的管理模式可能在他们那个时代适用，但为了满足其后世代的需要，可以改变这种管理模式。他们认为教会是溶在历史主流中的社会制度，这是“现代主义者”的立场。这类基督徒受到如下不利因素的折磨，既无法界定信仰，也无法界定哪些是盖上神准许之印的教会管理模式。从其极端形式看，基督教失去了终极性和绝对性。
（3）还有其他基督徒认为，圣灵驻留在教会中，指导教会的决定。最初几个世纪在教义和教会上的发展并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因此，它们对教会具有永久的有效性。
第三种回答为大多数大公基督教徒所提倡。
困扰我们的问题是主教制的出现有什么权威性？
在最初的1，2世纪，基督徒并不是在职位上，而是在信徒的生命中寻找圣灵权能的确据。他们根据道德力量来看待圣灵。
对于使徒保罗而言，属灵的重生和道德生活不仅仅是基督教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也是它在世上的果子和目标。
但是在3世纪初，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非同寻常的道德品格开始衰弱了。
在最初的两个世纪中，大多数基督徒相信洗礼可以消除信徒生活中直至那个时刻所犯的一切罪。洗礼后犯下的严重过犯需要特殊处理。特别是三种罪――通奸，谋杀和否定信仰――被神认为是可宽恕的罪，但是教会从来不认为是可宽恕的。处罚犯有这些罪的人的措施是从教会团契中将其驱除出去，并禁止其领受圣餐。因为大多数信徒相信领受圣餐是神恩典的一个特殊渠道，禁止领受圣餐就让一个人的救恩陷入危境之中。
3世纪前半叶是教会史上较长的一段平安无事的时期。很少有人被传叫到罗马官员面前放弃信仰。属灵战争似乎成了过去的事情，因此许多人要求放松教会纪律。
罗马主教加里斯图特首次将接纳悔改的罪人作为一项政策。他认为教会就像是诺亚方舟，不洁净和洁净的动物都能够在里面找到。他认为罗马教会是彼得的继承人，主已经将捆绑合释放人罪的钥匙赐予彼得，他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罗马主教第一次声称拥有这种特殊的权威。
公元250年，教会面临罗马政府猛烈的迫害。许多基督徒被逼迫，被杀害。有很多的基督徒成为了失节者。罗马皇帝死了以后，迫害一度停止了。重新入教的问题凸现出来。许多信徒犯有背教之罪。他们曾经否认主，现在他们又极度悲伤。
但是教会怎能接受否定信仰的人呢？这难道不是不可宽恕的“亵渎圣灵的罪”吗？如果这个可以被宽恕，一切就都可以宽恕。
人们对殉道者和认信者（忍受迫害没有否定主的信徒）怀有巨大的敬畏和尊重之情。殉道既血的洗礼代表一位基督徒所能获得的最大的荣耀。在迦太基，有人主张认信者已经获得某种来自神的特殊权能。圣灵以特别的方式将之授予他们，这样他们有权能宣布免除人的罪。他们可以用他们的美德遮盖叛教者的过犯。他们督促西普里安宣布这种一揽子解决罪过的方法。
但是西普里安倾向于根据罪的严重程度解决重新入教的问题。他的观点赢得普遍的赞同，所以为了处理这些程度不同的罪过，教会创造出补赎等级体系。只有经过不同的痛悔罪恶（补赎，有诵经，禁食，朝圣等方式）时期后，罪人才被允许恢复领取圣餐。
要求严格遵循传统政策的声音来自罗马。诺瓦替安长老认为教会没有权能宽恕犯有三大宗罪的人，教会只能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代请神的怜悯。
另一位罗马长老科尼利厄斯坚决反对诺瓦替安，认为主教可以宽恕重罪。教会内部出现了分歧。最后科尼利厄斯被推举为罗马的主教。
大公基督教会又有了一个圣事――补赎圣事。通过一个简单的仪式，教会执掌着赦罪。恩典开始和时间妥协。主教控制了圣灵。

6 知识分子的使徒

使徒的声音刚刚沉寂，教会就面临以知识分子能理解的方式来定义信仰的需要。清楚的表达福音需要理性的力量。神已经让人学会思考，所以，当基督徒捍卫福音反对异教论点和伪门徒时，真理在不断的前进。
基督教在人的需要和教会使命的推动下进入异教的思想世界。
教会和世俗事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双重的。在神的计划中，教会受到两种韵律，脱离世界和进入世界：因为福音和永生不来自人而是来自神，所以需要脱离世界；但是，神差遣教会进入这个世界，像光一样照耀并引领人们进入教会，所以需要进入世界。
教会既与世界分离，又渗透世界。这意味着斗争，因为基督徒在出世和入世的问题上常常意见分歧。这样，入世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见证，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可能却是妥协。
在3世纪，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迫害政策下为维系信仰而斗争，他们还发现许多根据希腊思想展现福音的方法。这场合一的运动由亚历山大教理学校发起，其领袖为可克莱门特和奥立金。奥立金认为圣经具有三层意义：字面意义；对灵魂的道德运用；寓意或属灵意义。.

三 基督教罗马帝国时代 312－590年

1．扭转局面的皇帝
公元3世纪末，罗马帝国开始走向崩溃，混乱和无政府在整个帝国中蔓延。

教会在逼迫中大大的发展，甚至王公贵族都信了耶稣。公元312年，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到来了。这个转折是神借着一个君王成就的。

罗马将军君士坦丁带队与其对手马克深狄争战，抢夺意大利。这是一个大胆的赌博。当他面对占优势的敌军时，他转而求助于基督徒的神。（他的母亲是基督徒，一直为他祷告）在一次梦境中，他看见天空中有一个大的十字架出现，上面写着“以此标记取胜”。这使他信心大增，公元312年10月28日，君士坦丁取得辉煌的胜利，彻底战胜了马克深狄的军队。坐上了罗马皇帝的宝座。君士坦丁将他的成功看成使基督权能以及基督宗教至高无上性的证明。从此他公开表示喜欢基督教。他允许基督教神职人员享有免税权，他废除了十字架死刑，终止了角斗士格斗，规定了星期天为公共假日。辉煌的教会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他支持基督教的确据。
君士坦丁私人生活上的改变和基督教公开化一样是值得称赞的。他公开他的信仰，他将他的儿女都培养成基督徒，过着基督徒家庭生活。在他驾崩前不久，他接受施洗。

君士坦丁不但为罗马世界提供了新宗教，也提供了一个新的首都。他把罗马首都搬到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小镇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也成为以后东西罗马分裂的开始。

现在对教会来说逼迫没有了，教会面临完全崭新的使命，神所定的时间已经到了，基督教精神开始注入了公共生活。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3个阶段国教化时期。

2．教会掌权

罗马帝国似乎在完成天职，即为基督教在万民中实现其使命铺设了道路。现在和君士坦丁一起，全世界的归信就在眼前。但是教会也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君士坦丁像统治公务员一样统治着基督教主教，命令他们无条件服从官方的各项决定，即使这些决定和纯粹的教会事务相冲突也必须如此。现在有许多人涌入了官方宠爱的教会。在君士坦丁归信前，教会由信仰坚定的信徒组成。现在许多有政治野心，但对宗教毫无兴趣，一只脚踩在异教中的人都进入了教会。这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危险：1信仰的浮浅和异教迷信在教会中弥漫。2导致宗教世俗化滥用于政治目的。

公元380年，本来是基督徒受逼迫，现在变成了非基督徒要受惩罚。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 I 347－395年）最后一个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将信仰基督教变成了一项帝国命令。

迪奥西多想当然地将他自己的旨意和神的旨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隐藏在基督教帝国之后的联系。在这个基督教帝国，教会建筑被精心设计出来，用以强调基督和皇权之间新的等级关系。

在远离帝国宫廷的西方，一些教会人士敢于向皇帝挑战。当迪奥西多在塞萨洛尼亚的竞技场屠杀民众时。米兰主教安布罗斯认为自己是帝国的良知，感到刻骨的羞耻。他以共同的人性和教会的名义站出来说话。迪奥西多必须承认他犯了杀人罪，要悔罪。直到迪奥西多忏悔了他的罪恶，主教才让他领圣餐。让一位拜占庭皇帝谦卑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安布罗斯已经找到了应对的武器----以绝罚相威胁----不久西方教会不断用这种办法让王储们变得谦卑。

在圣安布罗斯命名的米兰教会中，礼拜仪式是罗马大公教会式的----很明显的不同于与拜占庭皇帝相联系的崇拜形式，后者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希腊正教。但是正统意味着正确，大公意味着普世。双方都声称各自拥有基督的正确形式。但是从它们对待基督教皇帝的不同态度中，我们看到了它们各自不同命运的象征。

3 主教会议

基督教的教义中最有特色的是三位一体的教理。正统的基督教是如何理解三位一体的神的呢？
在君士坦丁归信后，该信条变得越来越重要。当这位皇帝转向基督教信仰时，他指望教会将新生命带进疲软的帝国。但是教会自己要首先统一起来。

现在为了解决异端问题，皇帝就召开主教会议来解决。这期间一共开了4此大公会议。对付“阿里乌派”（基督不是真正的神）、“阿波利拿里教义”（反对道成肉身）、“聂斯脱利教义”（反对基督同时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把耶稣基督分裂成两个人，这个派别曾经在唐朝传入过我国，称为景教）、“欧迪奇主义”（基督一性论）。

“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申明基督是完全的神。
        “君士坦丁堡会议”公元381年，申明基督是完全的人。
        “以弗所会议”公元431年，申明基督是合一的位格。
“卡尔西顿会议”公元451年，申明在一个位格中基督是神和人。

4 圣经的成书。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新旧约圣经正式成书。

新约形成的历史极其复杂。对于那些著作可以纳入基督教圣经正典有争论。主要争论在《希伯来书》、《彼得前后书》、《犹大书》、《启示录》、《雅各书》以及《12使徒遗训》、《黑马牧人书》、《巴拿巴书》、《克莱门特一书》。
《克莱门特一书》其中有用凤凰的神话来证明复活。
《12使徒遗训》讲提升基督徒的道德标准。包括了基督徒日常生活，灵性与敬拜的说明。其中提到如何试验自命为先知的人。如果一个人陆续3天以上住在信徒家里吃饭，就是假先知，赶他出去。
《巴拿巴书》用了寓意解经的方法来解释旧约。其中有写到摩西禁止以色列人吃猪肉其实是说：你们不可以跟猪一样的人扯上关系。
《黑马牧人书》神学史上非常重要，可也没有成为新约圣经。说了许多异象。这本书偏向与非常严格的清教徒生活形态，近于禁欲主义。

以上这些书被排除是因为缺乏十分重要的先知和使徒的特质，以及与原始基督教的关联性。
新约公元170年左右，“穆拉多利经目”。没有《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但包括了《所罗门智慧书》，教父们有各自的圣经经目。

圣经正典有说公元200年左右确定，但公认的是在4世纪晚期，阿塔那修的经目包括了现在新约27本书。公元393年与公元397年两个主教会议在北非的希波与加太基召开。为阿塔那修的经目定案。从此新约圣经尘埃落定。

5 隐修制度的诞生

现在模范的基督徒不再是被拖到罗马竞技场面对野兽的主教了，而是孤独的修士，生活在被人遗弃的埃及旷野抵挡魔鬼。

现在基督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隐修制的利弊也有争议。罗马天主教徒倾向于认为，教会足以容纳竭力追求灵性完美的禁欲主义者和几乎没有显示恩典标记的软弱的罪人。他们说教会是一切人的教会，不管他们在道德上取得成就与否，也不管他们在灵性生活中是否失败。

新教徒则有不同的感受。16世纪宗教改革承重沉重打击了隐修制。马丁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说，隐修使人认为通往神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高级的，一条是低级的。但是在福音中拯救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唯独信仰主耶稣基督。这种信仰不是死的信仰，它生动体现在爱神和爱邻舍之中。

修士们是禁欲主义者，追求克苦己心带来的属灵赏赐。他们理论认为，弃绝肉体能使灵魂自由地和神交融。

问题是：弃绝肉体如何和福音联系起来？它是一种自我拯救吗？

禁欲主义之声从使徒时代开始。施洗约翰就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耶稣也督促一位年轻人弃绝其一切财务。使徒时代后不久，道德上有高低分野的思想就出现了。

安东尼被人看为第一个修士。他20岁放弃富足的家财住在一个坟墓里过与世隔绝的生活。成百上千的人效仿他。隐修浪潮和基督教的流行同时发生。无论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动机是什么，其结果都是对基督的委身呈下降趋势。基督徒曾经为信仰而牺牲生命，现在他们为了得到教会的赏赐而互相残杀。

修士抗议腐败的制度，这导致他们陷入明显的个人主义危险中。外在世界的诱惑被内在世界的诱惑取代，其中有：骄傲，争斗和偏狭。

约320年，帕科米乌组建了第一座基督教修道院，隐修运动向前迈出有意义的一步。修士们一同起居，劳动和崇拜。他的改革极大克服了隐士生活中懒散，怪异的危险。改革使妇女也易于从事修道生活。

隐修理想给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修士复兴了基督徒的热情和早期处境艰难时代的敬虔。他们将殉道士的精神转换为最终完全献身于神以及以禁欲的方式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的目标就是仅仅为神而活，仅仅依靠神恩典的力量而活。修士需要发三重誓愿：守贫，贞洁和顺服。修道院开始承担诸多颇有益于教会和俗世的任务。

修道院学术上的先驱是哲罗姆。他在叙利亚沙漠作隐士并开始学术生涯。他把新旧约圣经翻译成为通俗的拉丁文。《武加大译本》（Vulgate）直到今日，在罗马天主教它都是权威的圣经版本。

把隐修制度介绍到西方的是阿塔那修。本尼迪克（Benedict 本笃会的创始人）为西方的隐修制提供了章程。在本尼迪克修道院中，修士们过着艰辛发奋但没有过多负担的生活。他们抄写阅读伟大的古代拉丁文学作品。我们要感谢他们保存了拉丁教父的作品以及罗马文学杰作。
从意大利开始，本尼迪克的会规迅速传遍欧洲西部地区。由于本尼迪克会隐修院遍布欧洲乡村，中世纪将基督教和古代世界的大量精华部分保留下来了。

看清隐修制的缺点并非难事。当单个修士发守贫誓愿的时候，隐修院通过赠礼日益暴富起来。它们的纪律越来越松懈。

本尼迪克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概念本质上是非自然的。进入隐修院就是躲避婚姻和基督教家庭代表的一切。而且支持整个努力的是一种错误的人学。

在注意隐修制中的罪恶时，我们也不应该低估修士们在欧洲历史上一段艰难岁月中在传布和发展基督教和文明方面的重大贡献。

6 万世圣贤

罗马被称为永恒之城。自从汉尼拔（Hannibal BC247-BC183）时代以来,罗马已经620年没有见过外敌入侵了。可突然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开始围攻该城，洗劫了罗马。从此罗马开始衰败。西哥特人攻破城门，洗劫了罗马城，唯独教堂例外，因为首领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不久，西哥特人撤出罗马，但是罗马的荣耀不复存在。罗马的难民四处逃生，他们有满腹的疑惑需要解释。为什么罗马已经衰落？它的衰落是否意味着基督教的没落？世界尽头来临了吗？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对此做了回答。

谈教会历史，必须要提到一个人物。身兼教父，神学家，主教的奥古斯丁，巍然耸立在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岔路口，他指引了西方基督教的行进方向。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强调奥古斯丁的教会教理，新教强调其原罪和恩典观。

他公元354年生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他出生富裕，母亲（莫尼卡）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他幼年时信仰摩尼教（一个异教，讲究善恶二元论，善恶在宇宙中共存，互相争斗）后他对摩尼教教义不满，离开了加太基，到了罗马，他在米兰获得了教授职位，他教修辞学教授。可他在外道貌岸然，内里却生活淫乱，他自身觉得非常痛苦。（参：《忏悔录》）。直到有一天他在自己家花园散步的时候，他听到一位孩童的歌唱“拿起它，读一读”。他拿起了一本圣经，他的眼光落在了罗马书13：13一14：“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话完全说中了他的心思。“即刻”奥古斯丁说：“和平之光倾注到我的心中，一切怀疑的阴影都退却了”公元387年复活节奥古斯丁受洗。公元397年，他成为希波教会的主教，直到430年逝世，奥古斯丁一直傲立在他那个时代暴风雨的中心。

他一生写了许许多多的文章来批驳异端，特别是“多纳徒派Donatus”“帕拉纠主义”。他建立基督教的正统思想。他写下了人类历史上的旷世名著《上帝之城》。在此后的15个世纪，该书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基督徒的思想。他提出的“神恩独作说”也影响了后来的宗教改革。奥古斯丁的思想是罗马天主教和新教思想源源不绝的创造力以及争议的源头。

奥古斯丁认为直至审判的日子，教会必定是混合的民众，其中善良和邪恶的人都有。他认为圣事并不属于传道人，不取决于传道人的道德立场，而属于基督。神父为整个教会实施神的恩典。

因为人自己不能够做美善的事，为善的能力都是神白白的恩赐。神从堕落的人中拣选了一部分人接受这种恩典。恩典来自于基督的工作。

奥古斯丁56岁时罗马被洗劫。花了16年世界，完成了“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认为：人性陷于两种城市之中：一个是大批的无神者，过着尘世民众的生活；一个是属灵群体，他们出自恩典被呼召到永恒的上帝之城。世俗之城由共同热爱的短暂的事务联合起来，上帝之城则被神的爱连接在一起。教会是唯一用来建造上帝之城的人类社团。国家在镇压犯罪，维护和平方面有一定作用，但是因为国家是以罪的力量为基础，它必须顺服于基督教会的律法。

“上帝之城”为世上遭受的苦难提供了属灵的解释。当下可能是糟糕的，但是美好的事务即将来临。

7  教宗制的开始

公元452年，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率兵侵犯罗马，他被称为“神的鞭子”。主教利奥（LEO）被委任和这个野蛮人谈判。罗马皇帝在保护帝国首都及其领土免遭毁灭一无所为。所以彼得的带职人利奥就以皇帝的名义行事，单独和阿提拉面对面谈判。结果阿提拉同意从意大利撤军。从此罗马主教承担起新的角色，一种全新的主张担负起未来。当时的教宗利奥虽然不是皇帝，但已为永恒之城担负起重责，教宗掌权了。

根据罗马天主教会官方的教导，经第一次梵蒂冈大会（1870年）予以界定，耶稣基督和使徒彼得建立了教宗制；作为彼得继承人的罗马主教秉持着超越整个教会的至高权威（首席权）。但是东正教和新教都否定这两个主张。

基督教历史上最初的几个世纪表明，在帝国西部地区的教会中，罗马教会享有卓越的声望。罗马主教说虽然教会是东方传来的，可保罗和彼得都在罗马殉道，所以教会要奠基在这两位圣徒的葬地之上。但是罗马教会只是有荣誉，但是没有裁判权。在3，4世纪中，在下面两个方面得到重要的发展。1）教会大公会议的权威；2）某些主教高于其他主教的权威。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认为亚历山大，安提阿和罗马主教在其自属的地区享有卓越的地位。

330年，君士坦丁将其帝国移到了新罗马－拜占庭。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旧罗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下降了。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担负与其他城市平起平坐的属灵和教理上的领导地位。在几次大公会议上，罗马主教和东方主教都勾心斗角。君士坦丁堡教会和罗马教会朝不同的方向行进。到了4世纪晚期，这一点就更明确了。它最终导致了东部，西部基督教的彻底分裂。君士坦丁堡越来越依赖其政治地位，在东部宗教和政治越来越互相交织，牧长越来越少独立性。罗马则完全不同，西罗马帝国的衰弱，使罗马宗教越来越强势。

利奥当选为罗马主教后，永远提升了罗马主教的地位。他的观点获得了皇帝，参加卡西顿会议的主教们的支持。可451年君士坦丁堡开会确认君士坦丁堡牧首行使东部教会合一，独立的领袖地位。结果基督教得到了不是一位而是二位元首：西罗马帝国的罗马教会（Catholic天主教）和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教会（Orthodox东正教）。

教宗制（Papacy又称教皇）罗马天主教以教宗为教会最高首脑的教会制度。5世纪开始，罗马城主教开始行使西部教会的最高领导权。一些基督徒尊重教宗为“基督的代职人”另一些则谴责他为“敌基督者”。

455年，汪达尔人入侵罗马，又是教宗利奥出城谈判。利奥虽不是皇帝，但已为永恒之城担负重责。彼得掌权了。

8  东正教

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明显的差别在于：西方基督教倾向于根据法律措辞来理解神和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人有义务满足一位公正神的需要。天主教通过其称义体系阐述了这种思想。一位信徒犯罪，一位神父决定他向神亏欠什么样的惩罚。一旦在尘世生命中没有足够的惩罚，那么作为来世的炼狱就出现了，在这里人们可以做出足够的赔偿。

罗马律法秩序感也反映在罗马天主教对教宗制的看法中。该理论使教宗成为至高无上的世界统治者。

正教神学的伟大主题是神的道成肉身以及人的再次受造。当人犯罪时，他并没有违抗由神建立起来的神人之间的律法关系，他减少了神圣的形象――他使神原初的形象遭受亏缺。因此拯救包括修复完整的形象。正教的主题就是人的再生，再造以及变容。教会不是一个形式化的机构，它是基督神秘的宝体，不断地由流淌其中的圣灵的生命得到更新。而且正是在这种爱的社团之中人才能被修复成神的形象。在正教中，肖像观念是理解神和人之间种种方式的关键。人按神的形象被造，他内心携带有神的形象。

君士坦丁的归信对于正教发展至关重要。他第一次创造了国家和宗教之间的联盟。君士坦丁相信国家是宗教的承担者，因为国家直接反映和表达了神在人类社会中的旨意。上述信念成为东部基督教的特征。395年，迪奥西多大帝临死前将帝国分赐给他的两个儿子。东西方开始分裂了。

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却越来越大。两方面的传统越来越有差异。比如：东方教会允许神甫结婚，只有修道士才过独身生活。而西方教会神甫必须独身。

教会大分裂的最基本原因是知识的疏离。双方基本态度和思想倾向完全的分道扬镳。西方强调恩典独一无二的主权，讲究“神恩独作说”。东方则坚持自由意志和救恩的“神人合作观”。西方神学比较崇尚法律与务实，强调成文的法规和客观标准的权威。东方神学比较神秘和注重思辨，并强调敬拜的权威，以及非正式与不成文的传统遗产。

但双方反目成仇互相把对方开除出教会的最终原因是一个子句。东方教会认为尼西亚信经中论到圣灵“从父”而出之后并没有包括“和子”在内。但西方教会却加了“和子”二字。

尼西亚信经：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籍众先知说话。括号里的子句“和子”是拉丁文的翻译，希腊原文中没有。所以东方教会大声抗议要求这个子句必须去掉，西方教会拒绝。

1054年君士坦丁堡主教瑟如拉留（Michael Cerularius）宣告，罗马主教是一个异端分子！结果罗马主教利奥九世的代表进入了君士坦丁堡地圣智院大教堂，堂而皇之地发表了一个宣告，把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逐出教会，然后高视阔步地走出教堂。从此这个裂痕永远都没有愈合。这是教会的第一次大分裂。

9  向野蛮人传教

公元476年通常标志着基督教西罗马帝国的终结。日耳曼领袖开始公开统治。4世纪晚期，匈奴人穿过伏尔加河，征服了日耳曼部落的东哥特部落，西哥特部落向请求罗马人允许他们作为盟军驻扎在帝国内部。不久，西哥特人掀起一场暴乱，日耳曼人入侵占领了大片的土地，洗劫了罗马。欧洲的新主人大多来自北部的部落。罗马人称他们为“野蛮人”。他们是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哥特人，伦巴第人。野蛮人征服了罗马，可福音征服了他们，福音也开始传向欧洲北部的民族。

让这些北部民族归信的使命是巨大的。带领他们名义上归信并非难事，因为他们想融入罗马的高贵之中。但是要在他们心中灌输基督徒的行为，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凯尔特人可以追溯到5世纪早期的爱尔兰都主教帕特里克。他被爱尔兰人俘虏，作为奴隶，他的归信始于这次被掳。6年后他逃回故乡。后来受到呼召，返回他曾经为奴的民族当中去做传教士。

高卢部落的法兰克王国的奠基者克罗维（481－511）是第一位阪依基督教的重要的野蛮人首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在一次部落战争中，他向基督呼求，取得了胜利。于是带领3千人集体归信。在中世纪期间，上述众人集体归信尚数首次。可以用两种方式传教。一种是个人归信方式，在洗礼前有个指导时期，强调个人的心灵变化。不利之处在于，在一个异教的文化中，因为信仰上的变革而阪依基督者要将其自身文化连根拔除。另一种是集体归信，这是使欧洲阪依的方式。这意味着个人没有将其自身文化连根拔除，但是阪依者将会把他们的迷信和行为，连同他们自己一起带入教会。

596年，教宗派修士团来到荒凉而遥远的英格兰传教。.

