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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逝去的黄宗英和永恒的胶片

彭小莲:逝去的黄宗英和永恒的胶片

彭小莲:逝去的黄宗英和永恒的胶片
空间作者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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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 题图来自网络

胶片的温度



文/彭小莲




2020年12月14日凌晨,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逝世,享年95岁。已逝导演彭小莲为拍摄电影《请你记住我》采访了黄宗英,并在2017年出版的《记忆的颜色》第一章“胶片的温度”中整理出采访录音,将没有出现在电影中的部分也记录下来。下文转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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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请你记住我》海报,彭小莲导演


面对死亡,已经不是宗英阿姨第一次的经历。在她自己的文章里说:“《望长城》摄制组总制片郭宝祥同志和我恳谈:‘和于台长研究了,为关心你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年纪了,是否考虑不去罗布泊。将来航拍时,可以在飞机上出现主持人形象。’


“我动情地回答:‘让我去吧。我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是全其志。我想去罗布泊。’”


接着四辆新型的越野车,六辆军用大卡车——十七位解放军干部战士,向渺无人烟的地理禁区挺进。想到那个场面,想到宗英阿姨雪白的头发,却挺着腰板坐在那颠簸的大吉普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电视节目不好看了,因为这些理想主义者都不覆存在。

收视率,娱乐至上,把视觉的最后一点精神的呈现抽取了。黄宗英是那种带着激情的知识分子,又是作为一个演员出场了;她是把舞台作为她最终挑战的地方,她不能随便屈服,整个生活不论是写作还是表演,或者是主持人,现实就是她的舞台,她不肯随便退却下来,她的挑战就是面对镜头。用她自己的话说:“探险,对我总是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这种心态仿佛与我的年龄和外貌越来越不相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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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与麻雀》剧照,右二是黄宗英扮演的“猴子”的太太。


是的,当黑发变成白发,当皱纹撕裂开眼角的皮肤时,宗英阿姨还是那样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似乎她从来就不觉得自己会衰老。70岁的西藏之行,因为高原反应,她昏迷了三天三夜,病危通知出来了。尽管她奇迹般地苏醒了,但是因为大脑缺氧,严重影响了她的记忆力和说话功能。


片子终于做后期了,我重新踏进宝通路449号。不记得多少年没有走进这里了,我们再也不需要制片组的车子送我们,我们不再是捧着一大盒一大盒沉重的样片和混录声带进入电梯;仅仅一个硬盘,这就是一部电影的全部,背着书包就来了。

厂里看不见什么人了,空空荡荡的大楼显得破败,从后门上去的小门装修过,电梯还是那个常常出故障的老电梯。到了六楼以后,却面目全新,醒目的大牌子挂着:上海电影数字中心。清一色的70后80后90后的孩子,一张面孔都不认识了。

但是,毛弟说他记得我,因为他刚进厂时,就是帮着做我最后一部胶片电影的配光。现在他是数字中心的调光师了。这也是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配光”改成说“调光”。毛弟经常纠正我,因为配光是胶片的概念,数字叫“调光”。


南艺的教授来看片子,走出混录棚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说:“没有想到从那个小破门走进来,里面是这么先进的设备,好厉害啊!”


片名又改了。发行方说《浮生梦影》太复杂,不是80后90后能体验的,一定要改名字。怎么改呢?初稿的剧本里有一句歌词:如果可以,请你假装还喜欢我,给我一个拥抱。就顺着这样的思路,单纯、明确;那就叫《请你记住我》吧。剧组里的朋友都不喜欢,那么苍白、直接,索然无味;但是发行方说好,就这样确定了。我把守着最后的防线,没有本质的争议,我首先学会的是妥协,我总是跟自己说:妥协是智慧。《请你记住我》,是记住老电影,记住让中国电影辉煌的老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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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记住我》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黄宗英经典照片。为了突显人物的形象,把她黑色的服装P成白色的。


