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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永无止息,我们要拼命寻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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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永无止息,我们要拼命寻找光

原创 阿舒  山河小岁月  今天


1949年1月27日,年关前从上海最后一班驶向台湾的渡轮启航,932名乘客登上了这艘船,他们想赶着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23时45分,这艘船在舟山群岛海域与建元轮相撞,沉没只用了几分钟,落水者或冻死或溺毙,超过900人罹难。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太平轮事件”。我从前写过,想要了解这一事件的,可戳:一个不做老赖的傻瓜资本家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有幸结识了《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作者、台湾作家张典婉。尽管更多死难者已经永远沉默于大海,张典婉的努力值得我们所有人满怀敬意。

每一个名字的背后,也许藏着你想不到的秘密。比如,乘客名单里,三等舱有一位叫“孙敬”的乘客,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柳龙光。


2018年,柳龙光后人来到基隆太平轮纪念碑悼念父亲。
photo by 张典婉
柳龙光罹难之时,他的家眷都在台湾等着他吃团圆饭,妻子腹中怀着他们的孩子,是个男孩,成了遗腹子,连父亲的面也没见上。

消息传来,这位伤心欲绝的妻子不久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孩子回大陆。

这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决定,柳龙光曾经在北平沦陷时期担任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按照当时的界定算是“文化汉奸”。他的妻子比他名气更大——

她便是今天故事的女主人公——梅娘。



1948年年末在台湾的梅娘和她的两个女儿。右上角被剪掉的是柳龙光。



今天是梅娘去世七周年纪念,2020年是梅娘百岁诞辰(一说梅娘生于1916年,在这里我们仍旧采取官方说法。)

她和张爱玲同年。

我知道梅娘,源自多年前忽然兴起的一阵“南玲北梅”的称呼。


南玲,指的是张爱玲;北梅,指的是梅娘。

这个说法得到了梅娘本人的直接认可,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中可以看到:
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但很快便受到了质疑。众多反对声中,止庵老师的观点最为中肯:

1、张爱玲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被推举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甚至连“女作家”都不是,因为后来收入《传奇》、《流言》的作品,一篇还没有写出来。

2、《宇宙风》杂志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参与此项“读者调查”。该杂志社最初是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五月迁广州,一九三九年五月迁香港,一九四四年八月迁桂林,一九四五年六月又迁重庆。这不是沦陷区的杂志,不会去调查那里女作家受欢迎的情况。查该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所出各期,均无此类内容。《宇宙风》迁穗后,上海“孤岛”倒是有份《宇宙风乙刊》,不过一九四一年底就停刊了。
止庵,关于“南玲北梅”

这两条论据都属实,1942年的张爱玲确实还没有成名,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在1943年5月的《紫罗兰》杂志上连载的。1942年的梅娘则已经成为华北沦陷区的重要作家之一,她的代表作《蚌》《蟹》《鱼》等均已面世,从出道早晚来说,梅娘实际上算是前辈。


但也有赞同这一说法的,论据大多是和他们同时代人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比如,柯灵在1997年8月16日为《虹影丛书·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写的“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梅娘和张爱玲是否有过交往呢?梅娘专门写了一篇《我与张爱玲》:

“正是那年(指1942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批注:实际上,张爱玲成人之后从未去过北京。)

1943年8月,日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我在写关露的文章里讲过,名单中有关露也有张爱玲,张爱玲找了理由没有赴日。获奖者归来之后,梅娘的丈夫柳龙光邀请他们到北京座谈,关露参加了,甚至还去了梅娘家:

在柳宅你静静的听着别人唱着程腔的玉堂春时,你就想起锁麟囊来,你说你很喜欢程砚秋的戏。——璇玲,寄关露,中国文学》第五期(1944年5月)
关露做答《覆璇玲》,文中出现了梅娘,是典型的招待周到的主妇:

那时我独自吃着豌豆黄,喝着顶好的香片茶,无言的望着水里的荷花。

卖白兰花的老翁从面前经过,花香扑满了胸怀。

梅娘送给我们每个人两朵白兰花,我们都是一样的带在衣襟上,彼此都愉快的笑了!



