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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深明大意,不拘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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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深明大意,不拘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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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深明大意,不拘小节 | 谷雨

原创: 韩墨林  谷雨实验室  今天

△ 图片 | 视觉中国

撰文 | 韩墨林
编辑 | 王波

宛如笔下帝王离世时消息的扑朔迷离,作家二月河人生最后的生命旅程,也在传闻、辟谣和证实中波澜起伏。

最终,这个农家后代在2018年12月15日辞世的消息得到确认。如生前所愿,原名凌解放的老人于家乡南阳叶落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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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名人不断凋零的萧瑟凛冬。人们想起萧逸,想起金庸,想起被文字和影像不停填充或丰富的旧日时光,以及他们苦心建构、经营的世界。

缅怀成为这一年最大的共同注脚,但不是二月河与金庸之间仅存的连接。这两个耀眼名字,一度并称“南北二侠”。2005年,两个人唯一一次会面,金庸把二月河比作乔峰,叫他“凌大侠”。金庸眼中,这个身负北国豪气的男人,以一种比自己更熟稔的历史操纵方式,创造小说里的世界,乃至“改变了国人的观念”。

他们的确不同。二月河被部队艰苦、励志且封闭的环境,保鲜了整个青春时光。他年近不惑才启动的创作生命和体量恢宏的作品背后,一直有着清晰的逻辑:对权力体系过高的道德想象。帝王将相励精图治,百姓各守职分,角色分明,一条心办事。只要能做到,就是国泰民安,是浩荡伟业。

△ 2005年12月16日,金庸与二月河深圳对话,阐述创作心得。图片 | 薛云麾(视觉中国)

在数百万字的著述中,二月河的历史三部曲以及衍生的电视剧,重构了一代人的帝王想象,其后众多清宫剧的种种斗争模板,肇始于他。例如,雍正皇帝本人和政敌八皇子胤禩,二月河在小说里为他们赋予的人设——做事和处人——几乎在传播中凝固成共识,它指向一个罹罪后史料几乎湮灭的历史人物。

尽管他生前数次在采访中强调,自己“只是在写小说,绝非在写历史”。但在知乎上,几个与二月河毫无干系的纯历史问题,清室夺嫡为何成功为何失败这类,大部分回复里,是基于二月河给出的人设。北方一所大学的历史通识课教师说,谈到清史某些地方,学生的讨论中就感觉含着二月河的影子。她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甚至有网友调侃:二月河对清史这门学科的贡献,几乎居功至伟。

然而这个草根出身的文人,一度在创作座谈会上吐露,原本不想搞文学创作,而是想做个“大公仆”。或许因为如此,二月河笔下“改革皇帝”的历史叙述,亦与时代背景,隐然相连。晚年,著名作家二月河逐渐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凭借“反腐作家”的标签,把自身也化作符号,融入自己的创作语境。

很多次,他坦言从历史积累中提炼出来的为官标准:怎样做对老百姓有利,怎样做对民族安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有利,怎样做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档次。重要的就是这些,至于其他,小方向之类的,可以稍微靠后。

《康熙大帝》一书出版前,“大帝”的说法曾有争议——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压根儿没有“大帝”这个词。但二月河坚持留下了这个表述,这符合他看事儿要看大方向的性格。

作为人大代表,他在演讲、建言中输出自己的理念,最后结集出版,留给理想最后一份物证。直到生命定格在73岁,这个书写历史的人尽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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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革”冲击,二月河中学离开校园,再没圆过大学梦。但他在不同场合深情地强调,军营就是大学,是锻炼年轻人的熔炉,没有部队的培养,也就没有后来的他。

1968年初,南阳1500名新兵乘火车离乡,23岁的凌解放是其中之一。他刚高中毕业,因学业几次中断,都二十多岁了,前途茫然,有种投笔从戎的壮烈。

二月河在采访中说过,他想当将军,想保家卫国,以及建功立业。这些是小时候父亲给他讲过的英雄事迹,比如薛仁贵怎么为朝廷卖命。可到了部队,他就被分成工程兵,打坑道挖煤窑,“挣扎了一阵也想通了”。他把部队比作大学,那么,在课程里面,服从和指哪打哪就是核心精神。十来年里,凌解放被水淹过炮打过车撞过,九死一生,才毕了业。

军营里的兄弟,日后也成为作家的李再新,这样回忆年轻的二月河:“他总是固执己见。”有一次李再新主持开会,半道儿,二月河站起来,拿出《毛主席语录》,直接指出他哪里说的不对,引经据典辩论,根本不依不饶。当时,白天流汗搞生产,晚上别人都睡觉,二月河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读毛著,读得滚瓜烂熟。