四 基督教中世纪 590－1517年
1 大格列高利

神在野蛮人拆毁西罗马帝国的时候，让教会作为新秩序将欧洲整合起来。公元590年，罗马处于挣扎中，这城市先遭受了悲惨的洪水和残暴的战争，后又受到无情的瘟疫重击。格列高利成为了教宗。他墓志铭上称他为“神的执政官。”教会称他为“大格列高利”。他是四位伟大的教会博士之一。另外三位是米兰的安步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

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教宗。他给罗马天主教留下了许多圣乐，他倡导修道士敬虔的生活。但同时也给天主教留下了炼狱说，圣餐的化质论，并兴起了收集，尊崇圣徒和殉道士的遗物的风潮。当人们问到：“西方教会如何变成罗马天主教的？”格列高利一世的名字就会浮现出来。
在格列高利的“教牧关怀”中，他强调，属灵的领袖不应当仅专心于外在关怀，而忘记内在的灵魂生命，也不应当在关怀内在生命时忽略外在事务。格列高利出生在罗马富有而又古老的参议院家庭。33岁时，被皇帝任命为罗马长官（或市长），管理罗马整个的经济。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世俗的权利感到舒心过。他喜欢修道小室中的独处生活。在其父亲去世后，他将大部分个人财产用于建造7座修道院，剩下的都用作救济品分给穷人，接着将职衔抛在一边，将父亲的宅邸辟为一家修道院。他开始过一种极端禁欲主义的生活。他视这段岁月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579年，教宗任命格列高利为罗马教会的七大执事之一。590年，他当选为新的教宗。当时整个欧洲陷入混乱，伦巴第人围攻罗马。罗马教会在攻击中生存下来，在西方的组织化文明中这几乎是唯一的遗迹。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乱世中，为建立秩序而奋斗。中世纪教宗的特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格列高利通过这个多事时代维系下来的实干政府。当时教会是意大利最富足的地主。格列高利担负起保卫意大利中部的任务，和伦巴第人谈判。在随后的数世纪中，参与意大利的政治生活成为教宗职位中一个有意义的因素。格列高利之后，教宗不再仅仅是一位基督教领袖；他在欧洲政治中还是一位政治人物――神的执政官。

格列高利坚持严格简单的隐修生活，其周围都是修士。他派遣修士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传播福音，热切地在遥远偏僻的地方推动信仰，而且严肃的担负起正统捍卫者的呼召。他没有贡献出新思想，在神学上也未创造出新纪元。但是他阐述了他那个时代的共同信仰，并将之传递给中世纪的大公教会。

在格列高利的人论中，他强调亚当的堕落影响了其后代，消弱但没有摧毁他们的自由意志。因此，一旦人因为恩典而感动，他就会和恩典合作，凭借善功即神圣恩典和人类意志的结合物而为自己赢得美德。

在洗礼中，就人这方面而言，神白白赐予人宽恕的恩典。但是洗礼之后，人因为所犯的罪必须通过苦行来赎罪，苦行纯粹是人而非神加给的一种惩罚形式。幸运的是，罪人有圣人帮助。另一个有助于奉献的是圣洁的遗物。大多数人相信，这些物件有伟大的力量，其中包括自我保护力量。

如果凭借尊崇圣徒和圣物尚不足以在此生称义，罪还可以在炼狱中得到补救。这是一个净化和受苦之所。在死亡的时候，纯全的圣洁者马上升入天堂，邪恶者下地狱，而居于两者之间的人要在炼狱中度过一段时间，为小罪补赎。

2 查理曼大帝和基督教王国

西罗马帝国在沦陷于蛮族状态之后的数百年里，还一直支配着人们的想象力。人们依然渴望曾经是罗马帝国标志的统一。在罗马和日耳曼民族和文化的相互融合过程中，法兰克人超过其他人，注定要恢复这个帝国的权威。

克罗维积极支持大公教会，使得法兰克王国在日耳曼部落拥有统治权。公元751年在教宗的祝福下，日耳曼人中伟大的英格兰传教士卜尼法斯为法兰克的宫相丕平加冕，成为法兰克国王。教宗此举的背后原因是他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保护人。751年，伦巴第人征服了东罗马在拉韦纳的领土，并要求教宗献贡，威胁要占领罗马。756年，一支法兰克的军队强迫伦巴第国王投降，丕平将拉韦纳领土赠与教宗。

数世纪以来，法兰克人和教宗的联盟影响了几个世纪的欧洲的政治和基督教进程。它通过向教宗提供可以依赖的西部联盟，取代了以前为其唯一提供保护的拜占庭，从而加速了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的分裂；它创立了教宗国，该国直到19世纪晚期都在意大利扮演主要角色；而且通过膏抹仪式，向西部王权提供宗教支持，这种支持不断地促进教宗和国王之间的明争暗斗。唯一有意义的一步是在西部恢复了基督教王国。

丕平的儿子查理曼统一了西欧。人们渴望统一，加冕也宣布已经兴起的皇帝和教宗制之间的斗争开始了。

在中世纪理论中，教会和国家是基督教王国的两个层面；一个代表基督教社会，它被组织起来用以确保属灵福祉；另一个代表着同样的社会，但它被团结起来用以保障正义和人类福利。从理论上，教会和国家相互影响，每个都旨在确保人类的美善。

但是事实上教宗和皇帝是竞争者。始终存在这样的问题，应当由教会统治国家，还是应当由国家控制教会。

查理曼死后，帝国分裂。逐渐形成封建制。其政治权利归属地方，由个人而非中央集权国家的代理人掌握。封建制的核心在于领主和封臣之间的个人关系。双方互尽义务，领主保护封臣，封臣的主要义务是军事义务。教会也不可能逃避到封建体制之外。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成为封臣，接受采邑，为此他们有义务要履行常规的封建服务。在10世纪和11世纪，教宗无权对任何人提出要求。在教宗职务成为地方贵族追逐的奖赏后，该职位也就腐败了。

在11世纪，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争论也集中在世俗授权的问题上。从理论上，在就职上，一位主教或修道院院长要顺从两次授职：其属灵权威由教会官员任命，其封建或市民权威由国王或某位贵族授予。但是实际上，封建领主和国王控制了教会人员的任命就职。

910年，教会开始了一场影响深刻的复兴运动。克吕尼重整本尼迪克会，开始的时候重整修道院。但最终要求强化神职人员遵守独身誓愿并杜绝买卖圣职罪。克吕尼改革家最终的目标是将整个教会从世俗控制中解放出来。1059年，教宗制自身通过创建红衣主教团也从世俗干预中摆脱出来，此后由红衣主教团选举教宗。

1073年，格列高利七世担任教宗。他宣称教宗具有史无前例的权力。他不再承认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平等，坚持属灵权力高于世俗权力。1075年，格列高利正式禁止世俗干预圣职任职并威胁绝罚这样行为的平信徒和神职人员。

格列高利及其继承人代表了对于基督徒来说不可置疑的两个原则：（1）就人的忠诚来说，属灵的忠诚优先于世俗忠诚。（2）人的家庭只有在基督里面，只有顺从神的律法才能找到真正的团结。

3 教宗制和十字军
3.1 教宗的权威
在12和13世纪，教宗制力图在世上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教会获得无以伦比的权力和王权。像哥特式大教堂一样，中世纪教会直冲云天，呼召其下的一切人来到荣耀的神面前。但是也像大教堂一样，教宗制也在勉为其难，先是爆裂，接着，即刻摔在地上粉碎。

哥特式建筑者试图用手中的材料达到尽可能的高度。提升，到达，渴望是那个时代的术语。成百上千的哥特式大教堂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中世纪并不是完全黑暗的。

教宗制在提升，高居于欧洲社会之上，君临于神圣罗马帝国正在消失在荣耀之上。皇帝们虽自称为罗马皇帝，并到罗马接受加冕。但他们实际上仅仅是一群王国和地方自治共和国的君主。
与之相反，教宗成为欧洲最高的权威。教宗制是地道的普世的君主制，逐渐形成完全的中央集权制。所有的主教都发誓效忠教宗，没有教宗的授权就不能建立任何宗教修会，罗马的宗教法庭接受来自整个基督教王国的上诉，来自罗马的使节在每个地区监管教宗命令的执行情况。教宗强有力的领导使一切世俗君王黯然失色。

教宗英诺森三世坚持教宗至上观。他宣称，“彼得的继承人是基督的代职人：他已经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介被建立起来，他低于神但高于人；少于神但多于人；他将审判所有的人，而不被任何人审判”。支持教宗制权威的主要武器是属灵惩罚。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天国和地狱，相信教宗掌管着进入天国，免除下地狱的恩典。

教宗使农民和君王们跪拜在自己面前的第一个武器是绝罚的威胁。他可以宣告将他们革出教门，被剥夺救赎的恩典。

教宗武库中的第二件武器是停圣事。绝罚针对个人，而停圣事则判给整个国家。它终止一切公共崇拜，除了洗礼和终傅之外，将一切圣事从悖逆的统治者的国土上撤离出来。

教宗制高涨的梦想突出的表现在十字军东征和经院哲学之中。一方面，教宗宣称对现世的这一神圣事业握有权柄；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甚至在永恒之中也拥有控制人灵魂的权威。

3.2 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反映出西方基督教的新活力。在宗教热情、爱好冒险、个人逐利梦想的推动下，来自西方欧洲的十字军在200年中试图将穆斯林从圣地赶走。

数世纪以来，朝圣者一直从欧洲长途跋涉到基督的诞生地朝拜。7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东兴起，并扩张，并在11世纪开始入侵东罗马帝国。基督教朝圣者开始遇到迫害。有关土耳其人虐待基督教朝圣者的传说在欧洲广为流传。

公元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宣布发动第一次十字架东征，收复圣地耶路撒冷。 “Deus Volt”（神旨意如此），成为十字军反对穆斯林敌人的战斗口号。十字军（Crusade）一词源自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十字军战士很清楚乌尔班所允许的属灵赏赐，其中包括完全饶恕他们的罪。而且大多数人深深崇敬耶稣曾经踏过的这块土地。对于乌尔班和随后的教宗而言，十字军东征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即圣战。奥古斯丁已经颁布了“正义战争”的原则：它是由国家发动；目的是拥护正义，即捍卫生命和财产；其法则是要求尊重非作战人员，人质和俘虏。所有这一切在神圣事业的高温中被蒸发掉了。

十字军由各类人物组成，许多是雇佣军还有北欧的海盗。东征带来了暴虐。他们攻击犹太人，难以置信的暴行临到了仇敌穆斯林头上。十字军为了寻找黄金锯开死人的身体，有时候还吃人肉。

从11世纪到13世纪末期，由教宗领导的基督教欧洲发动了七次十字军东征。其中最成功的是第一次。它击溃了土耳其人的抵抗，占领了耶路撒冷。创建了耶路撒冷封建制拉丁王国。该王国1291年被穆斯林毁灭。

1147年耶路撒冷王国面临第一次危机，呼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最初的热情明显地冷却下来，神圣事业中腐败的迹象出现了。为了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教会宣布给予向耶路撒冷进发的十字军战士提供赦免，赦免现世的惩罚。天主教讲究补赎行为，无论是在世还是在炼狱中，都被称为“现世的”惩罚。多年来，教会认为自己有权力赦免一部分的现世惩罚，但直至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为“出于纯粹的奉献”向耶路撒冷进发的十字军战士提供全部的赦免或“豁免”，完全的赦免方才授予给人。进一步赐予类似的善举给那些不能参加十字军但对该事业有贡献的人。

公元1187年，穆斯林在埃及与叙利亚的苏丹撒拉丁强有力的领导下，攻克了耶路撒冷。结果教宗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其中有英格兰的狮心王查理（Richard I 1157－1199年）。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查理与撒拉丁的妹妹结婚，并把巴勒斯坦作为礼物送给他。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因为教皇英诺深三世希望复兴十字军精神发动的，可后来被一个威尼斯商人获得了领导权，在他的怂恿下十字军洗劫了基督教城市扎拉（Zara），并与公元1204年攻占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短暂的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希腊人称西欧人为拉丁人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拉丁帝国延续到公元1261年，征服扩大了希腊教会（东正教）和拉丁教会（天主教）的分裂。

十字军给教宗制增加了光彩，圣战就是使联合东西方教会的教宗制获得普世治权。基督教欧洲不需要叙利亚和耶路撒冷，他凭一时的热情夺取它们，但是没有力量去保留它们。教宗们忘记了两条最基本真理：占领特别的地方并不能满足基督教的最高需要，而且利剑从来不是神扩展基督教会的方式。这种缺陷注定了整个宗教结构必将崩溃。

3.3 东罗马帝国灭亡
君士坦丁堡在公元1261年被收复，希腊人恢复了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但这座古城再没有恢复元气，随着大炮的出现，厚厚的城墙再也不能保护这座城市了，1453年经过2年的包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灭亡。

由于在公元998年东罗马帝国的公主安娜远嫁基辅（当时的俄罗斯首都，直到蒙古人入侵才改都城到莫斯科），俄罗斯的国王改信东正教。并宣布东正教为国教，所以莫斯科大公依凡三世宣布成为东正教的保护人，他的孙子依凡四世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沙皇。他的继承人认为他们是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合格的继承人，是第三个罗马帝国。一直到20世纪初它们的覆亡，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认为自己是拜占庭的合理继承人。早期拜占庭的传教士将东正教传给了许多斯拉夫人。到今天为止，大多数斯拉夫人以及希腊人信奉东正教。

4 经院主义

中世纪哥特风格大师们试图用石头和玻璃来描绘人类的宗教核心问题。一方面是人立志达到天国的高度；另一方面是神屈尊向卑微者说话。因此哥特式运动是双向的。柱子，拱门和尖塔，像一排排准备升到天空的火箭一样连为一体，指向高空。另一方面，神的容光透过色彩斑斓的铅框玻璃与卑微者相遇。

哥特式大教堂显示了基督教戏剧中的属灵张力：人之最高志向以及神屈尊而降的光。其结果是，当神降临时人就提升。人一直根据有限的理解力来描绘他的需要，以俯就的方式描绘神的真理。

经院哲学带来了神学的春天。

基督教神学的创造力在奥古斯丁之后的几个世纪都没有发展，终于在11世纪苦尽甘来。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的成立为经院哲学提供了场所。最初大学只是聚在教堂与修道院之学校附件一群独立学者的群集。慢慢的拥有高等教育的、智慧和教学能力的学者形成了协会，一同教导学生并提升彼此的知识学问。这些学者和学生打成一片的团体，就发展成为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大学显示出理解神的真理的强烈渴望。

中世纪经院哲学基本上是一种运动，想要用方法论和哲学，证明基督教神学固有的理性与一致性。

经院哲学有许多伟大的神学家。第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他提出了“补赎说”的安瑟伦版本。代表了一个跨时代的大突破。

第二位神学家阿伯拉尔（好莱坞把他的经历拍成过电影，他爱上了巴黎重要市民之女赫洛依丝，结果被赫洛依斯的叔叔知道了，把他给阉割了，他后来成为了修道院院长。赫洛依斯成为了修女，并终生与他通信，她所写给阿伯拉尔的情书至今仍在出版，公认为中世纪情诗的杰作）。阿伯拉尔认为“智慧的第一把钥匙是勤勉和不停的追问。通过怀疑我们开始探索，提供探索我们达到真理。”

在大学中，除了讲演，另一个教学方法是辩论。在这种背景中发展出来的“经院哲学”意味着追问、检验并将细枝末节安排为一个逻辑体系，由此历经艰难地形成逻辑结论。毫无疑问的，接受传统的“权威”不再被人认可，但是结论必须与基督教教义一致。

第三位神学家“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74年）。天主教神学的典范。到20世纪，阿奎那仍然是天主教的标准与典范。他提出了自然神学。要证明有一个不完全依靠恩典的自然世界与自然知识，因此，即使是完全没有信心的非基督徒，好像亚里斯多德，也可以采取一个纯自然的路径，去取得神的知识。

阿奎那坚持七大圣事：洗礼、坚振礼、圣餐、补赎（后来变为告解）、终傅（将油抹在临终的人或病人头上，以帮助其灵魂进入永生，及帮助其康复）和圣职。

当时的牛津、巴黎大学都把神学与哲学视为密不可分的学科。神学必须成为“科学之后”，而哲学是她不可或缺的仆人或使女。

阿奎那明确区分了哲学和神学、理性和启示，但是它们之间没有矛盾。两者都是知识的源泉，两者都来自同一位神。两者的不同在于它们寻求真理的方法。理性奠基于有形的受造物之上，能够获得处理“信仰的前厅”的各种观念。启示求助于神，因为他是自在的，因此在其确定性以及主题上优先于理性。.

