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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归来》出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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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归来》出版之后
丁东小群  今天


1945年7月初,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是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事件。后人常常提起的是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年来,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为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记载于黄炎培访问延安的日记编成的《延安归来》一书。此书以国讯书店的名义,1945年8月7日在重庆出版。此书出版曾引发了中国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变化,却未见有人所提起。

1938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抗战为由,颁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规定报刊杂志图书的原稿,必须经“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检查通过,才能发稿排印。而一经所谓“检查”,文章被删的删,改的改,面目全非。有的报刊杂志干脆出现了天窗。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印出一周,正好赶上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所谓“战时”,已经结束。于是该书未经审查就投放了市场,马上遭到特务搜禁。当时,法学家张志让、教育家杨卫玉、出版家傅彬然出面起草了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孙科所办的《民主世界》、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张西曼主编的《民主与科学》、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侯外庐主编的《中苏文化》、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等16家杂志参加签名,于8月17日发表。声明宣布:自9月1日起,杂志不再送检,并函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当时,重庆不过三、四十家杂志而已。这16家几乎占了一半。接着,《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周报》十家杂志又在9月15日联合推出增刊,宣布:一、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二、稿件全部不送检。叶圣陶当时还发表了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的文章,他说:“要审查就得定出个标准与尺度来,思想言论要合得上标准和尺度才可以发表,就等于有一部分思想言论不能发表,就等于不让大家尽情发言,仔细思量,这成什么话。”
    重庆杂志界拒检,引起了连锁反映。成都16家报纸、杂志、通讯社也发表公开信予以响应,信中说:“我们因为八年来身受检查制度蹂躏的痛苦,决心使检查制度从此永远绝迹,永远不在中国领土的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复活。──除了一般应该遵守的刑法规定以外,我们将反对一切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法令和制度的产生。言论自由必须完整的,兼收并蓄不能是残缺不全的,或仅仅为一党一派所享有的特权。”

接着,昆明、桂林、西安等地报刊书局通讯社,也纷纷成立联谊会,响应拒检。

形势所迫,国民党虽不情愿,但还是召开中常会,在9月22日通过决议,宣布从10月1日撤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

知识界和当政者暂时取得了双赢的结果。就知识界而言,这些期刊分属不同党派,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专业性质,但在争取新闻出版的理念上却达成高度的共识,于是携手努力,一鼓作气,取得成功。不论是行动的果敢,合作的默契,还是理念的先进,道德的勇气,都值得称道。就当政者而言,在彼时彼地,虽行动略嫌迟缓,但总算一度弃恶从善,以妥协的精神,明智的态度,顺应了文明的潮流。

然而,国民党当局的明智选择并没持续多久。蒋介石想要美国的军事援助,却并不认同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不到三年,他们又重拾新闻出版检查的故技,甚至在 1948年7月和12月, 对《新民报》、《观察》杂志等民营报刊使出封杀的重手,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这时距他们败走台湾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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