离开军营时,他也带走了一句伴随一生的人生理想:“致君尧舜上,能使风俗淳”。战友小汤在文章里回忆,二月河终其一生,保家卫国的情结也没淡去。2016年,小汤参加“重走长征路”的活动,二月河觉得能参加这个活动“特别幸福”。那是他去世的前两年,被好几种病困在家中。没微信,他和小汤就经常通电话,说长征路上的战斗、开会这些事儿。小汤记得,二月河听得特别认真,问题问得也细。

二百多天的行程,从头到尾,二月河一点都没松弛。小汤还记得,二月河有一次发自内心感慨:我们中华民族的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这段让全世界震撼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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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岁,人生力量渐弱的阶段,二月河转业回南阳市委宣传部,想到尝试写作。由于对《红楼梦》的兴趣,他一度在红学会里漂着。一次会议上,大家从曹寅谈到康熙,感慨康熙一世英名,却没有人愿意写他。二月河当场宣告:康熙我来写。屋里的人都笑,没人信。二月河后来没避讳,说那也不是简单的头脑发热,而是有一个快速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肯定了59个历史名人,里面包括康熙,跟着这个方向写,应该是对的。

同年,二月河写好了《康熙大帝》前十个章节。先拿给会长冯其庸看,冯看了之后,直接和他说,你可以把这个当事业了。之后,就是一本书接着一本书,换来顺理成章的功成名就。二月河后来在一些场合回忆,这条路如何走来不易。写历史不能单凭灵感,需要消化正史野史一切资料,他还时不时用烟头烫自己,刺激自己,获得精力。这个从零开始的人,很快就横空出世,且第一本书就接近巅峰。

△ 横店影视城明清宫苑内清代宫廷大巡游,游客围堵“皇帝”合影。 在宫廷戏红火的年代,横店影视城明清宫苑是以北京故宫为原型,按1:1比例兴建的一座特大型景区。图片 | 东方IC

大部分评价里,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雍正皇帝》,被视为二月河最成功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雍正皇帝也是二月河寄托理想最深的政治人物。

二月河曾几番表白雍正。他说,这种情感的起源,是雍正的勤政,几乎冠绝历史。找资料阶段,他在图书馆看过《雍正朱批谕旨》,整整半米厚。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二月河拿康熙、唐太宗,甚至秦始皇这些同样拥有勤政名声的帝王作比,没人比得过雍正,他在历史中没有参照坐标。

至于雍正史载残酷的一面,二月河有自己的理解:“康熙扔给他一个烂摊子,是他的锐意进取改革,才打下乾隆时期的辉煌。他固然手腕最硬,行的却是义政。”在自己的书中,他把雍正对政敌的严苛手段,大部分解释为无奈,小部分直接推给弘时——反正这个角色在历史中死得无声无息不明不白。学者陈文澜曾评价,二月河的书感觉是花了太多的心思,去描写他觉得正面的东西。

1985年,二月河和《李自成》作者姚雪垠有过一番对话,针对之前《康熙大帝》一书——“大帝,中国就没有这个词,你到底要写什么?”

二月河的解释是,写作初衷是取皇帝励精图治的新锐之气,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在他心中是一个宏大的东西。

还有一次,有记者问二月河,“(在书里)你特别强调贡献,会不会让人感觉这些皇帝都太完美了?”回答者比提问者还要困惑——“不强调贡献,那强调什么呢?”

昔日采访中,二月河做过一次自我反问,却没有给出答案:“我年轻时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了很多次,都没有读进去,这是为什么?”或许,这里面隐含着两种话语体系的隔空遥望。《战争与和平》中,沙皇要么是丑角,要么是暴徒。那是二月河从没有触碰过的,另一种体系的坚壁。

天涯煮酒论史的前版主押沙龙有过一个模糊的感觉:一些特别喜欢中国历史的人,如果没有其他知识作平衡,比如现代科学常识、世界史等。就容易陷入某种思维坑,把权力当成最高智慧,替皇上高兴,替王爷操心。

某种程度上,“自学成才”并一意醉心历史的二月河,也被成就了他的一切所束缚。现在,他摆脱了这个束缚,去和擅长构筑江湖世界的金庸对话了。然而他的读者,以及扩散到的一些人,仍然徘徊在这里面。