5 使徒的生活方式――法兰西斯会与多米尼克会

在12，13世纪,巡回布道和志愿守贫激发了许多基督徒的想象力和良知。平信徒日益增加，他们不再依赖于修士和主教的祈祷，而是阅读本国语圣经，发誓守贫。这些信徒当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正统派，其他人选择了异端，有时两者的分别并不大。

中世纪的守贫运动永远向人们昭示：政治化的基督教仅仅是偏颇的基督教。基督教信仰远非教宗的政策，而是有着更多的内涵。

志愿守贫的福音从人们对腐败、玩忽职守的神职人员普遍的敌意中汲取力量。在迅速变化发展的社会里，回归使徒的运动通常与政治经济的不稳定相连联。但是民众的属灵渴望却是最深的根源。

当人极度需要牧养的时候，它却失落了。早在10世纪，隐修制改革家们就呼吁要恢复早期教会的那种贫穷。而12，13世纪就不同了，不是所有坚持使徒贫穷精神的布道人都愿意在教会尚可接受的范围内活动。当他们反对教会时，即加入异端行列。

中世纪的基督徒从不认为信仰仅限于私人领域；基督教信条是社会的粘合剂，否定某一个信条都等同于背叛。什么是异端？在12世纪，异端是指受洗的人否认基督教信仰中所启示的任何一条真理。这些真理之一就是教会与神任命教宗作为基督身体之首是统一的。由此，不服从业已建立起来的权威就是异端。

在处理异端方面，教会有两大目标：首先，使异端归正；其次保护基督教社会。异端使大公教会处于及其严重的内部冲突当中：教会如何能够运用暴力捍卫社会和平？大公教会创立了异端裁判所，不仅仅斩杀异端，而且使异端屈服于蓄意而漫长的苦刑。教会赶出一个魔鬼，却为其他七个魔鬼打开了大门。

当时矛盾并不明显。几乎每个人都同意纯洁的教会是神的旨意。

较早反对大公教会世俗化的声音来自修道院院长阿诺德。他认为神职人员的恶行是教会试图控制世界的结果。他督促教会放弃财产和对国家的世俗统治，回到贫穷、朴素的早期教会。

另一个呼召守贫的声音来自富商韦尔多，`他将家产全部分给穷人。号召普通大众通过志愿践行贫穷来效法基督，把守贫与信徒的生活方式推广至所有的基督徒，而非仅限于修士。他还派遣追随者去教导和解释圣经。韦尔多派是一场及其明确地要求回到圣经的运动。

第三个不服从运动是清洁派也称阿尔比派。清洁派认为宇宙是善恶两种力量之间冲突的场地。物质，包括人的肉体是恶势力的作品，他将人的灵魂囚禁在现世肉体之中。他们认为基督不是人。清洁派拒绝的不仅仅是教宗和主教，而且还有基督教的根基。成为罗马教会的一个极大的危险。

大公教会处理异端的方法主要有三个：向他们布道让他们回到真理，派遣十字军粉碎所有顽固的抵抗，设立异端裁判所将异端拔除。

教宗派传道人到清洁派中布道但是毫无效果。一个西班牙人多米尼克（Dominic Guzman 1170－1221年）相信如果传道人自己献身于贫困，异端就会倾听。为了赢得异端，多米尼克象穷人一样，赤足，乞食，在他们中奔走。他相信守贫和传道不可分离。所以多米尼克会被称为“托钵”（mendicant）修会。又有译为“托钵僧”。由于他们传道和教导深入民心。所以用“会士”（Friar）或兄弟将他们和修士区别开。

天主教法兰西斯会（方济各会）的创建人圣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年）出生富裕，但他推崇个人圣洁的理念，过志愿守贫，节慾的苦行生活，靠托钵行乞为生。他们从富人那里乞食，交给穷人，传播“使徒式贫穷”的喜悦。法兰西斯会对罗马天主教的发展影响很大，教宗试图通过法兰西斯会改革教会。许多教宗都是法兰西斯会会士出生。13世纪该会到中国传教，时值中国元朝。

以上2个都是著名的托钵修会。他们与一般的修道院不同，会员可以到处走动；不必以唱诗的方式来背诵日常祷文；无财产。会士之间互称为“小兄弟”。故也称他们为“小兄弟会士”。

一个声名狼藉的机构，也被称为“异端裁判所”。最早出现在1184年，教宗卢修斯三世创建，起初是为了对付异端。1252年教宗英诺森四世授权可以使用刑罚手段。宗教裁判所旨在镇压一切反教会等主流信仰相反的观点。教会法禁止神职人员杀人流血。宗教裁判所只可以搜捕、审讯和刑罚囚犯，当他发现某人犯下异端罪，就把他交给非教会权威机构，通常是火刑烧死。不少思想家，科学家，民间术士皆成为其打击迫害的对象。布鲁诺，圣女贞德，伽利略等都是它的受害者。18，19世纪欧洲各国宗教裁判所被先后撤消。

6 教宗制的衰落

14世纪在凯歌声中降临欧洲，教宗宣布1300年为大赦年――禧年。教会和世界发生重大变化，但人们往往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14，15世纪欧洲动荡不安。国家主义日益高涨，鼠疫使人口锐减，教会则在腐化败坏之中。教宗与皇帝领导，完全统一的欧洲是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个时候迅速褪色。教会落在法国国王的控制之下，教宗迁移到法国的阿维农（Avignon，1309－1377年）。教会史上称这段时期为72年的教宗制巴比伦之囚时期。当时先有两个人，接着是三个人（1378－1417年），同时都设法争到教宗的职位。这时期被称为基督教第二次大分裂。使得中世纪教会的尊严扫地，权威落到了谷底。基督教神学家开始采取和国王合作的方式，在国王的保护伞下，他们的声势壮大起来，大声疾呼教会进行结构和神学的改革。

当时除了国家主义的混乱，教会的腐化，还有一个现象为教会和文化的普遍性剧变造桥铺路，它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从14世纪开始萌芽，15世纪成长，16世纪达到顶峰。它反应了个人主义的心态。强调艺术和人文科学，孜孜不倦地寻找新方法，使欧洲文明脱离黑暗（文艺复兴领袖对整个中世纪地看法）。

文艺复兴的精神核心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是是肯定人类文化创造力的一种信念，反对高高在上统治一千年之久的奥古斯丁主义对人性所持有的悲观态度，也就是奥古斯丁认为原罪使人类全然堕落的看法。它包括了对于艺术和科学的浓烈兴趣。后来称为人文学科(humanities）。欧洲的文艺复兴促使了神学产生广泛深远的全面改变，并且对新教的宗教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有：原始文艺复兴阶段的“前三杰”但丁，佛罗伦萨的彼特拉克、薄伽丘，被称颂为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早期阶段的画家马萨乔，雕刻家多纳太罗和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等。盛期的“后三杰”达芬奇，米开兰基罗，拉斐尔。晚期的威尼斯画派四大名家：乔尔乔内、提香、委罗奈斯和丁托列托；三位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伽利略和康帕内拉。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作。

时间是一种转变和校验人类成就的方式。在时间进程中有其固有的审判。最初看似非常有价值的制度最终坍塌为废墟，因为时间自身使瑕疵显现。在时间的过程中，正是人类的本性将美善的事务转为弊端。

中世纪的教宗制也落入审判之手。教宗职位是神旨意的通道这一观念慢慢死去。英格兰人威克里夫和胡斯提出这样的观念，即基督教会不是一个现世以教宗为元首的有形组织。他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威克里夫强调义人的属灵自由。每个人，无论神职人员与否，在神眼里都地位平等。这种人与神之间的位格关系就是一切，品质是职位的一个基础。威克里夫挑战所有的中世纪信条和习俗：宽恕，赎罪卷，赦罪，朝圣，圣像崇拜等等。同时威克里夫成名的原因主要是他对圣经的翻译。他提倡把圣经翻译为人民使用的语言，使基督徒都可以自己阅读和研究圣经。现代世界最大的圣经翻译团体就是以他为名，作为纪念。

还有一位捷克的改教家胡斯（1369－1415年），他学习威克里夫的哲学著作，并传布威克里夫的思想。提出是基督而非教宗是教会真正的元首。并公开抨击教宗出售赎罪券。后来他被宗教裁判所判为有罪，定为异端，并烧死在火刑柱上。他的追随者被镇压，但一家独立的教会存活了下来，就是弟兄联盟（Unity of the Brotherhood）或称为摩拉维亚弟兄会。

罗马教会如果从内部进行宗教改革，这在14和15世纪还是有机遇的。但是随着威理克夫和胡斯的反抗被镇压，说明内部改革教宗的教会根本不可能。审判的时刻已经来临。.

神的带领很奇妙，最近正好在看基督教神学历史，配着你的教会学，看起来就更有意思了，等有时间也摘录一下传上来。.

真是佩服楼主了！打印这么多，一定累了吧！上帝爱你，我们也爱你！.

谢谢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
这本书是第二遍看了，第一遍只是粗粗地翻了翻，了解故事。这次第二遍看的时候，觉得很有体会。我们现在的疑惑其实早就有了，也早就有各样的人来解答。而且上帝非常奇妙，他给人充分的自由，但是他又有绝对的主权。他带领我们，让我们自由地选择该走的路，当我们离他的真道越来越远的时候，他又会通过各种方式把我们再带回来。对我们每个人是如此，对整个历史发展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有信心，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环境，耶和华始终坐着为王。.

一口气看到底，很有兴趣，期待后续。

辛苦LZ姐妹啦，谢谢你.

五 宗教改革时代 1517－1648年

16世纪，随着新教的诞生，教宗的领袖地位摇摇欲坠。早期的新教有四大主要传统：信义宗，改革宗，再洗礼宗和安立甘宗。一代人之后，罗马教会在耶稣会的带领下恢复了自己的道德热情。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血腥斗争，西方基督教王国被永久地分裂。一些先驱者指出一条新道，即宗派理念。

何为新教？恩斯特.特洛尔奇称新教为“对天主教义的修正”，天主教的问题虽然仍旧存在，但有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新教用新的方式解答的四个问题是：（1）人如何得救？（2）宗教的权威性何在？（3）何为教会？（4）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什么？

整个16世纪的改革家对这些问题持有相似的观念，但新颖的答案最初出现在马丁.路德与罗马之间的个人交锋中。

1 葡萄园中的野猪－马丁路德和新教主义

葡萄园的野猪是罗马天主教对马丁路德的称呼。1483年马丁路德生于德国艾斯莱本。1546年在同一个地方去世。他来自一个矿厂主的家庭。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可1505年一个夏天，他被一道闪电击倒在地上，他向神发誓他原意作修士，并且2周后进入了奥古斯丁修道院开始了修士生涯。他一直实行严格的禁欲，却一直感受到神的忿怒，感受不到神的爱。直到1515年他默想罗马书1：17“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得到了属灵确信的关键。

路德现在清楚了，人惟独相信耶稣赎罪功德方能得救。单单十字架就足以除去他的罪，救他脱离魔鬼的权势。路德得出了著名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他明白因信称义与罗马教会的人因信心加上功德才能称义的教义激烈冲突。

路德不知道他的属灵发现会把他带到哪里去。教会滥用了大量的金钱将他推进到德国宗教反抗的中心，也推入了另一个与宗教权力有关的革命位置。

自十字军东征时期引进的赎罪卷买卖一直是教宗收入的最佳来源。大多数时候，狂热的赎罪卷布道人使赎罪卷显得具有某种魔力，好像一件善行，特别是一次捐助，必然会得到回报，无论做这些事的人的灵魂状况如何，对罪的痛悔完完全全而又轻而易举地被忽略了，这令路德感到担忧。1517年，教宗发起完成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筹款活动。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将谴责赎罪券和许多教会流行的信念习俗的95条论点贴在了维腾堡的城堡教堂的门口，历史新的一个篇章打开了。神开始了对教会――他的自己在地上的身体，的拆毁和重建的工作。
几个月之内，马丁路德成为了德国人民眼中的英雄,也成为梵地冈严密观察的对象。

1519年，马丁路德和当时的神学家约翰.艾克在莱比锡大学进行了18天的大辩论。马丁路德提出了他的第二个信念：基督徒信心与行为的标准是圣经，而非教宗或公会议。

1520年教宗把马丁路德开除出教会，并命令他放弃异端，基督教的第三次大分裂也于此发生了。也就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教会之分裂。

路德发表了系列的小册子，将他的观点陈明在德国人们面前。他阐述了因信称义的教会理论和他的圣事观，认为一件圣事若要有效，就必须为基督设立，并只为基督徒所有，他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路德回归到早期基督教的教会观，即教会是基督信徒的团契，在其中所有的信徒都蒙召做神的祭祀。在面临罗马教会的绝罚时，路德强调说，基督徒生活的本质是在各自的岗位上侍奉神，无世俗神职之分。由此隐修制也不必保留了。他说一切有用的职业在神眼里都是同等神圣的。

1521年路德发表了他名垂千古的宣言“我的良心听命于神之道。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无益处。因此我不会宣布放弃神的道。我别无选择，这就是我的立场，愿神拯救我，阿门！”
路德得到了德国亲王的保护，得以继续从事他的改教工作。他将新约翻译成了德文。欧洲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路德身上。几乎所有人，若不是对路德爱之若狂，就是恨之入骨。在历史上，很少人象马丁路德一样，可以把欧洲区分的如此壁垒分明。

1525年马丁路德娶妻，一个崭新的传道人形象出现在西方基督教中。结婚的牧师象其他人一样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路德修订了拉丁文的祈祷书，将它译为德文。平信徒领圣餐时可领受饼和酒，而且崇拜的整个重点从庆祝献祭弥撒变为传道和讲道。

然而，在德国并不是一切都好。1524年，路德表明为了得到德国王储们的支持他放弃了太多的东西。德国农民受到这位改革家有关基督徒自由这一概念的鼓励，将它应用到经济和社会领域，反抗他们的领主。一开始，路德承认这些农民的抱怨是正当的，但当他们用暴力来反对当局权威时，路德就向他们提出抗议。1525年王储和贵族们粉碎了暴动，大概十万农民丧生。

幸存的农民认为路德是个假先知，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回归天主教，就是采取更加激进的宗教改革形式。路德保守的政治经济观源自于他的信条，即神面前人人平等只适用于属灵事务，不适用于世俗事务。很多的王储们成为信义宗的信徒，部分原因就是路德的观点允许他们控制其领土上的教会。

马丁路德自视为卑微的修士和神学教授，但世界公认他为宗教改革之父，神借着他不仅改变了基督教，而且也改变了整个西方文明，使整个世界翻天覆地。

他的追随者组成的教会被称为路德宗（信义宗）。虽然这三个字是马丁路德平生最讨厌的三个字。

1530年后，信义宗的王储们联合起来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爆发内战。交战双方最终达成和约，允许每个王储有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禁止一切非路德主义的新教教派，同时要求所有改信信义宗的天主教主教放弃自己的财产。这些条款对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义宗在这个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国教。宗教观点成了王储们的私人财产，每个人都要相信其王储要求他所相信的东西，不论它是天主教还是信义宗。

路德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在宗教上，他提出天主教所关心的四个问题，并给予鼓舞人心的崭新答案。对“人如何得救？”这个问题，路德的回答是：不凭善功，惟凭信心。对于“宗教的权威性何在？”这个问题，路德的回答是：不在被称为罗马教会这个有形机构里，而存在于圣经中神的道里。对于“何为教会？”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是整个基督信徒的团契，因为人人皆是祭祀。对于“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什么？”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在一切有用的职业中侍奉神，无所谓神圣、世俗之分。

2 激进的门徒身份――再洗礼派

大多数的革命运动会产生一批激进分子，再洗礼派就是这样，他们号召那些温和的改革家更加深入地打击旧秩序的根基。

再洗礼派缺乏凝聚力，没有自成体系的教义，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就连“再洗礼派”这个名字也是他们的敌人给他们扣上的。它意指“重新接受洗礼的人”，有意将这些激进分子同早期教会的异端相提并论，使他们不得不遭受严厉的迫害。

事实上，再洗礼派拒绝任何关于“重新洗礼”的观点，因为他们从不认为婴儿时期所受的形式化的点水礼是真正有效的洗礼，他们更倾向于以“洗礼派”作为他们的名称。不过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洗礼，而是教会的本质以及教会和市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再洗礼派信徒在一起查考圣经时发现使徒教会是矢志不渝的信徒团契，是以个人方式自由地选择跟随耶稣的男女信徒的团契。他们没有发现政教联盟，没有发现基督教王国。

尽管路德强调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但信义宗教会还是“国立”教会。教会求助于政府，并得到资金和帮助。

再洗礼派的目标是“回归”使徒时期的基督教，回到真信徒的教会。他们说，在初期教会中，只有那些经历过个人灵性重生的人才适合受洗。他们坚决拒绝与世俗权力为伍，其中包括不参军，不做官，不起誓。在16世纪，这种言论具有煽动性。

他们在瑞士，莱茵兰和荷兰找到了最佳的布道机会。至16世纪中叶，欧洲德语区出现了三个团体：苏黎世的瑞士弟兄会，摩拉维亚的胡特尔派的弟兄会和德国北部的门诺派。再洗礼派遇到严厉的迫害，

1527年，再洗礼派信徒出席了新教改革中的第一次“主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概述出再洗礼派的基本信条。

信条中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再洗礼派所谓的门徒身份。基督徒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必须超越内在体验和接受教义。它必须涉及每天与神同行，让基督的教训和榜样塑造出心意更新的生活方式。做门徒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例如再洗礼派拒绝发誓，不能说慌等。

第二条再洗礼派原则，即爱的原则。是从第一条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再洗礼派和非再洗礼派信徒交往时，扮演着和平主义者的角色。爱的论理也在再洗礼派团契中，在互相帮助和重新分配财产中表现出来。

第三条再洗礼派原则，是关于教会权威的会众观。在再洗礼派信徒的聚会中，所有成员必须是承认个人信仰基督并自愿接受过洗礼的信徒。每个信徒既是信徒们的祭祀，也是非信徒们的传教士。决定权属于全体成员。

第四条再洗礼派原则是坚持政教分离。再洗礼派是近现代第一批彻底宣扬宗教自由的基督徒。这个自由就是有权利与其他有相同信仰的人一起崇拜，不靠政府支持，也不受政府迫害。

再洗礼派影响很大。再洗派对于救恩与教会的看法，都对现代福音派具有很重大的影响。每个基督徒都接受其中一个或更多的原则。.

3 约翰加尔文 ――基督教改革宗

马丁路德的故事为宗教改革的开场白，神用他进行了拆毁的工作，但神使用另外一位伟大的人物来进行重建的工作。他就是加尔文。加尔文创建了宗教改革的第三大阵营，今天我们称之为改革宗或加尔文宗。它包括所有的长老会、荷兰和德国的改革宗教会，以及许多的浸礼宗和公理宗教会。

神有一场游戏。加尔文对此确信无疑。正如路德的核心教义是因信称义，加尔文的核心教义是神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God）。路德的教义强调宽恕这一奇迹，而加尔文的教义使人们确信神的目的不会更改。

加尔文（1509－1564年）天生不爱交际，害羞，喜爱退隐和安静。他比路德晚一代人。但神没有让他休息，神让他系统化了新教教义。加尔文拥有伟大的系统化头脑，他将改革宗神学组织和系统化起来，诠释的一清二楚，简直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1536年他在瑞士苏黎世写下了旷世巨作《基督教要义》。这本书被评为对人类最有影响的十本书之一。当时他只有25岁。当他住在日内瓦期间，表面上他是这个城市的主任牧师，事实上他在这个城市乃是一呼百应的独裁者。他把这座城市看成是受迫害的新教徒的避难所，一个纪律严明的基督徒团契的榜样，一个传道人的训练中心。长老教会与清教徒的创建者都曾在日内瓦受教于加尔文之下，并都认为日内瓦在加尔文之下乃是“自从使徒时代以后，最完美的基督教学校”。

加尔文拒绝自然神学，独钟神的话语，作为认识神的最可靠路径。他提高圣经的地位，作为基督教信仰和生活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威。加尔文的教义基础和信念完全根据圣经。

除了神学，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伦理的影响，在新教的文化中非常深远。

加尔文的核心信条即神具有绝对主权。从最遥远的永恒起，他用智慧宣告他要做什么，他以自己的力量做成他所宣告的一切。这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指导。圣经教导神特别带领个人生命。这不是无情的宿命论，而是全能神的命令，他能叫人按照他的方法来行。

如果路德的终极主题是“义人必因信而生”，加尔文的主题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加尔文将古老的预定论教义看成是虔诚的奉献精神的源泉。加尔文不仅仅将神圣的拣选视为心志问题，更是将之看成是信心、谦卑和道德力量的最深层的渊源。尽管加尔文并没有表示他绝对清楚谁为神所拣选，但他相信有三个检验方法可以成为很好的准绳，借此判断谁可能得救：参加两件圣事即洗礼和圣餐；过正直的道德生活；公开表明信仰。

信仰的结果对加尔文而言是在世上努力地宣讲神的国。人不因行善功而称义，但没有一个被称义的人会没有善功。一个不渴望圣洁生活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热切追求道德仁义是加尔文宗的一个基本特点。它使人格成为本真的宗教生活的检验尺度，同时它也表明加尔文宗强调充满活力地参与社会生活。神为自己的目的而呼召选民！

加尔文宗强调神的主权反过来产生一种特殊的国家观。路德倾向于认为国家至高无上。但加尔文教导说，没有人――无论是教宗还是国王――可以要求绝对的权利。加尔文宗反对君王独裁的思想是现代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加尔文认为，教会除了显而易见的世俗事务外，不受世俗政府的支配。另一方面，教会应当服从神，在属灵事务上引导世俗的当权者。

在荷兰、苏格兰，加尔文的神学统治了整个国家教会。

改革宗神学还有一位巨匠：茨温利（1484－1531年）。他和加尔文一同开创了改革宗神学。他死于苏黎世的独立战争。

4 英格兰教会――安立甘宗

如果说路德的改革始于修道院的修士室，再洗礼派的改革始于一次祷告会，加尔文的改革始于学者的书桌，那么英格兰的改革则始于国家事务，特别是始于王位继承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英格兰经历了两次改革，一次是国王亨利八世进行的宪制改革，另一次则是一个世纪后清教徒进行的神学改革。在亨利的改革中，教理并无变化，英格兰只是拒绝罗马权威。但是在这一行动中，英格兰预示了基督教在现代民族中的前景。她把基督教信条几乎完全变成私人事务，把宗教实践看成是国家统治的一种手段。

英国教会改革的原因非常的奇特，因为国王亨利八世（1491－1547年）为了王位继承人想要离婚，罗马天主教不许。结果亨利做出了壮士断腕的手段，干脆与罗马教会绝交。事情解决了，与罗马的决裂完成了。英格兰现在有一个由国王作为元首的全国性教会。然而，这个元首不是祭祀。他能够任命主教却不能祝圣主教；他能捍卫信仰，却不能阐释信仰。他任命剑桥大学的克兰麦（1489－1556年）为英国教会的主教长。他被称为英国宗教改革之父。克兰麦上任后小心翼翼地依照路德的路线改革英国教会。他写了充满新教灵感的英文祷告书，《公祷书》作为整个英国教会统一采用的敬拜手册。

英格兰最初的宗教改革所涉及的唯一宗教问题是教宗的最高主权问题。亨利并不打算放弃原来的信仰。亨利在国内仍然坚持天主教教义。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英格兰天主教会而不是罗马天主教会。1539年颁布的“六条信仰原则”肯定了诸如神职人员独身、私人弥撒和向神父告解等天主教条款。只有两个重大改变标志着英国国教会内部出现了新气象。第一是禁止开办修道院；第二个是出版供教堂使用的英文版圣经。英格兰修士即不受欢迎也不虔诚，修士们得到一笔合理的补偿金。至于英文版圣经，罗马教会并不反对使用本国语言版本的圣经，只要这些版本正统并经过认可即可。然而将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过来无疑会冒犯罗马教廷。因为罗马教廷千百年来将关键性的教义建立在问题重重的拉丁文版本的圣经之上。最值得注意的是，拉丁文翻译成的“补赎”在希腊文中的意思仅仅是“悔改”。

英文圣经翻译的开拓者要数威廉.丁道尔，他翻译了部分旧约，并出版了新约的修订版。然而教会官员在追捕他，最后他被判处死刑――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临死前的祷告说：“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其后英格兰发生的事情迅速回应了他的祷告。在克兰麦的请求下，亨利八世批准被称为“大圣经”的圣经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购买和阅读。