照片出自谢其章先生,前排左起,章克标、陶亢德、柳雨生、徐白林。后排左起,陈绵、关露、蔡培、沈启无、周越然、柳龙光、陈廖士、张我军、(隔一人)谢希平、(隔一人)鲁风。

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同样邀请了张爱玲、苏青和关露。1944年10月8日的《申报》有一则《文学者大会沪代表决定》:

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筹备会,七日举行五次会议,由龚持平主席,上海出席代表为周越然、张资平、陶晶荪、傅彦长、包天笑、张若谷、潘予且、杨光政、顾凤城、文载道、吴江枫、路易士、张爱玲、冯和仪、关露等十五人。



冯和仪就是苏青。这一次张爱玲仍旧没有参加,但梅娘作为华北地区代表参加了,当时候选作品是谭维翰的《海市吟》、丘石木的《网》、马骊的《太平愿》和梅娘的《蟹》, 梅娘获奖。


由此可见,梅娘和张爱玲是数次擦肩而过的。

不管如何,“南玲北梅”就这样叫起来了,我开始准备这篇稿子的时候,曾经和藏书友借了南京档案馆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其中有周作人回应给梅娘的童话写序一事,书友对梅娘的第一反应是,知道知道,“南玲北梅”嘛!


可惜的是,豆瓣的梅娘图片仍旧是关露。
这个春天,在读完了梅娘的作品集之后,我却深深为这个“南玲北梅”的称谓而感到遗憾。这不仅仅是因为梅娘自己也曾说“我不喜欢利用‘南玲北梅’这种商业意义的炒作来借张扬梅。”(《致刘洁信二通》),更因为——

她完全不需要蹭张爱玲的热度,仅凭她的人生,就足够在历史上有属于自己的地位。





梅娘当然是笔名,她的原名是孙嘉瑞。

我一直猜想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许她爱梅花?也许是听了《梅娘曲》?结果却那么直接——

梅娘,是“没娘”的谐音。
梅娘出生在海参崴,从没见过自己的生母。那个女子生下梅娘之后便被太太赶出了家门。很久之后,梅娘在父亲的软榻下面找到一些俄文纸条,是父亲和生母的甜蜜记录。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从小工能够成为长春著名的企业家,他的成功离不开与中华民国驻长春镇守使女儿的婚姻,也因为此,父亲默认了正房太太赶走梅娘生母的举动。父亲爱梅娘,为其延请了教读经写字的清拔贡秀才、教数学的老教员和教英文的沙俄老太太。

梅娘从小所生活的长春,在1932年就已经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可以说,梅娘的整个少女成长期,所接受的都是伪满洲国的教育。15岁,父亲去世,梅娘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无法兑换国民政府的货币前往北京等关内高校,最终选择了赴日留学。

也是在日本,她认识了丈夫柳龙光。

柳龙光,1911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父亲柳惠生是吃皇粮的满清皇族,祖辈有过四品带刀护卫,宅院位居古都城西的按院胡同。“满洲国”成立的次年1933年,柳惠生到长春在“满洲国”谋了个职位,但似乎生活颇不如意,很快又回到了北京。柳龙光学习非常刻苦,先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理学院,后又赴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和日本东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到长春《大同报》报社任职。

因为养母已经给梅娘选定了亲事,她和柳龙光的爱情被家庭阻挠。为了和柳龙光结婚,她没有拿一分钱嫁妆。


1941年,柳龙光夫妇从日本回国,定居北京。1942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成立,柳龙光担任干事长,从此成为华北作家协会舞台上绝对的主角。

对于这一段历史,梅娘总是三缄其口。1996年4月6日,《沦陷区文学八年》暨华北沦陷区文学座谈会上,梅娘情绪有些激动地说:“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亵渎。抗战期间,中国有一半的国土沦丧,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沦丧了,个人无法选择。怎么能说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就一概是汉奸文人呢?怎么能对他们的作品统统不予理睬,不予承认呢?”