4

越过文学世界,被认可的二月河,也逐渐被一些新身份覆盖作家这个角色:大学文学院院长、人大代表。更关键是,他的小说在官场流传,被不少领导夸奖,这慢慢给他注入新的话语权、新的地位。步入晚年的二月河,逐渐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接近了最初的某些理想。

△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的凌解放“二月河”。图片 | 棋子(视觉中国)

2014年,在“反腐”的时代背景下,二月河的名字开始与“反腐”相连。与之相关的采访、活动,屡屡可见他的身影和新闻。他还专门出了一套书《二月河说反腐》。新的作为似乎把他拉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他仍保持着属于军队的周旋方式:像子弹出膛那样直接。他还是李再新记忆里那个抖着《毛主席语录》和人当堂辩论的年轻军人。

有一次,在有“大领导”参加的饭局里,不拘小节的“反腐作家”端起五粮液,招呼众人:“喝吧,哥儿们。我敢保证,我的酒是最干净的。”

这话,朋友凌振祥当场急得不知道怎么给他圆:“那么,谁的酒又是‘不干净’?!”

“他根本不能当官。”凌振祥说。这和很多朋友对二月河的评价一致,在书里,他可以尽情去写帝王权谋,但在生活里,这个人太直了,无法,或者不屑于应对任何手腕,“善于与大的打交道,不善于跟小的玩儿”。

二月河的作家朋友周同宾回忆,有时候上边来领导想见二月河,二月河就这么回答:“你只能在我家坐15分钟。”那些都是地方官根本巴结不上的领导。

△ 二月河位于河南南阳老家的小院。图片 | 钟欣(视觉中国)

建言呼吁的晚年,也是二月河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体力不支,眼睛也不好。朋友李佩甫回忆,除了赴京治病的路途,二月河的最后几年,隐藏在南阳一个小院里,生命低调,如烛火渐渐熄灭,最后留给世界一句话,“不要惊动别人”。

而求证离世消息时,他最后住过的医院,始终不肯正面回答,“我们不对外透露患者信息”。但有一点可以确信,12月16日下午,二月河的遗体已经回到南阳,老家的亲朋好友及社会各界人士陆续前往南阳市殡仪馆吊唁,门口黑色横幅上是一行白色大字,“沉痛悼念凌解放同志”。

(本文由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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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慎读二月河
原创: 关注  勇谈  3月25日


——文/刘勇





       从1984年起,用了15年时间,河南作家二月河写出了总计500多万字的三部大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被誉为“落霞三部曲”。二月河的清宫帝王系列小说一问世,便引来坊间广泛关注。



特别是改编成电视剧后,走进了千家万户。二月河因歌颂满清三帝而成名,凭借电视剧而为星,但仔细阅读其作品,掩卷遐思,却令人深感忧虑。

                     

    1

       打开“落霞三部曲”,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月河的笔下:

雍正是“内圣外王”、勇于自省、正大光明、机智勇敢、关爱臣民的英明皇帝,乾隆是一个“宽厚仁爱”的慈祥老人,雍正当上皇帝后只吃“四菜一汤”,



乾隆爱臣子、爱百姓、爱情人、爱宫人、爱动物、爱传统文化......活脱脱就是一个率真博爱的老头。



       在二月河的笔下,“康乾盛世”里残暴的苛政成了“新政”;血腥的宫廷内斗演化成了“正义”与“非正义”的道统斗争;靠屠刀和“密札”驾驭臣民的君主成了创建盛世的千古一帝。






       二月河小说中在每次写到社会的时弊、吏治的腐败和人民生活困苦时,总是很具体地把这些弊端归咎于官员的个人贪腐或某一地方的政策失误。



也就是说,满清政治的黑暗、社会的腐败都是个别官员的行为,与皇权机器没有任何关系。



       于是,我们在二月河作品中看到的,是他对于满清帝王发自肺腑的崇拜、赞叹、敬仰和惋惜,是对康乾盛世的由衷赞美和缅怀。



作家在他的描写对象面前,既不是俯视历史,指陈得失,警醒当世,也不是平行叙事,客观面对历史的横流与回旋,而是俯首膝行,浮言虚饰,把一个极端黑暗落后专制的社会描绘得绚烂雍容、金光四溢,似乎是同一历史时期内,全世界文明的顶点。



       二月河以自己内心所崇尚的人身依附文化为基础,创造出了一个他心目中的完美理想国。



这个理想国里有盛世、明君、忠臣、义士、清官、烈女,有诗酒人生的梦幻意境,有主贵仆义的奴才文化,有厚黑充斥的阴谋哲学,却独独缺失着最重要的东西。

                          

2   

      二月河曾经批评过姚雪垠的《李自成》“把农民起义搞的'高大全’”,实际上他自己的系列小说更是犯了同样的毛病。



      文学作品弘扬真善美,在二月河看来,努力做事就是好的,就是善。因此,他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描绘为人生的榜样和历史的英雄。



        但我们不应当接受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更不应当被这种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皇帝们确实都很忙很累,雍正皇帝甚至不排除有“过劳死”的可能,但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和文化的承续者,我们却有责任要看他究竟做了什么?