故事片里出现了纪录片/穿越/老电影还有现实生活里,那一对与赵丹和黄宗英对应的男女主角的故事,他们的电影梦和他们的爱情。影片开始,就是宗英阿姨对赵丹的回忆:“我第一次见赵丹,扣子也扣错了。袜子一边一个颜色,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孩子,没人管的大孩子,我那时跟他演戏,很有距离,但是也很默契。等到快要临走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不能离开你,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一下子,脑袋就‘嗡’地一下,‘嗡’起来了。”


现场听她说话,我们忍着笑意,要把她的声音干干净净地留在镜头里。70年过去了,所有的回忆依然有画面感,就像我看着赵丹和宗英阿姨在《幸福狂想曲》里的剧照,他拉住她的手深情地看着,她羞涩地转过脸去。我把剧照放在银幕让,宗英阿姨的回忆成了画外音,大家再一次体验着她脑袋“嗡”的一下发昏的时刻。


他们结婚了,“那时候,我们就在顺德里36号租了一间前客堂,那个前客堂是没有窗户的,开了门就是人家晒被窝,洗马桶的,他们就愿意跟赵丹说话,后来赵丹演《乌鸦与麻雀》的‘小广播’就是从邻居里面得到的形象,他就不上桌吃饭了。他就拿着碗在地下蹲着吃,他说‘小广播’也好,武训也好,都是不上桌吃饭的。后来成立《鲁迅传》(摄制组)的时候,当然是要找赵丹演鲁迅。”


“为什么是当然呢?还有其他老演员呢?”


“反正就觉得赵丹合适。”


“他已经不回家了,在那个淮海中路150号,有一幢房子是电影局的宿舍,就给北京已经调来了于蓝吧,演许广平;调来了于是之,演瞿秋白;调来了蓝马,演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就都调来了,很尊重的。把赵丹呢,也给他一个房间。赵丹就在房间里挂了‘俯首甘为孺子牛’,我给他送了文房四宝,他就在那儿酝酿鲁迅的角色,穿着鲁迅穿的衣服,他在服装里面找人物的感觉。


“瞿白音的爱人说,他们有一天走在马路上,看见有人坐在马路牙子上,走近一看,是鲁迅,就坐在上街沿上,还说他很顽皮的,说是人家来逮捕他,他就出来。回家了,他轻手轻脚地回来,开开亭子间的门,就说了句:‘我回来啦.’把人吓一跳,他就挺顽皮的。”


“赵丹叔叔为什么要坐在马路沿上?”


“他觉得等车等得很累,何必站着呢。鲁迅也会坐下的啊!他一演戏就把我也给忘了。我就是最喜欢他把我也忘了的神情。”


《鲁迅传》的影片很快下马了,因为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七年的口号。一点一点往上递进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周民(周璇之子),周民戆得来不得了,人家写‘打倒反革命赵丹,’他就在旁边写‘赵丹是革命的’,他就写!我说民民,你离开我们这个家吧,你不是我们的亲儿子,他就是不走。我说你不走,我就打你,你走吧,你不要这样。他说,‘赵丹是我额爷,我就要保伊!’后来人家就打赵丹,他就把赵丹抱住,抱着赵丹,不让人家打,人家就打他,这个儿子一直是这样的。”


“他们怎么打赵丹呢?”


“被打是三天两头的。还有这事儿,关进去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天马电影厂的牛棚里,跟王丹凤、朱莎、白穆关在一个小间里头劳动,做一种糊纸的劳动,这时就有一个管牛的,他叫林进财(音),林师傅就进来了,说黄宗英早该去吃人民公社了,赵丹去吃人民公社了,你和小把戏要有什么问题就找我好了。他就走了。

这时白穆就跟我说,‘宗英,你从小在业务上还是挺顺的,没受什么波折,你从今往后啊,碰到什么事儿,你就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你就能够挺过来了。’他还说,‘今天早上一辆吉普车就把赵丹搁到监狱里去了,你是要想透了,你还有三个孩子,你要挺得住。’

这时候我才知道赵丹被捕了。一会儿,有两个造反派就来找我说,黄宗英回家去,让我回家去,一个人在前边儿带着我,一个人在后边儿押着我,他们都拿着,就是造反派都有枪,因为我们是电影厂的,道具都有木头枪,他们一个人就押着我走,徐家汇,一直走到湖南路的那个家里。这个‘白穆哲学’对我后半辈子有很大的影响,我就这么挺过来了。”


“后面有人跟着看吗?”