1547年，亨利八世驾崩，爱德华六世继位。英格兰撤销“六条信仰原则”，准许神父结婚，旧的拉丁文崇拜仪式换成了克兰麦的英文的“公祷书”。1553年，克兰麦还编写了“四十二条信纲”，沿着新教路线界定英国国教会的信仰。1553年，爱德华去世，对罗马天主教非常狂热的玛莉继位，后世叫她“血腥玛莉”（Bloody Mary）。在她执政的五年期间，英国回复到罗马天主教。1556年3月21日克兰麦被公开烧死在火刑柱上。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开始执政。她要她的英国教会采取中庸之道，签订了名叫“伊丽莎白协议”（Elizabeth Settlement）的折中之道，容许在一个温和的天主教组织法和礼仪架构之内，采用温和的新教神学。她的教会称为安立甘宗。安立甘宗教会承认惟独借着恩典因信称义的教义，同时却拒绝欧洲改革宗新教主义中比较激进的神学。伊丽莎白在她颁布的“三十九条信纲”中，接受圣经为最高权威，承认洗礼和圣餐是基督设立的圣事。该信纲实质上属于新教，但许多条款的措辞方式即不得罪天主教又让新教感到满意。经过一段时间后，英格兰的教士说这种折中方法是两个世界的最佳选择。欧洲的新教徒看安立甘宗很象天主教，而罗马则谴责它太倾向新教。在许多方面，英国教会是路德宗、改革宗和天主教神学的混合体。

5 天主教改革运动

16世纪产生出相当一批各具特色的天主教圣徒。面对新教的挑战，整个16世纪20－30年代，罗马教会并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改革措施，其中一个简单原因就是政治。16世纪20年代许多天主教领袖和神学家都呼吁天主教召开新的基督教全体大会，来回应蒸蒸日上的新教革命。但是由于教宗们忙于俗事和政治事务，直到教宗保罗三世继位。保罗任命九人成立一个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教会改革的建议。教宗保罗针对这些项目的许多部分采取了行动。

教宗保罗三世批准了伊格纳修.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年）成立耶稣会。这群基督战士向教宗保证，他们听凭他调遣到任何地方，完成教宗差遣的任何使命。

伊格纳修.罗耀拉是西班牙贵族，原先是个花花公子，后来在战争中一条腿被炮弹炸得粉碎。在漫长而又痛苦的康复时期，他求助于两本流行的励志书籍。一本是关于圣徒的生活，另一本是讲述基督的生平。几个月后，他参加了本尼迪克修道院。在巴塞罗那北部的曼瑞沙小镇，他陶醉于及其朴素节俭的生活：乞讨，禁食，陷于神秘主义中。一天，在卡多那河边，被圣灵光照，成了“新人”。罗耀拉将他的重生归纳为一套培灵计划――一本为教宗冲锋的军事手册，耶稣会由此诞生，它是天主教重新争夺由新教占领的属灵领地战役中最强大的一股力量。神秘的体验在天主教复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马丁.路德从他的属灵挣扎中摆脱出来后确信人的意志受到奴役，人不能自救。神，而且只有神，必须拯救他。罗耀拉摆脱这种挣扎后相信神和撒旦对人类来说都外在于人，人有权力在他们中间选择。人经过训练使用其有限的想象力，就能够强化自己的意志，选择神及其道路。例如，罗耀拉灵性操练中的一项就是要使地狱的可怕显得真实。

罗耀拉和他的伙伴们分享了他那不平常的圣徒身份方案，即他的“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是他对自己昄依基督及其后的宗教体验的提炼，规定默想“四周”，从罪、死、审判和地狱开始，一直到基督降生、受死和复活。罗耀拉认为这是一条通往灵性完美的路：严格地省察良心，补赎，一旦属灵的朝圣直面神的宽恕就坚决地忘记罪恶。“属灵的操练”成为每一位耶稣会士的灵性基础。后来教宗也规定这些操练为任命神职人员的标准，并且天主教的静修也将其运用到世俗团体当中。
1540年，教宗批准成立耶稣会为新的宗教修会。该修会的目标很简单：恢复罗马天主教会三百年前在英诺森三世治下所具有的双重地位即属灵权力和世俗影响力。耶稣会最吸引人的特点是他们敢于冒险尝试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

耶稣会的任务是：被派遣去到四大洲，使不信地人归信，使欧洲的新教徒重新归回。他们的足迹遍布印度、东南亚、日本、中国。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是耶稣会的神甫。耶稣会有力地阻止，甚至有时是逆转了在法国、中欧地新教狂潮。

1545年教宗保罗三世在意大利特兰托市召开了第十九次基督教全体大会，这次会议被称为天主教宗教改革的瑰宝。在耶稣会的影响下，特兰托公会发展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强有力的武器。

在特兰托公会上，新教改革所代表的一切被有力地一一驳回。新教改革家强调唯独因信称义。这次公会议则坚持认为基督徒必须完成善功以免变得懒惰、冷漠。新教改革家强调唯独靠恩典得救，这次公会议强调恩典以及人与神的合作。新教徒教导说宗教权威是惟独圣经，这次公会议则坚持罗马教会即教宗和主教至高无上的训导职分，认为他们是圣经绝对必要的解释者。

特兰托会议不但没有使基督教国度重新团结起来，反而使它原有的鸿沟更加扩大。

大会把改教家想要恢复的福音真理定为了异端，并重新确定了天主教会的传统阶级制度，谴责任何否认这制度的人。大会发布命令，肯定了罗马关于炼狱、圣餐变质说与赎罪券的传统教导。但它也发布了惩诫的法规，纠正了恶习和败坏的行为，包括出售赎罪券牟利在内。

直到20世纪第二十一次基督教全体大会的第二次梵地冈大会（1963－1965年），新教徒才获得比较体面一点的身份，被罗马称为“分离的弟兄”。

西方基督教王国中的宗教统一被永久瓦解了。问题的关键是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正大公的基督教会，而他们的敌人则代表的是这种教会的错误版本。这是特兰托会议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人不安而又并不清醒地认识到冲突陷入僵局。天主教不能粉碎这个新异端，新教也不能推翻罗马。人们从感情和理智上都不能真正接纳这个僵局，他们只是痛苦地承认这个事实。绝大多数人仍然坚信宗教真理是可以确认的。一边是真理，一边就是错谬。人们采用宗教裁判所、内战和迫害的形式来抵挡这些可怕的罪恶。在这场意识形态之战中，加尔文宗和耶稣会冲锋在前。在这个阶段，没有人会想到真理可能会在战场的两边，或双方可以在同一个国家，甚至在同一块大陆上和平共处。

第三个阶段的宗教宽容以完全接纳某个民族内部的宗教多样性为基础，这在1600年前只有蛛丝马迹。这种低语尽管微弱，却是未来的强音。.

6 击开磐石――美洲和亚洲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对基督教信仰来说，一个崭新的世界打开了。历史学家称此后的150年为“发展的时代”。在基督教史上，这个年代称为“全球扩张时代”，因为在1500－1650年间，罗马天主教修士和会士将福音传遍了西班牙拉丁美洲殖民地以及非洲和亚洲沿海的葡萄牙港口。

在这个振奋人心的年代里，一个问题困扰着基督教传教士们。应该通过爱还是武力来使那些土著人归向这个“神圣信仰”呢？有时，是勇敢而又无私的法兰西斯会或耶稣会会士们通过坚忍的爱去赢得他们。有时，是一群无情的基督徒征服者的军队用刀剑逼那些土著人接受洗礼。

因为传教士们必须一直判断什么是异教，这种问题由此产生了。这是人类在寻求真神的过程中，由于不确定而犯的错误？还是人类组织起来以刚硬的态度来抵挡福音呢？基督的使者应该在这些异教徒的宗教中寻找美善并以之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基督教社团呢？还是应该镇压――如果必要的化摧毁――所有异教徒的宗教形式以便培养真正的信仰？前一种方法称为“适应政策”，后一种称为“征服政策”。

适应还是征服反过来又依赖于如下更宽泛的问题：福音怎样与文化联系起来？教会常常处在将福音等同于某种文化形式这样的危险之中，认为信仰业已在这种形式当中找到家园。这样传教士就无法适应另一个民族的方式。

在使徒时代，犹太基督徒虔诚地相信信仰就等同于希伯来礼仪、圣约和安息日。只有当福音脱离了犹太形式后，它才得以在希腊－罗马社会中扎根。基督教信仰必须找到新方法，这样才能有效的说服中世纪的人们。

但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徒形成一种重要的态度。7世纪，伊斯兰教的崛起把欧洲基督徒与亚洲和非洲的信徒隔开了。基督教仅仅局限于欧洲。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欧洲用军事力量扫除伊斯兰教阻碍的过激措施。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伊斯兰教徒的长期斗争产生了一种针对不信基督教的外邦人特别好战态度。征服和传福音慢慢交织在一起；只有极少数人能分辨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新的普世时代始于伟大的发现时代。这些事件发生在马丁路德的时代。这场伟大的环球冒险远远不只是一场争夺香料和黄金的竞赛。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心灵深处隐藏着的是传播神圣信仰的热忱。几乎每一条船上都会有多米尼克会，法兰西斯会，奥古斯丁会或耶稣会的会士，他们改变异教徒的迫切心情不亚于寻找一个新港口的船长。

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在16世纪，欧洲不仅被分为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也以一种新的方式变得“大公”（全世界的，普遍的）了。这个崭新的传教时代的根本思想是任命人们的属灵导师，他们要从其国土上除去一切拜偶像的迹象，并通过神圣天主教会将他们的臣民带到基督的统治之下。

这些传教士在美洲和印度传教，最初很多人坚持帝国主义立场。异教和真正的信仰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基督教树立以前的一切要削为平地。这是拉丁美洲大多数传教士的观点。但是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在令人敬畏的诸多东方古老宗教的包围下，许多耶稣会会士逐步形成一种新的特点――宗教事务上的妥协。利玛窦和汤若望在中国传教，但是最后失败是由于教宗认为他们适应中国人的方式已走的太远了。

适应政策和征服政策的冲突并没有在17世纪结束。这种冲突今天依然很激烈，只是征服通常表现在经济而非政治控制上。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扩张时代是特殊的。在它将地球表面上的广大地区向基督信息敞开的过程中，它也让人们看到历世历代中最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一些传教士。.

7 圣徒们的统治――清教主义

清教运动是一场发生在1560年至1660年之间独特的历史运动，它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提供了基督教信仰的榜样：坚定地向耶稣基督委身，并在公共生活中，在以圣经真理来管理的民族中活出这种生命。

清教主义象征英格兰变革和新时代的开始。第一代的清教徒对传统宗教几乎没有任何信心。他们的新英格兰计划源自于如下深刻的信念：属灵上的归正对基督教至关重要。这种重生将他们与大多数人分别开来，也赋予他们作为神的选民所有的特权和责任。教会也许可以为一个人有这样的体验做准备，在此之后，教会也许还可以引导他，但心灵中的体验，即接受神的恩典，是教会所不能控制的。

清教运动在重塑英格兰改革运动中，经历了三个旗帜鲜明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下（1558－1603年），清教运动试图沿着加尔文的日内瓦路线“净化”英国国教教会。第二个时期，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统治下（1603－1642年），清教运动反抗君主制主张，在王室强迫以高教会派风格统一基督教的压力之下遭受磨难。第三个时期，在英格兰内战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时期（1642－1660年），清教徒有了一次塑造英格兰国教会的机会，但由于他们自己内部意见不合而告失败。

清教运动既有个人的一面，也有公众的一面。它始于个人对神救赎恩典的体验，但继而发展到强调选民在这个世界上的传教使命，即按照圣经原则塑造社会。在强调圣徒的内在生命这一点上，清教主义的重生信息是其后基督教福音派的根本。

清教改革是英格兰第二次的宗教改革，它首先出现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它具有新的布道风格――传布的信息不是指向头脑而是直指心灵。在第一代清教徒中，有很多人是在血腥玛莉统治时期被放逐，去了日内瓦的新教徒。在那里他们受到鼓动，成为向英格兰发动新一轮加尔文主义攻击的先锋队。1560年，诺克斯在苏格兰取得成功，英格兰的改革家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取得同样的成功。随着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这些清教徒返回英格兰。他们重新肩负起自己的工作，并且仍然相信圣经能够成为安排个人生活，建构教会以及规范社会提供特别的指导。他们认为问题在于为教会选择传道人的权力。清教徒希望选举传道人的权力在于人民；而女王则坚持认为任命主教是统治者的责任。伊丽莎白允许这些清教徒抱怨，但是她不会听凭他们控制教会。

清教徒相信“属灵之约”存在于神和人之间。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恩典之约。借着这个属灵之约，真正的基督徒才与神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相信神以他至高无上的主权拣选人得救，同时他们认为任何人凭借个人信仰耶稣基督都能加入到这个圣约团体中来。因着恩典，信徒们成为神的子民，神也成为信徒的神。这个“亲密的联合”使圣徒们有责任按照神藉着自己的道所启示出来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它开启圣经，使人们深深感到它是灵性和情感力量的来源，它是清教徒闻名于世的吃苦耐劳和毅力的源泉。

詹姆斯一世继位后，一些清教徒有机会向这位国王呈明他们改革英国国家教会的想法，但是自视才学甚高的詹姆斯一世驳回了他们提出的大多数意见。只在一点上，他答应了清教徒们的请求，出版了圣经的新译本，这就是目前的英王钦定版圣经（简称KJV)。詹姆斯解散了议会，在无议会的情况下统治英格兰。因而。英格兰和清教徒领袖和议会权威的鼓吹者倾向于联合起来抵抗王室权力。

然而清教徒运动中有些人日益对国教内部的变革变得不耐烦了。一些团体开始按照圣经的教导而不是根据主教和祈祷书聚集崇拜。他们决心顺从神，下定决心要离开英国国教会。这场运动为分离主义运动。

公元1620年，一批激进的分离派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来到了美洲，创建他们理想中的国家。他们在马塞诸塞湾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1629年－1642年期间大约有25000名清教徒移民新英格兰。他们决心要在美洲荒原建立一个新锡安。

公元1609年，第一个英格兰浸礼宗教会诞生。他们在告白个人信仰耶稣基督后接受洗礼。
对于绝大多数清教徒而言，与英国国教会分离太过极端了。他们寄希望采取其他方式。

查理一世继位后，决心把神授王权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任命劳德做大主教。在这位大主教带领下，一个反清教徒的主教团成立了。劳德的高压政策使一些清教徒走向分离主义。查理试图将安立甘宗的高教会牌子强加在苏格兰人的长老制之上终于使这两个王国之间的关系破裂。为了保卫他们的教会，他们敢于拿起武器反抗国王。为了召集军队作战，查理被迫召集议会。但是议会大多数人同意清教徒的主要原则，但对于教会的形式有不同的意见。

内战爆发了，议会终于能自由地开始进行清教徒们一直盼望的改革了。议会从威斯敏斯特召来清教徒神学家，1643至1649年召开的威斯敏斯特大会制定出“威斯敏斯特信条”，以及大小两种教理问答以供教会使用。知道今天，这些文献还被许多正统的长老会和公理会使用。

这场战争中产生了基督教史上一位杰出人物奥利弗.克伦威尔。他率领的新模范军迫使查理投降。在接下去的两年里，这位国王设法挑起他的敌人――苏格兰人，长老派（操纵着议会）和独立派（操纵着新模范军）相互争斗。他成功地分裂了议会，还秘密和苏格兰人结成联盟。但对查理的极度仇恨在新模范军中爆发开来，1648年新一轮战争爆发。这次新模范军击败了国王的盟军，将长老派议员从国会下议院中清除出去。审讯国王，并在大庭广众面前被处死。

这是一次草率的行动，因为这次行动为保皇党制造了他们自己的殉道士，它把查理一世从一个被叛乱者处决的国王变成了一个被狂热分子迫害的殉道士，它明确标志着清教运动最终失去了权力。英格兰几百年来的王室不可能被抹去，即使是神的圣徒也不能这样做。

1653年新模范军推翻了不列颠联邦，建立被称为护国公制的政府形式，克伦威尔担任护国公一职。他想要通过给予各种基督教团体自由来解决国内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发现这项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1658年他去世后，旧英格兰的“圣徒统治”也随之消亡了，在两年内，这个国家又回到君主制，与国王一起恢复的还有主教职位。.

8 不愿意为旧观念死――宗派
宗派是现代基督教的制度性特点。任何一个读过新约的基督徒都能感到使徒信仰和我们今天基督教之间存在差异。比如，使徒保罗把教会称作因献身于主耶稣基督而合一的圣殿，但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有形形色色的膜拜团体，教派，宗派和主义。宗派为什么会成为现代基督教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今天基督教之所以分裂，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有与众不同的自由。而在以前较早的数个世纪，他们没有。我们可能会诅咒宗派或试图忽视它们，但因为消除它们所要付的代价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想要付出的，因此它们不会马上消失。
宗教改革时代（1517－1648年）并没有马上结束，理性和复兴时代（1648－1789年）就到来了。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就是接受宗教差别。
根据宗教改革运动，持异议即非基督徒的美德，也非人类的权力。宗教改革家和天主教徒一样热切地要镇压持异议者。这是因为这两大阵营都相信基督教真理要把社会团结在一起。它是权力的工具。而且在宗教冲突中，只有一边掌握真理。但是神的道可能存在于交战双方，然而，直到双方都精疲力竭后，这个革命性的概念才会获得听众。
在16世纪40，50年代，新教廷和天主教徒都相信存在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王国，信义宗的王储们在德国将信奉天主教皇家军队逼入困境。在“奥格斯堡和约”中，双方同意停止交战，条件是要采用如下领地原则：每个地区的统治者有权利决定其臣民的信仰，不论是天主教还是信义宗，即谁的领地谁的宗教。这种政府决定人民宗教信仰制原则预示了基督教王国要走向灭亡。
从1562年到1598年，法国经受了一系列的内战，即法国天主教徒和法国加尔文教徒（或胡格诺派）之间的战争。最后达成妥协。1560到1618年，在尼德兰也有类似情况的发生。
所有这些冲突中最终的，最具破坏性的所谓宗教战争是三十年（1618－1648年）战争。这场冲突基本以带有政治色彩的宗教斗争开始，而以野蛮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权力斗争结束。这种具有主宰地位的动机的转变使三十年战争成为宗教改革时代向理性与复兴时代转变的恰当标志。
这场战争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相当复杂。战争开始是德国王储同盟（新教徒）与天主教同盟之间，接着波希米亚地区新教徒开始与天主教徒战斗。1620年布拉格地区被天主教军队征服，波希米亚地军队被粉碎。这场胜利惊动了丹麦信义宗的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他发兵加入了与天主教军队的战争。结果1622年丹麦人被彻底击溃，象一群被抽打了的狗一样的撤回了丹麦。瑞典国王信义宗阿道弗斯担任起新教事业的新领袖。他领兵进入了德国，一系列的胜利让他赢得了“北方的狮子”的称号。可在1632年他死在了战斗中。没有了阿道弗斯，战争也疲乏了，结果已经很清楚了，天主教军队不能征服德国北部的新教徒，新教徒也不能控制南方的天主教徒。战争的最后岁月，变成了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名义上的天主教国家为莱茵兰的政治利益争战。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标志这战争的结束，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加尔文宗连同信义宗和天主教被公认是基督教信仰的表达形式。第一次可以允许新教和天主教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基督教与权力的联合，包括它野蛮的后果――回到君士坦丁，最终被粉碎了。政权和信仰分离的现代正在快速临近。
至1648年，北美洲英格兰殖民地上，人们学习到的教训是：强制性的宗教统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各种新教派别来到新大陆。新英格兰圣徒们仍然以宗教统一政策统治了两代人。然而即使在这里，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心脏，仍然有力量推动宗教宽容。其中一股力量存在于清教徒对圣经的献身精神之中。清教徒时刻准备着“接受任何从神成典的话语中获知真理。”因此，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一直不断地产生他们自己的持异议者。第二个制止清教徒不宽容的因素隐藏在荒原之中。在新英格兰，持异议者不需要躲在地下，他们可以继续前进，在朗朗天日下总能找到避难所。
所以，清教徒忠于圣经的精神，荒原的存在以及英格兰的宽容政策一起从根本上动摇了新英格兰清教徒的不宽容的立场。
尽管美洲殖民地上的宗教多样化大多数尚在清教传统范围之内，但是我们还需要对教会有一个崭新的理解。我们可以称之为教会的宗派理论。宗派制和教派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教派声称惟独它具有基督的权威，具有排外性。
宗派一词是一个包容性的术语。它意味着。用一个特殊名称称呼或命名的基督教团体只不过是一个更大团体――教会的一员，所有的宗派都属于教会。
威斯敏斯特大会上，将这些信念表达在威斯敏斯特信条和教理问答中。威斯敏斯特的弟兄们将教会宗派理论归纳为下面几项：
第一，鉴于人没有能力始终看清真理，对于教会的外部形式，观点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即使这些差异没有涉及信仰中的基要真理，它们也不是可以置之不理的。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实践他所相信的圣经教导。
第三，既然没有一个教会最终和完全掌握神圣的真理，那么任何一个单一的教会结构都不可能完全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会。
最后，单单分离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构成分裂。在很多要点上存在区别，但在基督里联为一体仍是可能的。
因此，教会宗派理论是在内在的宗教体验上寻求基督教合一――并且允许在个人信仰的外在表达形式上存在多样性。这种宽容态度并不出于对教义漠不关心。独立派没有打算将基督教合一延伸到一切宗教信条中去。“真教会”身份仅限于那些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有共同理解的人。.