是的,无论是苏青、张爱玲还是梅娘,他们都是“沦陷区”的“在场”者,这一身份无论从哪种语境来看,本身就是一种不幸。



由于丈夫的关系,梅娘则在战后受到双重的清算。

1946年,周作人汉奸案在南京审判期间,一位杨姓北京市民给首都高等法院邮去梅娘所写的《青姑娘的梦》童话书,控告周作人奴化儿童。当法官出示这本书时,周作人是这样回答的:

而实际上,梅娘当时在沦陷区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写作和翻译。她能如何与日本人勾结?反而是后一句话“反对我的思想”露出玄机,周作人真正想要批判的,应当是梅娘的丈夫柳龙光。


日伪文艺界以片冈铁兵、林房雄、柳龙光为号召,在大东亚文学家大会中,日本代表片冈铁兵公然主张扫荡华北老作家,认为周氏思想落后、行动过于消极、未与彼辈少年作家同流合污,目之为残余敌人之一。——徐祖正等:《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1946年6月28日


柳龙光由于时任北京市长熊斌的帮助,提前得到了文化汉奸的名单,随后带着妻女逃离,梅娘研究者陈言在《太平轮上的柳龙光》里披露了柳龙光的逃跑路线:
他们乘火车到天津塘沽,再坐船到营口,然后坐胶皮轱辘的马拉车到沈阳,最后转乘火车辗转到梅娘的老家四平。从营口到四平,一路都是共产党设立的关卡,梅娘同父异母的二哥拿着东昌实业公司的介绍信去营口迎接他们。到了四平,梅娘的家人通过关系给柳龙光报了户口,改名“孙敬之”。在四平滞留一年多,然后到了上海,又摇身变为“孙敬”。
如果只用一种视角来评价柳龙光,那他被视为文化汉奸是毫不冤枉的。不过,我们不应该忽视他曾经保护东北反日作家袁犀,他曾经在日本各地采购磺胺制剂送往国内抗日战场。一个人,终究是复杂的,一棍子打倒,用单一标准评价,难免失衡。



柳龙光和梅娘
大到国家兴废,小到个人得失,所有的身后事都不得不由后人评说,太平轮里的孙敬永远回不来了,那一年,梅娘才29岁。

在她决定回到北京的那一刻开始,有更多苦难在等着她。



梅娘晚年对柳龙光进行了回忆,据说,这个口述史做的极其艰难。

但梅娘讲述的柳龙光有一种苍白的“伟光正”,比如,她说柳在太平轮遇难之前,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正在根据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的秘密指令,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古庭率部起义。刘仁在1973年受迫害去世,这段话是九十年代才说的,我们已经无法印证。

也因为此,梅娘口述史遭到了一些学者前辈的质疑。



即使是虚构杜撰的,我也完全理解梅娘。如果你也如她一样,在回到北京之后吃了那么多的苦,也许你也会回避,也会重新构建一个故事。



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如何养活孩子们?

一开始,由于唐大郎的帮助,梅娘得以在《新民报》和香港《大公报》上写稿,以稿费养家。当然是化名。很快,她在1955年“肃反”被定为 “重点审査对象” ,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按右派的一级条款处理进了劳教所。

她所念念不忘的,却只有一个:活下去。

她去建筑工地,像男人那样搬砖挑土和泥,为的是一天挣九角钱。

她买不起煤,生不起火炉,左邻右舍做饭时替她蒸几个窝头对付着,二十年来,一直没有炉子,没有煤。她把别家搬完煤的煤灰扫起来,合水撮成小球,当煤球烧。

冬天,她一个人去扛冰冻的冬储大白菜,一百多斤“压在背上,沉得直不起腰,冰得背生疼”。

她去人家家里做老妈子,做佣人,在那时,真正是《锁麟囊》里的薛湘灵,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

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来人审查,审查这个人和她的关系,审查那个人和她丈夫的关系。审查到最后,都是一句:“你要老实交代”。但她心里惦记的,仍旧是赶紧赚钱。我读她的这篇《往事》,几乎要哭出来:



梅娘的小女儿柳荫13岁时因脑膜炎去世,儿子又得了肝炎,梅娘为了筹钱四处告借,最后由街道担保,才送进了医院。最终,儿子因医治迟误死去,年仅23岁。儿子去世之后,梅娘坚持从每月绣活挣来的十几元钱中抽出十元还给医院,断断续续还了四年,医院不忍,把剩下的欠款一笔勾销。



她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坚强和乐观,一如无论多么困难,她都把自己拾掇的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用她自己的话说,要做一个“标志的小寡妇”。
蒙难时,不愿痛哭,为的是激励自己,以渡难关;昭雪时,不愿痛哭,庆幸那得来不易的苟安;孤独时,更不愿痛哭,为的是制造一种假相,似乎一切心满意足——梅娘
她的绣工好,劳教所的朋友惠沛林说,梅娘绣一叠枕套才三毛钱,自己的女儿拉练需要五毛钱,梅娘二话不说给了孩子五毛钱。