“没有人跟着看,我又不像电影明星,我还是穿得挺干净可是挺旧的。押回家以后就让我给赵丹收拾行李,我就找了最大的床单铺在地上,我找新的棉被,新的他穿的棉衣,棉背心,毛袜子,棉鞋。因为已经到了十一月了,上海有一个‘十一月里厢小阳春’,就是十一月里最暖和的,马上就要冷了,我就知道他反正出不来了,我就给他拿最暖和的东西,我就压着腿往里头装,往里头打,然后打了一个很大的铺盖卷,他们就把铺盖卷拿去了。

我又找了一个网线袋,给他拿了洗脸盆,漱口杯,牙刷牙膏换洗衣服什么的。我忘了说这个,他头几天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罩着一个纱布,这么遮着起来。我说怎么了?他说‘青话’的造反派专门戴着手套往我的眼睛上打,说‘叫你还演戏,叫你还演戏!’我的瞳孔破裂了,他就给我一张周医生,我们的厂医开的病假证明,说瞳孔破裂,请假二周。哎呀,我很害怕,我想他要瞎了!我就让他赶快躺下休息,我说你眼睛疼不疼,他说倒也不象想象得那么疼,我就让他点眼药水。

赵丹哭了,他说,‘他们打我的时候,手套里装了铅弹子,要我的眼睛打瞎。我要是眼睛瞎了,就不能演戏了。我就是一个废人了。’我说,‘现在不要想演戏的事情,不要哭,这对眼睛不好!坚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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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和赵丹。左一是赵丹最喜欢的小女儿赵桔


一次次,他们从死亡的边缘走回人生,即使在这最苦难的一刻,他们想到的依然是电影。向死而生!宗英阿姨是那么乐观,她在付出这一切时,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她说:“那时候赵丹已经病了,外边都在传,有一个摄制组烂掉了,导演演员烂掉了。他就特别紧张,我说你紧张什么啊,他说,‘说的就是我’。我觉得他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对我是很忠实的,我不相信他有这些事。后来,宣传部里就让他写了材料,就让赵丹坦白,他和一个女的有关系,他居然有了,我心里虽然难过,但是我劝他,没事没事。

我就骑了自行车把他的检查给张春桥送去了。我就跟张春桥说,都是些党员,又都是优秀的演员,公开批判,恐怕影响太大。张春桥说, ‘搁在我这儿吧。’就搁在抽屉里了。我就骑车回来了,我就记得街上的风,吹着我的头发,我就霹雳巴拉霹雳巴拉掉眼泪,我回家来了,赶紧把眼泪擦了。我就说,‘我给你交上去了。没事,你别紧张。已经干过了,就不要后悔了。后悔也没有用的。”


有一次采访的时,宗英阿姨特为跟我补充说过:“一夫一妻制是理想主义的,可是感情很难用制度控制。所以,我理解赵丹。”我们就坐在她的病床边,听着她说话,大张着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宗英阿姨,一个女人,多大的胸怀啊。

我们没有把这些采访都放进故事片《请你记住我》,我把录音重新整理记录下来,就是想记住他们那一代电影人的一切。想起韩天衡老师跟我们说的话:文学艺术跟科学技术是两个规律,科学技术是六亲不认,它采取的态度/它的规律本身是对过去的东西,采取彻底打倒的姿态,而且是摧枯拉朽地打倒!但是艺术不是,艺术讲发展,讲进步,讲四世同堂。从来没有什么,儿子出来就把父亲否定掉了,儿子出来又把祖父否定了。因为艺术不能这样!它必须要认真地借鉴传统,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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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请你记住我》中的黄宗英