六 理性与复兴时代（1648－1789年）

宗教改革时代以基督徒关于拯救道路之争为标志。理性时代最突出的标志则是否定一切超自然的宗教。尊重科学和人类理性代替了基督教信仰，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石。信仰更多的是体验而非教条。许多基督徒开始认识到，要使基督教存活下来，国家支持已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现代基督徒能够接受宗教自由。

1  瞄准根基――理性膜拜
1.1 理性时代的精神

理性时代（启蒙运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神、世界和自我。世俗主义就此产生。就理性服从于信仰，心智顺服于权威来说，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都是信仰的世纪。对天主教徒来说，教会是权威；对新教徒来说，圣经是权威。但是两者都以神的话而非人的思想为先。人在今生的基本考虑就是为他的来生作准备。

理性时代拒绝这样的想法。它让理性取代了信仰。人的根本关注点不是来生，而是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快乐和成就；通往快乐的最佳向导是人的心智，而不是信仰――也非情感、神话或迷信。

这种新精神是如何扎根和成长的呢？其种子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埋下了――存在于被历史学家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中。这个词的意思是“再生”，指恢复古典希腊和罗马在文学、政治和艺术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

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差别在人类观上。宗教改革家宣讲人类的原罪，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从神预定的地方堕落下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积极评价人类本性和宇宙自身。这种对人类及其力量的自信在启蒙运动时期花繁叶茂，香飘四处。

启蒙运动的另一个根源贯穿于那个充满可怕的宗教冲突的世纪（1550－1650年）：英国内战，迫害法国的胡格诺派，以及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普罗大众反对狂热的教士们的权力。宗教偏见似乎远比无神论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此，对宽容和普遍真理的渴望蔓延开来。

终于，理性时代从人们信仰法律与秩序这块新土壤中一跃而起。16，17世纪，现代科学兴起，使人们对和平与和谐的新生活满怀憧憬。

1.2 奇妙的世界机器

理想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年）在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该书提出了天上和地上一切运动规律都被融合在一个宇宙的主要规律即万有引力定律之中。欧洲广大读者被牛顿奇妙的世界机器迷住了。中世纪不可见的精灵世界――天使与魔鬼―――现在可以被当作迷信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服从自然物理规律，可以用数学符号来表达的宇宙世界。蒲柏（Pope）写到：“自然与自然的规律躲在黑夜中隐藏；神说“要有牛顿！”一切尽都明亮。”

如果宇宙是一部运行顺畅的机器，其所有的部件都由一位总设计师协调一致，那么人类只需明晰地思考和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真正的快乐就行了。这一基本观念――人有能力凭自己的感官和理性发现真理――产生“理性时代”这个标签。知识分子提出不同的论调：人不是罪人。他是一个具有理性的受造物。他需要的是赏识而不是神的恩典。

1.3 受审判的基督教

基督徒发现自己身处两种对立的思潮中。起初，17世纪末的时候，一些信徒试图协调理性和信仰。他们认为基督教完全合理的，但某些真理凭借理性获得，某些真理则凭借启示获得。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在18世纪初之后，这个思潮改变了。在法国，人们对理性的信心高涨，基督徒发现许多知识分子将一切对圣经启示的吁求抛在一边，视之为迷信和荒唐。这个思潮更具敌对性。

其第一代人的最佳代表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他认为启示展示出基督教合乎理性的特点。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以及人类合乎道德的行为是耶稣及使徒们对称义所要求的全部。这两者基本上都是理性的。

在洛克下一代的许多人中，也就是18世纪第一代人中，他们感到对基督教过去担负的责任更少了，因此他们不但没有设法调和自然和圣经，反而将启示简单地搁在一边。许多知识分子声称，一部分与理性一致的圣经显然是没有必要的。而和理性对立的部分――神话、神迹和神父之类说的鬼话――则完全不是真的。这种态度在法国更为明显。

18世纪，巴黎作为新大都市文化之都崛起了。一群被称为启蒙哲学家的思想家和作家将理性时代推向了顶峰。他们的目标是传播知识，解放人类的精神。无神论在他们不受欢迎。他们把“最高存在”――神看成万有的创造者。但有时候这位神被称为制表匠神。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就好像制表匠造了一块表，造完后给它上发条，让它自己走。神不需要干涉这个世界。这种信条被称为自然神论（Deism）。

自然神论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者是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他代表了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怀疑主义思潮。然而不管他如何尖锐地批评基督教，其目标并不是要摧毁宗教。他曾经说过，如果神不存在，那么有必要发明一个。

与以前大多数的教会批评家不同，启蒙哲学家不是以基督的名义抨击教会异端分子或持异议者。这些人从教会外部发动攻击。而且他们的火箭瞄准的不是某条教义，而是整个基督教真理的基础。其目的就是要摧毁这座大本营。

启蒙哲学家坚持认为基督教是一害人的阴谋，其目的是把整个世界交在教士阶层的压迫淫威之下。启示宗教不过是利用人类无知的一个阴谋。伏尔泰描绘了成千上万位基督教不宽容的受害者，由此对基督教信仰作了最无情的控诉。

这些知识分子用人类简单的善恶标准来判断基督教。如果教会以纯正教义的名义批准血腥屠杀基督徒同伴的话，那么基督教就远非神圣和圣经的，而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它阻止世上人类享有和平、和谐和进步。

1.4 空洞的自信无益

针对基督教信念的这些攻击需要坚持正统的基督徒做出有力且理由充分的回应。但是在法国，这种回应少得可怜。教会当局试图用传统方法来制止它，审查这些危险的书籍。但对这些嘲笑者提出的基本问题，他们通常并不熟悉。

在英格兰，情况有所不同。主教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1692-1752年）的不朽著作“宗教类比”基本上结束了这群思想家的辩论。

自然神论者以他们自信的乐观主义想象他们已了解神一切的智慧和目的。然而巴特勒看得清清楚楚：生活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之谜。

他没有试图去证明神的存在。他也没有拒绝理性；他认为这是人的自然之光。但他的确挑战了理性的主权地位。他认为理性没有提供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它提供给我们的只有可能性。

就这样，巴特勒攻破了自然神论的堡垒，即对理性的自信。是自然而非理性在其中居主宰的领域。自然充满了模糊和不可解释的神秘。

最终自然神论由于自身的弱点瓦解了。它建立在虚假的乐观主义之上。它没有对生活中的罪恶和灾祸做出解释。因为自然规律是清楚、不变的，自然神论者就假设人从自然中做出的道德选择也是简单不变的。如果问“为什么人在自然中总是不能看清宗教真理？”自然神论者只能回答说“因为教士说谎”。但是这个答案太过简单，没有真实性可言，因此几乎没人会相信。

可是，对自然神论的最终摒弃并没有使基督教回复到西方文化的中心位置。理性时代的反面工作仍然在持续。人们有意建立一个在宗教上中立的文明。这意味着信仰只得限定在家庭和心灵之中。而这正是我们在今天的世俗社会中所看到的一切。

这给现时代的基督徒留下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作为公民的信徒在设法使国家强化基督教行为标准方面到底能走多远？或者，如果基督徒放弃强化基督徒行为这种思想，那么作为公民的他们应该设法使什么样的行为规范成为每个人有义务遵循的？.

2 心灵及其理性――帕斯卡及虔敬派

即使在理性时代，灵魂中的干渴也不能被忽视。一场重要的，被称为虔敬派的新运动开始了。17，18世纪，传统宗教的标签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少了，一些基督徒用论证来回应理性的挑战。而另一些人，不是在教会或信经中，而是在心灵里，寻找真正的信仰。

2.1 法国
在法国，富人们和贵族的告解神父都是耶稣会会士。作为告解神父，天主教的神父应该准确地知道什么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什么是可赎的小罪，什么是无罪。耶稣会会士非常仁慈，夸大人的善功，以至于让基督的救赎工作变得极为廉价。耶稣会最强劲的反对者来自一场被称为詹森主义的运动。詹森认为神在创世以前就已拣选那些将要得救的男男女女，若没有神的恩典，靠人的善功永远不可能得到救赎。詹森的继任者阿诺得强烈痛斥所谓频繁忏悔就能弥补频繁犯罪这种思想。阿诺德攻击耶稣会，神学院将他开除。于是他找了一位保护人帕斯卡。

帕斯卡（1623－1662年）是法国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被人认为是敬虔主义者。（计算机语言帕斯卡语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还发现了大气压的基本原理）。帕斯卡的“思想录”切入教理，直刺人类道德难题的中心。他通过渴求真理吸引知识界，通过无情地揭示无神的人类的可怜景况来唤醒人们心中的情感。在理性时代，帕斯卡坚持认为自然不是通向神的可靠线索。即使是理性，也不能成为寻找神的可靠指引。神和生命的意义必须用心灵而非理性来体会。“心灵自有其理由，理性并不知晓”。

帕斯卡去世后，天主教会和国王路易十四联手，成功将詹森主义赶出法国。

2.2 德国
敬虔运动在17，18世纪发生于德国，主要在路德宗里面。敬虔主义的基本动力是为了改革路德宗的宗教改革。因为他们觉得路德宗的宗教改革虎头蛇尾。

任何一个宗教，在成为大多数人的宗教并慢慢地变成社会习惯后，会倾向于变得单调而贫乏，不管它曾经多么富于激情。在信奉信义宗的德国许多地区即是明证。

路德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宣告“因信称义”这一坚定的教理。可是在17世纪，他忠心的追随者在知识界的迷惑下，把信仰变成了心智操练。信心不再是一种顺服的行为，顺服于神籍着基督所启示的怜悯，它现在正式认同学者们提出的教义真理。

在基督徒生活中，成为国家教会成员一类的事务越来越多，而个人和基督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虔敬派向德国路德主义有名无实的信仰提出了挑战。

虔敬派信徒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他们强调个人信仰的重要性。他们相信基督教是从个人开始的。因此，基督教史上受洗的基督徒要悔改信主这一观念第一次凸显出来。信仰的本质，在于信徒们的心灵之中对神的恩典具有个人体验。

第二，虔敬派想要将基督徒生活的重心从国家教会转移到对神有永活信仰的人们组成的亲密团契中。从这些中心得到生命复兴的平信徒应该把神的道传扬到各阶层。

敬虔运动有三位推动者和塑造者，都是德国人。斯彭内尔（Spener）敬虔主义的创造者，他明白因信称义不单纯是教理，而是灵性再生。他提议建立圣经学习小组以获得属灵上的成长。弗兰克（Francke）是伟大的组织天才。他倡导了一系列属灵和社会服事活动，建立了孤儿院，穷人学校医疗站等机构。亲岑道夫（Zinzendorf）是一个古怪的先知。他是一个热心而又感情丰富的人，相信真基督教的标志就是对耶稣宝血单纯的信仰，他用生动，几近性爱的形象来歌颂灵魂与基督的关系。他继承发展了摩拉维亚弟兄会。摩拉维亚信徒成为历史上第一股大规模新教宣教力量。

2.3 总结
在基督教史上，敬虔主义无疑是最少人认识的运动之一。对敬虔主义流行看法都是，敬虔主义者代表自我为义的人，对别人摆出一副“我比你圣洁”的态度，眼睛长在头顶上，全心向天，对这个世界视若无睹的超级属灵人。

敬虔主义被当作一种经验性的基督教，它强调经历神超过对于神理性的认知，个人的灵修超过教义的信念。尤其强调悔改（重生）和成圣（生命的圣洁）。基督徒的教理在心灵中变成了基督徒的现实。

其实敬虔主义从来就不是特定的宗派。几乎每一个新教宗派内，都有敬虔主义的分子。

敬虔运动的名言“如果你的手是温暖的，把手伸给我”。

敬虔运动对全世界基督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把教会的重心从热切的争论转移到对灵魂的关怀，使布道和牧师探访成为新教传道活动的重心。它大大地丰富了基督教音乐。它还强调属灵平信徒在复兴教会上的重要作用。

福音派信徒从虔敬派那里继承了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情感在虔敬派教徒的宗教生活中占据很大的比重，而理性则有频临消失的危险。既然人的心智不能看透人类命运之谜，那么就剩下感情来承载信仰的意义了。它几乎没有向世俗主义的传播提出挑战。而福音派常常有同样的弱点。第二，虔敬派保留了现存的制度化教会。它没有正面攻击它，但它将基督教的本质――新生和灵性生活――从传统的国家教会转移到亲密的团契小组或信徒们的志愿组织上。.

3 卫斯理和循道主义
理性时代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灵性更新运动，它被称为福音觉醒运动。该运动由领袖们的个人关系交替而成。但有三个地区发生了意义重大的改革。德国，由于虔敬派的崛起而发生变化；不列颠群岛，由于循道宗的讲道而变革；在美洲殖民地，由于大觉醒运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在英格兰，循道宗复兴运动不仅说明了循道宗宗派的起源，也帮助我们了解基督教福音派运动。其领军人物是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年）。

福音派大部分的基本信条可以在清教主义中找到：人类的罪性，基督的代死，不配得的神恩，以及真信徒的得救。但清教主义关注更多的是政治，试图建立一个神圣的共和国，一个真正的圣经社会。福音派没有游离政治之外，但他们最大的激情在于使失丧的人悔改归信。他们更多关心向所有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嘲笑者和异教徒――传福音。

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的英格兰，在富有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启蒙运动已经把信仰从生活的中心挤到生活的边缘。在英国国教会――安立甘教会――和不信奉国教的宗派中，清教徒的热忱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传道人满不在乎地忽略掉传统基督教关于人类罪性的教理。相反，人们以温和的敬畏感和愉悦的心情来接近神。理性麻木教会，坎特伯雷大主教不遗余力地抨击他所谓的宗教“热忱”，强调合宜的行为，人们应该慷慨、仁慈和宽容，并要避免顽固和狂热。
约翰卫斯理生平的故事引人入胜。他6岁时，家里着火，他一个人被丢到火场里，但他爬到二楼的一个窗口，邻居们把他救了出来。从此以后，约翰称自己是“火中取出的一根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神护佑的手在他生命中工作。

他就读与牛津大学，他和自己的弟弟查理卫斯理，还有好友怀特菲尔德共同创办了所谓的“圣洁俱乐部”后来有人把他们称为“循道者”（Methodist）。这三个朋友凑在一起发动了英国的大觉醒运动，然后散播到美国。他们在学校里成立了小组，坚持祷告、读经和参加圣餐礼。他们坚持不懈地寻找各种方法使他们的生活与早期基督徒的实践保持一致。但约翰很快就承认，他缺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内心平安。神一定还有别的旨意。后来他收到邀请信，去新大陆传福音。

1736年“西蒙号”驶向美洲大陆，它进入了猛烈的大西洋风暴。船上一位年轻的安立甘宗传道人约翰卫斯理吓的呆若木鸡，他非常害怕死亡。但当海浪打上甲板，把主桅杆劈得粉碎时，一群摩拉维亚人镇定地向神唱着他们的圣歌。后来卫斯理写到“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最荣耀的一天”。

在佐治亚洲，卫斯理发现自己彻底失败，一年多后，卫斯理返回英格兰。他写到：“我去美洲，是为了使那些印第安人悔改归信，但是，谁来使我归信呢”？不过在佐治亚洲，他和摩拉维亚人接触，使卫斯理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他需要新生和个人对基督坚定信仰，这能使他胜过罪，得到真正的圣洁。因信称义，不只是一条教理，它是个人对神宽恕的体验。但是卫斯理问到，信仰怎么可能在一瞬间被赐予呢？

1738年卫斯理在美洲听某人读路德著的《罗马书注释》所写的序文时，觉得灵性苏醒了。他确信耶稣已经取走了罪，把他从罪恶和死亡的律中拯救出来。就这样，卫斯理找到了他曾经缺乏的那种确信，这种目的感给他提供了无比强大的精力，支撑他走过整整半个世纪。

经过这事的激励后，约翰卫斯理成为了灵性觉醒运动的领袖，这场运动震撼了英国的支柱。他开始火热的布道，一开始在教堂，然后向监狱里的囚犯布道，向酒店的客旅布道，在船上布道，他站在父亲的墓碑前向墓地里的上百人布道。他宣讲信心一直讲到别人有信心为止，他自己的信心也被别人的信心坚固了。卫斯理一生走的路程约有250，000英里。相当于绕地球十次。他在马背上准备讲章，他不知疲倦的讲道，直到整个英国悔改归向神。

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写了许多流传百世的诗歌，配合他哥哥布道，在400首诗歌本里还有许多他写的歌，我们还在唱。他的朋友怀特菲尔德也火热布道，他最早开始在旷野讲道，向煤矿工人讲道。他的讲道运用惊人的形象，使听众感动罪的痛苦和地狱的可怕。他声音很大，在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可以向上万人布道。他死前还在布道，最后的话是“主耶稣阿，我太累了”然后下台不久就被主接去。

约翰卫斯理的神学是阿明尼乌主义。他坚决反对加尔文的预定论。他坚持认为神定意要拯救所有人，而人有足够的自由意志选择接受或拒绝神的恩典。这个导致了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菲尔德割刨断义。卫斯理对成圣也执迷到一个地步，希望一个基督徒在死前达到“在爱里十全十美”的地步。

他是循道宗的创立人，虽然这个不是他的本意。他是一个管理天才。他大部分信徒都是安立甘教会的成员，而且卫斯理也竭力要求他们到他们的堂区教会参加崇拜和圣餐。但是他的信徒们发觉他们基督徒体验的核心在循道宗会社里。

有学者说卫斯理在英国掀起的复兴运动有助于英国防止在18世纪末爆发象法国那样喧嚣沸腾的血腥革命。它更新了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宗教生活，提升了穷人的生活。它激发了19，20世纪的海外宣教以及福音派的社会关怀活动。.

4 大觉醒运动

1776年7月4日，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设计了美国的国玺。国玺上面写着“合众为一――（神）喜悦我们的事业―――1776年―――历时历代的新秩序”。

30个世纪以来，基督的子民通过坚持基督教王国思想在神的天空之下找到有意义的栖居之地。在这里，教会和国家为所有人的利益和谐的相处。教会通过教导和圣事把救恩分给人，使他们为来生做好准备。而国家则为公民的属世利益维持基督教律法和政治秩序。

宗教改革运动无意中动摇了传统的基督教王国。它为真正的信仰而祷告、传道和战斗，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单一的教会存留下来，有的只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宗派。但是尽管没有基督教王国，强大的民族王储们起来了，在他们的领土内为了他们所谓的臣民利益维持着政教合一。

在美洲殖民地，基督教新秩序把教会抛入了另外一个竞技场。广泛多样的民族和宗教使人无法在这里建立独一的官方教会。教会被迫独自肩负起向不信者传福音以及牧养信徒这双重担了。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国家的保护，基督教完全独立了。教会在被剥夺国家支持后，不得不在自愿基础之上维持传教和教导这双重使命，我们称这种情况为“自愿捐助维持制度。”

在这一“新秩序”中大觉醒运动至关重要。它使大批基督徒确信“自愿捐助维持制度”是可行的。1740年当怀特菲尔德在美国布道后，美国的大觉醒运动成为了一种属灵的飓风。他的领军人物是爱得华滋。后世的美国人几乎忘记了他是一位心理学家，普林斯敦大学第三任校长。他们只记得他是一位极富戏剧性地传扬地狱之火和硫磺火瑚地布道家。大觉醒运动使殖民地的基督教重新拥有了痛悔的眼泪和救恩的喜乐。

福音觉醒运动对北美地神学具有最深和最持久的影响力，并且更因为北美的宣教活动，使这些影响力遍布世界的许多地方。教义上卫斯理他们留下了火热的正统教义。他们断言只是承认教义正确的挂名基督徒是不会变为真正基督徒。被神更新的经验乃是使人变成真基督徒的因素和最佳的确证。他们拒绝圣礼主义，宗教理性主义，赞同信仰就是信靠并且相信超自然的神常常用奥秘的方式，直接作工在这个世界之上。

艾萨克.巴库斯成立了第一家浸礼宗教会，同时，他阐明并宣扬福音派关于教会和国家关系的立场。浸礼宗基本立场之一就是：国家和制度化宗教之间的一切直接联系都必须打破，以便美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他的基本假设就是“神在世上指定了两个不同类型的政府，它们的本质不同，不应该相互混淆”；一个属于国民，一个属于教会。

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国会不得指定确立一种宗教为国教或者禁止传教自由的法律”。美国的政教观是根植如下观点上：

在教会观上，即教会是属灵团体，为了属灵的目的而存在，沿着属灵的道路行走，因此平常的美国人绝不会想到国教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它不要国家的帮助，它不追求专有的特权。
历时历代的新秩序没有那个比这个更新的了！.