       他让皇帝身边的大臣们一次次感动得痛哭流涕,让那位曾经想推翻雍正皇帝的书生曾静感动得写悔罪书,让皇帝出巡时偶然碰到的农妇们、基层官员们和市井小民们像念佛号一样念颂皇帝的功德。



        但我们却明明看到事实并不像二月河所描绘的那样,皇帝们的目标并不那样光明,行为也并不那样磊落。



      在多数时候,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权杖,为了他个人的名誉地位,为了权力巩固。



      如作者最推崇的康熙,他对太子几次三番地打倒又扶起来再打倒,对八皇子的防范与压制,对大皇子和三皇子的惩治与训诫等,其实都与治国无关而与自己的权杖有关。



       雍正释放书生曾静,还撰写《大义觉迷录》,并不是要推广什么开明的政策,而是为了洗清个人名誉。



       应当说,二月河小说的价值观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



我们不能看见皇帝整天忙就说他勤政,看见他笑一下就说他爱民,用这样的逻辑来推理的话,忙碌的小偷岂不是都成了和雍正皇帝一样“勤政”的人了。

                        

3

     在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中,始终存在并贯穿的问题是一个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立场的丧失。

      一个作家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以一个社会良心的角色去观察社会,发现问题,关怀现实。




       官员的贪腐、民生艰难等姑且不论,二月河所写的康、雍、乾时期,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字狱最严重的时期,其规模之大与持续之久都是空前的,手段之毒辣、诛杀之凶残更是远远超出了前代。



       康熙朝时,浙江吴兴人庄廷鑨购得前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广集名士编辑增补,修订《明书》,由其子庄允诚刊行。



    后该书被指犯忌,书中斥前明降清者为叛逆,沿用南明永历年号等,其时庄廷鑨已死,被倔墓、开棺、焚骨;庄允诚被捕,死于狱中;



      凡为该书作序、校对、刊刻、售卖、藏阅者多受牵连,先后有七十余人被杀,数百人被发配,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曾对此有过详述。



       康熙时另一件著名的文字狱是“《南山集》案”。



       文士戴名世编纂《南山集》时查阅资料,看到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等书,引用书中观点到自己的《南山集》中。



     其中方孝标称“南明永历朝未可称为伪朝”,戴名世沿用南明弘光帝年号,并揭露康熙杀前明太子事,被指有“大逆语”,因此获罪牵连数百人。



       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方、戴两家十六岁以上男丁均被杀,女眷为官奴婢,同族被发配充军。



       雍正一朝文字狱更甚,流传甚广的有查嗣庭的“‘维民所止’案”,即查嗣庭在江西任主考官时,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被指“维止”二字意在斩“雍正”的头,查嗣庭又曾作《维止录》,被查出有“悖逆之词”,最后查被捕死于狱中,惨遭戮尸,亲友因此获罪者数十人。



       乾隆朝的文字狱则更是无中生有,著名的蔡显案中,仅仅因为蔡显感慨康熙时戴名世因《南山集》获罪等事被凌迟,其门人弟子多因此获罪。



        内阁学士胡中藻写诗“一把新肠论浊清”,被指加“浊”字于国号“清”之上有影射之意,



     又因为其在广西学政任上,出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认为这是在诋毁他的年号,胡中藻被杀,家人、学友辈广受牵连。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鲁迅先生曾经推荐过《清代文字狱档》,还列举出如《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书,二月河虽然对此心知肚明,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我们可以说二月河小说创作的真正缺陷在于:

没有写出历史的真正轨迹,

没有揭示出皇权专制王朝的本质,

没有提供正确的价值判断,

读者感受不到历史行走的脉络和方向,也无从判断其意义。



      科尔·凯戈尔说“我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我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



      文学是人类寻找自身存在精神意义的一种活动,通过对精神意义的寻找,人们发现人生的价值——包括价值尺度和价值样板,真善美就是价值的尺度,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就是价值样板,价值尺度和价值样板共同引导着现实人生。




       因此,文学才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在价值判断的方向上向读者提供了错误的指向,那么文学作品就失去了它本应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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