记住传统,记住老电影人的一种精神,一步一步往前走。还能走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记住!影片结束的时候,我一直找不到这种向死而生的场面,我不知道怎么样能把戏推向精神状态的高潮,不仅仅是让人物处于一种常见的戏剧冲突之中。

已经在看外景了,大家对剧本的结尾都不满意。当美术找到了红砖雕花门楼的石库门房子的时候,我们赶到那里,只看见,弄堂里堆放着已经拆掉的老房梁,还有落得整整齐齐的青砖。我们在房屋、废墟中行走,仔细看着那古老的建筑,你会有一份难以抑制的伤感,多漂亮的房子,它们却很快要化为灰烬。一步一回头,心里就是一个字“痛”。


突然,我站立在一片瓦砾之间,我找到了影片的结尾,就是大型推土车开进来了,那个像科幻片里的大爪子,伸向屋子,把一栋一栋小楼轻而易举扒了下来。那倾倒的轰鸣声,像战争片里的爆炸,把世界晃动了。这就是影片的结尾。我越想越激动,回家就趴在电脑前,把它完成了。大家都说,现在的结尾站住了,把整个剧情像一张大网,紧紧地收紧了。

可是,这只是文字上的东西,你怎么能拍到这样的场面?房子里,还有很多钉子户住在那里,谁说你可以把推土机开上去?外联制片,买了一条烟坐到拆迁办的临时办公室里,他和主任拉关系,打听推房子的日子,商量是否可以让我们拍摄。主任说,一点没有把握啊,有时可以等上几年,有时来通知说拆,明天就拆了。“哎,千万别明天就拆啊,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才开拍呢!”“可是,你们开拍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拆房子啊。”


把生活的最后记录留在故事片里,现实的力量远远超出编剧的力量!


等到我们去复看外景的时候,副导演吓坏了,原来确定男女主角第一次相遇的老房子前,只剩下雕花的门楼,门板已经被人家拆卸了,后面是一片杂乱的瓦片。制片急了,不是说不会马上拆的吗?他往拆迁办跑,让人家帮忙,找了三扇门板,又重新装了上去。但是拆迁办的人说:“你们赶紧拍啊,不知道哪一天又被人家拆掉了!”制片恨不得派人来守卫这最后的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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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颜色》

终于谈妥给我们拍摄拆房子的那个场面。早上正准备吃了早饭去现场,突然摄影的电话来了:“导演,赶快过来,说好8点半拆房子,让我们拍摄。现在就在那里拆了,你赶快过来啊!”一看时间,才7点啊。我往大街上冲,可是这个时候,上哪里拦车?嘀嘀打车都不答复你。

我急得给制片打电话,“组里赶紧派车过来啊,打不到车!”“不行,现在堵车,你赶紧去坐公交车……”我还没有听明白做几路公交,突然看见堵在马路中央,停着一辆空车。我对着红灯就冲过去,在车流里面,愣是把那辆空车拦截下来了。


现场,大家戴着口罩已经在那里开拍了。顾不上装上监视器,看着大斗车开进弄堂里来。飞扬的尘土,张牙舞爪的大车,我们摄制组一行人都变得如此的渺小。当大扒子推向雕花门楼的时候,我用手机也拍下了这个场面。我把它从从微信里发给北京的朋友,帮助我找演员的导演。看见雕花门楼倒下去的,我听见微信上大声的叫喊:“哎呦,真拆啊!”真拆,我低下头,我努力掩饰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只有一个字“痛”。


我记录下这些,它们定格在我们的电影上。全组的努力,我们拍摄到了这个难忘的一刻。老房子像我们的数字电影,一定有辉煌的时刻,但是再先进的设备,也不是绝对安全的。硬盘,一旦存储设备损坏,数据就会丢失。胶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胶片除了是拍摄格式,同时也是储存格式,而且正常情况下常规的胶卷可以保存数百年。但是,宝通路449号最后一条胶片冲洗流水线,消失了。但是,那里的胶片保存着所有的电影。赵丹、黄宗英和老电影人,上海的老电影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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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作者:黄宗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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