七  进步时代  1789－1914年

法国大革命为普通人释放出新的希望。权力似乎为大众垂手可得。对于基督教来说，这意味着知性怀疑挑战之外又加上新的社会动荡。面对新的挑战，基督徒产生了新的分歧。没有了传统国家的支持，许多新教徒开始求助于志愿会社，不仅向穷人和受压迫者传福音，也把福音带到异国土地上。

1 进步时代的天主教
1.1 法国大革命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破，7位专制统治的受害者从地牢中被释放出来――五个普通的犯人和两个疯子。他们中间没有博学的爱国者。这些可耻的事实很快转变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英勇行为。

巴士底监狱象征着旧政权，狂暴的群众象征着新时代。即使随巴士底监狱陷落而来的暴乱和流血，也没有人怀疑历史的前进，人类开始盲目乐观，他们相信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乐，这成为新的信经。

法国大革命前夕，罗马天主教会沐浴在旧秩序的荣光之下。一千年来，他一直圣化着欧洲封建制结构。罗马教会几乎没有考虑过农民和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无权的状况。在18世纪的欧洲社会，高贵的出身和神圣的呼召就是一切。才智、成就和财富几乎什么也不是。重大的改变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来得比大多数人梦想得要快。

法国大革命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自由，平等和博爱”。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横行世界，罗马教会简直成为旧秩序的一个部分，以至于革命家都把它当作泄愤的对象。当时法国流行这样一句话“世界要和平，就得用最后一个神甫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主教”。三至四万名神甫被赶出了城镇，他们被流放或隐藏起来。革命本身呈现出宗教特征，新日历抹去一起基督教的痕迹，高举“理性”偶像。直到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成为法兰西新的国王。拿破仑很明智的与教宗达成了一项协议“1801年宗教协议”――使罗马教会在法国恢复特殊地位。但罗马教会已永远失去了统治地位。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回到王座和圣坛联合主宰的社会了。

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福音依赖于人而非神的荣耀。罗马教会意识到这一点，他像素来的做法那样回击这个异端。他比大多数新教教会看得更清楚，当时的情况对魔鬼更有利，魔鬼就是民主。
一万个人说谎也不可能让谎话变成真理。这是进步时代留给每个世代基督徒的重要教训。自由选举和学习机会并不能保证乌托邦到来。基督教信仰一贯坚持人类本性中的缺点要比政治或社会制度上的缺陷更为根本。

1.2 天主教对抗自由主义
在整个中世纪，奥古斯丁的“自由来自恩典，而非恩典来自自由”的格言一直是组织和加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成为适度自由的人必须存在于蒙拯救状态之中，所以这些世纪以来，基督徒对人类不适度的自由――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几乎没有任何热情。

然而在19世纪，“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自由”这样的想法到处流传。但是“尽可能”到什么程度呢？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代表，写道：“每个人的自由会被所有人的同类自由限制住”。这界定了“尽可能”的含义。自由意味着拥有你自己观点的权利，传播你自己观点的权利，以及按照你自己的观点行动的权利――它们要服从社团中每个成员相似的自由。实际上，这意味着需要一个保证所有公民自由的立宪政府，这自由包括按照个人选择做礼拜的自由。教宗们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在那些年里，教宗们并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拒绝融入19世纪。他们继续捍卫过去，和他们那个时代的运动不发生联系。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新世界，他们也从未想出与之对抗或使之改变的办法。

自由主义建议消灭一切折磨人类的罪恶，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它不仅拒绝罗马天主教会的帮助，还坚持认为教会没有权利对公共道德生活发表意见。政治独立于基督教伦理。罗马天主教徒是拥有一切公民权利的公民，除此以外没有别的。

1.3 教宗国灭亡
在意大利教宗国里，教宗不仅是属灵领袖，也是世俗君主。除了自罗马沿东北方向横跨半岛的教宗领地外，它还包括意大利七个州。

19世纪中叶意大利发生了“再生”运动（一场统一意大利的运动）。撒丁岛的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 1849－1878年）领导了民族统一运动，1861年3月宣布成为意大利国王。然后1870年占领了罗马，很快这座城市投降了。经历了一千多年之后，教宗国走向灭亡。

教宗庇护九世撤退到梵蒂冈，成为了“梵蒂冈囚犯”。教宗抗议，他禁止意大利天主教徒参加政治选举，其结果是在意大利政府中反教士事业日益高涨。直到墨索里尼于1929年2月缔结“拉特兰条约”，教宗才在小小的梵地冈拥有完全的主权。

1.4 教宗无谬论

1870年不仅标志着教宗世俗权利的终结，也宣告罗马教宗具有最高权威和教宗无谬的教理。
在法国大革命后，对教宗制的特殊忠诚在这个国家逐渐形成。在革命年代和骚乱过去后，一些天主教徒称赞教宗制是市民秩序和公共道德的唯一源泉。他们宣称，只有教宗才能重建混乱的人类社会，也只有独立于国家、坚定地由一位无谬的教宗――教会无可争议的主人――领导的神职人员才有这个必需的特权和力量去保护灵性自由免受暴政的侵害。

因此，无谬论成为有效的教宗制所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和自明的先决条件。罗马天主教会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成为君主国。主权对世俗国王意味着什么，无谬论也就对教宗意味着什么；无谬论就是灵性和罗马教会领域中的主权。这样，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就能把政治权威观念转移到罗马教会和教宗制上。

教宗无谬论的观念本身不会引起多大的问题，天主教徒几乎没有怀疑过作为彼得继承人的教宗拥有特别的教导权威。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权威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否可以不通过公会议和主教团独立行使这种权威。还有，它必须满足哪些特殊的前提。

1870年第一次梵地冈大公会议，称为“越山会议”，强调教宗权威和教会权力。确定了：
1。“每个主教不仅在有关信仰和道德事务上，还是在个人习惯已经教会管理上都要顺服教宗。”这种权威不仅涉及信仰和道德上的事务，也包括纪律和教会管理。

2。“当教宗以他的官方职权或权威性做出一项有关整个教会信仰和道德事务的决定时，这个决定就其本身而言是绝对无误和不可改变的，也不需要预先得到教会的同意。

在投票通过无谬论后，1870年12月20日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占领了罗马，会议被迫中断。但庇护九世领导的越山会议塑造了后世罗马天主教徒的生活。天主教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敌对势力包围下，选择了撤退，开始隐藏在尊贵而无谬的教宗制这座围墙之后。.

2．19世纪的英格兰

19世纪许多方面属于英格兰。工业革命的摇篮，金融的中心都在英格兰。到1914年大不列颠统治着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广、人口最多的帝国。在人们看来英格兰为所有人开辟了一个繁荣和自由的时代。然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许多英国人觉得窒息。一些记得法国大革命可怕岁月的人对未来感到恐惧，还有些人则高唱着变革的赞歌。

有两场突出的基督教运动真正帮助了千百万信徒适应这个时代。一个是福音派的克拉朋教派，另一个是安立甘高教派的牛津运动。直到今天，福音派基督徒还把“克拉朋教派”看成基督教社会关怀的典范。而安立甘宗高教会回溯到牛津运动，将之看成是教士虔敬品质的源头。

2.1 克拉朋教派

教会受到双重委身的支配：神差遣他的子民进入世界传拯救的福音，服侍那些贫乏的人。但他也呼召他们要离开世界去敬拜他，认识他。没有敬拜的传教只会产生空洞的侍奉，正如没有传教的敬拜会导致麻木的宗教一样。

在变革的时代，在循道宗奋兴运动的激情推动下，英格兰的新教徒也形成了一大批宗教会社。他们从离伦敦3英里的小村克拉朋开始。成立了英行教会，英国海外圣经会，改善穷人生活会，监狱纪律改革会等会社。

这些会社是个别基督徒为了某个特殊的目标而在一起同工的团体。他们有的以分发圣经或帮助穷人为目标，有的以将福音传到海外为目标。18世纪复兴运动的主旋律提供了指导：神的爱彰显在基督里，拯救的必要条件在于凭借信仰，以及通过圣灵的工作获得新生的体验。他们被称为福音派。他们兴趣不在教会及其仪式上，他们认为传福音比完成圣事更重要。这样的立场被称为“低教会派”。

福音派投身于帮助被忽视和受压迫者的改革事业。克拉朋教派在其领袖议会政治家威廉.威尔伯福斯领导下，讨论国家中不正当、不公平的行为，以及他们为建立正义所要进行的战斗。他们最大的努力集中在反奴隶制的战役上。第一场战争是废除奴隶贸易。最终，在1833年7月25日，“解放法案”通过，释放了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奴隶。在欧洲殖民势力瓜分非洲之前，这次行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事件的影响，特里威廉（Trevelyan 1876－1962年）在其“十九世纪英国史”中描述最为精彩：“在奴隶制的最后一夜，在我们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们爬到山顶去看日出，当太阳的第一道光照射在水面上的时候，也给他们带来了自由。但是远在中非森林，在那尚未开垦的黑暗中心，没有人理解或尊敬这一天。然而这块黑暗的大陆所受影响最为深远。早在它受到欧洲剥削之前，那个万邦中最强大、决定其命运的民族已决定奴隶制不该成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克拉朋教派始终是一个光辉的榜样，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也许是世界本身――可以如何受到一小群有能力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的影响。

2.2 牛津运动
第二场基督教运动，牛津运动，代表的是对19世纪英格兰社会危机的一种完全相反的回应。

它与其说是一场知性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心灵运动。牛津人深深担忧英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他们将政府改革看成是攻击英国国家教会的神圣性，他们决心抵抗尘世的侵扰。

1832年的改革议案将权力从土地贵族手中转由中产阶级掌握。这一举措也意味着许多不属于英国国教会的议会新成员拥有超越教会的权力。亵渎信仰的政治家真的敢插手神圣洁的事情吗？

牛津大学的教师约翰.基布尔发表了题为“举国背教“的布道辞。他说，当一个民族不再尊重使徒的后继者，即教会主教，并且只崇尚以流俗和利己为基础的理性时，这个民族就因否定神的主权而判有罪。

牛津大学郊区牧师约翰.亨利.纽曼，希伯来语教授爱德华.皮由兹加入这个队伍。这三个牛津人认为，英国国教会需要确认，其权威并非依赖于政府的授权，它源于神。国教会的主教并非由社会地位，而是由使徒委托授予权力。既便英国国教会完全脱离国家，它依然能获得英国人民的效忠，因为它依赖于神圣的权威。他们发行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形成了“书册派”这个标签。公共崇拜对这些牛津人而言至关重要。他们强烈相信崇拜中的象征行为。书册派基督教是基督教“高教会派”的奋进版。

这些牛津人一步步向罗马教会靠近。牛津运动遭到强烈反对。牛津主教下令禁止出版他们的小册子。1845年，纽曼阪依罗马天主教，此后，成百上千的安立甘神职人员跟随他做出同样的选择。大多数书册派成员仍留在英国国教会，亲历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采纳“高教会派”的观点。对很多人来说，宗教集中在礼仪、神父和圣事上。他们对美的关注带动了教会建筑、音乐与艺术的发展。“牛津运动”和“书册派”这些名字为“盎格鲁－公教会”所替代。

福音派和盎格鲁－公教会的信念传承下来，他们的观点对任何时代的基督教而言都是根本的，即传教和崇拜。.

3. 新教传教

19世纪初期，在欧洲和美洲之外，几乎很难寻觅基督教新教的踪迹。18个世纪过去了，基督教还远非一门世界性宗教。19世纪是基督教扩展的伟大纪元。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世俗思想，从来没有一个得到如此广泛的宣传，也从来没有成百上千的人自愿捐款用于支持这项宣传。

第一批试图向偏远地区的人们传讲福音的新教徒属虔敬派，然而摩拉维亚信徒的关注点集中在某个欧洲地的居民。

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年）大规模地推行了基督教传教工作。他认为，外国传教士在完成这项必行的使命中绝对只能做出一小部分贡献，在考虑传道事业中，发展当地传道力量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基督教首先必须牢牢根植于它被植入的本土文化和传统当中。他成为现代传教的先锋，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克理认为：所有人都有责任悔改，相信福音，那么接受福音的人也有责任将其传遍世界。克理成立了浸礼宗宣教会，他和全家踏上了远赴印度的旅程。

19世纪初，新教做出一项深入人心的新决定：向万民传福音。号召所有的信徒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让世界各民族归信基督这一重任，福音不是欧洲民族的私有财产。

宣教先锋的名单上增添了数百人：印度的亨利马丁（Henry Martyn，1781－1812年），中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南太平洋的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1796－1834年）他被土著人杀死并吃掉，其殉道的消息在英格兰掀起传教热潮，缅甸的阿道尼拉姆贾德森（Adoniram Judson，1788－1850年），印度的德亚历山大达夫（Alexander Duff，1806－1878年）他建立了加尔各答大学，火地岛的艾伦加德纳（Allen Gardiner，1794－1851年），南非德罗伯特莫法特（Robert Moffat，1795－1883年），还有许多宣教士和他们的妻子被长久遗忘了。

特别提一下这2位：李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年）深入非洲2万里，给非洲带来了神的福音。他的名言“我所拥有或将拥有的一切若与基督的国度无关，那么它们就毫无价值”。戴得生，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他提倡穿中国人的衣服，说中国话，深入中国内地传福音给中国人。他的名言是“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

19世纪30年代，海外宣教成为英格兰教会的一个普遍特征。不列颠作为一个基督教民族对海外地区基督徒负有责任这样的思想已经扎下了根。

新教向全世界传福音的使命并非南柯一梦。宣教运动中的奉献精神，加之以进步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使得实现这一目标似乎指日可待。

传统的宗派有三种教会管理形式：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哪一种传统的教会管理形式能胜任世界性的宣教工作。全球福音传道倡导者寻求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志愿者社团。它使跨宗派活动成为可能。

到19世纪末，几乎每个基督教团体，从俄国的东正教到救世军，几乎每一个国家，各个宗派都参与海外宣教事业。在此过程中，现代基督教的若干特征显得尤为突出：
首先，宣教运动都是志愿主义的结果，而非强制性的产物。从君士坦丁时代起，宣教信仰曾得到基督教国家统治者的积极支持，因而常产生集体归信的现象。然而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除了个别以外，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国家的支持或控制。他们只是凭借劝导的力量来推进传教。因此，基督徒找到了一条即倡导宗教自由又积极参与宣教的道路。
第二，这场宣教运动充分发挥了广大普通新教徒的财富和才干。传讲福音作为教会的首要任务，落到各教会的信徒身上。
第三，随着福音的广传，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传道人。传教机构建立了学校，医院以及培训中心。

这场宣教运动恢复了福音在基督教中的核心位置。在这个重要意义上，这场运动重新获得了为宗教改革所遮蔽的神圣、大公教会中的一个要素。.

4.        美国基督教
基督教美国这一异象是19世纪美国新教的主导型主题。
4.1        美国西进运动
19世纪美国的伟大事件发生在西部这个不断拓展的边疆，许多美国人涌向这块土地。这些边远地区的居民生活在驱逐印第安人和征服这片荒原这两项艰巨的任务中，过着野蛮而又无法无天的生活，并以此闻名。

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不久，面对西进机遇各宗派显得准备不足。因此基督教对整个局面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有5％或10％的美国人是教会成员。然而，最终西部这个野蛮、动荡、无神的社会竟然被驯服了，而做到这一切的正是基督教福音派。

当使所有国民都臣服于基督这一使命开始挑战福音派时，他们采用了两种方法：志愿会社和复兴运动。建立美国自由社会的最佳手段就是：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支持意义深远的宣教和教育活动，在这个年轻的民族传播改革理想。不同的宗派为了某个共同关注的问题而联合起来，组成志愿会社。19世纪初期出现了许多会社，如美国圣经公会，美国殖民协会，美国主日学联合会等等。

第二种方法是复兴运动。教会要仰赖复兴来兴起其会员和牧师的信心，也要靠复兴取得影响公众舆论的力量，让它给法律增强效力，给宗教机构提供志愿支持。这种复兴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布道人在露天聚会，传教。著名的有詹姆斯.麦克格里迪（James Mcgready 1763-1817年）。

4.2 基督教在黑奴中的传播

美国从1619年开始使用奴隶，到1830年，奴隶的人数以及上升到两百万人左右。随着这个民族的西进，其制度问题凸显出来，奴隶问题总会深深地震撼这个民族的良知。

黑奴开始从圣经中寻求意义以填补心中的空虚，因为白人奴隶主剥夺了他们的一切，包括非洲的神坻。基督教使奴隶们在新土地上找到了新生活的新中心。黑人传道人成为黑人教会的重要人物。在受束缚的日子里，释放的希望在此生此世似乎十分渺茫，所以他们将解放和死亡联系起来，到那是耶稣打开奴隶身上的捆绑，释放他们，将他们带入另一个快乐的世界。

南方为奴隶制所做的辩护基于如下的事实：圣经中有一些规诫和实例支持奴隶拥有权。在旧约中（利未记25：46），神指示以色列人买仆役，奴隶一旦被买，就成了以色列人“永远的产业”。在新约中，使徒也从未要求解放奴隶，他们只是要求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不要威吓”。在北方，福音派反奴隶制热情十分高涨。他们认为，美利坚民族，这个注定在神圣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族，必须在它奔向人类历史高潮时消除一切的罪，奴隶制绝非仅仅是南方的罪，它是整个民族的罪，整个民族都必须蒙洁净。

在废除奴隶的争战中，各方使用同样的象征符号。只有一本圣经，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一位耶稣基督，一条拯救道路，然而这些象征符合被用来支持相互对立的事业。但就像林肯所说：“双方都查考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位神祷告，各自都祈求他的帮助以击败对方。…双方的祈祷都不可能蒙应允。…全能的主有他自己的目的”。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战争爆发了，鲜血流淌了，民族挺住了。美国基督教化这个异象也保存下来了。

4.3 对福音派美国的文化冲击

一系列的文件冲击对福音派传统信条中的真理和相关内容提出了广泛的置疑。

第一个冲击波源于查尔斯.达尔文的笔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福音派提出重大挑战。
第二个冲击波是美国社会日益工业化，人们大量涌入城市。大多数新移民带来了自己的宗教观点。
对圣经信念的第三个，也是最直接的攻击则以圣经高等批评的形式来临。批评性的观点日益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最终在很多主要宗派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众多传统的福音派宗派中，两股力量异军突起。一方拥抱这种变化，认为它们是从神而来的祝福；而另一方则抵制这些变化，视之为对圣经信息的威胁。马丁.马蒂（Martin Marty)教授建议我们分别用“公共”新教和“私人”新教来命名这两个团体。前者谈论社会化的基督教，社会化的福音及社会公益服务；而后者强调个人拯救的需要。他们致力于个人归信运动，并且相信只要人心和神一起行正道，那么经济和社会问题总会自行解决。

美国内战后，南方基督徒遭受战败和绝望感的双重打击。北方基督徒则相信基督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状况每况愈下，这个时候美国福音派出了一个伟大的福音派信徒怀特慕迪。他一生有向一亿多人布道。他有一个救生艇理论“整个世界在我眼中就是一艘破损的船。神给了我一艘救生艇，并对我说：尽你所能去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基督赢得灵魂，并教导已得救的信徒为基督再来做好准备。.

5.        新教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有雄性勃勃的目标，他们试图将新教教会带入由现代科学、现代哲学和现代历史组成的新世界。自由派神学的中心目标是使人有可能同时成为知性现代人和严肃认真的基督徒。

新教自由主义遇到了一个和基督教本身一样古老的问题：基督徒怎样不歪曲、毁坏福音，却又能使基督教信仰在一个充满思想的新世界中变得有意义？自由主义者相信，如果基督教神学还希望占有和获得知性现代人的效忠，它就必须向现代科学妥协。因此，他们拒绝承认宗教信条是独一的权威。他们坚持认为，信仰必须通过理性和经验的检验。

自由主义者完全臣服于现代心智，因此他们认同这样一种假设：宇宙是一部巨大和谐的机器，或者说是一个极端复杂不断发展的有机体。它是统一、和谐、一致的。可是圣经创世叙事认识到宇宙中某些重要秩序：无生命的物质、植物、动物、人和神。自然主义神学对此不以为然，它降低了启示宗教和自然宗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被救赎者和失丧者、基督和其他人、人与神之间的差别。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1807－1882年）出版了其《物种起源》，这本著作改变了人们关于地球生物起源及进化的观点。1871年他推出了第二本惊世之作的《人类的由来》，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的祖先很可能是类似猴子的动物。

达尔文只是提出一个推测而已，但他的理论却深深的影响了人类历史，思想的发展。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革命，纳粹主义，2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东西方冷战都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进化论提出人原来是很落后，现在进步了，而且还会不停的进步。人类不再认同神说人类是完全堕落，需要悔改的劝解，基督教完全可以被淘汰了。

进化论还提出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所以一个优势族类消灭一个弱势族类是自然的选择。这个直接造成了种族灭绝的后果。希特勒提出德国雅利安民族优等性，可以统治世界，也就不足为怪了。

马克思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到了他的思想，认为社会也是进化的。先进社会淘汰劣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淘汰资本主义社会是天经地义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后，一些人强烈地反对这些观点。另一些人则尝试把宗教信条和进化论调和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者渐渐开始相信进化论并非与基督教基要真理相矛盾，相反，前者可以补充后者。

科学对正统的基督教提出严重的挑战。同时，新历史观接着对正统基督教提出挑战。科学只置疑神对物质世界的主宰，而历史批评直接涉及基督教信仰领域，即神在圣经中的启示。圣经批评逐渐分为两种形式。低等批判家主要解决文本问题，找出最早，最可靠的圣经文本。高等批评家基本对文本的准确性不感兴趣，吸引他们的是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意思。他们想要找到言外之意，探究文本背后的事件是否真实。这些批评使人们怀疑如下信条：对于基督教信仰和实践来说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权威。

当自由主义者再也无法呆在正统的传统教理中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必须从“基督徒体验”中寻得依靠。19世纪初期，一场被称为浪漫主义的艺术和思想运动兴起了。这是一种通过情感来认识生命的方式。

就基督徒体验来说，德国的施莱尔马赫（1768－1834年）和利奇尔（1822－1889年）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代言人。对施莱尔马赫而言，宗教的核心一直都是人们的情感，而非理性证明。宗教是建立在直觉以及对宇宙的依赖感之上。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它，它就是对神的体验。施莱尔马赫一直想把旧约打入冷宫。把神学定义为经验的反思，而不是圣经的客观，历史性的启示，因此沦为完全主观的宗教，他把现代主义引进新教神学。他把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从圣经转移到了“宗教体验”上。

对利奇尔而言，宗教必须具有实践意义。他以人类价值观为基础。认为神是解释人心中价值感的必要前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派思想家几乎都强调神与自然界的相连，几乎沦入成泛神论的地步。他们强调教义道德化，基督的神性可以道德化，可以看作是他道德影响的表露。天国等不在他们考虑之列。自由派还强调普救论。他们不承认罪与恶的猖狂、神的审判以及神的国。与其说神审判他们，不如说他们自己审判自己。

自由派影响了北美，产生了“社会福音”。健将是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年）。他将神学从超自然的教义转移到社会伦理。1000多年形成的重要教义在他们的神学里哑然失声。他们根本就是把基督教贬低为几点简单的宗教论述，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政经组织.