梅娘和三个孩子
为数不多的朋友,居然是东四派出所政治学习班的“同学”遇崇基。遇崇基得到陈毅批准,翻译了一本日本围棋著作,得了稿费买了米,就让儿子送一小包给梅娘,虽然很少很少,但梅娘懂得感激。

她也是发自真心喜欢遇崇基的儿子,常常给他讲诗词。1965年底,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遇家年轻人写了批驳的长文,想找梅娘做推荐。梅娘看了看文章,说:

“我可以推荐,但发表之后也许会很危险。”

最终,拗不过年轻人,梅娘把这篇长文介绍给《文汇报》,发表的题目是《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文章中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不久,梅娘在居委会门洞旁的牛奶箱里看到了这年轻人写的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于曾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都如雷贯耳——

遇罗克,因为这篇《出身论》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执行枪决。



遇罗克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52年6月6日,梅娘在《亦报》上连载了小说《母女俩》,这是一部配合宣传“三反五反”的小说,进步女儿带动落后母亲,这显然有自己和女儿柳青的影子。在文章的最后,她这样说:
妈妈现在最爱的就是你,你是我全部的安慰和希望,如果我永远停留在现在的阶段里,不前进,不抛掉思想中这些旧意识,你会逐渐离开我,甚至我有一天成为你前进的障碍,像你爸爸的情形一样。
一语成谶,文革中,因为梅娘的身份,柳青不得不和母亲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后来,她多次撰文忏悔自己的这个举动:“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社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我不可以说不了解我妈妈。”

但在那样的岁月里,难道只有一个柳青吗?被划清界限的,难道仅仅一个梅娘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梅娘被重新挖掘出来,我似乎也是在那个时期读了一点梅娘的《蟹》,觉得有些说不出的怪,后来才知道,《蟹》和很多其他小说都被她不同程度地改写,文本更多地加入抗日反战主题和民族意识,这就造成了一种内容的错位。

今年重新回看的是原版,反而更加真情实感。那个时代的梅娘,可以说是新时代女性的指明灯吧。


本世纪初,邢小群老师曾经在一次采访中问了梅娘“沦陷区创作”问题,她的回答颇为尖锐,但说的,也都是大实话:

你这样提问题,是用后来的字面知识来套指那段历史时期。那时我们只是二十几岁普通的青年学生,对社会、政治懂得很少,想得十分简单……依我们那时的认识,还认为文学不是政治,文学就是说人间事……生活是复杂的,历史也是复杂的,是由各种具体的存在组成的。那个时候怎么会有在沦陷区就怎么怎么样,到大后方就怎么怎么样,到解放区又怎么怎么样这种想法?这些政治意识都是以后强加给老百姓的。当时要知道后来是这样看问题,我们也不会有那种选择。

人间的事哪能这么简单的评判!

1972年底,史铁生受伤回京养病,双腿瘫痪的他万念俱灰,同学跟他讲起孙姨,一个特棒的老太太,1957年的右派。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她只能在外面偷偷找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在知道孙姨就是梅娘之后,史铁生感慨道:“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梅娘和女儿柳青
今天是梅娘七周年忌日,今年是梅娘百岁诞辰。当我们在纪念梅娘的时候,我们在纪念什么呢?

梅娘的一生是悲苦的,一出生就没了母亲,十五岁失去父亲,二十九岁丈夫去世,子女们夭折,更不用说几十年的审查劳教和右派帽子……这些苦难,在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承受,可她却依旧微笑着面对,不轻易流露悲戚,不随便展示痛苦,她就这样坚强的活着,执着于困苦中得到的点滴安慰,回味寒夜里些许温暖,从而反馈到她的文字上,她永远都在传达生命的美丽与尊严。

我永远记得她的那句话:“生命必然七灾八难,韧才能支撑人类到达彼岸。”





1、陈晓帆,又见梅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1
2、侯健飞 / 柳青,再见梅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5
3、陈言,太平轮上的柳龙光
4、陈言,北京沦陷后期的文场政治与文人的身份建构——以柳龙光、周作人的“交往”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2期
5、张童,女性言说的“失语”——以梅娘的《蟹》版本变迁为例,南方论丛,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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