6 社会危机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这向基督教提出一个崭新而复杂的挑战。基督徒应如何回应这种社会危机？综观历史，基督教一直是一股兼具保守与激进的力量。工业危机再次证明了这点。

6.1 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危机

法国发动了一回政治革命，德国兴起了一股知性革命，而英国诞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人类的财富，但也由此引发出许多罪恶，带来许多社会弊端。

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哲学应运而生。根据这一理论，人们无需修正工业主义社会的弊端。每个人都应当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每件事情就应该为大多数人的幸福。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是该思想的教科书。他认为政府的双手不应该干涉商业。在供求“法则”的自由运行中社会得以保证获得最大利益。

在19世纪，工人斗争就是为了争取能够参加投票或其他权利。

最早对资本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发起攻击来自一个叫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在早期阶段，社会主义这个词并不代表工人武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仅仅是一种谴责财富集中，主张公众或工人拥有所有权的理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乌托邦主义者。因为他们的模范公社理论建立在如下天真的想法上，即人天生会彼此相爱，并能愉快地共处，他们说，使人们彼此为敌的，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

许多工业社会的难题都渐渐集中于一个问题――财产。人是否有与生俱来并不可转让的个人财产拥有权？教会一直认为人具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十九世纪以前，人类从未拥有如此充裕的物质财富，而这些财富也从未聚敛在这么少的人手中。在这一危机面前，教会并没有坚实的立场来发表它的意见。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趋势使教会难以在政治上立足。教会被排除在做重要决策的舞台之外。

6.2 教会的反应

1848年，卡尔.马克思开始宣扬以暴力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主义，他极力倡导两种阶级之间的斗争关系，谴责基督教和道德。1848年1月，出版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号召人们与资产阶级进行一场刻不容缓的斗争。它申明这场革命的必然性，预告人民必然胜利。后来又出版了“资本论”。20世纪几乎半个世界都是照着该书的教导组织起来的。

在19世纪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热忱地为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而努力。他们有四条行动路线：（1）他们可以用基督教原则挑战自由放任主义哲学；（2）他们建立基督教社会机构，缓解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痛苦；（3）他们可以支持组建工会；（4）他们可以号召国家出台旨在改善工作条件的法律。

1848年，德国天主教主教草拟出一份天主教的解决方案，指出资本主义毫无限制的竞争和社会主义者夸大其词的国家控制都将导致社会危机。他捍卫旨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权，同时也捍卫旨在反对社会主义中极权主义倾向的私人财产权。他坚持认为工人有权组建工会，并呼吁从整体上进行系列改革。

英国天主教红衣主教曼宁也提出要推动农场工人的事业，要求政府禁止童工。

美国天主教平信徒组建了第一个真正有效的工会。

直到1891年，教宗才对社会危机发表言论。利奥十三世提出天主教对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立场。在要求人们关注工业革命导致的各项罪恶后，他拒绝社会主义，并且坚定地认为基督教家庭是社会最本质的单元。

英国，福音派信徒向无依无靠者传福音。19世纪的英国工人慢慢获得了政治权力，改善了工作条件。

美国争取社会公正的主要运动被称为社会福音运动，它由自由主义新教牧师和神学教授发起的。社会福音运动的关键在于相信神的拯救工作不仅包括个人生命，还有社团工作。基督徒有责任为重建社会秩序而工作。各种以社会关怀为宗旨的基督教运动一直面临着另一种危机：失去教会真正的使命。但是，这些运动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就是除非基督徒证明他们关注人类的世俗需要，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表明他们关心人类永恒的命运。.

八 意识形态时代 1914－1996年

1. 20世纪的意识形态

20世纪标志着世界性宗教被三种后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即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意识形态都具有宗教信仰的特质。每个都提出了各自的终极需要――爱国精神，阶级斗争，或世俗的人文主义。每种意识形态都有其神圣的象征和仪式，启示文学、教条、圣徒和极富感召力的领袖。

汤因比也许是对的，在大部分地区，在我们这个时代，极权主义政体已经兴起，强行控制了人类的生存，其中包括宗教信仰和实践。有一种意识形态，即为某种极权主义政府创造出大众政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取代了基督教。不过，这种政党一直由一位独裁者或者少数富有献身精神的统治精英所领导，他们控制着政府中的警察机关。通过运用一些复杂微妙的心理学方法，这些统治者能够指挥民众的心智和情感来反对该政权的“敌人”。媒体宣传和控制、经济控制都旨在制造出一种新型的毫不渴望个人自由的人民。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方法。

1.1 第一次世界大战

20世纪意识形态及其极权主义政体的根源可回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早期欧洲的新宗教是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地区，泛日尔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引发了欧洲几大力量发生冲突。1914年6月28日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行刺了奥匈帝国的皇储，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8月德国和奥匈帝国（同盟国）向法、俄、英（协约国）宣战。战争结束前有27个国家卷入了冲突，从东京一直到渥太华。

世界由此第一次知道了“总体战”的意义。“总体战”士兵仍然象过去一样死去，但平民现在也被迫放弃公民自由并为战争牺牲私人财务。交战的双方的人民都确信自己参与的是一场正义运动。

1917年美国总统胡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宣布参战，1918年100万美国步兵欧洲登陆，促使巴黎和会的召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2 纳粹主义的兴起

协约国热衷于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忏悔，并削弱其在未来的实力。他们两方面都成功了，但德国没有忘记这一切，纳粹主义就是这一报复心里的结果。

纳粹让世界明白了什么叫极权主义。他们是独裁统治的右翼表现形式。我们称为法西斯主义。他的领袖是阿道夫希特勒。纳粹深信在元首带领下，德国人民会空前团结，他们想通过统一这个国家的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手段，创造一个理性的超级公社。

这样的政府通过强调阶级团结和重申传统的价值观来对抗个人挫折感和异化感，缓解社会和经济紧张。法西斯主义运动美化这个民族――用民族的使命，或种族的独一无二性，或国家本身来界定这个民族。法西斯统治者允许存在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企业，但他们紧紧地控制着一切。

在路德的故乡，新教教会将成百上千万的民众迷失在这一新政治宗教之中。一战后的德国，大多数新教神职人员都拥护君主政体。但是民众相反，产业工人仇恨社会和政治上都反动的教会。德国的文化阶层求助于浪漫主义，美化德国的过去，为纳粹主义做好了理论准备。

纳粹的显著特征是拒绝启蒙运动和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希特勒上台后，一场旨在与纳粹加紧联系，被称为德国基督徒派的运动在新教徒中展开。德国基督徒派运动打算将全德28个地区性新教团体联合成为一体，归一个主教管理。由一个狂热的纳粹来担任这个职位。

为了反对德国基督徒派运动，由马丁.尼尔莫勒领导的一群传道人形成牧师紧急联盟，建立一个被称为宣信会的教会管理组织。处于两者之间的是为数众多的胆小的新教传道人，他们最终选择了服从希特勒而没有公开反抗。

宣信会呼吁德国教会回到基督教的核心真理，反对国家极权主义理论。宣信会没有计划开展抵抗纳粹主义的运动。它主要反击德国基督徒派运动中的异端邪说对基督教的曲解。它对基督高于世界王权的见证无形中挑战了希特勒的极权主义。

当统一新教各教会明显遭到失败后，元首求助于反基督教的纳粹了，他们宣传纳粹主义代表了基督教的真正实现。

德国天主教教士对于“新异教”的蔓延以及对他们神职工作日益加紧的约束深表震惊。他们转向梵蒂冈寻求帮助。1937年，教宗的通谕在德国天主教圣坛前诵读。该通谕抗议施予教会压迫，要求天主教徒抵制对国家和人种的偶像崇拜，站起来反对对基督教教理和道德的曲解，并保持对基督、属基督的教会和罗马的忠诚。

1.3 俄国革命

1917年1月，当美国准备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俄国战场落败了。布尔什维克从沙皇手里夺取了政权。这是另外一种极权主义体系，一种左翼政体。它和希特勒德国的区别在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工人阶级的影响，认为革命是社会变化的一种手段，坚持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列宁相信暴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武器。政党和国家合二为一。

因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完全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世界观，所以它使基督教面临巨大挑战。共产主义者积极开展反宗教斗争。1929年，国家颁布“宗教协会法”对教会活动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接着是多年的残酷迫害，几千名神职人员被关押、或遭屠杀。到了1939年，俄国东正教被逼至解体的边缘，信义宗几乎全部被清除，其他各宗派也遭迫害。

1937年，教宗发布通谕，谴责共产主义的种种错误。他批评共产主义的蔓延，表示对俄国人民的同情，为其提供天主教会教理以替代共产主义。

1.4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冲突双方的基督徒都奔赴战场，但这次缺少圣战的热情。德国教会在抵抗希特勒一事上显出令人吃惊的软弱。苏联则迥然不同，斯大林认识到教会的价值，它们能够在战争中鼓舞士气，也有办法帮助政府整合各方资源，促进苏联的外交政策。所以斯大林再次准许教会设立机构，1945年东正教重新获得合法的组织身份。为了赢得西方盟国的支持，1940年斯大林也把执行了许多年的一个星期五天，改回了一个星期七天。

二战对于基督教在物质和道德上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成千上万个教会被破坏，神职人员被杀害，忠实信徒被全家根除。随着坦克、大炮、导弹、原子弹的使用，暴力水平不断升级。上亿人死于非命。

广岛的原子弹结束了二战。

在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后，胜利者又进入了“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峙，作为西方民主的领袖，美国采取“遏制”政策对付苏维埃的扩张。苏维埃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宣扬共产主义教条，宣称解放被“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势在必行。西方世界的反应则是提出反共产主义。
50多年的冷战，在1989年德国柏林墙轰然倒塌才宣告结束。.

2. 美国福音派

福音派运动包括大批独特的团体，其中有基要派，五旬节派。大多数福音派都是通常意义上的新教徒，坚信圣经具有至上的权威，坚持正统的基督教教理。他们相信个人意识完全委身于基督――这是一种渐进或持续的灵性相遇，又被称为重生经历。

五旬节派：
五旬节派（Pentecostals）是基督教新教派别。又称为灵恩派（Charismatics）19世纪末美国发起。后遍及全世界和基督教各宗派。该派强调圣灵，说方言，医病。

基要派
为了回应新派神学，教会史上出现了基要主义。基要主义的先驱是普林斯敦大学的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他对施莱马赫神学观进行了严词批评，几乎到了定罪的地步。贺智将基督教视为超自然启示的真理系统，其内容绝无含糊，也不需要修正。

1910年起，基要主义在新教中逐渐脱颖而出。大家都同意一系列《基要真理》的文集出版是关键因素。基要主义认为现代神学的病症是不再相信超自然、字句默示与圣经无误的立场。他们找到了唯一的祸因是施莱马赫。他们强悍反对自由派的新教神学。强悍指“严格、直言、不退让、不妥协”。基要主义将正宗基督教视为一套有系统的教义，也就是新教正统教义。他们强调教义不容更改，作为基督教基本不变的核心信仰。他们信不过宗教经验与情感。

他们的名言说“如果你的信仰是正确的，把手伸给我。”

领军人物是神学家梅钦。

基要主义的转折点发生在1925年，田纳西州的“斯科普斯猴子案”（Scopes monkey trail）当时基要派领袖是布莱恩（Bryan 1860－1925年），他曾做过美国国务卿，退休后成为基要主义有力的代言人。因为一位叫斯科普斯的老师在课堂上教进化论，结果触犯了田纳西州法律被捕。“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大做文章，请了名律师替斯科普斯辩护。审讯用收音全国转播，结果虽然斯科普斯罪名成立，但基要主义惨遭羞辱。布莱恩的回答幼稚得令人难为情，基要主义和布莱恩象是一群时光与文明倒退到现代科学之前得乡野村夫一样。审讯五天后，布莱恩竟然因羞愧身亡。

1925年后的基要主义坚持奉行“圣经分离主义”。他们相信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尽量少与“错误的基督徒”以及他们的组织（教会）来往。

二战后，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恢复其突出地位。其中最出名的是比利葛培理（Billy Graham）他成立的布道团在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0年，福音派觉醒运动兴起，许许多多杰出人物都公开宣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3 普世教会运动

20世纪，一股向心力促使基督教走向合作、联合和团结。我们把这股力量称为普世主义。普世意指世界范围或普遍。将它运用到基督教会，它意指无论基督徒身处何处，他们在基督教信仰里合为一体。这种合一可以是组织形式之外的属灵实在――正如福音派倾向于认为的那样――也指努力创建教会同盟或合并部分宗派。

世界基督教协进大会1961年召开。合一的热忱也表现在宗派合并上。福音派对教会的适当形式不太感兴趣，他们根本的关注点在教会的传道使命。1974年，世界福音化国际大会上，明确表明福音派的基督教合一观。福音派提出强调合一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神学的，其次是实用上的。该盟约称：教会合一是神的恩赐，借着圣灵的工作而成，并且基督的十字架使这种合一成为可能。盟约也提出，合一的实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组织联合”并不总能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4. 罗马天主教 梵二会议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1962－1965年）召开，它向世界展示：在意识形态时代，从罗马天主教的深处正崛起一股号召改革的精神。梵二会议是第一次号召不打击异端、不宣扬新教条，也不集结教会抗击敌对势力的公会议。教宗说，教会禁止用镇压这个武器去保持它的权威，它必须“用慈悲的良药而非烈药来统治”。这次公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使教会跟上时代。

梵二会议发布关于良心自由权的声明，宣称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利通过外在压力阻止传播和接受福音。罗马天主教在原则上杜绝任何使用外在力量反对内在良心之声音的做法。

梵二会议代表一次意义重大的决裂，即与特兰托公会议的愤怒精神和梵蒂冈第一次会议的防御情绪彻底决裂。梵二会议使罗马天主教会对于世界的态度从愤怒转向关怀。

5. 第三世界的基督教

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日益世俗化。对于中世纪民众而言，教会和国家仅仅是看待同一个现实即基督教世界的两种方式。但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引进了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今天我们把宗教看成是人类的一个活动。宗教并不是人类的整个生命。神在美国政治或美国性道德法律上所起的实际作用并不比苏联多。当我们一谈到世俗主义，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对神不感兴趣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去寻求或遵循神的旨意，除了支持民主或马克思主义外，不认可其他任何标准或价值观。

同时，教会成员人数仍然超过人口的增长。传教的热情持续高涨。美国已成为新教传教运动的总部，同时也开始为罗马天主教传教做出极大的贡献。

这些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最初为一支革命力量。他们带着自由的信息，带着挑战旧价值观的现代眼光去面对非西方世界中的传统社会。

亚洲基督教在韩国兴起，在菲律宾，印尼和缅甸的一些地区，基督徒人数增长惊人，但在福音未达的诸多地区，亚洲还是个歌利亚。五旬节派已经带领大批拉丁美洲人归入基督教信仰。1935年始于卢旺达－布隆迪的一场复兴运动深深影响了非洲大陆，非洲的基督徒已经超过1亿。

6. 美国标榜自我一代的基督徒

美国从60年代开始，在短短30年里所经历的不亚于一场心理革命。个人选择和个人权力支配着美国的流行文化。这种关注自我的现实观对新教和天主教教会都带来显而易见的冲击。在美国新教主流教会（圣公会，循道宗，长老宗等）中，这种冲击是消极的。这些宗派的教会官员倾向于认可乐观主义的人类自我观。保守的新教教会团体，其中包括福音派，基要派，五旬节派，一般都繁荣起来。这些教会一方面反映出自我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也保留着他们对“超越生命”的信仰，而且四处传扬这种信仰。

自我时代的出现的原因一个是对心理学的普遍接受，另一个是电视的普及和泛滥。美国人分为两个团体：自由派和传统派。美国人不再分享共同的美好社会观，共同的爱国精神，共同的道德准则，或共同的宗教信仰。

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宗派开始衰落，宗教逐渐私人化。随之而来的是，规模巨大的教会赢得越来越多上教堂的美国人。特大教会喜欢认为自己具有独立性和高度个人化的特点。这些特大教会有下面一些特点：第一，这些会众很少带有宗派印记；第二，在会众崇拜中，音乐往往以快节奏，通俗的宗教音乐为标志；第三，特大教会往往会围绕着一个富有魅力的传道人建立起来；第四，这些特大教会拥有金钱，似乎可以买到一切最好的东西。

7. 全球化

在宗教圈子里，全球化通常指跨宗教或普世。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这种描述意义上的全球化给基督教会和宣教使命即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宗教越来越政治化，而政治也在世界各地宗教化。

苏联为基督徒的见证开启新机遇，并成为这方面最好的政治素材。俄罗斯及其卫星国曾一度表现为一个现代无神国度的极至。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国家用了70年时间尝试建立一个无神论社会。这个逝去的政权用尽一切可能想到的方法来虐待宗教，此前人类还从未这样站起来宣告说：“我们的国家不存在任何神坻。人类自身就拥有神圣的能力。科学、平等和经济进步才是开启未来之路的金钥匙”。1991年8月，共产主义制度在其发源地瓦解了，开始让基督教回归到苏联各民族当中。新的独联体国家向西方的基督徒敞开了大门。.

九 结语

今天基督教至少在名义上仍是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信仰。从历史可以看到，人类的失败一直只是历史的一半。基督徒们认识到教会无数次变成它自己最可恶的仇敌，但多少次更新之力又从完全想像不到的源泉中喷涌出来。教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这股不可见的力量常在危难时力挽狂澜，或是扭转乾坤，化危机为成长的契机。残酷的迫害清洁了信仰之家。异教的传播也炼净了教会的基本信条。突然出现的野蛮游牧部落更是为基督教未来的传布开启了大门。这种面对新挑战，开发更新源泉的能力是基督教成长的奥秘之一。

前进的道路意味着我们必须回顾过去，回想耶稣的故事中所启示的神的形象。基督徒一直认为耶稣及其使徒时代是万世效法的楷模。它赐给教会对耶稣，复活的弥赛亚以及藉着它罪得赦免的盼望的信心。这个时代透过保罗的一生证明了这满有神无尽恩典的福音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性别，也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

领受了这一真理的大公基督教迅速地传遍地中海世界。它直面诺斯替主义，马西昂主义，孟他努主义等背道而驰的思想，通过求助于使徒著作以及捍卫使徒著作的正统主教，大胆地揭穿了它们的谎言。同时，基督徒面对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敢于英雄般地牺牲，成为殉道士，向更多的后继者见证信仰的真实无误。

那些用殉道士的血所撒的种子，最终在罗马帝国的昄依中结出丰硕的果实。312年，君士坦丁看见基督的异象，自此基督教罗马帝国时代开始了。在4世纪结束以前，基督教成为日益扩张的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在这位帝王的支持下，教会学会了为民众详细阐释信仰，并以此来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就有了伟大的公会议时代。那些对宫廷并无渴望的人走向荒芜之地，探索通向恩典的另一条道路。受人尊敬的隐士们不久便成为一场运动即隐修主义的先驱，后人相继效仿，隐修制蔚然成风。
不过大多数基督徒从教会和罗马政府之间愉快的联姻中看到了神的作为。在罗马帝国东部，这种姻亲关系持续了整整一千年。在持有正统信仰的君王的保护下，这种略带神秘的虔诚一直十分兴旺，直到1453年为止。是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将拜占庭王国毁于一旦。然而君士坦丁的率落意味着莫斯科即东正教新首都的崛起。

在罗马帝国西部，历史则截然不同。5世纪野蛮的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冲破了罗马帝国的防守，也横扫了这座永恒之城，此后人们开始求助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来寻求解答。于是他们找到新时代的异象。我们把这几个世纪称之为“中世纪”。生活在这几个世纪里的人称自己为基督徒。

他们之所以会称自己是基督徒，是因为在西部，教宗的作为渐渐兴起于这片瓦解的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并在罗马逝去的辉煌上建立中世纪教会。作为连接昔日罗马帝国的唯一幸存者，罗马教会动员本尼迪克会修士，派遣他们作为传教使者前往日耳曼民族。尽管花费了几百年，但教宗在基督徒王储们的辅助下，还是使这块大陆平静下来，接受了洗礼，并称之为基督教王国，即基督教欧洲。

但是，所谓受洗的民众是指受洗的异教徒。到了10世纪，属灵复兴显然十分必要了。它始于法国中部一个名为克吕尼的修道院，最后广为传播，最终达及罗马教宗。推崇改革的历代教宗中最伟大者要数格列高利七世。他热情的接任者将教宗职权推倒世俗权力的顶点。12世纪的教会不再是原先罗马帝国的衍生物，它成了一个真正的帝国，一个属灵王国和世俗王国为一体的国度，其领地从爱尔兰延伸到巴勒斯坦，从地直到天。十字军东征和经院哲学都是教宗主权的见证。

可是，权力最终导致了腐败。教会虽然赢得了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涓涓细流般不断涌现出来的改革者们就是这么宣讲的。这些改革者中有：韦而多派，法兰西斯会，阿尔比派。14，15世纪，在争夺世俗权力的斗争中，在宗教荒芜的事实面前，许多基督徒回到圣经，寻找崭新的异象和更新的力量。

一声怒吼迎来了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吹响了争战的号角，众信徒纷纷决志投身改革事业。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宗教改革时代，它标志着新教宗派的产生，其中有：信义宗、改革宗、安立甘宗和再洗礼派。到16世纪中叶，宗教改革运动已粉碎了西欧的合一传统，将宗教多元主义传承到现代。

罗马教会坚决抵抗这一破坏传统的改革。她征集了新兴力量，特别是耶稣会，掀起一场前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传教新浪潮。此外，她还在法国、尼德兰、德国发动战争。可最终，基督教王国还是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教会宗派观，它允许现代国家将教会视为与国家分离的志愿性社团。

17世纪充斥着思想新颖的派别。其中影响深远的莫过于理性本身。理性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谁才需要神？人类可以自己造神。虽然基督徒一直在声嘶力竭地抗议，但这一观念依然广为流传，最终世俗主义深入西方社会的公众生活当中。神依然存在，可他成了个人选择的事情。

基督徒用强权镇压异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很多信徒因而转向当初使徒所采用的方式：祷告和布道。一系列的福音派复兴运动由此而来，其中主要有：敬虔派、循道宗和大觉醒运动。福音派试图通过布道和个人悔改归信使神重新回到公众生活当中。

进步时代亲历了各种基督徒如何英勇地抵制世俗主义的侵蚀。基督徒从福音派觉醒运动中获得力量，他们努力将基督的福音传至偏远地区，并在工业化的欧洲和北美开展许多社会服务事工。防御性的教宗制从罗马的壁垒里点燃了发向天主教信仰的现代敌人的火炮。但是，尽管基督徒竭尽所能，基督教还是在渐渐远离西方世界的公众生活。那一时代的信徒留下了有待我们在这个时代来认识的问题：在多元主义和极权主义社会中，在基督徒对于实在的认定已不再流行的时代，基督徒如何发挥道德影响力？

这一深刻的问题在意识形态时代已显而易见了，在这个时代，许多新出来的神坻成为世人效忠的对象。纳粹主义抬高国家；共产主义崇拜政党；美国的民主崇尚个人及其权利。人类似乎从中颇受启发，可为了确保这些新神至高无上的地位，现代人发动了两次全球战争。当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独揽大权时，这些原先的基督教国家就开始以冷战方式共处。在动荡的岁月中，各宗各派为正统以及自由主义神学展开斗争，寻求新的方式恢复合一，从中反映出基督徒对使徒体验的一份新的饥渴。

二战后，充满激情、面貌焕然一新的基督教领袖在第三世界出现了，古老的信仰被赋予了新希望。来自欧洲和北美新教国家的传教士曾将福音带到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们由此能够成功地为基督教的未来发展立下支柱吗？

唯有时间告诉我们答案，但基督徒永远不会丧失希望，因为信仰永远超越世上的环境。这份自信源于一个人。在人类史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象耶稣基督一般，在如此众多的处境中能如此久远地影响如此众多地人。他的形象似乎因人的需要而异：他是有信仰地犹太遗民心中的弥赛亚，是希腊护教士眼中的智慧，是罗马帝国教会中的宇宙之王，是正统大公会议的天国的逻各斯，是教宗法庭的世界统治者，是隐修制追求的使徒守贫的典范，是福音派复兴家口中个人的救主。

是的，他为万代而存。当人们藐视他，把他当作过往历史的沉渣时，教会史是无言的见证：耶稣基督不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他的真理永远长存。.

我个人每次听到有人谈论别的肢体是某某派的时候是心里很痛很痛的.

感谢主，终于利用假期的时间把这本书的读书摘记写好了。

每个人都会对一些事件有自己的看法。这本书上的观点是作者本人的观点，是否妥当，我也没有能力评判。大家仅作参考。.

我昨天看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这本书的引言中提到这样一段话：
“只要基督徒（或者任何人）想要以有条有理与智慧的方式思想神，那么，神学是无可避免的。神学不仅是必然与普遍的，也是可贵与必要的。若是对于救恩福音的意义（就是构成神学的要素）没有正式的思考，福音很快就会让位给纯粹的民间宗教，会失落所有的真理信念，以及对教会与社会的影响力”。

正是由于大家对神学上一些理念的不同，才产生了新教的各个宗派。

但是这本书也提到：“并不是所有的合法的基督教信念，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有些信念是信条，例如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值得我们认真甚至热忱辩护。...其他的真信念对于福音或基督教的确认与信息并不是如此重要，但是仍旧有其重要性”。

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姊妹在基本的信条上一致，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这没有什么关系。.

是啊，今早读哥前，“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
教会派别的纷争，是因为“自己”知道的太多。
也难怪所罗门求智慧那么讨神喜悦，神的智慧和人的知识完全不同，神的智慧何等的难测~.

无论人怎么看待神和圣经，基督文化仍然是全世界全历史中的核心文化，这本身就似乎证明着：神一直在用历史改变着人类。.

这个真心长，收下慢慢看。再次谢谢亲。

这篇是《基督教会史》的书摘，只是把其中我认为重要的给摘了出来。
如果对教会历史有兴趣的话，建议还是看原来的书，这样比较完整。
这本是我看的时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近又再版了一次，换了家出版社。

其实对历史没啥兴趣的，是对信仰发展的历程想有些了解，看你的书摘正好，哈哈。

补充，这本书当初被删的第49章。

《基督教会史》第四十九章　远方来风

21世纪的一个早晨，在地球的东方——中国，一些朦胧的身影悄悄爬上黝黑的水泥楼梯。突然，一扇门打开，洪亮的歌声随即扑面而来。80位中年男女挤满了屋子，正坐在小板凳上，低头闭眼，轻声祷告。他们都是农民，穿着粗棉布做的夹克，正在为赦罪，为更好的生活，为免于逼迫而祷告。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共产主义中国境内的基督教会所面临的压力慢慢缓解。国家对宪法做出重大调整，使之保护公民的宗教自由，但仍要求所有宗教组织向政府登记。非注册的宗教群体仍被官方称为“非法”或“邪教”。但是，在全中国，“地下”基督教群体继续在个人的家中秘密聚会，并形成了具有惊人组织性的非注册教会网络。

进入20世纪，全球基督教地图已被重新划分，完全迥异于慕迪（D. L. Moody）或列宁所知晓的样子。1900年以前，全世界只有10%的基督徒生活在南半球和东半球，但一个世纪之后人数已达70%。每周日，在尼日利亚的安立甘宗教会敬拜的信徒，高于所有英国、欧洲还有北美的圣公会和安立甘教会人数的总和。拉丁美洲神召会的会友人数比美国的高10倍。刚果的浸信会信徒比大不列颠的还多。在共产主义的中国，每周日到教会聚会的基督徒比所有西欧的基督徒还多。

在推动中国教会成长的重要人物当中，有一位叫赵西门，他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早期。在共产党占领了他所生活的地区后，赵西门和其他许多基督徒领袖一起被捕，被判在监狱服刑40年。当时他妻子已经怀孕，但她也一道被捕，并在监狱内流产。被捕仅几年，她便在狱中去世，从此与丈夫诀别。

多年以后，赵西门作见证说，在监狱劳改营的无数个夜晚，他面朝西方的耶路撒冷，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们的异象——将福音传回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已无法看到它的实现；但是，求你兴起新一代中国基督徒，来实现这一异象。”

1983年，赵西门终于从监狱得到释放，但他身无分文，且家室不再。他早已与其他基督徒失去了联系。人们甚至已经忘记他还活着。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住在帆布搭成的帐篷里，因为他无处可投。他实在身无分文！且不知该做些什么。

但是，其他基督徒一听说他的故事，就立即把他从监狱附近带走，请他向许多“地下教会”分享自己的异象。新世纪伊始，赵西门便去世了。但他有福气亲眼看到“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属灵热潮”。

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宗教政策的改变，现在中国有丰富的圣经供应，基督教也在急剧增长。每周日，在主要城市中，都有大批人来到教会，甚至来到不被政府认可的一些教会中。20世纪结束时，人们估计，中国的基督徒总数多得惊人（shot skyward）。甚至有估计认为，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有八千万基督徒！2002年12月，北京的中山公园音乐厅回荡起亨德尔的《弥赛亚》——包括独唱和合唱，演出方是国家交响乐团以及中国电影交响乐团的合唱团，用中文演唱。

令人惊奇的是，这次演出的指挥苏文星是一名公开自己信仰的基督徒。另外，与演出本身同样奇妙的是，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对该演出及指挥作了报道。报道援引苏文星的话说：“许多伟大的作曲家，比如巴赫和亨德尔，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自从我（在1996年）成为基督徒后，我对他们有了新的理解，而且能够更好地诠释他们。”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作为记者，曾经报道过此事。他说，毛主席发动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几乎使所有中国人认清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真面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共产党党员内部肯定存在基督徒，尽管他们的身份并不公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一些知识分子、学术界人士、社会科学家、商人、艺术家和音乐家也纷纷成为基督徒，他们大都身份隐秘。

艾克曼在书中写道：“到2000年，细心的人都会留意，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更加广泛和深入。下至农民，上至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其中都有很多基督徒。”从人数看，基督徒还是少数，大约占12亿总人口的7－8%。但是，根据艾克曼的报道，基督徒的存在是明显的，而且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群体中，也有基督徒。

西方观察家也在遍及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当中，发现了一些基督徒，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省级政府官员、法官和律师当中也有基督徒。另外，在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也出现了基督徒企业家，包括一些国家富豪。

属灵热潮涌动

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登记注册的教会早已存在，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官方对家庭教会越来越宽容。尽管如此，来自官方的骚扰还是以各种形式出现，这一直持续到21世纪，逼迫的形式包括逮捕和审问等。严格来讲，中国宪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不同地区对信仰自由的诠释却不尽相同。一些地方有实际的自由；而在其他地方，逼迫和骚扰继续存在，尤其对未得到官方承认的小教会而言，比如本文一开始提及的挤在顶楼的那些农民。

在这些受逼迫的信徒当中，许多人属于一个拥有五百万信徒的教会群体，该群体开始于河南省中部，为许多家庭教会运动孕育了丰饶的土壤。在世纪之交时，该群体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网络。他们快速培训传道人，并把这些人差派到其他村庄或省份，建立新的教会。如果这些传道人被捕入狱，他们通常视监牢为上帝锻炼他们的场所，或者认为是上帝借着苦难的熔炉来炼净他们，使他们将来更有效地为主作见证。

21世纪伊始，在这一宣教异象后面，存在六七个大型基督教家庭教会网络，而在每个网络中又有数以百万的基督徒。由于中国政府在群众中推动经济繁荣运动，所以，很难看出，离家外出的人到底是以宣教为目的的基督徒，还是只是为了赚钱的商人。中国的这种“基督教热浪”（Christianity fever）诚然声势浩大，但它还有更深的意义：它是一个指针，使人借此看到，当新的千禧年进入人类历史时，地球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也在快速增长。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与宗教研究的资深教授，他曾说：“在新的世纪，宗教甚至呈现出替代意识形态的趋势，渐渐成为人类事务的主要推动力。”

他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中写道：“如果我们眺望自由西方之外的地区，我们就会看到另一场基督教革命已经开始。从世界范围看，基督教实际上正朝着超自然主义和[他称之为]新正统（neo-orthodoxy）的基督教思想发展；而从很多方面看，是朝着新约圣经中的古老世界观而发展，即视耶稣为神圣力量（divine power）的化身，他可以胜过给人类带来灾难和疾病的邪恶力量。”

詹金斯特别提及“整个南半球”（global South），也就是过去西方人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区。他认为，当代基督教重心已经“南”移，按重要性划分，整个地球已经呈现出“梨”形。詹金斯指出，在南半球或“第三世界”，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基督徒，且人数持续增长——新世纪伊始，拉美有四亿八千万，非洲三亿六千万，亚洲三亿一千三百万，北美二千六百万。
詹金斯认为，这一转变预示着北大西洋传统文化帝国——即传统上宗教自由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詹金斯写道，影响力最广泛的公开迹象或许是1998年的兰贝斯会议（Lambeth Conferrence），在这次会议上，南半球的基督徒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宣传北大西洋国家（或“西方”）不欢迎的观点。他说：“维多利亚女王先前统治的那些殖民地——从非洲南部到新加坡——现在却占上风了。”

在后殖民的非洲，基督教的增长尤其迅猛。在1900年，非洲大陆有1.07亿人口，而基督徒只有1千万——大约占9%。然而在刚进入21世纪时，在全部7.84亿人口中，有3.6亿基督徒——占总人口的46%。据学者预测，这一比例很可能还在继续增长，因为在非洲的一些基督教国家，人口增长率为世界之最。学者们预计，在21世纪的前25年中，世界的基督徒人口将达到2.6亿，使基督教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宗教信仰。

风向倒转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时形势如春天般温暖祥和，有时却突然阴云密布，狂风骤雨。2001年9月11日早晨，四枚巨型“导弹”袭击了美国的几座城市，促使数以百万的美国人（其中有大批基督徒）意识到，世界上竟然有一些狂热而坚定的人，仅仅因着他们是美国人，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杀害他们。他们突然发现，一度在人的脑海中消失的现象——甘愿为信仰而死的宗教狂热分子——却突然死灰复燃，再次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

四架装满燃料的巨型飞机，被控制在几个虔诚的年轻穆斯林手中……纽约市世贸大楼的耸天双塔燃烧并冒出滚滚黑烟，数分钟后开始坍塌，场面之触目惊心，令人终生难忘……警笛声，嚎啕声，浓烟……恐怖！

接着，第三驾飞机……撞上位于首都的五角大楼——美国军事威力的象征。最后，飞机工作人员和乘客誓死搏斗，试图与劫机者抢夺另一架飞机的控制权……飞机最终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偏僻田野。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最后10年间，当中国大地显露出“基督教热潮”的端倪时，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尼日利亚、苏丹、巴基斯坦、印尼和菲律宾，信奉阿拉的“吉哈德”穆斯林或“圣战者”却试图向数以百万的国民强行实践严酷的伊斯兰律法，以此主导人的生活。在伊朗，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推翻了巴列维王朝（Shah），将伊朗改造成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这促使穆斯林更加崇尚恐怖主义，以此作为推动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手段。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东爆发了一系列针对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暴力袭击。圣战时代的激情似乎又重新燃烧起来。近东各国的基督徒极力寻找避难之城。但是，又有谁做梦会想到，世贸大楼和美国首都会受到如此攻击呢？

9·11灾难，美国总统布什（前总统老布什的儿子）向恐怖分子宣战。在集结了一些主要由西方国家组成的盟友之后，总统——上任未满一年——便出兵阿富汗，因为那里已经成为“塔利班”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和训练基地。

在阿富汗重要军阀的配合下，美国率领的联军在几个月内就推翻了塔利班，并将最令人畏惧的吉哈德领袖本·拉登赶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山区。但是，拉登继续在那里鼓动并指导对“异教徒”的攻击。

数月之内，一个新政府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进攻伊拉克；发现其他吉哈德的巢穴；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这些事件之后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向恐怖分子反动的战争。然而，事实证明，伊拉克战争远比阿富汗冲突更加复杂和艰难，因为伊拉克面积更大，军事力量更强大。

2006年秋，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撰写文章，指出太多美国人沉迷在巨大的幻想中。他如此写道：“布什的长远功劳在于，9·11后，他很快认识到，恐怖主义威胁从根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威胁，它源自很深的历史观念。但布什的长远过失在于，他没有动用足够的力量，成功击败那种意识形态并使之失去威信……。今天的极端分子并非短期历史局势的产物，而是更深层的观念和文化的产物。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美国的错误，因为其根源存在于几个世纪以前。极端分子不会突然忘记他们的敌人——我们——因为对我们的憎恨就是他们本性的一部分。”

吉哈德风暴

在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有过暴力时期，也有过宽容时期。例如。奥特曼帝国向1492年从天主教国家西班牙遭到驱逐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但在现代，伊斯兰世界的北面却暴力不断：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教徒遭到血洗；车臣的恐怖分子攻击莫斯科的俄国东正教信徒；而巴勒斯坦一直都在抵制以色列国。在这些诸多具体欺压之下，隐藏着穆斯林的深层意识，即伊斯兰教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而在半个世纪之前，伊斯兰教还是宗教方面的老大。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现代以色列国甫一建立，恐怖集团便迅速增多，有关他们的报道占据了晚间新闻的头条。来自沙特、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极端伊斯兰神职教师开始进入温和伊斯兰地区。他们建造清真寺，并且为人们提供伊玛目（imams）……，这促进了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长。

在穆斯林极端分子控制国家法律的地方，基督徒的生活痛苦万分。基督徒很容易就会被控告亵渎伊斯兰教或者批评伊斯兰教。向穆斯林传福音遭到完全禁止。未经许可所建的教堂很容易被摧毁。如果一个穆斯林皈依基督教，他十有八九会被当作叛教者处死。在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通过了越来越多的亵渎法，禁止任何人亵渎安拉、《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穆斯林极端分子袭击基督教教堂并经常会杀害教堂里的牧师。在苏丹，从 1983年开始，全国伊斯兰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掌握了国家统治权。该政府对反对伊斯兰法律的人处以极刑。另外，严酷伊斯兰法律的推行也是导致南北内战的原因之一——北方主要为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南方主要为信奉基督教的非洲黑人。

明确的一点是，这种吉哈德，或者极端穆斯林圣战，不只是反对西方，而是将矛头指向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徒，这也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基督教面临的主要危机。所以，各种风云汇聚一起，便造成狂风暴雨。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家庭教会运动诞生之际。那时，当基督徒走到一个个村庄去传福音时，遭受了严重的抵抗。有时，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出来，向他们——社会的渣滓——身上扔石块、腐烂水果和蔬菜，这些信基督的人当中有瘸子、乞丐和瞎子。基督徒坚强地忍受这些羞辱。数十年之久，他们处在地下状态，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他们的人数急剧增长。在中国基督教增长过程中，人们了解较多的主要是“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也就是将福音传回近东和伊斯兰圣战之地。

在西方，这一称谓受到误解，人们误以为它是指使耶路撒冷或以色列福音化。中国人提到“传回耶路撒冷”时，他们所想的是基督教福音在历史中的拓展。福音始于耶路撒冷，然后大致按着西进的方向传到非洲和欧洲。

在历史中，福音继续在地球上向西传播，而中国处在最远的前线。所以，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意味着，要想实现大使命，福音必须绕地球一周，直到返回其初之地。为此，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盼望能够差派10万宣教士到51个国家宣教。他们的目标不是耶路撒冷或以色列，而是在中国和耶路撒冷之间的所有国家和未得之民。他们的眼睛看到丝绸之路，这条路曾经见证了大批中东商人来到中国，而且沿着这条路，可以发现大约5200个未听过福音的民族和部落，包括许多穆斯林。许多中国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呼召他们将福音信仰传给穆斯林。甚至有人提出要差派多达10万个宣教士到中东去。

故事中的福音（Gospel in Story）

与此同时，在西方，两位基督徒作家突然引起了娱乐界的关注。刚进入新的世纪，托尔金（J. R. R. Tolkien）和路易斯（C. S. Lewis）这两个名字似乎已经占据了各地新闻的头条。在二战时期的黑色日子里，他们二人在牛津大学是同事和朋友。托尔金是一位虔诚的、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徒，而路易斯是北爱尔兰安立甘教会的信徒。二人都对古日耳曼神话情有独钟，在牛津的日子里，他们与其他一些作家每周都有聚会，这群人被称为“淡墨会”。

在牛津的日子里，二人的学术生涯都不算显赫，但在他们去世30年后——即将进入21世纪时——整个西方世界的人们借助电影镜头中的宏伟画面，体验到他们的威力。率先问世的是托尔金的中土世界传奇——《指环王》。在这部电影中，哈比人佛罗多和忠心仆人山姆得到委托，照管黑暗魔君索伦丢失的魔戒（Ring of Power）。在成千上万的观众中有许多基督徒，他们能够意识到故事的道德和属灵深度，因为他们已经阅读过原著。保守基督教杂志《试金石》（Touchstone）的一位编辑甚至称托尔金的《指环王》为“隐秘地传扬福音”。

托尔金的《指环王》席卷奥斯卡金像奖不久，由路易斯的儿童文学经典《狮子、女巫、魔衣橱》（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在整个西方世界登台亮相。圣诞节期间，成千上万的西方观众欣赏着电影，看到露西、彼得、苏珊和埃德蒙德在纳尼亚大地上颠沛流离，看到狮子阿斯兰的勇猛和仁慈，并借助阿斯兰的形象来思想耶稣的英雄品格。

路易斯之所以受到基督徒读者的喜爱，主要是因为他信主的故事很像众多基督徒自己的见证。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他的思想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无神论者成为有神论者，而且是基于旧约和新约圣经的信仰。他相信，在基督教的信息中，人们必须直面一个人，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拒绝他，而对这一点的认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天主教徒中也倍受欢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援引圣经和基督教传统，在西方世俗社会中传递出一个相当古旧的信息：天堂是真实的，它存在于地球人生活的心脏位置。

路易斯写道：“现在，我们羞于启齿，不愿谈论天堂。我们怕人嘲笑我们相信‘死后的幸福’（pie in the sky），怕别人说我们试图‘逃避’责任，不愿在今生今世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却梦想在这星球以外找到一个美丽新世界。但问题是，要么真有‘死后的幸福’（意指“天堂”），要么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基督教就是谬误，因为这个教义关涉其存在的命脉。”

在其去世后的一代人中间，在福音派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当中，路易斯大受欢迎。这一现象暗示了更高意义上的西方福音派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交汇。一些作家沿着这一会交汇点，可以一直追溯到福音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1978年10月16日，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走上梵蒂冈的那个阳台，成为新一任教皇——取名约翰·保罗二世。他在圣彼得广场向人群招手。此刻，他应该还记得，在其家乡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ow），有一次在讲台上向他布道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布道家葛培理。

1977年，葛培理在匈牙利举办了在“共产国家”的第一次布道大会。之后，在波兰占极少数的新教基督徒邀请他前往该国——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在那时的传统天主教国家波兰，福音主义被视为异端，所以，葛培理遭到断然拒绝。然而，在一片拒绝声中，红衣主教沃伊蒂瓦却是个例外，正是他向葛培理发出了邀请，允许他举办布道大会。

那时在波兰，有一个天主教青年复兴运动，通常被人称为“绿洲”运动。该运动的带领人向美国福音机构“学员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求助，帮助他们筹划针对波兰年轻人的夏令属灵退修会。红衣主教沃伊蒂瓦年轻时也曾经是一个热情分子，后来成为“绿洲”运动中最热心资助年轻人事工的人。

“学员传道会”的同工们负责在上午时段教导，讲解福音派信息，比如因恩典得救和救恩的确据。在这些“绿洲”退修会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看到，以保守敬虔思想为中心的大型布道会（mass mobilization）如何促进教会的复兴。后来，在会见大规模的群众时，他也开始采用同样的方法。过去几年的情况显示，在属灵方法上的合作是一回事；而对基本神学真理的认同却是另外一回事。尽管如此，从美国的情况看，许多罗马天主教徒和福音派信徒在重要社会问题上，也找到了合作的舞台：反对堕胎；支持传统家庭之定义；世纪之交，在与社会良心有关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在美国，福音派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很快成为“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的道德脊梁，在当今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

建议阅读书目：
Aikman, David. Jesus in Beijing.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3.
Dulles, Avery. The Splendor of Faith: The Theological Vision of Pope John Paul II. New York: Crossroad, 1999.
George, Timothy, ed. Pilgrims on the Sawdust Trail: Evangelical Ecumenism and the Quest for Christian Identity. Grand Rapids: Baker, 2004.
Gilbert, Douglas and Clyde S. Kilby. C. S. Lewis: Images of His World,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5.
Lambert, Tony.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 London: Monarch, 1999.
Marshall, Paul, ed. Radical Islam’s Rules: The Worldwide Spread of Extreme Shari’a Law,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